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著名經院哲學家論教育02
在大小邏輯前提中，安瑟倫認為小前提是一種普遍觀念，其確然性是不容置疑的。他說即使愚人也不能否認在他們心中有一個“不能設想比之更偉大的東西”的觀念存在。因此，安瑟倫的本體論證明主要側重於對大前提的論證。他首先論證上帝是存在於人理智之中的，他指出：“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不能僅僅在心中存在，因為假使它僅僅在心中存在，那麽被設想為實際上也存在的東西就更加偉大了。所以，如果說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僅在心中存在，那麽，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與被設想為可與倫比的東西就是相同的了。但這根本不可能。因此，某一個被設想為無與倫比的東西毫無疑問既存在於心中，也存在於現實中。”[169]在這段推論中，安瑟倫實際上運用了完滿性的推論原則，即被設想為僅在理智中存在的東西不如被設想為同時在理智與現實中存在的東西更偉大、更完滿。由此，安瑟倫結合小前提推導出“上帝在實際中也存在”的結論，從而完成上帝存在的“本體論證明”。這種證明方式在當時即遭到人們的批駁與質疑。當時法國僧侶高尼羅曾撰寫《就安瑟倫〈宣講〉的論辯為愚人辯》的批判文章，認為觀念與存在是兩個不同序列，不能做出從觀念到存在的跳躍。這種證明在後來引起了極大爭議，對哲學史和思想史都產生了重大影響。
（三）安瑟倫的真理觀與自由觀
安瑟倫的真理觀主要集中體現於《論真理》一書中，他以教師與學生的對話形式在該書中涉及真理問題的不同層麵的討論。對此，趙敦華認為：“從討論內容看，安瑟倫的‘真理’概念不僅是關於思想和語言的認識論概念，而且是關於意誌和行為的倫理學概念，更是關於世界秩序與上帝的形而上學與神學的概念。”[170]安瑟倫的真理觀是建立在柏拉圖、奧古斯丁的世界秩序的認識基礎之上的。他們認為世界作為一種秩序存在，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有著高低等級之分，高一級事物是低一級事物的原因和根據，而最高級的事物則是萬物的創造者上帝，因此它是一切事物最終的根據所在。由此出發，安瑟倫認為真理的存在也是一種秩序存在，他因而把真理定義為：“真理是隻有心靈才能覺察到的正當。”[171]這裏的“正當”是指秩序的正確與依據。這樣正當就成了真理的代名詞，是“真理即正當”的真理觀。從上帝的最高等級性出發，安瑟倫認為上帝是最高真理，但上帝並不遵循“真理即正當”的原則。對此，安琴倫認為：“最高真理不是正當，因為它不服從任何東西，所有一切都歸諸它，它卻一點也不能被歸諸為任何東西。它除了自身之外沒有任何別的理由。”[172]因此，上帝是判斷一切真理的最高標準，一切真理都因為服從最高真理才獲得正當性。在此意義上，上帝是正當的終結判斷標準。這種思想的神學先在前提是與其對理性與信仰關係的認識相一致的。安瑟倫認為真理首先存在於判斷之中。一個肯定或否定判斷真假與否依賴於判斷主項的存在或不存在，即“當判斷把是者表示為是，它做了它應當做的事”，在這種情況下的判斷即具有了正當性。反之，則不具備正當性，判斷便成為一種否定的判斷。不難看出，如果將安瑟倫真理正當性的標準加以具體化，則是“是者為是，非者為非”的判斷，是判斷與對象的客觀實在相一致的判斷。安瑟倫認為這種標準同樣適用於思想的真理。他說，思想的正當在於按事物的本性來加以判斷，而事物的本性即事物的正當存在，“因為，如果所有事物都是它們所是的東西，那麽毫無疑問它們是它們應是的東西”[173]。“所是”表明事物存在的等級序列和方式，而“應是”則表明事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據。因此，要使思想的正當性成立，同樣也應遵循“是者為是，非者為非”的判斷標準，即思想的正當性必須與事物的“應是”相吻合，相一致。由思想的真理出發，安瑟倫提出了意誌的真理問題。他把意誌的真理看成正義，認為正義是意誌決定做或不做一件事的正當性。同思想的真理的正當性一樣，當意誌去意願它應該意願的東西時，它就是真的，反之則是假的。因此，判斷的真理、思想的真理和意誌的真理表明：正當性的具體標準就是“是者為是，非者為非”的一致性。這實際上具有遵從客觀實在的思想特征，無疑對於實事求是地判斷事物的正當性具有積極的作用。然而，這種標準是以上帝這一最高標準為先在條件的，隻有符合上帝這一最終標準的正當性才具有意義。這限製了真理的適用範圍，在唯物的判斷之上又被賦予了唯心的色彩。這也是安瑟倫神學家的角色定位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安瑟倫的自由觀是與他的意誌說緊密相聯的。關於自由和意誌的問題，是一個與教會原罪說有關的哲學問題，安瑟倫對此做了深入闡釋，寫成了《論意誌》和《論選擇的自由》，集中論述了他關於意誌和自由的思想。
安瑟倫認為，自由是相對於選擇的自由而言的，選擇的自由則又是與意誌相聯係的。因此，意誌說是自由觀的認識前提和基礎。他認為意誌是介乎理性和欲望之間的一種東西。他指出：“在靈魂中有三個本性：理性、意誌和欲望。……意誌處於理性和欲望的中間地位，時而傾向理性，時而傾向欲望。當它轉向理性時，它就受有理性的和精神的事物影響；當它轉向欲望時，它就受肉欲和非理性的事物影響。”[174]因此，意誌處於理性和欲望的中間而具有傾向性，或者趨於理性，或者趨於欲望。安瑟倫認為意誌的傾向具體表現為兩點：一是趨於有用的東西，一是傾向於正當的東西。前者是中性趨向，如果有用的東西同時也是正當的東西，那麽它就是善的傾向，反之則是惡的傾向；而後者是為了正當本身，是出自意誌本性的傾向。在此意義上安瑟倫認為意誌有善惡之分。意誌何時為善，又何時為惡呢？安瑟倫認為這與人的選擇自由有關，即他們既可選擇為善，也可選擇為惡。這就涉及人的自由問題。在《論選擇的自由》中，安瑟倫對自由和選擇的自由做了相應的區分。他認為自由是“意誌為了公正本身而保持公正的力量”[175]。正當在此成為意誌所追求的目的，而選擇則是實現這一目的所需的能力，即自由的能力，這種能力也是一種行善的能力。從自由概念出發，安瑟倫推導出“自由”不含惡因，“惡是與自由不相容的”。選擇的自由則是既可選擇惡也可選擇善的自由。安瑟倫認為正是由於人類具有了選擇的自由，才致使亞當和夏娃選擇惡而有了人類的原罪，從而使人喪失了真正的自由，即喪失了為了正當本身保持正當的力量。他認為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僅靠人類的贖罪是無法實現的，必須是在上帝的恩惠之下，隻有靠上帝把真正的自由重新賦予人類。對此，譚鑫田評價道：“這樣一來，安瑟倫既使上帝對人世間的罪惡不承擔任何責任，又使人們把擺脫人世間罪惡的希望完全寄托於上帝。”[176]這實質上也是安瑟倫的自由意誌說的主要目的所在：用哲學推論去論證和解釋原罪說和補贖說。這也體現出安瑟倫思想的濃烈的宗教和倫理色彩。
綜觀聖安瑟倫的思想，它主要來源於柏拉圖的理念論和教父們的思想，繼承了他們關於信仰高於一切、理念超越實在的精神；在此基礎上，他同時又不拘泥於這些思想的束縛，而是以這些思想為認識前提和基礎，結合時代對辯證法思想的關注，對這些思想加以改造和創新。例如，注重了人理性精神的彰顯，強調人主體性地位在神學前提下的盡可能擴充，提升道德、評判在倫理體係中的地位等。這又開創了以後經院哲學研究的先河。因此，聖安瑟倫可以說是處於思想轉折點上的一個關鍵人物，在他身上，思想的轉承啟合、承上啟下得到了鮮明的體現，因而他不愧於“最後一位教父”和“第一個經院哲學家”的評價。
[1] 安長春：《基督教籠罩下的西歐》，中央編譯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頁。
[2]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77頁。
[3]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72～273頁。
[4]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77頁。
[5]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82頁。
[6]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85頁。
[7]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82頁。
[8]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83頁。
[9]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483頁。
[10]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78頁。
[11]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77頁。
[12]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79頁。
[13]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81頁。
[14]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83頁。
[15]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536～537頁。
[16]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上冊），第515頁。
[17]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173頁。
[18]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07頁。
[19]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24頁。
[20] 奧·符·特拉赫坦貝爾：《西歐中世紀哲學史綱》，第81頁。
[21]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09頁。
[22]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08頁。
[23]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20頁。
[2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頁。
[25]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08頁。
[26]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186頁。
[27]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38頁。
[28]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193頁。
[29]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427頁。
[30] 國內學術界也譯成“西多會”。
[31]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90頁。
[32]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190頁。
[33] 《方濟各的著作》（Opusclas，P. Francisci），第72～82頁；卡列爾（Karrer）的《阿西西的聖方濟各》（St. Francis of Assisi，1947），第274～276頁；庫思貝特的《聖方濟各傳》，第450～465頁的英譯文。
[34] 《馬太福音》，第10章7～10節，引自《新舊約全書》，中國基督教協會印發，1989年。
[35]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201～202頁。
[36]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43～244頁。
[37]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45～246頁。
[38]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257頁。
[39]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46頁。
[40]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257頁。
[41] 湯普遜：《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下冊），第256頁。
[42] C. H. Lawrence，Medieval Monasticism，Longman Group Limited，1984，p.210.
[43] C. H. Lawrence，Medieval Monasticism，p.208.
[44]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Greenwood Press，1929，p.149.
[4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6～137頁。
[46]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6頁。
[47] C. H. Haskins，The Rise of Universities，Henry Holt and Company，1923，p.292.
[48] 1英裏≈1.6093千米。
[49]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10.
[50]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29頁。
[51]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26.
[52] 轉引自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26.
[5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0頁。
[54]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25.
[55]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125頁。
[56] 轉引自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09.
[57] 施皮茨萊：《親吻神學——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李承言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0頁。
[58] Letter（Parens scientiarum）of Gregory IX，23 April 1231，in Chartularium，I：136～139，Thorndike，cip. dt. Doc. 19，p.36. The title of this bull，as with all papal documents，comes from the words with which it opens：“mother of sciences...”
[59]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I：5～6，Thorndike，op. cit. Doc. 8，p.19.
[60] Chart. Univ. Par. I：78～79，Thorndike，op. cit. Doc. 15，p.27.
[61]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41頁。
[62]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62頁。
[6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43頁。
[64]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14頁。
[65] 轉引自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14頁。
[66] 轉引自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13頁。
[67]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p.153.
[68]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9頁。
[69]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32.
[70]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8頁。
[71]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43頁。
[72]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p.153.
[73]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30.
[74]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41頁。
[75]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09.
[76] The Medieval Church，pp.251～252.
[77]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p.159.
[78] 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I，XII，p.10.
[79]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25.
[80]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16頁。
[81]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119.
[82] master，在中世紀時是教師的意思，而現在我們在學位上特指碩士稱謂。
[83] 克裏斯托弗·道森：《宗教與西方文化的興起》，第217～219頁。
[84]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307頁。
[85]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22頁。
[86]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22頁。
[87] 轉引自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308頁。
[88] 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Longman，1994，p.96.
[89] 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308頁。
[90] 轉引自C.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第308～309頁。
[91] 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p.98.
[92]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36頁。
[93] J. Hopkins and H. Richardson ed.，Anselm of Canterbury，London，1974，p.5.
[94] 《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第240頁。
[95] 奧·符·特拉赫坦貝爾：《西歐中世紀哲學史綱》，第16頁。
[96]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1頁。
[97] 奧·符·特拉赫垣貝爾：《西歐中世紀哲學史綱》，第31頁。
[98] D. Knowles，The Evolution of Medieval Thought，p.97.
[99]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53頁。
[100]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53頁。
[101] M. de wulf. History of Medieval Philosophy，Longman，1926，Vol. 1，p.202.
[102]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56～257頁。
[103] B. Boyer and R. McKeon ed.，Yes and No，London，1977，p.94.
[104] 《西方哲學原著選讀》（上卷），第227、233頁。
[10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2頁。
[106]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41頁。
[107]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68頁。
[108]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72頁。
[109] 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73～274頁。
[110]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51頁。
[111] 阿伯拉爾在國內各種譯著中有阿培拉德、阿貝拉爾等各種不同的譯法，在本文中統一用阿伯拉爾。
[112]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張弘譯，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31頁。
[113]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知識分子》，第31頁。
[114]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p.127.
[115]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14頁。
[116]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知識分子》，第32頁。
[117]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知識分子》，第33頁。
[118]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55.
[119] 轉引自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15頁。
[120] 施皮茨萊：《親吻神學——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第71頁。
[121] 施皮茨萊：《親吻神學——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第63頁。
[122] 撒伯裏烏（Sebellius）是早期教會的一位主教。他於260年提出聖父、聖子、聖靈隻是同一神的不同表現，三者關係如同人的靈、魂、身體一樣。
[123] Durkheim，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p.70.
[124] 轉引自Clyde L. Manschreck，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World，Prentice-Hall，1995，p.135.
[125]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53頁。
[126] 轉引自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26頁。
[127]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第43頁。
[128]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第43頁。
[129]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33頁。
[130] 轉引自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第33頁。
[131] B. Boyer and R. McKeon ed.，Yes and No，p.94.
[132]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59頁。
[133] B. Boyer and R. McKeon ed.，Yes and No，p.96.
[134]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55.
[135]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第316～317頁。
[136]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60頁。
[137]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15頁。
[138] 《新約·馬太福音》，第6章22節。
[139]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16頁。
[140]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17頁。
[141]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60頁。
[142]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61頁。
[143]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61頁。
[144]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22頁。
[145]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22～323頁。
[146]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29頁。
[147]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31頁。
[148] 章文新：《中世紀基督教思想家文選》，第332、334頁。
[149] 施皮茨萊：《親吻神學——中世紀修道院情書選》，第66～67頁。
[150]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第42～43頁。
[151] 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第41頁。
[152]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11～212頁。
[153]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335頁。
[154]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23頁。
[155]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15頁。
[156] Cole，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p.129.
[157] Durkheim，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p.71.
[158]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212頁。
[159]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第134頁。
[160] 轉引自侯鴻勳、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上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頁。
[161] 侯鴻勳、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上卷），第174頁。
[162]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 2，p.48.
[163]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三卷），第290頁。
[164]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三卷），第290頁。
[165]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35頁。
[166] 菲利普·沃爾夫：《歐洲的覺醒》，第196、198頁。
[167] J. Hopkins and H. Richardson ed.，Anselm of Canterbury，p.6.
[168] 轉引自侯鴻勳、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上卷），第181頁。
[169]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42頁。
[170]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46頁。
[171]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46～247頁。
[172]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47頁。
[173] 轉引自趙敦華：《基督教哲學1500年》，第248頁。
[174] 侯鴻勳、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上卷），第194頁。
[175] 侯鴻勳、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上卷），第196頁。
[176] 侯鴻勳、姚介厚：《西方著名哲學家評傳續編》（上卷），第1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