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矩
【資治通鑒·唐紀八】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裴矩,字弘大,原名裴世矩,主動“去世”是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諱。《新唐書·裴矩傳》說,裴矩尚在繈褓裏就沒了爹娘,由伯父撫養。裴矩的伯父裴讓之、裴諏之皆為南北朝名臣,有詩文傳世。
在吾國曆史上,有關裴矩的評價說法不一,普遍認可的標簽是“佞於隋而諍於唐”。司馬光《資治通鑒》中分析道:“君明臣直,裴矩並非天生變色龍,而是臣子隨皇帝輪換而變。”
司馬光也是做臣子的,以人臣角度做出判斷可以理解,但多少有為裴矩撇清之嫌。照他所說,一個官員好壞與否,要視其上級好惡而定。那麽官吏就是向日葵一樣的植物,不需要長腦子,不需要有什麽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跟著上峰搖頭晃腦就是了。我知道這有跟古人抬杠之嫌,所以就此打住,不如從身世的角度揣測一下裴矩的處世之道。一個失怙的小不點,雖然撫養者是他親大爺,可畢竟不如親爹親娘,侍寵撒嬌的機會不多,看大人眼色行事的本領必然見長。這種環境下生長的孩子,成人後多半會成為人精。
裴矩,人中之精也。曆仕北齊、北周、隋、唐,鼎革的間隙還任過宇文化及與竇建德的偽職。這份複雜的履曆,換了別人換了朝代都可能是被“哢嚓”的命,好在裴矩生在一個“士無特操”的亂世,做人的標準不高,“叛國”被目為正常,跟五代時馮道的換東家如更衣差可擬,後人真不好指摘。仕隋時,裴矩算是佞跡斑斑,譬如大業六年(610年),楊廣召集藩屬開了個G27峰會,主持人裴矩搖身變成總導演,把峰會硬是弄成了世博會兼春晚。當時整個大隋的演藝界明星都麇集洛陽,“聲聞數十裏,自昏達旦”,不遺餘力地給二十七國“外賓”表演。胡人有生意頭腦,上書楊廣要求再開個集貿市場,“帝許之”,於是洛陽又成了“廣交會”,胡商們賺得盆滿缽滿。最令外賓滿意的是吃飯喝酒都免單,有好事者問,裴矩的組委會工作人員就自豪地回答:“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作者注:直通“值”)。”這個慣例到了大清被慈禧發揚光大,“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到了某年被某奧組委繼承,凡歸屬官方新聞中心的外邦記者,均免費胡吃海塞。
那次盛會之盛,還有一例可舉。為彰顯大隋之富饒,連樹上都纏了真絲綢緞。有別有用心的外邦反隋人士問裴矩的新聞發言人,說我見到貴國衣不蔽體的百姓不少,何不把這綢子給他們做衣服,纏樹上幹嗎?發言人慚不能答。以上盛景,花的是大隋的國帑、大隋的民脂民膏,而創意,是裴矩的。
隋大業元年(605年)至大業九年(613年),裴矩幾次到張掖、敦煌招商,一時間貿易頻仍,商賈往來絡繹。金發碧眼的白人和通體如墨的黑人都來西域做生意,隋朝GDP大漲。《新唐書》中有載,“矩知帝好遠略”,就幫楊廣把西域貿易市場開放搞活,經營得繁茂無匹,還時常請胡商到府上做客,把各國山川地理風物服飾都記錄下來,出了本《西域圖記》,共收入四十四國,可惜散佚。假如傳到今天,這將是一本價值連城的史料,裴钜的曆史地位或可能超過張騫。
隋朝末年,楊廣“昏奢愈甚”,裴矩“無所諍諫,但悅媚取容而已”。對這樣的裴矩,楊廣當然喜歡得不得了,常跟其他臣子說,我想到啥裴钜就提前幫我做了那啥,要不是忠心為國誰能做到呢!裴矩最擅讀心,對隋煬帝的了解遠勝同僚,因此楊廣誅殺敢言的大臣,不諫;楊廣南下旅遊,不諫;楊廣為開疆拓土橫征暴斂,不諫——等到李淵起兵,這回裴矩覺得有必要說說了,結果正玩得高興的楊廣根本不聽,還派他回京師接見外賓,裴矩多賊啊,稱病不去。
為數不多的一次直諫失敗,裴矩就此死心,為了避免將來可能的禍端,從此緘口不語,對手下的仆從雜役也和藹可親,一點架子沒有。然而隋亡之前,這位裴大人還是幹了件齷齪事。當時烽煙四起,隨駕的禦林軍軍心渙散,每天都有逃跑的。裴矩就慫恿楊廣把逃難婦女中有姿色者配給驍果(作者注:隋禦林軍)將士為妻妾為營妓,連尼姑也不放過,婦女們的親人恨得切齒。驍果軍士抱著美女安下心來,有人問你懷裏的美女是哪來的呀,軍士皆答:“裴公之惠也。”裴矩這人精,做惡事亦有其明確目的,他以無辜女子為餌,釣得驍果將士的保護,不久宇文化及謀反,大隋舊臣多橫死,裴矩毫發無傷。
裴矩保住身家性命的秘籍還有一個,就是不貪。隋煬帝征高麗時,裴矩和他的文友虞世基以及大將軍宇文述把持朝政,由於皇上在遼東,官吏們沒了約束,變節的變節,貪賄的貪賄,隻有裴矩潔身自好,沒留下案底。我想他這麽廉潔的原因倒不是為了大隋,而是深知金銀燙手,錢固然能通神,卻也通向身敗名裂。裴矩畢竟是文人,除了保命,對身後名也多少還是在乎的。
竇建德兵敗,裴矩與魏征一起把山東獻給李氏,踏上他在大唐的仕途。
李唐的初級階段,裴矩隱隱觀察朝廷風向,不動聲色盡心辦差,頗得李淵推重。他和魏征、王珪同為太子李建成門下,玄武門之變後,建成元吉兩家被李世民殺了個幹淨,魏征王珪裴矩被這位所謂的千古明君羅致帳下。人事練達的裴矩又是安然無恙。
君觀察臣,臣觀察君,當裴矩發現李世民和楊廣根本是兩種人後,即對自己的為官之道做出涇渭分明的調整。李世民搶過李淵的龍椅後,唯恐重蹈隋王朝主奢臣賄的敗國覆轍,想來一次肅貪嚴打行動。這位明君想了個陰暗的辦法,派人把一匹上好的錦帛送給一個管城門的刑部小官,假托有事求這官開方便之門。後者收了禮,被李世民的秘密警察抓了個現行,準備擇日處死。
裴矩聽說了,就麵君直諫,說此人收受賄賂按罪當誅,不過按《大唐律》行賄的受賄的應視為同罪問斬。李世民連忙解釋,行賄的人是我派去試探他的,你想宰了我嗎?裴矩聞言又道,這回就是直斥君非了:既然皇上是試探他的,也就是說有點構陷的意思了,這不厚道,讓這糊塗小官死於一次試驗,有點……缺德。這一小小不言的曆史事件如今還時有發生,有上海閔行區一車主路遇求助,上車的人說自己的孩子遭遇車禍,想搭車趕去出事地點。車主好心,載上路人疾駛而去,到了目的地,不見車禍的孩子,卻看見幾個大蓋帽洶湧而至,以黑車運營之罪名扣車罰款。
這種創收手段如今被稱為“倒鉤”或者“釣魚”。
李世民到底比楊廣明白些,覺得裴矩說得在理,就把那倒黴的司門令史放了。完事還召集群臣,當眾表揚裴矩並順便教育臣子,“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麵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
武德九年(626年),軍糧稅賦壓得百姓不得喘息,禦史孫伏伽彈劾時任民部尚書的裴矩,言辭激烈,一點麵子不留,“苟釣虛名,不知救恤百姓”,直接促成了唐朝的稅法變革,原來以戶為單位改為以人口為單位征收,百姓的日子好過了許多。
孫伏伽有魏征之風,有忠臣能臣之名,不大可能冤枉裴矩,那麽從這件事可以讓後人略窺裴矩當官哲學之一斑:誰給他官做,他就對誰負責。至於屁民,不在他考慮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