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
人類理性精神在中世紀異化為宗教理性。通過文藝複興時期的人文主義做中介，人類主體自我意識逐漸覺醒，開始揚棄宗教理性而回複到獨立自主的主體性。理性在17、18世紀成為判決一切的標準和權威。思維與存在的對立取代了上帝與世界的對立，精神拓進到了真正理性的時代。這一理性時代精神，通過理性經驗主義、唯理主義、科學理性思想和法國的政治理性主義及資產階級大革命達至高峰。這是人類理性精神的黃金時代，也是資本主義勃興的時代。
17世紀是西方哲學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而且一些哲學史家，都將西方近代哲學史的真正源頭界定在17世紀。他們或者認為弗蘭西斯·培根才是近代西方哲學史上的第一位代表；或者認為笛卡兒是西方近代哲學的真正始祖。如果說15、16世紀哲學的特征是——巨人們在思想，那麽17世紀的哲學特征是——哲學界有巨人。雖然文藝複興運動已經曆了近300年的曆史，但西方近代哲學則直到培根、笛卡兒，才算露出廬山真麵目。
近代哲學，作為人類近代精神的概念顯然體現了時代精神的特質，這就是封建時代的終結和近代資本主義的開端；是需要理性、科學的時代；是麵對自然、社會和人自身的革新時代。所以思維需要以自然、社會和人本身，即普遍規律本身為對象。這樣，近代哲學就以清晰明白的思維，通過以培根為代表的英國經驗論或理性經驗主義，通過以笛卡兒為代表的唯理論及科學理性思想，通過18世紀法國的政治理性主義，揭示了思維與外部世界的關係與自身精神的關係。理性的複興亦即思維追求科學知識的科學思維確定性的複興。求得真正知識及其追求相應的科學方法或思維方式，即是理性大複興的重任。[1]由此產生出唯物論和經驗論兩種不同的學派來。
一、經驗主義
以培根的哲學為代表的唯物經驗論哲學，體現了人類理性精神在資本主義勃興時代麵對自然，尋求自然科學及其新方法的哲學傾向。他的哲學將知識建立在觀察、實驗和經驗基礎上，為近代科學振興指明了方向。
經驗主義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培根、霍布斯、洛克、貝克萊（G. Berkeley）和休謨（D. Hume）。他們的認識論學說在很多方麵相異，甚至對立。其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承認知識和觀念起源於經驗這一原理（盡管他們對經驗的理解也很不相同）。同時，還應看到，經驗論本身並非排斥理性。毋寧說與唯理派哲學的觀點有某種滲透性和相融性，隻是在對知識來源的確定性上與理性主義不同罷了。近代理性精神是伴隨著資本主義時代及其科學而出現的，體現在哲學中則呈現出經驗論的認識傾向，強調知識、科學的經驗、實驗特性。這也反映出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英國人的務實精神和自由主義風格，大體上就是17世紀經驗主義哲學的主調。[2]英國哲學務實明快，長於歸納，而英國又是資本主義發展最早的國家，因此哲學的經驗論傾向表現突出。培根的實驗科學思想及其唯物主義經驗論，開辟了人類認識的新時代，將人類從經院哲學的思維方式和定勢，扭轉到一個麵對自然、麵對生產，以實驗科學、經驗為基礎的新知識方法論上。這種新方法從經驗、個別、特殊出發，概括出一般、普遍，然後再指導個別。這就是經驗論的歸納法。他認為，新時代必須給人們新的認識方法，才能獲得科學知識或真理，才能認識和改造自然，獲取人類需要的功利，提出了 “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而要獲得真知識，必須摒棄宗教神學的荒謬識見，批判經院哲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此基礎上建立以經驗為基礎的新的科學方法即歸納法。培根認為傳統的演繹法不能使人獲得新知識，因為它是從抽象的一般推出個別，於是“一般”就成了權威和教條，阻礙人們獲得新知識。
培根將歸納視為唯一科學方法，否認演繹法在認識中應有的作用是片麵的；但當中世紀宗教神學思想及思維方式還在阻礙近代人類理性思維時，培根以叛逆舊思維方式的勇氣，從大膽地抨擊上帝的一般存在，推出個別的演繹法，提倡反傳統演繹的新思維方法和科學方法，主張從現存的特殊的具體的事物中尋求一般、共相、規律，這不僅具有科學價值和意義，而且也具有反對封建文化的社會意義。培根的哲學實際上是以經驗為基礎的理性和經驗同一的哲學。這是新時代的新哲學、新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從培根開始，霍布斯、洛克皆是經驗論的繼承和發展者。
二、理性主義
近代理性精神由培根導向認識、科學的經驗論方向，笛卡兒則使近代理性精神轉向了清新的純思維方向。作為數學家的笛卡兒，從數學的明晰性和邏輯性出發，將數學的純理智分析應用在哲學思維中，使他的科學觀和哲學觀出現了與培根迥然不同的方向：培根重事實而忽視數學，他則以數學的邏輯作為追求科學的手段；培根用經驗的歸納法反對經驗哲學的認識方法，笛卡兒則用理性演繹法否定經驗哲學的認識方法；培根以批判“4種假象”作為掃除偏見、淨化理性的思想武器，笛卡兒則以普遍懷疑的原則，作為他建立新世界觀的出發點和基礎。[3]
笛卡兒以清晰明白的觀念作為他的哲學的基礎，認為理性是人的天賦，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就在於人的理性稟賦，心靈的本性是思維。雖然他也談到情感、欲望、意誌，但他思考的重心是思維問題，所以他的理性觀念天賦論是近代理性精神的純理智思維形式的顯現；是與經驗論相對立，又相互滲透的又一個理性思維形式。大陸國家的專製傳統，又促使大陸哲學形成更抽象與更富於思辨性的理論風格。17世紀的法國尤其是一個理性的國度，從它的文學、藝術到人的禮儀、風俗均是以理性著稱的。理性事實上限製、壓抑、歪曲了人的情感。理性時代需要理性哲學，理性哲學需要有理智氣質的哲學家。就氣質、性格而言，笛卡兒是時代哲學家的理想人選。而笛卡兒一生的追求，除去學問，就是安寧，為學問冥思苦想，為安寧東走西奔，他個人的情感生活則十分貧乏。難怪他的哲學不為情感、欲望留出應有的地位。[4]正如黑格爾所說：笛卡兒使哲學在奔波了1000年之後，現在才回到了這個思維的新基礎。因為近代哲學是以思維為原則的。[5]
笛卡兒認為，人類幾千年來獲得的知識之所以有許多錯誤，就在於思維的錯誤；而思維的錯誤在於人的思維屈從於種種外在形式的權威、習慣和偏見，而沒有確立人自身的理性思維的權威，不能從心靈中的明晰觀念出發，明白地理解事物。他認為，隻有從人的理性觀念出發，從清晰明白的概念出發，才能獲得正確知識。從人的本質是思維這一前提出發，笛卡兒確立了普遍懷疑原則及“我思故我在”的主體性至上原則。他以鮮明的主體性代替經院哲學的神學性，以清新明晰的思維取代盲目沉醉的信仰，以人取代上帝，這無疑成為近代科學理性精神劃時代的開端。“沒有人像笛卡兒這樣如此清晰、敏銳和引人注目地表達了作為認識論基礎的方法論。沒有人使我們意識到迫切需要去提出這樣的問題：我真的認識了嗎？我的信念真正建立在理性可接受的證據的基礎上嗎？”[6]
總之，17世紀西方哲學可分為兩個區域：一是英倫三島，二是西歐大陸；以及分為兩個係統：一個是英國經驗主義，另一是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這兩個派別盡管有區別，但毫無例外都是新興的成熟的資本主義時代的哲學。它們在反對和批判中世紀哲學、保衛和守護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啟迪和總結資本主義思想文明等方麵，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分歧，或許隻是證明它們各自的認識局限性。若從積極方麵考慮，則隻是證明了雙方的認識論的特色。
經驗主義和理性主義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以感覺經驗作為自己哲學體係的認識基礎，後者則以經驗的理念模式作為自己哲學的出發點和歸宿。因此，經驗主義尤其是產生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前後的經驗主義，其唯物主義傾向比較明顯；而理性主義，出於它們的先驗性質，所以即使並不完全否認經驗的作用，也容易走到二元化的結局中去。經驗主義作為一種思潮，有它發生、發展的必然過程；而理性主義係統內部也絕非鐵板一塊。“當發展到一定程度時，終於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借鑒，相互促進，直至走向新的曆史天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