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布肯哈根的教育思想和新教初等教育運動

路德的新教教育理想，主要是由梅蘭克頓和布肯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1485—1558年）在中等、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兩個方向加以實施。布肯哈根在日耳曼北部的初等教育活動與梅蘭克頓在南部的高等教育活動是齊名的。布肯哈根對新教理想實施和普及大眾化的初等教育學校做出了巨大貢獻，被尊稱為“耳曼國民學校之父”，並且此後在歐洲各國開始了漫長的普及初等教育的運動。

一、布肯哈根的初等學校組織工作及其影響

布肯哈根是路德的好友和忠實信徒，出生於瓦林（Wollin），年輕時曾熱衷於人文主義，在1520年出於對宗教改革的熱情，聽路德的勸告來到威丁堡大學。1923年即為那裏的神學教授。在新教教育改革實踐中，他不但第一個堅持，而且實行了路德早期所堅持的新教改革基本原則——人的全部生活必須以經驗為基礎，堅持民眾教育和學習掌握本族語言，是以個人信仰為基礎的宗教信仰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在實際上引進了城鄉小學，特別是對重建農村新教教會小學做出了重要貢獻。

布肯哈根創辦鄉村學校的目的是創辦宗教教育和母語的基本讀寫教育。1520年，他在漢堡下令每一個教區建一所純粹的拉丁學校，兩所德文學校（其中一所男校，一所女校）。拉丁學校一般設校長一人，教師七人，課程幾乎脫胎於路德的構想，包括希臘文、希伯來文、雄辯術、修辭學、教義問答摘要、唱歌等。1523年布肯哈根利用一般的“教會命令”為學校提供許多豐富的資源，使這些學校具備了一些必要的辦學條件。[62]

1528年，為了白隆斯威爾（Brunswick）市的教會和學校的重建，布肯哈根頒布了教會命令，要求為男生設立兩所古典語學校，兩所國語學校，為女生設四所國語學校，這樣，所有的學生入學都很方便。[63]1529年他為漢堡、1530年為呂伯克（Lubeck）、1534年又為他的故鄉波米拉尼爾（Pomerania）市草擬了各種類似的教會與學校計劃，這些計劃後來紛紛成為日耳曼其他市鎮所仿效的樣本。1537—1539年他受到丹麥國王的請求，把哥本哈根大學、丹麥教會和各學校改組成為路德教派的教育機構，深受丹麥國王的敬重。[64]

二、普及初等學校的發展

然而，僅僅從個人信仰為基礎的宗教虔誠立場上來推動大眾教育和母語教育的步伐是緩慢的。一直到1559年，這種大眾初等學校才在各地得到正式承認。1559年符滕堡法令中正式規定在鄉村建立“德國學校”，後來薩克森也仿效之。瑞典更晚，到1686年才由查理九世在法典中規定：如果不能夠初步閱讀路德教義和沒有領聖餐的人，不允許結婚。[65]英國則表現為另一番情景。在英國，由於宗教改革隻表現為統治階級與羅馬的決裂，把遵從國教視同於遵從基督教。路德主張的信仰得救該由個人親自負責、人人都應該接受閱讀的教育思想，鮮為人知。盡管如此，宗教改革在大眾教育方麵收獲最大，這個最大收獲，就是由於教會禮拜儀式中所用的語言由拉丁語改變為英語，從而促進了學校英語教育的發展。

1534年，英國由國會通過《至尊法案》，將英文《聖經》分發給各教會，禮拜儀式也奉命用英文進行。1549年，英文的祈禱書、詩篇和教義問答，皆開始使用。普及初等學校的發展表現在學校教育領域，則是1536—1539年修道院的廢止和文法學校的創設，在這變革的過程中，文法學校提高了教育的質但不能夠滿足量的需要，直到1688年，創設和改建的文法學校也隻有558所，因而紛紛出現各種形式的初等學校，如教區書記、書法學校、藝徒訓練等，教兒童“聰明地閱讀英文而非愚笨地讀拉丁文”[66]。直到18世紀，學校才逐漸被正式的英文學校所代替。在這漫長的漸變過程中，英國於1601年頒布的《濟貧法》，對貧民子女學習謀生技藝具有重要影響。

《濟貧法》的問世可以歸因於宗教改革的結果之一。英國修道院的被沒收，鏟除了教會救濟製度的基礎，迫使國家不得不麵對濟貧和照料貧窮兒童的問題。隨之產生一種新的觀念，認為國家乃是由公共利益、親善、博愛與服務而團結的人民團體。從16世紀起，就頒布了一係列法令，先後有：禁止窮人行乞範圍、命令教會收容窮人、下令到處設立收容窮人及其子弟的機構、為濟貧而強迫向所有資本家征稅等，因而，1601年的《濟貧法》中，就明確規定了照顧貧民及其子弟是國家的義務。貧民子弟不分男女，都為學徒，要學會謀生手藝。師傅有訓練學徒學得一種謀生技能的義務，由管理官員提供機會和資給貧民及其子弟。國家要強迫向所有資本家征稅以保障濟貧資源。這裏所顯現的，不僅僅是初等教育中對貧民子女謀生技藝的訓練，麵向生活和社會生產的意義，更重要的是，也開始在醞釀英國民族由國家對全體人民普遍征稅，以便為全體兒童普遍設校的思想。這些思想又被加爾文所發揮，後來傳到美洲奠定了穩固根基。就是在1601年英國《濟貧法》的基礎上，才有了1642年美國馬薩諸塞州有關全體兒童一概需要入學的第一個法律。[67]

三、其他新教徒對初等教育發展的貢獻

在德國，像布肯哈根這樣致力於初等教育和母語教學比較著名的還有尼安德（Micheal Neander，1525—1595年）。尼安德是梅蘭克頓的學生，但比他的老師構想的課程更加自由開放，敢於質疑“為什麽我們始終要教拉丁文、希臘文呢”[68]？他1550年在哈滋（Harz）的伊惠爾德（Ilfeld）辦了一所寺院學校，招收6～18歲學生，他在課程中增加了母語、曆史、地理、科學、音樂，並且改良了學校文法、修辭、雄辯術，麵向實際需要開了論說文課，為學生寫了39冊讀物，該校的畢業生入大學人數占學校之首，很多人學成後在教會和學校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因而，這所學校被梅蘭克頓稱讚為最優秀的學校。[69]

瑞士的宗教改革家茨溫利也是新教人文主義教育者。他創辦了瑞士的第一批小學，於1523年寫了《少年的基督教教育》，用拉丁文發表，第二年翻譯成為瑞士語發表。他主要的功績，是把所有的《聖經》由淺入深按部就班地列為係列課程，除了推崇古典著作和希伯來文的價值外，也主張研究自然，注重算術、音樂以及類似古希臘的競技活動。這些主張在當時就影響到其他各城市。不幸的是，茨溫利1531年過早在卡比爾（Kappel）宗教戰爭中陣亡。[70]他的教育主張雖然仍然對後世有影響，但瑞士著名的新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家加爾文的教育思想與改革活動，則壓倒一切地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

蘇格蘭的新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者諾克斯（John Knox）則受加爾文的影響，利用教會的權力推行義務教育，他於1560年寫的《蘇格蘭教會教科書》，按照加爾文的模式提出蘇格蘭教育計劃，倡議由舊教會與修道院的基金對所設學校給予資助，以解決普及義務教育的經濟問題。雖然統治者的阻攔使名副其實的蘇格蘭國家教育製度拖延到19世紀才實行，但在當時它對推動初等義務教育是相當具有進步意義的。

路德作為16世紀的宗教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在教育上的深遠影響可以概括為三方麵。第一，提出了普及義務教育思想，並且通過他的弟子們的努力，直接或間接地促成了教育由中世紀的壟斷性教育向現代的普及性教育的轉化。第二，促進了教育由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轉變。雖然直到19世紀，教育管轄權才由教會轉到政府，而現在德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學製的很多重要特征，都可以在路德及其路德學派的政教合辦的學校中初見端倪。第三，打破了中世紀拉丁語一統天下的僵局，促進了歐洲民族語言教育的發展。當然，作為由中世紀到近現代社會過渡鏈條上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體係也必然帶有協調新舊社會的妥協性和革命的不徹底性。隻有站在曆史發展的長河中，才能夠透過這種矛盾性和妥協性，把握其本質上適合曆史發展趨勢的進步因素及其對現代教育發展的啟示。這一啟示，透過杜威的基督教福音觀的核心，更能體現其影響的綿長深遠。杜威認為“上帝的精神已進入曆史”，上帝“自身在人類之中並借助於人類運作，以實現人類最大的善”。這種宗教思想，是杜威哲學思想整體中關於社會重建和個人自由所蘊含的理想和價值觀念之源，某種與自我和宇宙保持深刻而持久的和諧感，滋養他對統一性的追求。[71]而路德“因信稱義”宗教平等的思想影響功不可沒。

[1] 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19頁。

[2] 柯特·艾倫編：《九十五條及有關改教文獻考》，王建屏、鄭秀清譯，道聲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頁。

[3] 參見埃裏克森著：《青年路德》，康綠島譯，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235頁。

[4] 參見徐宗林著：《西洋教育史》，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231頁。

[5] 據說每爬斯卡拉桑塔一步，就可以救出煉獄裏的一個靈魂。路德開始是很虔誠地跪爬一級禱告一次，但是當他爬到最上麵一層時，心裏隻有一個疑問：“誰知道這事是真是假？”

[6] 埃裏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99頁。

[7] 柯特·艾倫編：《九十五條及有關改教文獻考》，第32頁。

[8] 柯特·艾倫編：《九十五條及有關改教文獻考》，第23頁。

[9] 參見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頁。

[10] 埃裏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40頁。

[11] 張仕穎：《馬丁·路德的神學突破》，載《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第102～109頁。

[12] 埃裏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39頁。

[13] 柯特·艾倫編：《九十五條及有關改教文獻考》，第34頁。

[14] 轉引自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29頁。

[15] 參見沃爾夫岡·蘭德格拉夫著：《馬丁·路德》，周正安譯，新華出版社1988年版，第99～122頁。

[16]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教育史》（上冊），第210～217頁；沃爾夫岡·蘭德格拉夫著：《馬丁·路德》，第99～122頁。

[17] 被天主教吹噓為具有神奇功效的七項聖禮是指洗禮、聖餐、告解、堅振、終傅、神品和婚配。

[18]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教育史》（上冊），第99～122頁。

[19] 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第153頁。

[20] 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第150頁。

[21] 《馬丁·路德著作集》（第一卷），費城1915年英文第二版，第157～158頁。

[22] 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第196頁。

[23] 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第196頁。

[24] 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第197頁。

[25]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係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93頁。

[26]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係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第193頁。

[27]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係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第185頁。

[28]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係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第185～193頁。

[29] 任鍾印主編：《世界教育名著通覽》，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8～163頁。

[30] 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楊亮功譯，協誌工業叢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65年版，第341頁。

[31] 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224～225頁。

[32] 埃裏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76頁。

[33] 埃裏克森著：《青年路德》，第277頁。

[34]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係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第181頁。

[35]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係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第181頁。

[36] Ewald M. Plass，What Luther Say：An Anthology，Concordia Publishing House，1959. V. H. H. Green：Luther and the Reformation，Batsford，1964，p.649.

[37] Ewald M. Plass，What Luther Say：An Anthology，p.980.

[38] 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44頁。

[39] 孔祥民著：《德國宗教改革與農民戰爭》，第203頁。

[40] 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47頁。

[41] 烏裏其著：《西洋三千年教育文獻精華》，徐宗林譯，幼師文化事業公司1979年版，第184頁。

[42] 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47～348頁。

[43] 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341頁。

[44] 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48頁。

[45] 趙祥麟主編：《外國教育家評傳》（第一卷），第345頁。

[46] 托馬斯·馬丁·林賽著：《宗教教育史》（上冊），第348～354頁。

[47] 華東師範大學教育係、杭州大學教育學合編：《西方古代教育論著選》，第181頁。

[48]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頁。

[49] 參見F. P. 格萊夫斯著：《中世紀教育史》，吳康譯，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233頁。

[50] 參見F. P. 格萊夫斯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33頁。

[51] 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第1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頁。

[52] 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331頁。

[53] 參見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0頁。

[54] 參見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2頁。

[55] 轉引自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3頁。

[56]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p.216-220.

[57] 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1頁。

[58] F. P. 格萊夫斯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37頁。

[59] 轉引自 F. P. 格萊夫斯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39頁。

[60] 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4～195頁。

[61] 博伊德與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194頁。

[62] F. P. 格萊夫斯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81～283頁。

[63] F. P. 格萊夫斯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82頁。

[64] 主要參見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329頁。

[65] 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329頁。

[66] 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337頁。

[67] 參見克伯萊著：《西洋教育史》，第339～340頁。

[68] 克伯萊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85頁。

[69] 克伯萊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85頁。

[70] 克伯萊著：《中世紀教育史》，第286頁。

[71] 斯蒂文·洛克菲勒著：《杜威——宗教信仰與民主人本主義》，趙秀福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64頁、第5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