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托馬斯·阿奎那神學思想體係的形成

一、托馬斯·阿奎那的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動

托馬斯·阿奎那1224年年底（或1225年年初）生於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洛卡塞卡城堡。托馬斯·阿奎那5歲時，他的父親將他送進蒙特·卡西諾的本篤會修道院學習。這是一所由在529年拆除的阿波羅和丘比特神廟修建起來的、在西歐久負盛名並受弗雷德裏希皇帝的自由思想影響較深的修道院。雖然修道院是一所高等學府，但也專門為兒童開設一些初步的課程，如聽講《聖經》故事、背誦祈禱經文、學唱聖詩聖歌、參與宗教儀式活動等。托馬斯·阿奎那在那裏接受了近10年的教育。托馬斯·阿奎那14歲時，弗雷德裏希二世與當時的羅馬教會發生衝突，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指責他信奉阿拉伯哲學家阿威羅伊[1]的“雙重真理”說，宣布他為異教徒，革除他的教籍。弗雷德裏希二世乘機派兵進攻卡西諾山，解散了卡西諾修道院，托馬斯·阿奎那不得不離開了學院。不久，他父親又把他轉入那不勒斯大學學習。除了繼續研讀未學完的學科外，他還主要攻讀神學和哲學。

那不勒斯大學於1224年由弗雷德裏希二世創辦，為多米尼克修會負責管理。學校按照當時教會大學的設置，分文學院、神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哲學主要是在神學中講授。這所學校的主要特點是鼓勵思想開放和學術自由。當時，歐洲的社會正發生許多重要的變革。11世紀以後，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世俗王權力量的增強，亞裏士多德的哲學開始由阿拉伯的哲學家介紹到西方，並廣泛流傳。以柏拉圖哲學為理論基礎的早期中世紀經院哲學，即奧古斯丁主義的經院哲學成為哲學界和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對象。一些新的學派（如阿威羅伊學派）開始出現，它們竭力推崇亞裏士多德主義，反對舊的柏拉圖主義。柏拉圖理論已不再是唯一的理論權威。受這種新的思潮的影響，在歐洲的許多大學裏，亞裏士多德的哲學開始成為一門時髦的學科，一些師生以持有亞氏著作的拉丁文譯本為時尚，弗雷德裏希二世也鼓勵那不勒斯大學開展亞裏士多德哲學的學習。由於受創辦者自由思想的影響，一些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學者紛紛到校任教，一些神職人員和修會會士也前來任教，使得學校內各種主張、各種學說都可以自由表達，學術氣氛顯得十分活躍。在學校裏，托馬斯·阿奎那不僅學習了語法、邏輯、修辭、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等科目，更多地感受到了當時學校自由、活躍的氣氛。在學習邏輯和天文時，他開始接受哲學教育，閱讀了亞裏士多德的邏輯著作以及後來一些學者對此所做的評注。這個時期，一個名叫彼得的愛爾蘭老師向他介紹了亞裏士多德的科學和宇宙學著作。托馬斯·阿奎那在這所大學裏一共學習了6年（也有說是5年），學校中的自由思想和學術氣氛對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1244年，托馬斯·阿奎那加入了多米尼克修會，成為一名修道士，但這一做法使其家人大為惱怒，因為他的父母曾希望他能成為一個本尼狄克會的教士或院長。在13世紀歐洲貴族的眼中，教士與修士是有明確區分的。教士一般是一種固定的職業，屬於上等階級，享有世人的尊敬；而修士是新出現的，是以乞討的生活方式接近窮人、宣傳福音的教士。托馬斯·阿奎那的選擇與其貴族的出身和其家庭觀念大相徑庭，不久就被他的兩個哥哥綁架至家中，禁閉了一年多，但家人的這一強製手段並沒有改變托馬斯·阿奎那對教皇和教會的堅貞信念。在禁閉期間，托馬斯·阿奎那閱讀了《新舊約全書》《箴言錄》和其他哲學書籍，並寫了兩篇關於形式邏輯的短文，即《論謬誤》（討論在標準的推理形式中容易出現的謬誤）和《論模態命題》（關於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問題），開始了他早期的哲學著述活動。在禁閉期間，他的兩個哥哥還使用了美人計希望他回心轉意、放棄修道士的生活，但托馬斯·阿奎那對自己的初衷堅決不改。一年以後，托馬斯·阿奎那的母親隻得恢複了他的自由，成全了他的誌願。

1245年，托馬斯·阿奎那離開家，來到巴黎大學，拜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1206—1280年）為師，專攻神學和哲學。大阿爾伯特與托馬斯·阿奎那一樣，也是多米尼克修會的教士，在巴黎大學曾獲得神學博士學位，任巴黎大學的神學教授。大阿爾伯特知識淵博，思想開闊，精通古代東西方的經典文獻，特別是希臘和阿拉伯的自然哲學著作，曾專門編纂過亞裏士多德的著作，其中動物學和植物學比較有名。大阿爾伯特生活的時代正是亞裏士多德思想影響的時代，麵對亞裏士多德主義這一新的思潮，他看到了基督教信仰麵臨的危機，試圖用亞氏的學說來為基督教教義進行辯護。盡管大阿爾伯特的努力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其做法對托馬斯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托馬斯·阿奎那繼承老師的思想，結合基督教發展的實際，創立了龐大的基督教經院哲學的體係。在學習期間，托馬斯·阿奎那就表現出了自己的才華，深受大阿爾伯特的賞識。不少傳說記載，托馬斯·阿奎那剛到巴黎大學時，是一個沉默寡言但酷愛思索的學生。由於他身材魁梧，行動遲緩，性格沉靜，同學們給他起了一個“西西裏亞啞牛”的綽號。但老師大阿爾伯特認為他會有所作為，有意留在身邊，重點培養。在一次大阿爾伯特主持的討論會上，托馬斯·阿奎那打破了以往的學生對問題隻能做正方或反方論證的慣例，直接提出了本應由主持人做出的結論。盡管他的舉動違反了常規，但他驚人的辯才和準確的判斷使大阿爾伯特心中非常喜悅。阿爾伯特向全班學生預言道：“我們可以說他是一隻啞牛，但是這隻啞牛在學問方麵的吼聲將響徹全世界。”

1248年，托馬斯·阿奎那隨大阿爾伯特去科隆創辦聖十字架學院。1250年，托馬斯·阿奎那晉升為神父。1252年，托馬斯·阿奎那受大阿爾伯特和多米尼克總會長的推薦，離開科隆去巴黎大學神學院主持神學講座，開始了他的教育教學活動。

托馬斯·阿奎那走向社會、從事教育活動的時期，正是他經受種種考驗和磨難，初步得到教會認可的時期。在當時的歐洲，社會各個方麵的情況還是相當複雜的，不僅有王權與教權的爭鬥，在教會內部還有教皇和地方教派以及不同教派之間的爭鬥。後者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是以原有的柏拉圖主義哲學為理論基礎來闡述教會哲學，還是以當時新出現的亞裏士多德主義為基礎來闡述和發展教會哲學的問題上。大阿爾伯特向多米尼克總會長推薦托馬斯時，曾高度評價托馬斯·阿奎那對亞裏士多德學說所具有的較深的造詣。托馬斯·阿奎那本人也深信亞裏士多德的學說比較接近真理，不僅可以為教會所利用，而且還可以促進教會事業的發展。托馬斯·阿奎那正是肩負著這樣一種重托和滿懷著這樣一種神聖的信心來到巴黎大學的。但當時的巴黎大學並不是為托馬斯·阿奎那準備好一切的。首先，受教皇直接領導和委派的多米尼克修會的會士，雖然擁有淩駕於本地神職人員之上的優越地位，但容易引起與本地神職人員之間的衝突；其次，當地的神職人員教師對多米尼克修會會士來校主持神學講座表示強烈的不滿，因為主持神學講座便意味著擁有講解神學的最高權威；再次，巴黎大學盡管也受到亞裏士多德思想的影響，但堅持柏拉圖主義、反對和排斥亞裏士多德學說的教會保守人士仍有一定的勢力。麵臨著這麽多的挑戰，進入巴黎大學的托馬斯·阿奎那隻能把自己的立足點定在教學的成功上。

在當時，神學院的教學主要是講解《聖經》和《箴言錄》，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宣講和辯論。宣講時，教師在台上念一段經典著作，然後逐字逐句進行分析，同時舉出一些問題加以解答。辯論時形式多樣，也比較隆重，經常出現師生一問一答的對峙局麵。托馬斯·阿奎那到了神學院後，頭兩年主要講解《聖經》，後兩年講解彼得·倫巴德的《箴言錄》。為了在教學上站穩陣地，通過教學闡發自己的信仰和爭取師生對自己的支持，托馬斯·阿奎那對《箴言錄》進行了詳細的注釋，並在注釋中加以論證，闡明自己的觀點。經過艱辛的工作，托馬斯·阿奎那將原來30萬字的《箴言錄》，擴展為200多萬字的巨著，名為《彼得·倫巴德〈箴言四書〉注釋》。在這部巨著中，托馬斯·阿奎那不僅引用教會曆代的經典著作，也采納了亞裏士多德的觀點，其突出特點是一改過去沿用的奧古斯丁的柏拉圖主義的先驗論，而采用當時流行的亞裏士多德主義，特別是其自然哲學思想，強調感性經驗和客觀現實，注重理性認識和後天證明，對基督教教義進行新的論證。在教學中，托馬斯·阿奎那以其流利的口才、新穎的思想和清晰的論證，很快吸引了學生，受到熱烈的歡迎。但托馬斯·阿奎那的做法卻遭到教會內部人士的強烈反對，他們指責托馬斯·阿奎那借用教外的亞裏士多德主義，篡改基督教教義，標新立異，損害教會傳統思想。在地方勢力和保守勢力的聯合夾擊下，托馬斯·阿奎那於1254年被迫離開巴黎大學的講壇。

然而，亞裏士多德的思想並不因一些保守派的反對而停止傳播，也不因托馬斯·阿奎那的一時失敗而失去地位。相反，隨著亞氏著作的不斷翻譯和介紹，西歐形成了研究和學習亞裏士多德思想的浪潮。在這個浪潮麵前，羅馬教廷不得不改變策略，於1256年重新讓托馬斯·阿奎那返回巴黎大學繼續主持講座。托馬斯·阿奎那回到巴黎大學後，不僅積極地進行教學活動，而且還開設多種形式的辯論會。在辯論中，托馬斯也一改過去的風格，大膽迎接挑戰，以其獨到的見解，對神學上的任何問題，哪怕是十分複雜和深奧的難題，做到深入淺出的解答。有時，他還舉行不限範圍、不定題目的隨問隨答的辯論會，通過辯論和解答別人提出的問題，來闡述自己的觀點，擴大自己的影響。作為一名教師，托馬斯·阿奎那除了講課和參加辯論外，還應同事之邀寫了兩篇文章：《論自然的原則》和《論存在與本質》。這兩篇文章分別解釋了亞裏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和後亞裏士多德的物理學上的一些術語，被認為是托馬斯·阿奎那哲學體係早期的重要著作。由於托馬斯·阿奎那優異的教育教學成績，巴黎大學校長於1256年建議授予其博士學位，並破格晉升其為大學教授。1256—1259年，是托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學站住陣地，並不斷擴大自己影響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他以神學博士這一最高的榮譽資格進行教學，並全力以赴地運用亞裏士多德的哲學理論，講述《聖經》和討論各種神學問題。他認為神學的中心問題是上帝創造一切，現實的一切變革均以上帝為目的，為宣傳上帝服務。為了更好地把基督教神學的學習與社會的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托馬斯·阿奎那在巴黎第一次主持關於“真理”問題的討論，它涉及了哲學、神學以及社會現實等12個問題的討論：上帝、天使和人的真理及對真理的認識，天命和預定，恩典和辯護，理性，良心和自由意誌，情緒，狂喜，先知，教育等。在總共29個問題中，每個問題隻涉及一個主題，但它本身又由許多個別的題目構成。例如，以真理為主題的問題，就由“什麽是真理？”“真理隻有一個嗎？”“理解會有錯誤嗎？”等12個辯論構成。在教學和辯論的基礎上，托馬斯·阿奎那寫出了《論真理》一書。全書由253個辯論題目組成，字數在50萬以上，成為托馬斯·阿奎那教學活動的主要成果。在這本書裏，他對真理做了三重區分，即真理以不同的方式分別屬於實在、感覺和判斷，而主要是在個體的判斷之中。

托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學的教學和辯論活動，盡管遇到了各種阻力，也遭到教會內部人士的反對，但卻使得基督教神學原來的頹勢開始發生新的轉機。托馬斯·阿奎那的成功，使得教會人士看到，亞裏士多德主義與柏拉圖哲學一樣，可以為基督教所用，並且重新確立基督教的權威。1259年春，出於對托馬斯的賞識，教皇亞曆山大四世把托馬斯召回意大利，讓他任羅馬教廷神學顧問，確立了托馬斯·阿奎那作為神學的最高的學術和理論權威的地位。爾後，托馬斯·阿奎那一直為曆屆教皇所器重。在這一時期，托馬斯·阿奎那主要是在教廷任職，並到意大利的維坦博、奧爾維埃托、羅馬、貝魯莎、阿納尼等地講學。在意大利講學的這一時期，托馬斯·阿奎那完成了一項重要的著述任務，即《反異教徒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的撰寫。這部書實際上是與托馬斯·阿奎那的前期工作分不開的，書中的前54章是在巴黎大學講學時寫的，其餘的部分是在意大利期間完成的。全書分4卷，每卷100章左右，共462章，大約40多萬字。關於寫作此書的目的，托馬斯·阿奎那認為是要“竭盡全力弘揚公教信仰所宣布的真理，駁斥與之相反的謬論”，使異教徒皈依基督教。為此，必須借助“人們都信賴的自然理性”，利用這些“理性所探究到的真理”去排除錯誤。同時，要使“理性所證明的這些真理同基督教的信仰互相協調一致”。該書的主要特點如下：公開、大量地把亞裏士多德的學說融入基督教的教義中，為基督教的各種神學命題做辯護；放棄了對原有的宗教假定的“自明真理”不進行論證的傳統做法，對基督教神學重新進行了沒有宗教假定的、詳細的論證；適應社會現實發展的需要，調和自然與超自然、理性與信仰的矛盾，強調二者是統一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並承認理性的地位的；注重綜合和分析的運用，並在論證中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觀點。

1268年，托馬斯·阿奎那又奉多米尼克修會總會長之命，再次赴巴黎大學主持神學講座，並與以西格爾為代表的阿威羅伊主義派別展開了激烈的論戰。直至1277年，教皇指示嚴禁阿威羅伊主義在校園傳播，才結束了論戰。爾後，托馬斯·阿奎那又專攻巨著《神學大全》的寫作。托馬斯·阿奎那的這部代表作開始於1265年（或1266年），曆經10多年，直到他去世，隻寫出三部分。1274年，教會決定在法國裏昂召開會議，以調解西方拉丁教會與東方希臘教會的矛盾。托馬斯·阿奎那奉命赴會，但在途中一病不起，於3月7日逝世。托馬斯·阿奎那去世後，他的一些學說曾遭到攻擊，但最終羅馬教會確認了他的地位。1323年，托馬斯·阿奎那思想被奉為正統，其本人也獲得“聖徒”“聖師”“天使博士”“哲學導師”等各種光榮稱號。19世紀末，羅馬教皇利奧十三世欽定托馬斯·阿奎那的學說為羅馬官方的神學和哲學，要求世界各地的神學院和教會學校教授和學習。托馬斯·阿奎那的教育思想也成為基督教教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

《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ae）是托馬斯·阿奎那重要的代表作，是基督教一部經典的神學專著。盡管這部巨著沒有寫完，但該書充分體現了作者完整的思想和理論體係。因而，該書享有基督教第一部百科全書的美稱。

《神學大全》是托馬斯·阿奎那在教學時與論敵進行辯論的過程中形成的，也是他在對自己的早期著作進行修訂、整理、充實，進一步總結、加工過程中形成的。《神學大全》全書分為三部分，有200萬字。其中，第一部分是作者1267年在意大利教學期間寫成的，共119個辯題；第二部分包括上下兩卷，上卷有114個辯題，下卷有189個辯題，這一部分篇幅有100萬字以上，被認為是托馬斯·阿奎那所有著作中最著名的部分，是一部基督教倫理學著作；第三部分是全書最短的部分，隻有90個辯題。關於此書的寫作目的，托馬斯·阿奎那在序言中指出，為了有利於初學者學習基督教真理，本書是按照初等教育教科書的方式編寫的。但從全書的內容和結構來看，《神學大全》實際上是一部基督教神學辯護集，其各部分是由題和條而不是由章和節組成的。

《神學大全》第一部分的主題是哲學和神學。哲學和神學的關係或理性和信仰的關係問題，是中世紀哲學的一個基本問題。在中世紀早期，以奧古斯丁為代表的教父哲學混淆哲學和神學的區別，把哲學作為神學的附庸，強調理性是信仰的工具。在後期，受亞裏士多德主義的影響，一些哲學家，如阿爾伯特開始把哲學作為不同於神學的科學來對待，出現了主張神學和哲學徹底分離、用哲學批判神學的趨勢，哲學和神學的關係問題又引起人們的重視。在這種情況下，托馬斯·阿奎那既要堅持神學的立場，保護神的地位，又要順應曆史的發展，進行必要的變通。這種變通就是承認哲學與神學的分離，但反對用哲學批判神學。這樣，重新論證上帝便成為托馬斯·阿奎那解說哲學和神學關係的重要支柱，成為《神學大全》的重要任務。上帝是歐洲哲學史上本體論在基督教中的表現形式，也是基督教哲學的核心問題。關於上帝的證明曆來為基督教哲學家所重視。例如，在基督教曆史上奧古斯丁和安瑟倫都十分推崇關於上帝的直覺本體論證明，即認為凡有上帝存在的觀念必定有上帝的存在。托馬斯·阿奎那指出，證明有兩種：一種是先天證明，即從原因推斷結果；一種是後天證明，即從結果推斷原因。像奧古斯丁等人用先天證明來論證上帝是不成功的。因為把需要證明的結論當作證明的前提或原因是無效的，上帝觀念的存在不是上帝存在的原因。托馬斯·阿奎那指出，有效的證明應當是後天證明，即從我們熟知的事實或結果開始，推演其原因——上帝的存在。托馬斯·阿奎那提出了五種關於上帝的證明。第一，事物運動的證明，即一個事物的運動原因是由另一事物在推動的，每一事物的運動總有其他的事物在推動，但“最後必然追溯到一個不為其他事物所推動的第一推動者，大家知道，這個第一推動者就是上帝”[2]。第二，事物動力因的證明，即沒有事物作為自己的動力因，沒有一個事物先於自己存在，每一事物都有一個先於自己的事物為動力因，這樣追溯上去必有一個終極的動力因，這個終極動力因就是上帝。第三，對可能性和必然性關係考察的證明，即不是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而是有些事物是必然的，必然的事物都有其原因，但外在的原因不能無窮地推論下去，必有一個自身就是必然的東西，是其他事物必然的原因——這就是上帝。第四，事物完善性等級的證明，即一切事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完善性，這種多少的完善性是與最高的完善性相比較而言的，因此可以肯定有一個最高的完善性——這就是上帝。第五，自然目的性的證明，即有些事物如自然物，雖無知識，卻是有目的地活動著的，無知的東西是受著一個有意識的理智者的指導——這就是上帝。

托馬斯·阿奎那關於上帝的五種證明從理論上揚棄了奧古斯丁主義的先天證明。它強調從事實經驗出發，運用理性推理，從已知推究未知，從結果推究原因，遵循的是亞裏士多德主義的由感性上升為理性的認識路線。盡管這種後天證明仍是論證預定的結論，但在形式上為承認物質世界，承認客觀規律，承認哲學理性的地位，為認識自然界和人類現實社會打開了通路。

《神學大全》的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巴黎大學撰寫的，主題是倫理學。倫理學思想是托馬斯·阿奎那教育思想重要的理論基礎之一，而他的倫理學思想又受亞裏士多德倫理學思想的影響，特別是其中關於“至善”和“幸福”的思想。對於這個問題，我國的學者有較深入的研究。有的學者指出，在托馬斯·阿奎那看來，亞裏士多德雖然提出了人人都趨向善和幸福的命題，可缺乏對上帝的認識。因而，隻能分析現世和暫時的部分的善和幸福，認識不到至善和至福，從而無法解釋人生的最終目的。亞氏所理解的現世的善和人間幸福與基督教所理解的最高的善是有差距的。結論是，亞氏的倫理學是不完善的，需要用上帝的原則加以補充。[3]也有的學者指出，托馬斯·阿奎那“至善”論是以上帝的至善為原因的結果。道德活動的終極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幸福和上帝分別代表了共有的善和最高的善。雖然人們不一定知道具體的善與最高的善的因果聯係，但可以從一個具體的目標與共有的善之間的聯係斷定它有善的品格。因此，人類道德服從的目的是幸福，不是上帝，人類幸福和上帝並無必然的聯係。[4]這些研究表明，托馬斯·阿奎那的倫理學是建立在對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改造的基礎上的，同時也反映了他對人類社會現實的具體的善和共有的善的關注。正因為如此，托馬斯·阿奎那在倫理學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的《神學大全》第二部分可以稱得上是一部倫理學的巨著。這一部分共分上下兩卷，上卷討論“一般倫理學”，主要從公共社會生活、個人行為和心理等方麵研究一致公認的倫理道德問題，其中不僅分析了德行問題，還論述了各種法律。下卷討論“特殊倫理學”，即從基督教義的角度來論證人的行為的規範性，其中提出了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德行與罪行等問題。《神學大全》的第二部分在基督教神學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推崇為基督教的倫理教科書。

《神學大全》的第三部分是作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寫的，主題是教理神學，主要論述神學的“道成肉身”“基督救世”學說，以及基督教中洗禮、聖餐禮、堅信禮和懺悔禮四項聖事的性質和作用。總之，這一部分仍是通過對神學聖事的一般的闡述，為神學的發展提供理論上的證明和依據。

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大全》發表以後，贏得了當時基督教世界的極大重視和高度評價，成為基督教思想的重要的理論基礎。《神學大全》最早曾被譯成希臘文和亞美尼亞文，後又翻譯成英、法、德、意、荷、日等多種文字，並出版過多種版本。在我國，1950年曾翻譯了該書的部分內容，名為《神學集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