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中國人可以說不

阿丁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威猛，但俠骨柔腸，基本上是個不會跟朋友說“不”的人。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有的時候，知道一件事情答應下來，會給自己帶來無限煩惱，甚至利益損失，但“不”字還是生生卡在嘴邊，然後吞回肚子裏。不得不說，這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有時候不但自己為難，最後還會失去朋友——當然了，能失去的“朋友”，就失去吧，也不算什麽。

另一方麵，阿丁和這個時代很多讓人喜歡的一樣，是個能夠說“不”的人。其實，除了對朋友以外，能不能、會不會、敢不敢說“不”，是檢驗知識分子的條件之一。

為什麽要說“不”？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得定義一下知識分子。幾十年前或者更早，高小畢業的人，在中國就算個知識分子啦，甚至，你會記個賬，打打算盤，能說清父親和鄰居在一樁賣大蔥的生意裏各該分得多少利潤，都會被誇成知識分子。現在不能這麽算了，知識分子，其實，就是能對公權力說“不”，並能說清楚——至少自己以為清楚為什麽該說“不”的那部分人。醫生、律師、實驗室裏的科學家，有知識，但如果從來跟朋友之外沒說過一個“不”字，是不能算作知識分子的。

為什麽要說“不”？原因很簡單，公權力膨脹過快，並且還在加速，知識分子有責任有義務把“不”字說出來，說得響亮些，限製這種速度，盡量讓公權力在規則之內運轉。不是要創造和諧社會嗎？最和諧的事情，莫過於公權力、私權利各安其事、各行其道、互不侵犯，如果難以讓公權力完全徹底服務於私權利（不是某個人或者某些家族的私權利）的話，也該提醒他們：不，不能這樣，你過界了。

所以，不是“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必須，阿丁筆下曆朝曆代的“知識分子”，就是那些從不或很少說“不”的軟體動物。假如，隻是假如，這些動物裏的一半，脊梁能硬起來，中國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麵目了。

但他們不敢說“不”，怕什麽？自漢武董仲舒以降，儒家思想成為正統，對權力結構的精密劃分使得說“不”在思想上就成為異端，魯迅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將相做家譜的所謂‘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這句話中，很多人注意的隻是“中國的脊梁”，其實，這句話傳達更無奈的意思是，雖然這些人是中國的脊梁，但確實是等於為帝王將相家譜在做“正史”。這種結果，儒家思想“功”不可沒。你覺得是在“為民請命”，其實，還是為了維護君權。民本思想雖然在個別思想家著述裏有過一些頭角，但不得重視，總歸於無。隻有憲政思想傳播之後，真正的敢於說“不”的現代知識分子才終於出現，雖說剛剛開始，但才有希望逐漸覆蓋阿丁筆下的主角們。

敢於，甚至勇於說“不”，也隻是一個開頭，如何說“不”，才是更加重要的問題，在這方麵，阿丁這本書中對曆史上各時代知識分子的梳理是良好的嚐試。雖然說中國曆史，過去隻是中國史，未來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不好好梳理過去，對未來則無從把握，必然會將過去的種種不堪重新來過。看看吧，中國過去“知識分子”的德行，就該知道現在以至更加寬廣的未來，我們該如何避免重入窠臼——說實話，讀書稿時，我不時在為祖宗臉紅，希望我們或者我們的後代，做得能比祖宗強點。

對朋友難以說“不”，雖然算不上美德，總能算得上厚道，但對公權力，莫說依附，即使是過於縱容，也是在對未來犯罪——

與其他自認知識分子的，共勉。

王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