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為什麽沒有倭患？

比起從元朝中後期起，中日雙方“你搶我抓”三個多世紀的“倭患”，特別是比起明朝嘉靖年間持續四十年，戰火波及整個東南沿海的“嘉靖大倭亂”，鴉片戰爭以前的清朝在“倭患”這事兒上卻很平靜。為何會如此，首先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國情的變化。

清代年間的日本，既不是元明年間那個群雄紛爭的“戰國時代”，也不是豐臣秀吉夢想“遷都寧波”的猖狂時代。德川幕府統治日本後，出於穩定自家權位的考慮，對外厲行“鎖國”政策。除了長崎之外，日本對外的港口全數關閉，日本船隻不許出海貿易，更不許擅自與海外往來，偷渡更是死刑大罪。隻有中國、荷蘭等少數國家的船隻可以在長崎開展貿易，還要遭到嚴密的監視。

出個國都要死刑？如此嚴密監控的鎖國體製，鏟掉了倭寇作亂的土壤。元明年間倭寇們肆意駕船“覓食”，想打劫就打劫的“好日子”從根兒上就沒了。

但拚命鎖國的日本，與對岸大清王朝之間，看似“井水不犯河水”，其實兩者之間有著重要的共同利益——對雙方來說都無比重要的“洋銅貿易”，這就是當時“中日和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清王朝一統天下後，國家進入長久和平，但有一件大事關乎國家穩定：銅錢。要發行銅錢，就需要大量的銅，清王朝的產銅地集中在雲南、貴州、四川等省，產量有限不說，運輸更是十分困難。可這事兒每年稍耽誤一會兒，極有可能就是要命的“錢荒”。

而與地大物博卻缺銅的大清不同，日本雖說窮得叮當響，日用品要啥沒啥，可金銀銅等貴金屬產量卻十分豐富，可以說“窮得隻剩錢”。而且雖說鎖了國，但對中國的各種貨物，日本社會需求量也極大。

那怎麽辦？拿銅換吧。所以，自1683年，隨著清王朝平定台灣南明政權，中日雙方也就心照不宣開始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洋銅貿易”。每年大批中國船隻從寧波、廣州等港口出海，滿載著生絲等貨物直奔日本，換取大量優質銅。

值得一提的是，雖說“康乾盛世”時代，大清朝對海外貿易高度緊張，乾隆年間更隻留了一個通商口岸，但對“換日本銅”的買賣，清王朝卻是政策寬鬆，隻要是去日本換銅，中國商船甚至可以不管相關禁令，帶去大批名貴寶貨。對這項關乎國家財政穩定的買賣，比起其他外貿政策來，清王朝的態度實在是很開明。

這開明的態度也造就了一段後世幾乎遺忘，當時卻紅紅火火的中日貿易盛況。康乾年間，清朝每年開赴日本的商船常在百艘以上，每年登陸日本島的中國商民一度多達萬人。從1683年至1840年，中國商船累計從日本賺走了3.8億斤銅。對雙方來說，這是一筆持久雙贏的生意，既然是雙贏，中日雙方當然也就盡力維持和平。

除了利益驅使，清朝沒有倭患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號稱“漠視海洋”“閉關鎖國”的清王朝，在“康乾盛世”年代裏，曾擁有一支威震東亞海洋的海上力量。康熙年間，出於與東南“南明小朝廷”作戰的需要，“弓馬騎射”起家的清王朝也開始高度重視海軍建設。從1683年中日開始“洋銅貿易”起，當時的清王朝海軍正如日中天，主力戰艦“鳥船”長50米以上，裝備大型火炮三十門以上，即使比起亞洲海麵上赫赫有名的荷蘭戰艦，繼承明代造船技術的大清鳥船也能“單挑”。這樣凶悍的炮船，在當時的清軍水師裏有六十艘之多。

如此凶悍的戰艦，不但在戰場上大顯威風，在康熙年間還曾作為“封舟”，每隔幾年就去冊封琉球，等於是在日本海麵上亮個相，威懾力極強。有這樣強大的海上力量，周邊哪家“鄰居”敢輕易造次？

可最讓人歎息的也正是這事兒。隨著清王朝統治的穩定，這曾經強大的“鳥船”也大多被清王朝廢棄，幾乎是拆的拆，扔的扔。到了乾隆年間，清軍最“巨無霸”的戰艦也隻有十一丈長。隨著一批手工業圖書被禁毀，清軍水師的造船造炮技術竟然大步倒退。

也恰恰是在乾隆晚年，別看大清沒有鬧“倭患”，越南海盜卻後來居上。當時裝備有“大師船”的越南海盜團夥，其戰艦往往比清軍戰艦大三四倍，號稱“船大而高，炮多而壯”。憑著這份實力，從乾隆末年到嘉慶年間，每到春夏季節，來自越南的海盜船就會組團殺來，在廣東至浙江的海麵上大肆燒殺搶掠，氣得乾隆、嘉慶兩父子，多次拋下嚴旨，恨不得將這夥賊匪趕盡殺絕。

但實際上，到了戰場上，由於人家船大炮多，清軍的沿海水師每次都是能躲就躲，以至於稍有點錢的沿海商民，都得自發配備船炮，靠自家力量和海盜死磕。每次海盜來了，清軍的“正規軍”水師基本都是“登桅望”，能看熱鬧就看熱鬧。如果不是嘉慶五年（1800），越南海盜船在海麵上遭遇颶風打擊，外加越南國內形勢變化，其國王主動鏟除海盜勢力，這曾叫清軍躲貓貓的海盜，不知還會折騰大清多久。

自家海軍不給力，就算沒有倭寇，就算靠運氣熬走了越南海盜，待到鴉片戰爭打響，麵對英軍的堅船利炮，依然還是叫天天不靈。被轟開國門的清王朝，隨後陷入了落後挨打的深坑，在19世紀末的甲午戰爭裏被昔日的“貿易夥伴”日本踩在腳下。

所以說，對方國情的變化，共同的貿易經濟利益，固然是和平的必要條件，但自強才是根本。沒有“倭寇”的大清朝，終為漠視海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