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時空的法律
商鞅開始了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很多人以為商鞅一下子頒布了很多新法，就立馬讓秦國脫胎換骨了。
從上一章我們可以看出，商鞅是一個很有邏輯性的人，他與秦孝公的談話，是按照帝道、王道、霸道，從古至今給了國君三種選擇方案，不管對方願不願意聽，他都要按照這個邏輯順序講下去。好在秦孝公是一個很有耐心的人，最終還是聽完了。
商鞅在魏國相國公叔痤身邊幹了多年秘書，知道強大的魏國是如何運行的，他身上攜帶著偶像李悝的《法經》，《法經》對於商鞅來說是一本紅寶書，每天睡前都要看，裏麵的內容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腦海裏。
將魏國變法的模式，直接套用在秦國，可行嗎？
每次商鞅在睡前，放下《法經》都要捫心自問一下。
如果這樣做，是很方便，而且不需要費腦子、花精力。可是變法如同對秦國這個重病纏身的病人進行康複治療，治療的過程必須循序漸進，決不能指望一下就治好，如果急於求成，搞不好變法就如同虎狼之藥，讓病人一命嗚呼。
所以，商鞅對魏國變法在秦國的施行進行了優化升級。首先，要明確秦國變法的目的是什麽？
魏國李悝的變法就像一個有核的果實，果肉是法家思想，果核則是儒家思想。魏國深受西河學派子夏大儒的影響，李悝的《法經》與吳起的《吳子兵法》的內容，都有儒家思想的烙印。所以，魏國變法的目的不光是為了變強，更重要的是維護與重建儒家理想中那個充滿“禮”的社會。
秦國的商鞅變法則像一個無核的紅火龍果，隻有紅得像血的果肉，連個果核都沒有。所以秦國變法的目的很簡單，隻要自己變強，具有能把對手吃掉的能力，其他的一概不要。
在彪悍的秦人眼中，高尚的理想並不能當飯吃，隻有糧食、土地、財富才是實實在在摸得著、看得見的。
目的明確後，就要開始著手實施。飯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商鞅前後進行了兩次變法。
公元前356年，商鞅開始了第一次變法。
商鞅頒布首道法令——《墾草令》。
這道法令的核心是要老百姓多開墾荒地，為了保證糧食產量，全社會都要圍著農業轉。
老百姓隻要願意開墾荒地，國家就不會虧待你，不會對你橫征暴斂，將根據你的實際收成來征稅。
管理農林水利的官員，工作決不能懈怠，不允許拖延公務，整個政府機構要高效運轉起來。
禁止老百姓隨意搬家，人跑了，我找誰開荒種地，找誰收稅啊！還要讓老百姓愚昧無知，愚昧無知的人心眼少，便於管理與控製。
最後一條，也是老生常談的抑製商業。商人隻會投機倒把，他們倒賣糧食，控製糧食價格，不利於國家穩定。
穩定農業生產之後，商鞅開展了全國人口普查工作。
人口普查工作在現在看來很常見，即使上門不查了，每個人的信息都在電腦係統裏，隻要一調出來，就知道該地有多少人，男女各多少，老人孩子是多少。
可是在古代，想查清全國的人口，絕非一件簡單的事，這其實是用人力去收集大數據，工作量極其巨大。
商鞅是一個邏輯性極強的人，他善於推理，知道事物的發展都是一環套一環，這一環沒銜接好，下一環就接不上來。
手中沒有秦國人口的大數據，就不能調動整個國家的人力資源。就像公司的人事主管，得知道每個部門有多少人以及每個人的基本信息一樣。
哪怕人口普查工作再苦再累，也得義無反顧地推行下去。
於是秦國基層的官吏帶著滿腔熱情投入人口普查事業中，他們走家串戶，每走進一戶家裏，都會仔細登記該戶人口。
人口普查的官吏在登記人口時，也會嚴肅地向老百姓做起普法教育，五家為一伍，十家為一什，如果有一家犯罪，其餘四家都要連坐。如果不想連坐，可以向官府打小報告，就算檢舉有功。如果有外地人到家裏住宿，必須有憑證。收留沒有憑證的人，也要一起坐牢。
為了減輕官府的工作量，老百姓以“伍什”為單位，從五戶老百姓中選一位當“伍老”，再從十戶裏選一位當“裏典”，負責管理老百姓，類似於小區居民樓裏的樓長，實現百姓的自我管理。
當人口普查完後，商鞅手裏掌握了秦國各地人口的大數據。而隻要知道某個地方住了幾戶，家裏有幾口人，這樣就可以方便國家征兵與征糧了。
商鞅知道恨他的人數不勝數，可他沒有時間去理睬，他以大無畏的精神，頒布了影響中國的律法——《秦律》！
後來，秦朝雖然滅亡了，但是它的律法沒有亡！
德國著名法學家耶林曾說過一段名言：古羅馬帝國曾經三次征服世界。
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以法律。
武力征服因為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古羅馬後來以基督教為國教，基督教在歐洲流行開來，可是宗教隨著人們知識的提高、科學的發展而影響衰退。而古羅馬的法律卻流傳了下來，成為征服世界最永久的征服。
西方各國的法律追根溯源都能找到古羅馬法律的影子。
如果將這段話用來形容《秦律》對中國的影響，可以這樣講：秦國曾經三次征服世界。
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二十級爵位，第三次以《秦律》。
武力征服因為秦帝國的滅亡而消失。秦國的二十級爵位成為平民上升的渠道，更吸引各國無數人才前來秦國發展，二十級爵位被漢朝所繼承，可惜漢朝滅亡後也消失了。而秦國的《秦律》卻流傳下來，中國古代法律的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秦律》，成為秦國征服天下最永久的征服。
漢朝一直批判秦朝是亡於暴政，《秦律》跟著遭殃，被潑髒水，說是嚴刑峻法、暴君迫害百姓的利器。
然而漢朝一邊罵秦朝，一邊卻繼承了秦朝的衣缽，將《秦律》換個封麵改些內容變成了《漢律》。《秦律》對於漢朝來說，就像臭豆腐一樣，聞得臭，吃得那可真香啊！
商鞅將李悝的《法經》變法為律，成為《秦律》。《法經》裏麵的六篇變成了六律，盜律、賊律、囚律、捕律、雜律、具律。然而商鞅並沒有原版照抄李悝的《法經》，他繼承了李悝依法治國的理想，並根據秦國的實際情況修改並發展。
後世很多人以為《秦律》裏麵隻有六種律法，在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出土了震驚中外的睡虎地竹簡。這批珍貴的竹簡是秦王嬴政滅六國時期編寫的，裏麵包含了大量的《秦律》內容，涉及農業、庫管、貨幣、貿易、徭役、吏治、爵位等，多達十八種律法。
由此可知，商鞅死後，他的《秦律》被後來的繼任者不停地擴充，事無巨細，絲毫不弱於現在的法律條文。
《秦律》非常嚴苛，哪怕犯的罪較輕，也會被施以重刑。之所以這麽做，完全是因為要對社會起警示作用。商鞅還專門用一句話來解釋，“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意思是，執行刑罰，對輕罪要重罰，這樣就沒有人敢犯輕罪，而重罪就更沒有人敢去觸碰了。
偷盜牛馬的人在秦國直接處以死刑。五個人偷竊，贓物達到一定數額，砍去左腳，這還不算，臉上還要刺字，送到工地上修四年城牆。鄰居中有犯罪分子，鄰居沒有向政府告發，要被腰斬！把灰倒在馬路上，臉上要被刺字。
“輕罪重刑”是《秦律》的特色之一，而讓人毛骨悚然的是如何給犯人上刑。現在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懲處，大多是有期徒刑，再嚴重點是無期徒刑，最慘的就是死刑。而《秦律》裏懲處犯人用的刑，讓人不得不懷疑商鞅是不是從十八層地獄裏爬出來的，每一個酷刑，都像是為惡鬼準備的。
什麽絞死、砍腳、割鼻子、臉上刺字，閹割都算輕的。
車裂、腰斬、戮（殺死後陳屍示眾）、梟首（砍掉腦袋示眾）、破腹、囊撲（裝入袋中打死）、烹（下鍋烹了）等等，聽著就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太恐怖了！
《秦律》的頒布讓秦國百姓神經緊張，他們知道隻要觸犯法律，哪怕是輕罪，都有可能被商鞅送上西天。為了不想轉世投胎重新做人，秦國老百姓每個人走在大街上，都疑神疑鬼，小心謹慎。經過幾年的施行，秦國國泰民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商鞅的《秦律》之所以大獲成功，不光是靠酷刑對社會起到震懾作用，更重要的是商鞅看穿了亂世中的人性。
小孩啟蒙時，會背《三字經》，開篇第一句就是“人之初，性本善”。所以“性善論”從小就牢固地紮根在我們心中。然而有陰就有陽，有“性善論”就有“性惡論”。
《聖經》的故事裏，亞當與夏娃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園。亞當夏娃是人類的祖先，所以人類繼承了這一罪惡，被稱為“原罪”。我們在西方的教堂裏，經常會看見有人向上帝懺悔自己的罪過。
戰國後期，荀子提出了“性惡論”，作為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也發現了人性之中有剔除不了的惡。他有一句話來解釋自己眼中的“性惡論”：
“民之性：饑而求食，勞而求佚，苦則索樂，辱則求榮，此民之情也。民之求利，失禮之法；求名，失性之常。”（人的本性就是，餓了就會找吃的，累了就要休息，痛苦時想尋找快樂，屈辱時想追求榮譽，這是人之常情。人在追尋利益時，會不管禮法；追求名聲時，會失去人性。）
人在追逐利益麵前，往往會暴露出人性中最陰暗的一麵，要想遏製住“惡”，維護社會的秩序，就必須用嚴酷的刑罰。
嚴刑峻法不光是為了遏製人們心中的“惡”，更重要的是方便管理國民，因為秦人可不是安分守己的良民。
到了戰國後期，荀子曾經到過秦國，他是這樣評價自己眼中的秦人的：
“以秦人從情性，安恣孳，慢於禮義故也。”意思是，秦人的性格縱情任性，肆意妄為，傲慢無禮。
荀子到秦國訪問，都是在商鞅變法幾十年後的事，秦人仍然活得很隨意，這樣的人組成的軍隊怎麽能上戰場？當年，吳起就是利用秦人缺乏組織性與紀律性的弱點，多次大敗秦軍。
俗話說，有紅燈的約束，才有綠燈的自由。
當商鞅麵對生性如此隨意的秦人，就必須采用嚴刑酷法來管教他們，才能打造一支令人生畏的虎狼之師。
雖然《秦律》甩不掉嚴刑酷法的帽子，但是它的很多核心價值觀卻是超越時空的。
公平與正義對於現在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可是在古代誰提出這一觀點，無異於掀起驚濤駭浪。
沒錯，《秦律》就是公平與正義的化身！它比李悝的《法經》更進步。
“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製者，罪死不赦。”（在刑罰麵前人人平等，從卿相、將軍、大夫、百姓，有不聽從國君頒布的法令，觸犯法令的人，殺無赦！）
這句話等於法家告訴世人，就算天王老子犯了法，也得法辦。商鞅還就這麽幹了，他在秦國殺的犯罪的貴族數不勝數，就連太子的老師也難逃商鞅的手掌。
這不就是我們常說的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嗎？別看西方老是喊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他們真正把這句話落到實處，是在1789年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上。咱們中國在法律公平正義方麵可比西方領先兩千多年！
毫不誇張地說，在法律這塊古代中國可以吊打眾多國家。
《秦律》也含有“罪刑法定”這一現代法律的重要原則。
什麽是罪刑法定呢？
意思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
舉個例子，一個人總喜歡光著膀子在大街上走，這樣很不文明。
假設法律有一條說，光著膀子上街違法，那麽這個人將受到製裁。如果法律條文裏沒有這一條，那麽你光著膀子上街就不違法。
一個人是否犯法，要看法律條文裏是否有明文規定。
過去國家的法律都被貴族藏了起來，老百姓自己是否犯罪，全憑貴族一張嘴，他說你有罪，你就有罪。老百姓就活在恐慌之中，隻能順從貴族的意誌。
然而《秦律》的公布，起到了普法作用，讓老百姓明白自己做的哪些事是合法的，哪些事是非法的，不會再受到貴族的要挾，真正學習到了法律知識。
後世很多君王為了自己的專製統治，經常會違背“罪刑法定”的原則。南宋的嶽飛，君王實在找不到他的罪名，就用“莫須有”的罪名來處死他。明代的皇帝看大臣不順眼，直接扒了褲子廷仗，想抓人也完全可以繞過法律，讓錦衣衛把人關在詔獄裏。
《秦律》的確有其先進的一麵，不過商鞅在推廣《秦律》的初期，幹了一件影響極其惡劣的事，那就是燒書。燒書並不是秦始皇首創的，他祖先秦孝公就這麽幹了。燒書，不是什麽書都燒，而是燒儒家的經典書籍《書》《詩》。《書》就是後世常說的《尚書》，裏麵講述的都是上古帝王的故事，《詩》主要是戰國前的詩篇。儒家經常會借古言今，這是商鞅不能容忍的，在他看來古人學者因循守舊，隻會自取滅亡，大膽創新才是正道！
不管燒書對不對，《秦律》的頒布讓秦國脫胎換骨。不過在商鞅看來這還不夠，要想讓秦國在亂世之中活到最後，必須讓秦國變成一個永不停歇的戰爭機器。
於是商鞅要祭出一項徹底改變秦國，並影響至漢朝的重大製度——二十級爵位。說直白點，就是全民評職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