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教育實踐活動與教育思想的理論基礎
—、生平與教育實踐活動
福祿培爾（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bel，1782—1852）是19世紀德國教育家，近代學前教育理論的創始人。1782年4月21日，福祿培爾出生於德國圖林根地區奧伯魏斯巴赫村。他的父親是個牧師，因此，他從小深受宗教思想的影響。福祿培爾不到1歲就失去了母親，也因此失去了母愛的溫暖。到了上學的年紀，福祿培爾在當地國民學校入學。11歲時寄居在舅舅家，轉到施塔提爾姆國民學校讀書。1797年，年僅15歲的福祿培爾從國民學校畢業後給一位林務員當學徒。學徒生涯雖然沒有使他從事林務員這一職業。但他對植物學、數學產生了興趣。
1799年，福祿培爾進入耶拿大學哲學院學習自然科學和數學。當時，在該校任教的著名哲學家費希特和謝林對他的哲學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一年後，福祿培爾因無力繳納學費而輟學。此後，他做過見習林務員、土地測量員、農場秘書等。
1805年，福祿培爾到法蘭克福準備攻讀建築學時，偶遇法蘭克福模範學校校長格呂納（Anton Grüner）。福祿培爾應邀到該校任教。從此，福祿培爾開始了教師生涯。在這所學校，他開始研究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思想。這一年，他在霍爾茨豪森（von Holzhausen）男爵夫人的幫助下，前往瑞士伊弗東學院，拜訪裴斯泰洛齊。在伊弗東學院為期14天的訪問，使福祿培爾對裴斯泰洛齊的教學方法增加了感性認識。
1806—1811年，福祿培爾在霍爾茨豪森男爵家任家庭教師。其中，1808—1810年，他帶領兩名學生在伊弗東學院學習。與裴斯泰洛齊兩年的朝夕相處，使他對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裴斯泰洛齊對教育事業和兒童的熱愛也深深地感染著福祿培爾。在裴斯泰洛齊要素教育和教育適應自然思想的啟發下，福祿培爾著重研究學前教育問題。
1811—1812年，福祿培爾到格廷根大學學習。1812—1813年，他又到柏林大學深造。他著重學習了哲學、人類學、倫理學、語言學、曆史、地理、礦物學等學科。這些知識為他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例如，當時自然哲學的球體法則認為，圓球是自然的原始形態，也是一切生命統一體的象征以及外部世界和內部世界的自然規律。後來，他把這一觀點運用到“恩物”之中。
在柏林大學讀書期間，在費希特、施萊爾馬赫等愛國學者的影響下，他參加了反拿破侖戰爭。在這種背景下，他形成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民族主義教育思想。
1816年，福祿培爾在格利斯海姆創辦了“德國普通教養院”（die Allgemeine deutsche Erziehungsanstalt）。1817年，該校遷往魯道爾施塔特的卡伊爾霍。在這所學校裏，福祿培爾推行裴斯泰洛齊的教育思想，重視兒童的自由發展和自我活動。在實踐基礎上，他開始撰寫一係列教育論文，並創辦了《教育家庭》周刊。
福祿培爾創辦卡伊爾霍學校的時候，正值施泰因改革時期。費希特、洪堡等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主張得到許多政治上要求進步人士的歡迎。但是，反動勢力對此深惡痛絕。因此，福祿培爾在學校中重視培養兒童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做法得到進步力量的支持，但遭到反對勢力的攻擊。19世紀20年代以後，反動勢力對卡伊爾霍學校實行壓製和迫害。但是，福祿培爾仍然堅持自己的立場，不為打擊所屈服。1826年，他發表了以卡伊爾霍學校教育工作為基礎的《人的教育》（Die Menschenerziehung）一書。在這本書中，他闡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1831年，福祿培爾流亡到瑞士。在瑞士，他努力創辦以裴斯泰洛齊思想為指導的新學校。在盧塞恩邦政府的支持下，他在瓦赫滕澤建立了新學校。1833年，該校遷往維利紹。1834—1835年，受伯爾尼邦的委托，福祿培爾到布格多夫接替裴斯泰洛齊擔任一所孤兒院的院長，並開設一些教師進修課程。這段經曆使他進一步認識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為他今後從事幼兒教育提供了經驗。但是，在瑞士辦學期間，他一直受到教會中反動勢力的敵視和攻擊。
1836年，福祿培爾返回德國圖林根，開始設計一套他心目中符合兒童認識規律的遊戲材料。1837年，他在勃蘭根堡創辦了一所“發展幼兒活動本能和自發活動的機構”，招收工人和手工業者的孩子入學。在這裏，他把自己設計的幼兒遊戲的材料——“恩物”拿到“遊戲小組”中實驗。1839年，他在德累斯登建立了一所兒童教育機構，並創辦了第一個兒童指導員訓練班。1840年，他把設立在勃蘭根堡的幼兒教育機構命名為“德國幼兒園”（der Allgemeine deutsche Kindergarten），把“遊戲指導員”改稱為“幼兒園教師”。“幼兒園”一詞蘊含著福祿培爾自然教育思想。他把幼兒園比作花園，把幼兒比作花草樹木，把幼兒園教師比作園丁，把幼兒教育過程比作培植花草樹木的過程。他希望幼兒能夠像花草樹木一樣在自然環境中生長。
1843年，福祿培爾在總結幼兒教育經驗的基礎上，出版了幼兒教育專著《慈母曲及唱歌遊戲集》（Mother Play and Nursery Songs）。1844年，幼兒園由勃蘭根堡遷往馬林塔爾城堡。在這裏，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為了推廣幼兒園，福祿培爾到過許多地方講學，宣傳他的幼兒教育思想。他的努力獲得了一些熱心幼兒教育的人士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教育家的支持。幼兒園在德國許多城市紛紛建立起來。1848—1849年，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福祿培爾的幼兒園教育運動在德國達到**。為了適應幼兒園發展的需要，他在馬林塔爾培養了一批幼兒園教師。
1848年革命失敗後，複辟勢力大肆鎮壓一切進步活動。福祿培爾的幼兒園運動也不能幸免。1851年，普魯士文化教育部部長勞默爾（Karl von Raumer）以幼兒園在宗教和政治上有破壞作用為理由頒布了對幼兒園的禁令，並禁止福祿培爾在普魯士從事教育活動。這一事件對他無疑是個沉重的打擊。1852年6月2日，福祿培爾去世。福祿培爾逝世後，許多進步人士和關心幼兒園運動的人為恢複幼兒園而努力。1860年，普魯士政府不得不取消了對幼兒園的禁令。1861年，他的生前好友替他出版了幼兒教育著作《幼兒園教育學》（Pedagcgics of Kindergarten）。他的一些教育著作也被譯成多種文字在許多國家流傳。
二、哲學觀
在哲學觀上，福祿培爾一方麵深受德國古典唯心主義，尤其是費希特、謝林等哲學家的影響；另一方麵，在家風熏陶及德國宗教傳統的影響下又帶有濃厚的宗教色彩。
福祿培爾曾是謝林的學生，謝林的思想對福祿培爾的影響非常明顯。謝林的哲學分兩個階段：1806年以前主要是“同一哲學”；1806年以後主要是神學。謝林認為，宇宙萬物的本源是客觀存在的“絕對同一”，即神。萬物（包括人及其理智）是神的表現形式。世界精神是同一的，它的發展是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自乘”過程，即承認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對立，發展由對立的統一結束，並由一個“同一”走向高一級的“同一”。福祿培爾直接吸收了這一觀點。
福祿培爾認為，上帝是一切事物的來源。他說：“有一條永恒的法則在一切事物中存在著、作用著、主宰著……這條支配一切的法則必然以一個萬能的、不言而喻的、富有生命的、自覺的、因而是永恒的統一體為基礎。”[1]他所說的“統一體”就是上帝。“一切事物都來自上帝的精神，來自上帝，並唯獨取決於上帝的精神，取決於上帝；一切事物的唯一本源在於上帝”。[2]他還試圖把上帝與球體法則糅合起來，認為在自然象征物中，圓球是上帝的象征物。
福祿培爾還認為，整個世界是多樣性的統一。從自然的多樣性中可以推斷出其最終的本源，即上帝的統一性，也可以從上帝的統一性中推斷出自然的多樣性。其中，統一性是多樣性的來源。因此，一切事物和人的本質都可以從外部表現加以認識。教育和教學就是從事物和人的外部表現來認識其內部本質，從有限中認識無限，從暫時中認識永恒。人的認識過程就是其發展過程，它表現為矛盾的調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性與神性、精神與肉體的調和，而調和的基礎和終極都是神性。
顯然，福祿培爾的認識論是建立在客觀唯心主義世界觀基礎上的。他指出：“對這條永恒法則的認識和自覺掌握，關於它的本源、它的本質、它的整體和聯係以及它的作用的活力的觀點，關於生活和生活整體的知識就是科學，就是生命科學。”[3]由此出發，福祿培爾分析了教育研究的範圍和任務。他說：“研究這種自覺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如何通過本身以及在自身中表現和實踐這條法則的科學，便是教育科學。從對這條永恒法則的認識和洞察中得出的、借以指導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去理解其天職和實現其使命的規範便是教育理論。把這種認識、觀點和知識主動運用於直接發展和訓練有理智的生物以實現其命運，便是教育藝術。”[4]可見，福祿培爾的教育學是建立在統一的法則的基礎上的，或者說，他的教育學的根源在哲學。
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實現宗教目的的手段。他認為，教育應當以它的整體，即通過教育、教學和訓練，使人和自然來自上帝和受上帝製約的道理以及人和自然一定存在於上帝的道理變為人的覺悟，並使這種覺悟在人的生活中發生作用。教育應當和必須引導人了解自己和關於自己的一切，使人認識自身和人類，認識上帝和自然，由此實現純潔、神聖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