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西爾維烏斯的教育思想
有一種誤解，認為人文主義與天主教是水火不容的，認為人文主義者與教皇是勢不兩立的。實際上，文藝複興和人文主義都是非常平和的，教會和教皇並未將人文主義視為洪水猛獸。非但如此，一些教皇還是人文主義的積極支持者。“到了15世紀中葉，文藝複興實際上已在某種程度上衝擊了意大利，其光輝所到之處，連羅馬教廷也和各個國家一樣，無不為之眼花繚亂……文藝複興的光輝是如此炫目奪人，使教皇對其他理想[81]全都視而不見，把羅馬教廷領入了一個世俗的榮譽和藝術的光輝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發展過程”，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也未燃起基督教世界東征的熱情，羅馬教廷似乎已專心致誌於塵世的光榮。尼古拉五世（Nicholas，1449年即教皇位）是梵蒂岡圖書館的創辦人，也是一位一流的學者，被稱為第一個“文藝複興教皇”[82]，而後來的庇護二世（PiusⅡ，1458—1464年在位）在其當教皇前是一個很有造詣的人文主義者，他被視為“人文主義教皇的完美典型”[83]，“他以後直到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前的曆任教皇，都是文學、藝術和大建築的保護人，他們把羅馬修飾一新，深受文藝複興的推動”[84]。這位庇護二世就是本節所要論說的西爾維烏斯。
一、生平與活動
西爾維烏斯（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年）出生於意大利名門望族之一的皮科洛米尼家族（the Piccolomini family），在人文主義的熏陶下長大。他參加過巴塞爾宗教會議（the Council of Basel），1442年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裏德裏希三世的秘書，1446年擔任牧師，次年被提升為主教，1455年被選為教皇，稱作庇護二世。
西方教育史家伍德沃德（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認為，西爾維烏斯不是合格意義上的學者，他的拉丁文很流利但不夠優雅，況且他基本上不懂希臘語。不過翻譯過來的古希臘著作已能滿足他了解古希臘文化的需要。西爾維烏斯生性活躍，喜好參與社會活動而非關在小屋子裏潛心於學術，富於務實精神，頭腦清醒，對時事有較強的洞察力。[85]的確，西爾維烏斯不是學究，人文主義的本質精神也不是使人鑽在故紙堆中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要求人在社會生活中展示人之為人的精神風貌。從此意義上看，西爾維烏斯同彼特拉克、布魯尼等人一樣，都是當時人文主義者中的精英人物，西爾維烏斯對當時社會產生的實際影響遠超出其他一些人文主義者。伍德沃德認為西爾維烏斯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者，這種評價有些低，實際上西爾維烏斯既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又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有大量的文學著作留給後人，從這些著作中可看到他具有較強的深思明辨能力。他擅長外交事務，在外交方麵審慎周密而又能審時度勢，他之所以能被選為教皇，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有出類拔萃的才能。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史家認為“他在我們心目中是中世紀最後一位偉大的教皇”[86]。
西爾維烏斯興趣廣泛，對古代的東西、對現實的社會和自然都充滿探索的熱情。他曾仔細研究了意大利各地方的古跡，“他的天性顯然傾向於探索自然，搜奇訪古，熱心於不朽的作品和對於人類生活做敏銳而細致的觀察。在任教皇的最後幾年，他雖然受著痛風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興地坐著轎輿翻山越嶺，到塔斯庫路姆、阿爾巴、蒂布爾、奧斯蒂亞、法雷利和奧克裏庫路姆等地並把他所看到的不論什麽東西都記載下來。他沿著羅馬公路和引水道的線路前進，試圖確定居住在這個城市周圍的古代部族的疆界”，他癡迷於古代的遺跡、作品，“像這樣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風格來寫作，自然是一件預料得到的事情”。[87]西爾維烏斯對自然的認識更表明他有過人之處，“十五世紀中葉，除在意大利外，能從哪裏找到像在伊尼亞斯·希爾維優斯（即西爾維烏斯——引者注）的著作裏邊那種地理學、統計學和曆史學知識的綜合呢？不僅在他的偉大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書信和評述文章中，隻要他用得上自己的觀察或人家的見聞時，他寫風景，寫城市，寫風俗習慣、商業和物產、政治情況和政治製度等都同樣出色……尤其關於蘇格蘭的描寫，也都沒有漏掉任何關於人們生活的敘述，並且表現了一種不偏不倚的觀察比較的能力和方法，而這是除了哥倫布的受過古人熏陶的同鄉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千萬人都看到過並且部分地知道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些東西，但是他們內心裏卻沒感到有對它做一番描寫的必要，而且也沒有意識到世人希望有這種描寫”[88]。也許現在看來，西爾維烏斯當時對自然的認識是膚淺的，但在當時，卻是可貴的，尤其是他的作為預示著人與自然的一種新關係，人類更加外向，自然成為人探索和認識的對象。
就其影響地域看，西爾維烏斯的影響不僅限於意大利，即便在他未當選為教皇前，他就為德意誌人文主義的發生發展做出了貢獻。正如曆史學家巴倫所指出的：“在十五世紀上半葉，由於召開康斯坦茨和巴塞爾兩次會議，有一大批擔任秘書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在萊茵河上遊地區逗留數年。十五世紀最有成就的人文主義作家之一、一度在帝國辦公廳任秘書的埃內亞·西爾維奧·皮克洛未尼（後來為教皇庇護二世）（即西爾維烏斯——引者），這時候在傳播新學術方麵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五世紀中期以前，德意誌群眾不僅從他的筆下得到大量的拉丁文通信以及研究人文主義學術和人文主義人生哲學的詳盡計劃，而且得到一部開風氣之先的心理描寫小說和可作為典範的關於德意誌地理和曆史的描述。一些把拉丁文學譯成德文的翻譯家們，受到這樣的熏陶不久就對十五世紀初期的意大利人文主義者的著作發生了興趣，在這些著作中首先提出關於人的研究和開化、人類天性、婦女的作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新思想。這些到十五世紀七十年代已經譯成德文的先驅作品，法國、勃艮第和英國的讀者們在十五世紀幾乎得不到其中任何一種譯本。”[89]德國較早受意大利人文主義的影響，與西爾維烏斯在德國傳播人文主義是分不開的。
西爾維烏斯於1450年寫了一篇題為《論自由教育》（De Liberorum Educatione）的論文，是為年輕的波希米亞和匈牙利國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而寫的。拉迪斯拉斯的父親艾伯特二世（Albert Ⅱ）死於1439年，而拉迪斯拉斯在其父死後才出生。對年幼的國王的監護就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弗裏德裏希三世的一個重要職責。拉迪斯拉斯就生活在弗裏德裏希三世的皇宮裏，一直到1452年才脫離監護。西爾維烏斯做過弗裏德裏希三世的秘書，1447年任主教後也常常出入皇宮，故與拉迪斯拉斯相熟，並對他產生了興趣。當拉迪斯拉斯10歲時，西爾維烏斯專門為拉迪斯拉斯的教育問題而寫了《論自由教育》，闡述了他的人文主義教育觀，但西爾維烏斯本人並非拉迪斯拉斯的私人教師。
在篇幅上，西爾維烏斯的《論自由教育》較布魯尼的《學習與文學》要長得多，與弗吉裏奧的《論紳士教育》相差無幾，幾乎一樣長。
二、論教育的使命
西爾維烏斯認為：“人由精神和身體兩部分構成，人的精神和身體應一並得到發展。”[90]西爾維烏斯意在培養身心俱健的人，他要求通過體育、軍事訓練和合理飲食以強健身體，要求通過文學、哲學和文藝的學習來豐富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擁有信仰、美德、知識和智慧。
西爾維烏斯認為，精神是人所有的資質中最寶貴的部分，身世、財富、名聲、健康和漂亮等都無法與之相比。這些東西也受人青睞，但它們都是偶發的，來去無常並不恒久，隨著時間和命運的變化，富貴可變為貧窮，健康會變為衰老，漂亮會變為醜陋，“然而精神財富卻是一筆恒久的財富，命運、誹謗或時間等因素都無損於它”[91]。他人可掠走一個人的物質財富，但卻不能搶走一個人的精神財富。性格（character）是人的精神的集中體現。西爾維烏斯認為，我們真正的財富是性格。人的命運會因時因地而變，有時變得非常突然，有時甚至變化很大，令人猝不及防，難以躲避。但健全的精神、堅定的性格、真正的智慧卻能使人笑傲人生的諸多變故，直麵人生的種種困苦。明智者不以個人的優秀品質換取金錢，因為金錢易於耗盡，而優秀品質則伴人終生。真正的智慧能使人忍受命運的各種變化。西爾維烏斯認為精神健全對當權者尤為重要，他說，沒有人會比一個掌握千百萬人生殺予奪大權的人更需要有智慧和美德。所羅門正確地借助於智慧治理國家。西爾維烏斯認識到智慧地道德地使用權力會造福於民，而獨斷地邪惡地運用權力則會禍國殃民，因而應通過教育使當權者尤其是國王和王子擁有美德和智慧。他認為，學問是國王的必備之物，博學有智慧者才能當國王。產生此種認識，想必他既有曆史的佐證又有親身的體驗。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教育家幾乎都十分關心對王侯的教育，想必均與此有關，他們想通過提高統治者的素質來改造現實社會。
西爾維烏斯強調人應有宗教信仰，他列了一係列宗教教義要求學習者學習。他說：“我們的精神要有信仰，在其迫切性上任何世俗利益都無法與之相比。如果我們的天賦精神不是為我們進入天國做準備，就不必對之做出評價……的確，文學一直為我們傳達‘上帝高於一切’的信條。況且作為一個王侯，你的整個生活和人格都應對上帝充滿感激之情，感激他賜予你的並非由於你的優點而帶來的各種好處，應對上帝飽含敬畏之心，認真對待宗教儀式，虔誠信仰上帝並尊奉教會的權威。”[92]
西爾維烏斯也重視人的品德發展問題。他認為哲學是探尋善的本質的一門學問，是人所特別需要的。他要求拉迪斯拉斯在擇友時要慎重從事，應擇好榜樣為友，與坦率、真誠、言行光明磊落、舉止謙虛、性情溫和的人為伍。他還要求人具有自尊、自信、節製等美德。
西爾維烏斯認為天賦、訓練和實踐是教育的三要素。討論教育問題首先要看教育對象是否具有可教性，是否有可塑的天然條件。天賦是天生的而非後天獲得的。西爾維烏斯對人之天性持樂觀肯定的態度，他引用昆體良的話：如果說飛翔是鳥的天性，奔跑是馬的天性，那麽熱情向上則是孩子的天性。西爾維烏斯認為，兒童的內在的精神需通過有條理的有組織的教育去發展，隻有這樣才能取得真正的進步，而教育兒童正是教師的職責。
擇師是件大事，應擇良師，若選錯了教師則貽害甚大。一個教師若對其已有的知識自滿而不求上進，不僅有礙於其能力的進一步提高，而且也說明其在品格方麵自律不嚴。壞榜樣使人形成壞習慣，積習難返，日後欲改難之又難。教師應為學生樹立好榜樣，“因此，教師應睿智、真誠，並有豐富的經驗，具有高尚的品德”[93]。教師對學生既不應過於嚴酷，也不應過於親昵。對孩子不應訴諸棍棒，不能像對待奴隸那樣去驅使其受教，而應借助於真誠的語言去說服他。教師應尊重學生，不能侮辱學生，否則會使學生對教師、對教學產生憎恨之心。教師對學生既應友善又應有權威，教師對學生的責任如同父母對子女的責任，師生之情應如同親子之情，若師生關係達不到這一步，教師還應努力。西爾維烏斯看到了教師在學生精神發展中的作用，看到了師生交往在本質上是一種精神的交流。西爾維烏斯強**師的作用的根本點在於更好地構建學生的精神世界，以更好地完成教育的使命。
三、論身體的發展
西爾維烏斯從身體訓練、軍事訓練、飲食、飲酒等方麵討論了身體的發展與養育問題。
身體訓練的目的在於使學生養成使其終身受益的習慣。應使學生在艱苦的環境中接受磨煉，克服貪睡和懶散的陋習。耽於安適與享受會削弱人身體的和精神的力量。西爾維烏斯還賦予身體訓練以審美的追求。認為人的舉止不應隨意，應恰如其分，不論是站是坐都應保持優雅的風度。身體訓練既求身體之健，亦求身體之美。
軍事訓練是教育的一部分，接受軍事訓練是履行聖戰義務所必需的，與異教徒土耳其人的戰爭需要掌握軍事技能。應教會學生使用弓箭、拋投石器、使用長矛，還應使學生學會駕車、騎馬和遊泳。學生還應參加各種遊戲如球類遊戲，應使遊戲成為學生每日生活的一部分，這樣可有調劑之效，使學生對學習免生厭惡情緒。西爾維烏斯要求遊戲應包含技巧的成分，不應是粗糙不堪的。西爾維烏斯認為人應勞逸結合、張弛有度，工作後的休息是繼續工作的必要條件，並認為這是人類生活的一條法則，教師應對之予以特別的關注。
在飲食方麵要遵循適度原則，否則暴飲暴食不僅會加重消化的負擔，而且會有損於腦力活動。不可習慣性地過分放縱胃口，這樣會帶來疾病並導致體能衰退。追求吃喝等方麵的感官享受是粗鄙不雅的，是與低等動物處於同一水平上的。吃喝隻是生活的手段，不是生活的主要追求和最終目的。在飲食上應節製，不暴飲暴食，也不挑三揀四，隻有這樣才能增強體質，使人充滿生命活力。
盡管飲酒有解渴和放鬆神經的作用，但是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應避免飲酒，如果飲用，也必須是飲用那種經過高度稀釋過的。飲酒應節製適度，防止濫用，青年人飲酒時要謹慎，要保持警覺，用內在意誌力量來保護自己不致酗酒。社交宴會為什麽一定要飲酒？西爾維烏斯問道：“為何不能通過真誠的交談使社交宴會顯得體麵，同時又保持一種恬淡歡樂的氣氛？”[94]身體畢竟是精神賴以活動的場所，不愛惜身體的人是在為自己設置監牢。人誠然要關注衣食，因為衣食不僅對於保持人的體力、腦力有益，而且也能滿足一個人自尊的需要，儀表體麵高貴畢竟不是壞事，對王侯而言，尤其需要，但不可過分沉溺於衣食之中，否則就顯得瑣碎和女人氣了。
四、論文學的學習
在《論自由教育》中，西爾維烏斯用一半的篇幅討論了文學的學習問題。他討論文學的視角與其他人文主義者稍有不同。
西爾維烏斯強調文學和哲學的重要性，以為王侯應具有這兩方麵的智慧，隻有如此才能理解神、人之法，才能洞察我們周圍的各種事物。文學是學習哲學的基礎，否則哲學難以被理解。“文學是我們的向導，它使我們真正地理解過去，正確地估計現在，可靠地預測將來。哪裏沒有文學，哪裏就一片漆黑。一個不懂曆史教訓的王侯孤立無助，隻能淪為諂媚和陰謀的犧牲品。”[95]
西爾維烏斯依從昆體良，認為語法和文學是同一的。西爾維烏斯認為語法是所有知識的門戶，“語法”作為一門學科較之其字麵的含義更複雜也更有價值。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愷撒和奧古斯都精通語法。語法是掌握知識的最根本的基礎，隻有掌握了語法才能達到博學和智慧的境地。他認為語法可分為三部分：正確演說的藝術即雄辯術；寫作散文和詩歌的藝術；寫作書信的藝術。從他在文中的論述看，他實際上將文學（即語法）的學習等同於對古典人文學科的學習，內容十分寬泛，涉及宗教、倫理、曆史、詩歌、演說、寫作、語法等諸多方麵。當時的“文學”是一個籠統的概念，而且當時也未形成統一的討論課程問題的學術規範，對知識也無確定的分類，所以不同的人文主義者在論述課程問題中使用“文學”一詞時，在其外延上難免會有些出入。不過將文學視為古典人文學科卻是共同的、一致的。
先談雄辯術。西爾維烏斯將雄辯術列為學習文學之首。之所以如此重視，是因為他對雄辯術的重要性有切身體會。他本人是一位優秀的演說家，他能當選為教皇與其優秀的演說技能有密切的關係。正如布克哈特所指出的：“庇護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講演為他最後登上教皇寶座做了不少準備工作。盡管他是偉大的學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沒有他那辯才的榮名和魅力，他或者會永遠當不上教皇。‘因為沒有比他的講演更顯得高雅威儀的。’無疑地，這就是為什麽許多人甚至在他當選之前，就認為他最適合於擔任教皇職位的理由。”史料曾記載：“庇護演說時的高雅莊嚴舉世無雙。”西爾維烏斯本人對其個人成就（包括演說在內）也頗為自得。[96]他在《論自由教育》中對雄辯術的論述頗為生動深刻。
他說，我們必須學會通過演說恰如其分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表達的風格和方式應與所談及的主題協調一致。社會事務較多的人更應該懂得雄辯術，君主尤應如此。君主需與臣民交流，而演說交談是重要的交流手段。保持沉默對婦女而言是適合的，而對於一個男人則不適合。如果一個國王在他的臣民麵前保持沉默，則是國王的恥辱，國王應因之感到羞愧。在戰場上有時舌頭比刀劍還鋒利。人說話前應三思，如果在說話前沒有經過思索，那麽保持沉默是明智之舉。輕率的演說家用嘴說話而不是用心說話，忘記了喋喋不休和雄辯有力不是一回事。沉默不語和喋喋不休都是演說的大忌，皆不可取。不假思索任意講話會使人後悔，因為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收回。要獲得演說的才能需要適度的練習，否則會有“書到用時方恨少”的遺憾。
語調和發音是重要的演說要素，需要進行有條理的訓練。既要防止發出女人般顫抖的尖叫聲，也要避免大喊大叫。發聲時應注意每個詞的每個細節，每個音節、字母的音長要適當。不可使聲音隻徘徊在嗓子眼裏，必須清晰地發出來，舌頭和嘴唇發音時都要到位。人說話時要有信心和雄心，否則演說很難達於出類拔萃的境界。演說時避免使用汙言穢語，因為語言是事物的影子，是表達事物的，不潔的語言代表不潔的事物，會對人產生不良影響甚至會致人墮落。警惕演說中的不良因素，並不意味著要在社交談話中、在演說中必須極其嚴肅、板著麵孔，親切和禮貌總是有吸引力的，生硬和造作則令人生厭，而誇大其詞則受人輕蔑。講話時不真誠或懷有惡意當然是缺點，甚至可以說是一種罪惡。因此，西爾維烏斯要求演說人務必使演講坦誠直率、言語自尊、氣勢磅礴。
在說話（演說）與語法的關係方麵，西爾維烏斯主要討論了詞的用法問題。演說中必須注意詞的選擇和用法，不能導致語法錯誤。不管是本國詞還是外來詞，是簡單詞還是複合詞，詞所表達的是本義還是引申義、是約定俗成的詞還是新造的詞，演講者都應心中有數。西爾維烏斯還要求注意時態、詞的性和格、詞尾變化等問題。在演說中要慎用言詞，濫用是一大忌諱。使用的字詞不夠風雅、不符合名家的標準用法、盲目使用未被接受的外來詞、詞的性和格的誤用等都屬於濫用。
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推崇古典風格和古代名家的權威，在風格和用詞上往往以古人為典範。西爾維烏斯認為，古典風格和古代權威之所以值得我們尊奉，是因為它們具有其獨特的威嚴，令人不敢小視。然而西爾維烏斯反對泥古不化，反對對古典風格不自然的模仿，他認為演說最重要的一點是讓人能理解，字詞是表達意義的，內容重於形式。因此應學古而不泥古，應學古人之精髓而非皮毛，應將古人的一些過時的用法棄之不用。在選擇古代的權威時，應將演說家和曆史學家放在第一位而將詩人放在第二位，因為詩人要受韻律的限製，對字詞的使用有時不盡規範。
在討論畢雄辯術之後，西爾維烏斯開始討論散文和詩歌的寫作藝術。他認為，他在前麵所講的演說中所要注意的字詞的用法，同樣適於寫作。他強調寫作技巧隻能靠大量閱讀才能掌握，應經常大量閱讀有造詣的演說家、曆史學家和詩人的經典作品，既注意他們所使用的詞匯的技巧，也注意他們處理素材的方法。在演說家中，西塞羅為首選人物，其作品在風格上直接坦率，易於理解。奧古斯丁、哲羅姆等人的演說風格優雅，這些人亦在西爾維烏斯的推薦之列。而與西爾維烏斯同時代的演說家中，他推薦了格裏諾、波齊奧等人，認為他們的風格樸實無華，皆有學習的價值。在曆史學家中，他認為李維的著作是第一流的，新舊約全書中有關曆史的章節也應閱讀，同時他還推薦了其他一些史家的著作。西爾維烏斯借用西塞羅的話論證曆史的重要性，認為曆史是過去的生動的寫照，是照亮真理的明燈，是我們現在生活的向導，西爾維烏斯要求徹底精通主要曆史學家的著作，從中學習所包含的智慧。在羅馬詩人中，他首推維吉爾，認為其語言似音樂般高貴，其風格多樣，或簡潔，或豐富，或嚴謹，或華貴。其聲譽恒久不衰，對他的任何讚美都顯得多餘，任何批評都顯得可笑。賀拉斯僅次於維吉爾，奧維德等人緊隨在賀拉斯之後。在古希臘詩歌中，西爾維烏斯認為《荷馬史詩》的崇高主題和浪漫精神使之最適合於對孩子們進行鼓勵性的訓練。此外，他還要求學習普拉圖斯和特倫斯的挽詩，學習塞涅卡的悲劇。
可以看出，西爾維烏斯是非常尊崇古代著作的，這些古典著作都洋溢著濃厚的世俗氣息。一些教會人士反對學習和研究古典著作，認為它們充滿異教精神，腐朽過時，學習這些東西是浪費寶貴的時間。西爾維烏斯認為這種看法非常膚淺，隻能代表少數孤陋者的意見，他的回答是：“假如這種激烈的聲討確實反映了大家的真正的意願，我隻能抖掉腳上的塵土與這片土地告別，因為這片土地被令人窒息的黑暗所籠罩。”[97]他說，甚至哲羅姆、奧古斯丁等人也毫不猶豫地從異教徒的詩中尋找到例證，西爾維烏斯進一步追問：如果我們因為古代偉大作家有瑕疵就否認他們，那麽我們應如何看待神學家？他們也有瑕疵，甚至他們中間也出現過異端，能因此就完全否認他們及其作品嗎？教徒保羅在異教徒中傳教時是利用異教徒的作品來宣傳教義的，西爾維烏斯認為記住這一點就足夠了。他追問道：你貶低保羅的權威，你能讓我們尊重你的權威嗎？
西爾維烏斯對反人文主義者的反擊是非常有力的，從中可看出其敏捷的才思和善辯的才能。他的看法頗為中肯，古典著作和神學著作都不是完美無缺的，但不能因噎廢食，應從中吸取有價值的養分。他強調指出，並非所有的神學家的著作都適合信奉基督教的學生學習，他要求剔除其中不良的內容而隻接受他們所寫的讚揚正直、譴責邪惡的內容；讀古典詩歌時亦然，應吸收那些充滿活力的和美的東西，而舍棄那些崇拜邪神的、錯誤的和貪婪的東西。他指出：“這裏有一條值得遵循的準則，它可以在我們讀古代作家的作品時起指導作用，無論詩人、曆史學家或哲學家讚頌過什麽，我們隻接受那些有助於鑄造我們的品格的東西，這是萬無一失的。”[98]可見，西爾維烏斯對待古典著作的態度並不狹隘。這對於一個未來的教皇而言，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書信的寫作是學習文學（語法）時應予關注的第三項內容。對王侯而言，寫信是一項重要的職責，教皇掌握寫信技巧，以利於各種事務的處理和加強與各方的聯係。也許一個王侯很少寫信，但如果寫了，就應寫得清晰易讀，不但內容應清晰，字跡也應清晰。整潔和準確是兩項基本要求。要向古人學習寫信技巧，在選擇範本時要選擇那些品位高的、有用的內容，如著名散文作家或詩人的道德箴言，這樣在無意識之中就會形成高尚的信念。西爾維烏斯特別強調字詞的拚寫，用了不少篇幅論述這一問題，認為隻有通過閱讀名家作品和勤於練習寫作才能提高使用字詞的能力。
拉丁文書信的寫作在當時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社會交往中其地位可能僅次於演說，書信的社會作用也與現在大不相同。除了君主、官員要寫信外，詩人學者也寫作書信。彼特拉克擅長於書信寫作，一生有大量書信行世，西爾維烏斯也給後人留下大量書信。本章所討論的弗吉裏奧、布魯尼等人有關教育的思想也都是通過書信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正如布克哈特所言，當時的好的書信“是純潔的拉丁文法的典範。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種完美無缺的文體是良好教育的一個準則和修養有素的結果……寫信的目的很少像今天這樣，報告一些寫信人的情況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寧被看作是一種文學著作，用來證明自己的學問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視。這些書信最初是用來進行學術探討的……在以後一個時期，書信成了優美洗練的成語的總匯，用來鼓勵或屈辱部下，恭維或侮辱同儕，歌頌保護人或者向他乞求。在這一時期，西塞羅、普林尼等人的書信被人當作典範來加以勤勉地學習著。早在15世紀，關於拉丁文書信的形式和說明的著作就已經作為巨大的文法書和辭書的附錄而出現了；即使我們今天在圖書館裏看到這批著作的數量之巨也會感到驚訝。但是，正像這些參考書的存在引誘了許多人從事於不適合他們的工作那樣，它們也鼓勵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寫出更完美的優秀作品來，直到最後出現了波利齊亞諾和16世紀初的彼埃特羅·本波（Pietro Bembo）的書信。這些書信不僅在一般拉丁文體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書信寫作藝術上取得了無與倫比的傑作的地位”[99]。書信是人生的重要武器，西爾維烏斯對書信寫作的強調說明他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銳的。
可以將西爾維烏斯關於文學學習的目的概括為四個字，那就是能寫善辯。而能寫善辯的目的是更好地積極參與社會生活，這是西爾維烏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五、論其他科目的學習
在文學之外，西爾維烏斯還討論了七藝和哲學的學習。
七藝是西方傳統的教學科目，西爾維烏斯賦予七藝以人文主義色彩。語法前已述及，不再重複，在此隻闡述他對修辭、辯證法、音樂、幾何學、算術和天文學的看法。
西爾維烏斯認為語法和修辭二者之間有密切的聯係，不論是曆史學家還是詩人，都是通過修辭來體現其寫作風格和寫作技巧的，並且通過修辭這種形式來闡發他們對人對物的評價。修辭學對演講也很有助益，修辭可增強演講的魅力並利於闡明結論。學習修辭也應師從古代的權威，如亞裏士多德、西塞羅、昆體良等人。辯證法與修辭也關係密切，因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在於使表達更令人信服。邏輯對於我們清楚、準確地思考和表達有直接的助益，能使我們在辯論中發現推理存在的錯誤步驟，除此之外，邏輯並無其他用途。有些邏輯學家僅在詞語的細微之處空耗時間和才智，把邏輯看作智力的遊戲而不關注其活生生的用法。人真正值得驕傲的在於“做”，有些空耗才智的瑣事會浪費人的大量時間，如果將這些時間用來做更有意義的事，會有更豐碩的收獲。在此也許西爾維烏斯在批判經院主義的空疏無用。音樂對人的精神有撫慰、振奮之效，亦應列入教育內容之中。但西爾維烏斯認為對音樂的追求應適度，應對靡靡之音嚴加控製，應由性情嚴肅的教師來指導學生學習音樂。算術和幾何學可結合在一起學習，幾何學可促進知覺和推理能力的發展，是一門很有吸引力的學科，但西爾維烏斯認為它不應占用學習者太多的時間和精力。關於學習算術的價值，他沒有論及。天文學展現了無盡的蒼穹，揭示了天堂的秘密，學生不應對天文學一無所知，否則就不能理解古代詩歌中有關天堂的描述。
西爾維烏斯認為哲學高於七藝，它在更高的層次上給人以終極的指導。哲學探求萬物之因，體現出人對智慧的追求。古希臘哲學家泰勒斯（Thales）認為哲學即自然科學，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上拉回塵世，認為哲學應關注倫理道德問題，柏拉圖認為哲學應研究人的精神從而使哲學變得完整了。在做了這些敘述後，西爾維烏斯要求人們更多地關注道德哲學，認為它探討行為的合理性，對於指導人的行為不可缺少。從中可更明確地學到他應盡的義務和責任，知道如何虔敬上帝，如何對待父母、兄長、妻子、朋友、君主、國家和他人。道德哲學能教人追求美德，例如，教人摒棄貪婪之心、尊重婦女、愛護孩子和家庭、憐憫窮人、待人公正，還教人要自我克製、不縱容自己、成功時不得意忘形等。為達到此目的，需要學習指定的書籍。此外，西爾維烏斯還將西塞羅、塞涅卡和波伊修斯（Boethius）關於道德問題的著述也列入必讀的範圍。
盡管西爾維烏斯論述了有關教育的許多問題，但其最關注的還是古典文化的學習，他對演說和書信寫作的論述是緊扣當時的時代需要的，洋溢著濃鬱的時代氣息，他的教育思想在當時無疑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遺憾的是，拉迪斯拉斯18歲時就死了（死於1457年11月），生命如此短暫以致不能驗證西爾維烏斯的教育目標在他身上是否能實現；可喜的是，西爾維烏斯本人就是其教育理想的生動寫照，他期望的正是他實踐的。正因為如此，其教育理論才更有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