濠梁之思
一
從小我就很喜歡莊子。
這裏麵並不包含著什麽價值判斷，當時隻是覺得那個古怪的老頭兒很有趣兒。莊子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故事大王”，他筆下的老鷹、井蛙、螞蟻、多腳蟲、龜、蛇、魚，都是我們日常所能接觸的，裏麵卻寓有深刻的人生哲理。他富有人情味，渴望普通人的快樂，有一顆平常心，令人於尊崇之外還感到幾分親切。
不像孔老夫子，被人抬到了嚇人的高度。孔夫子是聖人，他的弟子屬於賢人一流。連他們都感到，這位老先生“仰之彌高，鑽之彌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帶有一種神秘感，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人”，我們這些庸常之輩就更是摸不著門了。老子也和莊子不一樣，“知雄守雌，先予後取”，可說達到了眾智至極的境界。但一個人聰明過度了，就會給人權謀、狡獪的感覺；而且，一部《道德經》多是為統治者立言，畢竟離普通民眾遠了一些。
若是給這三位古代的哲學大師來個形象定位，我以為，孔丘是被“聖化”了的莊嚴的師表，老聃是智者形象，莊周則是一個耽於狂想的哲人，當然也是一個浪漫派詩人。
老子也好，孔子也好，精深的思想，超人的智慧，隻要認真地去鑽研，都還可以領略得到；可是，他們的內心世界、個性特征，卻很不容易把握。這當然和他們的人格麵具遮蔽得比較嚴實，或者說，在他們的著作中自身**得不夠，有直接關係。特別是老子，五千言字字珠璣，可是，除去那些“微言大義”，其他就“無可奉告”了。
莊子卻是一個善於敞開自我的人。盡管兩千多年過去了，可是，當你打開《莊子》一書，就會覺得一個鮮活的血肉豐滿的形象赫然站在眼前。他的自畫像是：“思之無涯，言之滑稽，心靈無羈絆。”他把生活的必要削減到了最低的程度，住在“窮閭陋巷”之中，痩成了“槁項黃馘”，穿著打了補丁的“大布之衣”，靠打草鞋維持生計。但他在精神上卻是萬分富有的，他“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萬物情趣化，生命藝術化。他把身心的自由自在看得高於一切。
他厭惡官場，終其一生隻做過一小段“漆園吏”這樣的芝麻綠豆官。除了辯論，除了釣魚，除了說夢談玄，每天裏似乎沒有太多的事情可幹。一有空兒就四處閑遊，“乘物以遊心”，或者以文會友，談論一些不著邊際的看似無稽、看似平常卻又富有深刻蘊涵的話題。
一天，莊子和他的朋友惠施一同在濠水的橋上閑遊，隨便談論一些感興趣的事兒。
這時，看到水中有一隊白魚晃著尾巴遊了過來。
莊子說：“你看，這些白魚出來從從容容地遊水，這是魚的快樂呀！”
惠施不以為然地說：“這就怪了，你並不是魚，怎麽會知道它們的快樂呢？”
莊子立刻回問一句：“若是這麽說，那你也不是我呀，你怎麽會知道我不曉得魚的快樂呢？”
惠施說：“我不是你，當然不會知道你了；你本來就不是魚，那你不會知道魚的快樂，理由是很充足的了。”
莊子說：“那我們就要刨刨根兒了。既然你說‘你怎麽知道它們的快樂’，說明你已經知道我曉得了它們，隻是問我從哪裏知道的。從哪裏知道的呢？我是從濠水之上知道的。”
還有一次，莊子正在濮水邊上悠閑地釣魚，忽然，身旁來了兩位楚王的使者。他們畢恭畢敬地對莊子說：
“老先生，有勞您的大駕了。我們國王想要把國家大事煩勞您來執掌，特意派遣我們前來請您。”
莊子聽了，依舊是手把釣竿，連看他們都沒有看一眼，說出的話也好像答非所問：
“我聽說，你們楚國保存著一隻神龜，它已經死去三千年了。你們的國王無比地珍視它，用絲巾包裹著，盛放在精美的竹器裏，供養於廟堂之上。現在，你們幫我分析一下：從這隻神龜的角度來看，它是情願死了以後被人把骨頭架子珍藏起來，供奉於廟堂之上呢？還是更願意像普通的烏龜那樣，在泥塘裏快快活活地搖頭擺尾地隨便爬呢？”
兩位使者不假思索地同聲答道：“它當然願意活著在泥塘裏拖著尾巴爬了。”
莊子說：“說得好，那你們二位也請回吧。我還是要好好地活著，繼續在泥塘裏拖著尾巴爬的。”
你看，莊子就是這樣，善於借助習聞慣見的一些“生活瑣事”來表述其深刻的思想。他的視聽言動，以及人生觀、價值觀，都在《莊子》一書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雖說“寓言十九”，但都切近他的“詩化人生”，活靈活現地畫出了一個超拔不羈、向往精神自由的哲人形象，映現出莊子的縱情適意、逍遙閑處、淡泊無求的情懷。
就這個意義上說，前麵那兩段記述是很有代表性的。後來，人們就把它概括為“濠梁之思”。而在崇尚超拔的意趣、虛靈的胸襟的魏晉南北朝人的筆下，還有個更雅致的說法，叫作“濠濮間想”。
典出南朝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晉簡文帝到禦花園華林園遊玩，對左右侍從說：“令人領悟、使人動心之處不一定都在很遠的地方，你們看眼前這蔥蔥鬱鬱的長林和鮮活流動的清溪，就自然會聯想到濠梁、濮水，產生一種閑適、恬淡的思緒，覺得那些飛鳥、走獸、鳴禽、遊魚，都是要主動地前來與人親近。”原文是：
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
東坡居士曾有“樂莫樂於濠上”的說法，可見，他對這種體現悠閑、恬淡的“濠濮間想”，是極力加以稱許並不懈追求的。隻是，後人在讀解“樂在濠上”和“濠濮間想”時，往往隻著意於人的從容、恬淡的心情，而忽略了“翳然林水”和“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這種物我和諧、天人合一的自然環境。
作為賦性淡泊、瀟灑出塵的莊周與蘇軾，認同這種情懷，眷戀這種環境，應該說，絲毫也不奇怪。耐人尋味的是，素以宵衣旰食、劬勞勤政聞名於世的康熙皇帝，竟然也在萬機之暇，先後於京師的北海和承德避暑山莊分別修建了“濠濮間”和“濠濮間想”的同名景亭，反映出他對那種淡泊、蕭疏的閑情逸致和魚鳥親人的陶然忘機也持欣賞態度。這是否由於他久住高牆深院，倦於世網塵勞，不免對林泉佳致生發一種向往之情，所謂“久在樊籠裏，複得返自然”呢？
據唐人成玄英的《莊子》注疏，濠梁在淮南鍾離郡，這裏有莊子的墓地，後人還建了濠梁觀魚台。其地在今安徽鳳陽臨淮關附近。去歲秋初，因事道經鳳陽，我乘便向東道主提出了尋訪莊、惠濠梁觀魚遺址的要求，想通過體味兩位古代哲人觀魚論辯的逸趣，實地感受一番別有會心的“濠濮間想”。
沒料到，這番心思竟引發了他們的愕然驚歎。他們先問一句：“可曾到過明皇陵和中都城？”看我搖了搖頭，便說，這兩大名城勝跡都在“濠梁觀魚”附近，失之交臂，未免可惜。
看得出來，朋友們的意思是：拋開巍峨壯觀、享譽中外的風景熱線不看，卻偏偏寄情濠上，去尋找那類看不見、摸不著的虛無縹渺的東西，豈不是“怪哉，怪哉”！為了不辜負他們的隆情盛意，首先安排半天時間，看了這兩處明代的古跡。
三
原來，鳳陽乃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家鄉，又是他的龍興故地。因此，在這裏隨處可見這位“濠州真人”的龍爪留痕。街頭充斥著標有“大明”“洪武”字樣的各種店鋪的廣告、招牌；甚至菜館裏的釀豆腐都注明當年曾是朱皇帝的禦膳。還有鳳陽花鼓，更是聞名遐邇，不容小視。
聽說，朱元璋雖然平素並不喜歡娛樂，卻於故鄉的花鼓戲情有獨鍾，自幼就喜歡哼哼幾句。位登九五之後，鳳陽的花鼓隊曾專程前往帝都金陵祝賀。皇上看了，樂不可支，特頒旨令：“一年三百六十天，你們就這麽唱著過吧！”這些人得了聖旨，自是興高采烈，一年到頭唱個沒完，結果，人們都不再肯去出力種地。特別是由於連年修皇陵、建都城，勞役繁興，造成土地荒蕪，黎民無以為生。於是，花鼓戲最後唱到了皇帝老倌頭上：
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
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大戶人家賣騾馬，小戶人家賣兒郎。
奴家沒有兒郎賣，身背花鼓走四方。
這裏就牽涉兩處工程浩巨的“皇帝項目”：一是明代初年的中都城，一是朱元璋為其父母修建的皇陵。
朱元璋早在正式稱帝之前，即尚在吳王位上，就命令劉伯溫卜地擇吉，建新宮於金陵鍾山之陽，都城周長達五十餘裏。兩年後即皇帝位，定鼎應天府，是為南京。不久，卻又改變了主意，覺得雖說金陵為帝王之州，鍾阜龍蟠，石城虎踞，但其地偏於一隅，對控製全國政局特別是征撫北方不利；因而聖駕親臨開封巡幸，準備在那裏建都，作為北京。後經反複比較，仔細勘察，認為開封雖然從戰國到北宋多次做過帝都，但是，經過長期戰亂，城內生民困頓，人煙稀少，而且四麵受敵，無險可守，也不是很理想的地方，於是打消了遷都於此的念頭。第二年，朱元璋又就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召集群臣計議，最後拍板定案，在家鄉鳳陽建都，是為中都城。
據史料記載，修建中都城整個工程大約動用工匠九萬人，軍士十四萬人，民夫四五十萬人，罪犯數萬人，移民近二十萬人，加上南方各省、府、州、縣和外地衛、所負責燒製城磚的工匠、軍匠，各地采運木料、石材、供應糧草的役夫，總數達百萬之眾。至於耗費的資財，已無法統計。經過六年的苦心經營，各項主體建築已經基本完成。但是，就在即將竣工的前夜，由於各方麵怨聲載道，眾謀臣一再進諫，為了不致激起民變，朱元璋才以“勞費”為由下令中止。經過六百多年的滄桑變化，而今城池、宮闕已經多半傾圮。但是，登高俯瞰，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氣象的閎闊和宮觀的壯偉。
皇陵工程也是在洪武二年始建的，曆時九年完成。主要建築有皇城、磚城、土城三道。皇城周長七十五丈，內有正殿、金門、廊廡、碑亭、禦橋、華表和位於神道兩側長達二百五十多米的石雕群像；磚城、土城周長各為三公裏和十四公裏。現在，石雕群基本完好，刻工精細，壯麗森嚴，表現了明初強盛時期的恢宏氣魄和勞動人民的高度智慧。
曆史留給後人的，畢竟隻是創造的成果，而不是血淚交迸的創造過程。盡管當時的異化勞動是非人的，但異化勞動的成果卻可以是動人的；在這裏，勞動者創造的輝煌昭昭地展現出來，而輝煌的背後卻掩飾了反動統治者的暴政與凶殘的手段。作為文物，自有其不朽價值;可是，就個人興趣和思想感情來說，我卻覺得索然無味。
說句心裏話，對於明太祖朱元璋，我一向沒有好感。這當然和他是一個陰險毒辣、殘酷無情的政治角色有直接關係。他是一個典型的實用主義者，對人對事都是如此。眼下對我有用，眼下我覺得有用，三教九流、雞鳴狗盜之徒我都兼容並蓄；一朝覺得你構成了威脅，不管是誰，照殺不誤。他在位三十一年間，先後興動幾起大獄，牽連了無數文武臣僚，被誅殺者不下四五萬人。大案之外，與他共同開基創業並身居顯位的一代功臣名將，或被明令處置，或遭暗中毒害，除了主動交出兵權首先告老還家的信國公湯和等個別人，其餘的都沒有得到善終。
號稱“開國功臣第一”的徐達也是濠州人，故裏就在濠梁附近。自幼就跟隨朱元璋身經百戰，出生人死，曾經九佩大將軍印，剛毅勇武，功高蓋世，先後封信國公、魏國公，並和皇上做了兒女親家。太祖曾讚譽他：“受命出征，成功凱旋，不驕不誇，不近女色，也不取財寶，正直無瑕，心昭日月。”因為他功勞大，太祖要把自己當吳王時的舊宮賜予他，徐達固辭不受。有一次，他們一起飲酒，醉後，太祖叫人把他抬到自己的禦榻上，徐達醒後嚇得連連請罪。以後，太祖又對他進行過多次試探，表明其提防之嚴，猜忌之深。
這更加重了徐達的心理負擔，整天緊張惶悚，有臨深履薄之懼，以致氣鬱不舒，漸成癰疽。經過一年調治，病勢逐漸好轉。突然傳來聖旨：皇上賜膳問安。家人打開食盒一看，竟是一隻蒸鵝，徐達登時淚流滿麵。原來，太醫早就告誡：此為禁食之物，否則命將不測。但是，君命難違，隻好含悲忍泣吞食下去，幾天後終於不起。（據明人徐禎卿《翦勝野聞》）
清代著名史學家趙翼說，明太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為什麽要這樣做？雄猜嗜殺，固其本性，但主要還是出於鞏固“家天下”的政治需要。
據查繼佐《罪惟錄》載，明初，太子朱標不忍心看著眾多功臣受戮，苦苦進諫，太祖沉吟不語。第二天，把太子叫過去，讓他把一根渾身帶刺的棗枝用手舉起來，朱標麵有難色。於是，太祖說道：“這滿是棘刺的樹枝，你是無法拿起來的。我現在正在給你削掉棘刺，打磨光滑，豈不是好？”
一席私房話，和盤托出了太祖的機心：為了朱家王朝的“萬世一係”，不惜盡誅功臣，以絕後患。結果殺得人人心寒膽戰，不知命喪何時。在這種極度殘酷的血雨腥風中，皇權看似穩定了，皇室獨尊的威勢也建立了起來，但國脈、民氣已經大大斫喪，人心也漸漸失去了。
明朝開國功臣許多都是朱元璋的同鄉，他們來自淮西，出身寒苦，後來飽嚐勝利果實，構成了一個實力雄厚的龐大的勳貴集團，所謂“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明人貝瓊詩句。“短衣”代指武將；淮西古屬楚地。）這些能征慣戰、功高震主的開國勳戚，自幼羈身戎幕，出人卒伍之間，一意血戰疆場，沒有接受知識文化、研習經史的條件。盡管靠近莊子的濠梁觀魚台，但我敢斷言，不會有誰關注過什麽“濠濮間想”，也不懂得莊子講過的“膏火自煎”（油膏引燃了火，結果反將自己燒幹）“山木自寇”（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轉來砍伐自己）的道理。他們的頭腦都十分簡單，最後在政治黑幕中扮演了人生最慘痛的悲劇角色，照舊也是懵裏懵懂，糊裏糊塗。
司馬遷在《史記》中曾記下了這樣一件事：楚王聽說莊子是個賢才，便用重金聘他為相。莊子卻對使者說：“你看到過祭祀用的牛嗎？平曰給它披上華美的衣飾，喂的是上好的草料，等到祭祀時就送進太廟，作為犧牲把它宰掉。到那時候，牛即使後悔，想作個孤弱的小豬崽，還能做得到嗎？”
曆史是既成的事實，不便假設，也無法假設；但後來者不妨做某些猜想。假如那些身居高位，享祿萬鍾，最後慘遭刑戮的明初開國功臣，有機會讀到莊子的這番話，那又該是怎樣一種滋味湧上心頭呢？
三
皇城與濠上，相去不遠，卻劃開了瑰偉與平凡、榮華與蕭索、有為與無為、威加海內與瀟灑出塵的界限，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蘊與情趣。
遙想洪武當年，金碧輝煌的皇陵、帝都，該是何等壯觀，何等氣派。與之相較，莊子的濠上荒台，塚邊蔓草，卻顯得寂寞清寒，荒涼破敗，而且恍兮忽兮，似有若無。但是，就其思想價值的深邃和美學意蘊的豐厚來說，二者也許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盡管當地朋友一再說，兩千多年過去了，時移世異，陵穀變遷，有關莊子的遺跡怕是什麽也沒有了，看了難免失望，可是，我卻仍然寄情濠上。
我覺得，作為一種藝術精神，它的生命力是恒久的。莊子的思想，也包括“濠濮間想”之類的意緒，屬於隱形文化，它與物質文明不同。它的魅力恰恰在於能夠超越物象形跡，不受時空限隔。比如莊、惠濠梁觀魚的論辯中所提出的問題，看起來似乎十分簡單，實際上卻涉及認識方法、邏輯思維、藝術哲學、審美觀念等多方麵的重要課題，同時也把兩位大哲學家的情懷、觀念和性格特征鮮明地表現了出來。
莊子是戰國時人，大約出生於公元前369年，卒於公元前286年，享年八十三周歲，屬於上壽。要論他的才智，在當時弄個一官半職，混些功名利祿，可說是易如反掌的。無奈他脾氣過於古怪，始終奉行他的“不為有國者所羈”的清虛無為的立身哲學，也看不慣官場的鑽營奔競、爾虞我詐的汙濁風氣，因而窮困了一生，寂寞了一生。
也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對當時黑暗的現實保持清醒的認識，才敢於呼號，敢於揭露，無所畏懼。因而，他的生活也是自由閑適、無住無待的，正如他自己所言，“就藪澤，處閑曠，釣魚閑處，無為而已矣”。濠梁觀魚，正是他的這種閑適生活的真實寫照。
要之，“濠濮間想”，有賴於那種悠然忘我的恬淡情懷和幽靜、孤寂的心境。這種情懷和心境，不要說雄心勃勃、機關算盡的朱元璋不可能擁有，就連敏於事功、多術善辯，整天奔走於擾攘紅塵中的惠施，也如隔重城，無從體認。
惠施是莊子最親密的朋友，也是他的最大的論敵。論才學，莊、惠可說是旗鼓相當，兩個人有些思想也比較相近；但就個性、氣質與價值取向來說，卻是大相徑庭的。因此，他們走到一處，就要爭辯不已，抬起杠來沒完。一部《莊子》，記下了許多直接或間接批駁惠子的話。但是，由於他們是“對事不對人”的，因而，並未妨礙彼此成為真誠的朋友。惠子病逝，莊子前往送葬，淒然歎息說：“先生這一死，我再也沒有可以配合的對手了，再也沒有能夠對話的人了！”他感到無限的悲涼，孤寂。
當然，他們的分歧與矛盾還是特別鮮明的。《莊子秋水》篇記下了這樣一個故事：惠子做了梁國的宰相，莊子打算去看望他。有人便告訴惠子：“莊子此行，看來是要取代你老先生的相位啊。”惠子聽了很害怕，就在國內連續花了三天三夜搜尋莊子。到了第四天，莊子卻主動前來求見，對惠子說：南方有一種鳥叫鵷雛，它從南海飛到北海，一路上不是梧桐不棲止，不是竹實不去吃，沒有甘泉它不飲。當時，飛過來一隻貓頭鷹，嘴裏叼著一隻腐爛的老鼠，現出沾沾自喜的樣子。忽然發現鵷雛在它的上方飛過，嚇得驚叫起來，唯恐這隻腐鼠被它奪去。現在，你是不是也為怕我奪取你的相位而驚叫呢？
另據《淮南子齊俗訓》記載，一次，莊子在孟諸垂釣，恰好惠子從這裏經過，從車百乘，聲勢甚為煊赫。莊子看了，十分反感，便連自己所釣的魚都嫌多了，一齊拋到水裏。表現了他“不為軒冕肆誌”，對當權者飛揚之勢的輕蔑態度。
由於他高踞於精神之巔來俯瞰滾滾紅塵，因而能夠看輕俗人之所重，也能夠看重一般人之所輕。他追求一種“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的悠然境界，不願“危身棄生以殉物”，不願因專製王權的羈縻而迷失自我、葬送身心的自由。
就思維動向和研究學問的路子來說，他們也是截然不同的。二人對於客觀、主觀各有側重。惠子是向外窮究苦索，注重向客觀方麵探求；莊子則致力於向內開掘，喜歡在主觀世界裏冥想玄思。惠子認為莊子的學說沒有用處，譏諷它是無用的大樗；莊子卻對惠子耗損精神從事那種“一蚊一虻之勞”，大不以為然。
惠子著書，莊子說有五車，但一本也沒有流傳下來。在先秦諸子中，惠子可說是最有科學素質的人。從他的一些觀念可以看到近現代的理論物理、數學、地理的胚芽。比如，惠子說“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意思是，太陽正在當中，同時也正在偏斜；萬物正在生長，同時也正在死亡。“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這裏體現了地圓學說。“南方”作為方位的概念，本無定限，南之南更有南，但如繞地球一周，則南極可成為初出發之點。惠子說“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越之南”，可見，在他眼中地球並不是一塊平板，這就超越了“天圓地方”的一般的傳統性認識。
在濠上，莊子與惠子分別以兩種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視角去看遊魚。惠子是以智者的身份，用理性的、科學的眼光來看，在沒有客觀依據的情況下，他不肯斷定魚之快樂與否。而莊子則是以具有浪漫色彩的詩人身份，從藝術的視角去觀察，他把自己從容、悠閑的心情移植到了遊魚的身上，從而超越了魚與“我”的限隔，達到了物我兩忘、主客冥合的境界。
《莊子齊物論》中記述了一個“夢為蝴蝶”的寓言，同樣體現了這種超越主客界線、實現物我兩忘的特征。寓言說：前些時候，我(莊子）曾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在花叢中高高興興地飛舞著，不知道自己是莊周了。一忽兒，醒過來，發現自己仍是形跡分明的大活人。不覺迷惑了半晌：到底是我做夢變成了蝴蝶呢？還是蝴蝶做夢變成了我？
物我兩忘的結果是客體與主體的合而為一。從美學的角度來剖析，觀賞者在興高采烈之際，無暇區別物我，於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複交流，在無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輸到物，同時也把物的姿態吸收於我。我和物的界線完全消滅，我沒人大自然，大自然也沒人我，我和大自然連成一氣，在一塊生展，在一塊震顫。（朱光潛語）
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感共鳴的結果。莊子把整個人生藝術化，他的生活中充滿了情趣，因而向內蘊蓄了自己的一往深情，向外發現了自然的無窮逸趣，於是，山水虛靈化了，也情致化了，從而能夠以閑適、恬淡的感情與知覺對遊魚作美的觀照，或如德國大哲學家康德所說的進行“趣味判斷”。而惠子則異於是，他所進行的是理智型的解析，以他的認識判斷來看莊子的趣味判斷，所以就顯得扞格不人。
在這裏，“通感”與“移情”兩種心理作用是必不可少的。有了“通感”，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溝通，人與物之間的冥然契合，才具備了可能性；而通過“移情”，藝術家才能借助自己的感知和經驗來了解外物，同時又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身上，使外物也仿佛具備同樣的情感。
這類例證是舉不勝舉的。比如，在鳳陽街頭我看到一副聯語:“華燈一夕夢，明月百年心。”內容十分深刻，涵蓋性很強。但是，何以華燈如夢、明月有心？為什麽它們也具有了人的思維和情感？原來，詩人在這裏用了以我觀物的“移情”手法。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一位現代的西方詩人說，一片自然風景就是一種心情。
見我執意要去濠梁，主人便請來當地的一位文史工作者為向導。車出鳳陽城，直奔臨淮關，來到了鍾離故地。我記起了兩百多年前著名詩人黃景仁題為《濠梁》的一首七律：
誰道南華是僻書？眼前遺躅喚停車。
傳聞莊惠臨流處，寂寞濠梁過雨餘。
夢久已忘身是蝶，水清安識我非魚。
平生學道無堅意，此景依然一起予。
當時黃景仁年僅二十四歲，與詩人洪稚存同在安徽學政朱筠幕中。他在這年初冬的一場雨後，憑吊了濠梁“遺躅”，寫下了這首詩。
《南華經》就是《莊子》。“僻書”雲雲，引自《唐詩紀事》：令狐綯曾就一個典故向溫庭筠請教，溫說：“事出《南華》，非僻書也。”詩的頭兩句是說，誰說《莊子》是罕見、冷僻的書籍呢？裏麵涉及的遺跡隨處可見呀！眼前，我就碰上了一處，於是，我就趕緊召喚把車子停了下來。三四兩句交代地點、時間：這裏就是傳說中的莊子、惠子濠梁觀魚處；一場冷雨過後，石梁上杳無人跡，顯得很寂寞、荒涼。五六兩句通過《莊子》中莊蝶兩忘、魚我合一的兩個典故，（後一句還反其意地暗用了“水至清則無魚”的成語）來抒寫自己的感慨，是全詩的意旨所在。結末兩句是說，盡管我平素缺乏堅定的學道意念，但依然覺得此情此景對自己有深刻的啟發。
這時，忽見一道溪流掠過，上有石梁飛架，我忙向向導問詢：這就是濠梁吧？他搖了搖頭。沒過五分鍾，眼前又現出類似的景觀，我覺得很合乎意想中的莊、惠觀魚的場景，可是一打聽，仍然不是。向導笑說：
“這種心情很像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見到崔州平以為是孔明，見到石廣元、孟公威以為是孔明，見到諸葛均、黃承彥以為是孔明，足見想望之急、思念之殷。想不到沉寂兩三千年的濠梁故地，竟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真使我這個東道主感到自豪。”
一番妙喻，一通感慨，博得車上人們同聲讚許。
突然，汽車戛然刹住，原來，“莊惠臨流處”就在眼前。
但是，不看還好，一看果真是十分失望。濠水滔滔依舊，隻是太汙濁了。黝黑的濁流泛著一層白色的泡沫，寂然無聲地漫流著。周圍不見樹木，也沒有鳴蟲、飛鳥，看不出一絲一毫“詩意的存在”。莊周的墓地也遍尋未得，連這位專門從事文史研究的向導也茫然不曉。
我想，當年如果麵對的竟是這樣的濁流汙水，這樣令人沮喪的生態環境，莊老先生不僅無從看到“鯈魚出遊從容”的怡然景色，怕是連那點恬淡、閑適的心境也要**然無存了。自然，後世就更談不到賞識那種魚鳥親人、陶然忘機的“濠濮間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