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井上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動
井上毅（Inoue Kowashi）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日本近代職業教育製度的締造者。
1844年，他生於日本肥後熊本藩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原名飯田多久馬。23歲時，他過繼給同藩藩士井上茂三郎做養子，改稱現名，並取號悟陰。井上毅幼時博聞強記，聰慧過人，四五歲時便能誦詩百首，七八歲時弈棋從不輸人，故有“神童”之稱。因其資質俊秀，深受必由堂塾師長岡監物青睞，後收其為徒，始授啟蒙教育。當時日本學界深受中國傳統儒學影響，各藩校均奉朱子學為正統，但由於普遍存在訓詁詞章之風，已漸失朱子學實踐躬行的精髓。長岡監物則與眾不同，他與橫井小楠一起共抗流俗，極力提倡經世致用的實學。必由堂獨特的學風在井上毅幼小的心靈中埋下了實學實用的思想種子。
1857年，14歲的井上毅以優異成績從必由堂畢業，在恩師長岡監物的推薦下，入木下塾繼續學習。木下塾主持木下犀潭是熊本藩有名的碩學大儒，與長岡監物一樣，同是當地實學派的領袖人物。木下犀潭主持的木下塾也以朱子學為主要教育內容，但他不拘泥於時尚學統和隱微深奧之論，而以培育實用人才、伸張學生個性和鼓勵洋學為目標。井上毅在木下塾求學六年。在這六年之中，他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被喻為“木下門下的三秀才”之一。木下犀潭所提倡的崇實致用的學風和所實行的鼓勵學生率性發展的教育方法，使井上毅心靈深處早已埋下的實學實用的思想種子，開始生根發芽並逐漸成長起來。
1862年，由於成績優秀和深孚眾望，井上毅被選為藩校時習館的居寮生。時習館是當時熊本藩的最高學府，其學生來自全藩各地，定員隻有25人。“居寮生”即在校住宿並由公費資助的學生，隻有成績優異者才有此資格。時習館雖是藩的最高學府，但與必由堂、木下塾相比，其學風卻大相徑庭。同多數藩校一樣，時習館專事“訓詁詞章之學”，隻重“文義的講究，章句的穿鑿”，全無朱子學原有的存養省察和實踐躬行的風格。井上毅對此深為不滿，曾撰寫《程門諸子**佛論》和《與某大人論宋學書》，批判宋學的弊陋，痛斥時習館的教育使人沉溺於舊文、拘泥於詞章、不知科學和忘記實業。盡管時習館的教育很不合乎井上毅的胃口，但他仍然勤勉於學。他以時習館空疏無用的教育為戒，刻苦鑽研儒學經典，不但更加堅定了經世致用的實學觀，而且打下了牢固的漢學基礎。
1865年，井上毅退出時習館。翌年，他受藩命到當時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江戶（今東京）遊學。在被譽為洋學研究中心的“大學南校”，井上毅開始接觸西洋學問。戊辰戰爭爆發後，他離開江戶，到長崎繼續學習洋學。在學習過程中，西洋學問的先進性和日本危機的社會狀況使他的思想發生了急劇變化。他的注意力開始由儒學轉向洋學，並日益感到，欲使日本徹底擺脫歐美列強的奴役，必須以西方的科學技術與日本傳統的道德相結合，培育新型的實用人才。
1870年9月，27歲的井上毅受藩命入京，任大學南校少舍長。同年12月，升中舍長。在此期間，他曾向明治政府提交《辛未學製意見》，陳述自己對改革大學南校的看法。他要求減少普通課程，加強外語和專業知識教學，目的在於培養更多的洋學攝取人才和理科術藝之士。由於意見言辭激烈，有批判政府之嫌，故方案未被采用。井上毅迫於壓力辭去中舍長職務，並於1871年12月到司法省供職。他雖然暫時離開了教育部門，但關心教育改革之情並未稍減。
1872年，井上毅以司法官的身份赴歐洲考察司法製度。在廣泛了解歐洲各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的同時，他特別注意研究這些國家的教育問題。1873年回國後，根據自己的所見所想，井上毅向明治政府提出一份報告和建議，其中見解頗具獨到之處。例如，在政治上，主張效法德國，實行君主立憲製和堅決維持國家權威；在教育上，主張學習法國和德國，提倡推行教育領導的“一元化”，加強道德教育和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他的建議受到政府的賞識。在以後的幾年中，由於思想深邃和文筆犀利，井上毅本人也日益得到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政府要人的歡心，逐漸成為明治政府的健筆和重臣。1878年9月，他升任太政官大書記官。
1879年，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潛在的保守教育思想（儒學派和國學派）與開明教育思想（洋學派）的鬥爭再度激化。這次論爭最後雖以兩者相互妥協而告終，但自從這次事件以後，井上毅更加得到伊藤博文的信任。1883年以後，隨著日本資本主義製度的逐漸確立，為了牢固地樹立天皇製的絕對權威，明治政府一方麵保障天皇製的經濟基礎，另一方麵改組政府機構與起草大日本帝國憲法，準備搞君主立憲製度。在這一過程中，井上毅協助伊藤博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直接參與了憲法的起草過程，而且，在1889年頒布憲法以後，為保證憲法的順利實施和進一步加強對人民的思想控製，還以法製局長的身份與元田永孚一起擬訂了旨在加強傳統道德教化的《教育敕語》。顯然，在這一時期的活動中，井上毅的思想已開始日趨保守。
1893年，井上毅就任第二屆伊藤博文內閣的文部大臣，開始全心致力於發展日本的教育事業。在其任職的短短一年零五個月期間，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熱情，繼承和發揚森有禮所提倡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通過頒布一係列法令，使日本的國家主義教育體製得到了進一步完善和擴充，尤其在建立職業教育製度和完善中等教育體製方麵，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895年，井上毅因患肺結核病去世，享年52歲。
二、論職業教育
對職業教育的論述，是井上毅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其發展日本近代職業教育的指導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麵。
（一）論職業教育的作用
井上毅所處的時期，正值日本確立資本主義製度不久，產業革命剛剛興起，國力還很薄弱，且時刻處在戰爭危險之中的階段。麵對這種社會現實，他認為國家亟待解決的首要任務是迅速壯大經濟力量。他說：“將來國家建設方麵需要研究的主要問題是經濟問題，國家的獨立和富強都必須以經濟的發展為基礎，離開了經濟的繁榮，軍備的擴張和教育的普及將無從談起。”[46]作為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井上毅十分重視教育尤其是職業教育的作用。他指出：“要想發展國家的實力，必須首先改革和發展實業，而欲改革和發展實業，則必須振興職業教育。”[47]井上毅把人民實業上的知識看成是無形的資本，把職業教育看成是實現國家富強的基本條件。他曾多次談道：“實現國家富強的要素有三：第一是煤，第二是鐵，第三是國民的工業知識。而在此三點中，第三點最為重要。”[48]他甚至把職業教育的盛衰看成是一國興亡的重要標誌，將職業教育的作用與陸海軍的作用比肩對待，認為它們是“構成國家富強的兩個車輪”。[49]
井上毅對職業教育的重視源於兩個因素：一是歐美各國職業教育在經濟發展中所顯示的重大作用；二是日本職業教育仍然落後的實際狀態。對於此點，他曾做過明確的闡述：“晚近各國的富力，有與年俱增而不止息之勢，這不外乎是科學興盛，將它發明的一切，運用於實業中的結果。近來，我國的文明雖在進步，可是這個科學知識的能力，仍然沒有滲入於普通人民之中，教育和勞動截然分開，農業及工業各種事業仍然是因襲陳規陋習。今天，國家欲充實未來的實力，必須努力向國民的子弟施以科學技術和實業一致並且是適當結合的教育。”[50]為像歐美各國那樣快速發展職業教育和盡早發揮職業教育在經濟建設中的作用，井上毅呼籲日本政府和全體國民都來關心和重視職業教育，把職業教育同陸海軍一起作為維護國家獨立富強的“城牆”。[51]在他的大力提倡下，19世紀90年代，日本出現了“職業教育的呼聲最高，人人隻知實業”[52]的喜人局麵。
在充分肯定職業教育重要作用的同時，井上毅還就如何發揮職業教育的重要作用進行了深刻的論述。他認為，職業教育隻有通過培養“善良勇武”的實用人才方能達到為國家服務的目的。為培養“善良勇武”的實用人才，他要求職業教育必須首先遵循為“國體”服務的基本精神和陶冶學生“忠君愛國”的思想品德。井上毅是森有禮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擁護者和繼承者。在皇典講究所第九屆講演會上所做的講演中，他曾明確表示要將森有禮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繼承和發展下去”。[53]同森有禮一樣，井上毅也要求所有教育都必須時刻以維護以天皇為中心的“國體”為鵠的。因此，他在職業教育中特別重視德育，主張“職業教育應以德育為本”[54]，要求從職業學校畢業的學生必須成為正直剛毅、清廉潔白和得到社會信賴的人。為使學生具有這些“珍貴的德義”，他把修身課列為職業學校各學科之首，還在《徒弟學校規程》等職業學校法令中規定，在所有課程中，“除修身課以外，校長可自由取舍選擇”。[55]井上毅還要求職業教育必須賦予學生一定的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他說，僅僅培養尊敬日本、熱愛日本的國民是遠遠不夠的，國民不僅要有忠君愛國的思想，而且要有忠君愛國的能力，隻有這樣才能真正發揮職業教育為“富國強兵”服務的職能。
（二）論職業教育體係的建設
在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前，日本的職業教育已有一定發展，但由於當時過分強調為技術移植服務和缺乏辦理職業教育的經驗，使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偏重高等學校而忽視中、初級學校的畸形狀態，結果造成中、初級技術人才匱乏和高級技術人才也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的被動局麵。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後，吸取職業教育不成體係之教訓，根據產業革命對人才的多種需求，借鑒德國的先進經驗，明確提出建立完整的職業教育體係的主張。他說，如同軍隊一樣，職業教育也應劃分為三個層次：“一個是培養將軍和高級軍官的場所，一個是培養中下級軍官的場所，再一個是培養普通士兵的場所。”[56]這三個層次分別由不同的學校構成，按照井上毅的設想，“培養大將的地方是工科大學和東京的高等學校……培養中下級軍官的場所是大阪工業學校，而培養普通士兵的場所是工業補習學校”。[57]
為盡早建成這樣的職業教育體係，井上毅根據日本當時的實際需要，首先把突破口放在了以培養“普通士兵”為目標的初級職業教育上。他說：“與其補助高等學校莫如首先補助程度較低的學校。”[58]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893年和1894年，井上毅先後主持製定和頒布了《實業補習學校規程》《徒弟學校規程》和《簡易農業學校規程》等法令，建立了以職業補習學校為主的初級職業教育的機構。根據法令規定：實業補習學校對從事各種職業者及願從事各種職業的兒童施以高等小學教育，同時以簡易的方法授予職業上所需要的知識技術；其入學程度為尋常小學校畢業的文化程度，學習年限規定在3年以內；教學科目定為修身、讀法、習字及有關的實業科目。徒弟學校以培養具有初步工業知識的技術工人為目的，教授初步的工業知識和技能，招收年滿12歲的尋常小學畢業生，修業年限從6個月到4年不等；教學科目設有修身、算術、幾何、物理、化學、製圖以及與各種職業直接有關的科目。簡易農業學校的目的在於培養掌握初步農業知識和技能的現代農業人才；招收14歲以上的學生，以巡回教學和在各地設立分課堂的形式，向學生傳授多種多樣的農業知識和技術。
為培養“中下級軍官”即中級職業技術人才，井上毅積極促成了大阪工業學校的成立。該校專業設置分為機械工藝和化學工藝兩大類，前者包括鑄造、鍛造、鉗工、金具製造、鈑金細工、木具製造、紡織、電氣、造船等；後者包括染物和釀造等。入學年齡均為14歲以上，招收對象為高等小學校畢業生，學習年限為4年。為培養更多的中級職業技術人才，井上毅還對已有的尋常普通中學進行了改革。他在《尋常中學校的學科及其程度的改正》中，規定“從第四學年起，在本科外可分設實科”，把職業課程引入尋常普通中學。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製定《尋常中學校實科規程》，要求“根據各地方的需要，可開設從第一學年起就專門教授實科的尋常中學，以便對願意就業者實施必要的教育”，並規定此種學校可稱為“實科中學”。[59]這樣，明治維新以來一直處於薄弱環節的中等職業教育得到了加強和改善。
在高等職業教育方麵，明治維新以來日本政府雖然投入了較大的物力，但井上毅認為，其發展狀況還遠遠不能滿足產業革命的需要。他說：“在所有的文明國，擔任行政官、裁判官、財務官、工業家、土木家、農業家的人都是受過高等教育的人，而十分不幸的是日本從事高等事業的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卻極低。”[60]為改變這種狀況，井上毅除進一步充實原有高等職業教育機構外，還采取斷然措施，將1886年《學校令》規定設立的高等中學校改為“高等學校”，用以進行高等專門教育。為吸引優秀學生進入高等學校接受專門教育，他還設想授予高等學校畢業生“得業士”稱號，使其與帝國大學畢業生具有同等資格。
井上毅不僅重視職業教育的縱向層次結構，而且非常重視職業教育的橫向門類結構。在積極發展工業學校的同時，他本著“製造和貿易是列國競爭的猛烈武器”“農業是富國之本”[61]的思想，建立了多所商業學校和農業學校。這樣，井上毅在任文部大臣期間，為日本建成初、中、高上下銜接，工、農、商等門類齊全的職業教育體係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論職業教育發展的兩個基本條件
確保職業教育的經費投入和建立一支合格的教師隊伍，是職業教育成功發展的兩個基本條件。對此，井上毅予以特別重視。
井上毅曾多次談道：“職業學校，尤其是實業補習學校需要花費很多資金。”[62]但他認為，在興辦職業教育方麵花錢是值得的。他說：“發展職業教育的結果所帶來的利益將會十倍於所花掉的經費。”[63]基於這種認識，他十分重視職業教育的經濟投入。為推動職業教育的全麵發展，井上毅還經過艱苦努力，促使政府製定和頒布了在日本職業教育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該法令是通過議會討論通過才生效的。在議會討論該法令時，井上毅抱病出席會議，向議會陳述提請此案的理由。他說：“當今是實業技術競爭的時代，現在將此法案作為緊急事件提出來已經是遲了。像這樣重要的法案如延遲一年將會關係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如怠慢一日將會招來百年之憂。今天地球上的形勢是和平的，但其和平隻是表麵的。其實雖無炮火之爭，卻存在實業技術之競爭，即地球上各國正在展開技術、製造、貿易等方麵的競爭。因此，我國怠慢一日就關係到國之富強、命運矣！我們基於這樣的感覺，切望此案迅速通過，不要等待6個月，甚至不要等待一天……”[64]《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的主要內容是：國庫每年支出15萬日元用來補助職業教育，其中重點補助對象是公立實業補習學校、徒弟學校、簡易農業學校和中等職業學校教員養成所；補助金額與成立該校時所花費用相同；被地方官廳認可的由農工商行會設立的職業學校，經文部大臣特別批準後也可獲得補助。《實業教育國庫補助法》實施後，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注入了活力，使各級各類職業學校數量迅速增加。
井上毅還特別重視職業教育師資隊伍的建設。他把職業學校教師所從事的工作看成是“與國家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大事。[65]為使各位教師真正擔負起自己的曆史責任，井上毅對他們提出了嚴格的要求。首先，他要求職業學校教師必須具有高度的責任心。他說：“責任心對於教師是至關重要的”，[66]教員能否盡到自己的義務，關鍵是看他是否具有責任心。同時，責任心也是教師愛國心的具體表現，是樹立為國家富強服務的思想基礎。隻有具備高度的責任心，才能熱愛本職工作，關心兒童成長，努力把他們培養成為堪當國家大任的人才。其次，他要求職業學校教師必須具有廣博的知識。他認為，教師僅有責任心，還不足以為國家富強做貢獻，隻有將責任心與廣博的知識結合起來，才能完成為國家培養職業人才的任務，也才能使責任心得到具體體現。井上毅任文部大臣時，日本職業教育師資力量仍很薄弱，與大規模發展職業教育的客觀需要極不相稱。為解決這一矛盾，井上毅於1894年主持製定了《工業教員養成規程》，利用國家撥款在東京工業學校設立了臨時教員養成所，以速成班形式培養急需的職業學校教師。這種培養形式以後又不斷擴大，使師資不足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三、論中等教育
同職業教育一樣，在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中，中等教育一直處於薄弱環節。因此，中等教育也成為井上毅所關注的焦點之一。
1886年，森有禮主持製定的《學校令》，雖然從法律上確認了中學在日本國民教育製度中的地位，也使中學的數量和質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卻未能從根本上完成建立適合經濟發展需要的中等教育體製的任務。其主要弊端是：一是學校數量太少，全國隻設5所；二是性質過於單一，主要是為升帝國大學進行預備教育。
井上毅認為，這種中等教育結構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在就任文部大臣後，他連續製定和頒布了《高等學校令》（1894年6月23日）、《女子教育訓令》（1894年7月22日）、《尋常中學校的學科及其程度的改正》（1895年3月1日）和《尋常中學校實科規程》（1895年6月15日）等教育法令，根據自己的構想，從以下三個方麵對中等教育進行了根本改革。
第一，擴充學校數量。從1894年起，廢除過去一府一縣隻允許設立一所尋常中學的做法，規定各府縣可根據財力狀況多行設置；不但可設男子中學，也可設置女子中學。
第二，促進普通中學職業化。《尋常中學校的學科及其程度的改正》規定，尋常中學可從第四學年開始在本科外分設實科，對欲就業者實施職業教育。《尋常中學校實科規程》更進一步規定，根據地方需要，可開設從第一學年起就專門教授實科的尋常中學，並規定此種學校可稱為“實科中學”。此外，根據《高等學校令》規定，將原來的高等中學改為高等學校，除繼續承擔大學預科教育外，還專門進行職業教育。
第三，加強愛國心的培養。為增強愛國心的培養，《尋常中學校的學科及其程度的改正》規定，廢除中學的第二外語，增加日語、漢語、曆史及地理的授課時間。
經過改革，日本中學形成男子中學、女子中學和職業中學三類並存的局麵，在數量上也有明顯增加，基本形成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合理結構。據統計，到1903年，日本已有普通中學340所；職業中學200所，其中包括機械學校28所、商業學校52所、農業及水產學校113所、商船學校7所。此外，還有工匠及各種藝徒業餘補習性質的準中等教育機構200餘所。[67]
井上毅一生關心教育，他專門從事教育活動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繼承森有禮的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締造了日本近代職業教育製度，對中等教育進行了根本改革，使日本近代國家主義教育體製得到進一步完善和擴充。如果說森有禮是日本近代國家主義教育製度的創立者，那麽，井上毅則是這一製度的完成者。由於這種原因，他與森有禮一起被稱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父母”。[68]但是，也應該看到，在井上毅的教育思想中，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和不足。首先，他主張天皇至高無上，要求教育絕對服從國家權威，使教育政令帶有一般化和強製性的特征，在某些方麵脫離地方實際。其次，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保留了濃重的封建殘餘，他主張用武士道精神和國家主義思想培養效忠天皇的臣民，為日本推行軍國主義提供了理論依據，使日本走上侵略別國和自己最終失敗的道路。
[1] 引自呂萬和：《簡明日本近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4頁。
[2] 大久保利謙：《近代史史料》，吉川弘文館1965年版，第98頁。
[3] 海後宗臣監修：《日本近代教育史事典》，平凡社1971年版，第711頁。
[4] 伊藤博文：《在製憲會議上的演說》（1888年6月），引自《近代史史料》，第239頁。
[5] 山口梧郎：《長穀川泰先生全集》全1卷，1939年版。
[6] 手島工業教育基金團編：《手島精一先生傳》，1929年版。
[7] 唐澤富太郎：《日本教育史》，誠文堂新光社1961年版，第285頁。
[8]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16卷，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209頁。
[9]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6卷，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419頁。
[10] 福澤諭吉：《勸學篇》，群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14頁。
[11] 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北京編譯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59年版，第192頁。
[12] 《勸學篇》，第2頁。
[13] 《勸學篇》，第2頁。
[14]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自傳》，馬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180頁。
[15] 《勸學篇》，第3～4頁。
[16] 井上久雄：《日本現代的教育思想》，福村社1979年版，第195頁。
[17] 上沼八郎編：《福澤諭吉教育論集》，1981年版，第199～200頁。
[18] 《福澤諭吉教育論集》，第146～147頁。
[19] 《福澤諭吉教育論集》，第89～90頁。
[20] 福澤諭吉：《福澤諭吉全集》第12卷，岩波書店1961年版，第219頁。
[21] 《福澤諭吉全集》第12卷，第471頁。
[22] 《福澤諭吉教育論集》，第110頁。
[23] 鹿野政直：《福澤諭吉》，卞崇道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97頁。
[24] 《福澤諭吉全集》第12卷，第195頁。
[25] 《文明論概略》，第73頁。
[26] 《文明論概略》，第82頁。
[27] 《福澤諭吉教育論集》，第60頁。
[28] 《文明論概略》，第73頁。
[29] 《文明論概略》，第77頁。
[30] 《福澤諭吉教育論集》，第106頁。
[31] 《文明論概略》，第77頁。
[32] 《日本現代的教育思想》，第197頁。
[33] 慶應義塾福澤研究中心編：《近代日本研究史》第2集，1986年，第479頁。
[34] 大久保利謙：《森有禮》，文教書院1944年版，第18頁。
[35] 引自滕大春主編：《外國教育通史》第4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424頁。
[36] 《外國教育通史》第4卷，第424頁。
[37] 山內克己等：《近世日本教育文化史》，學藝圖書株式會社1961年版，第184頁。
[38] 堀武鬆一：《日本近代教育史》，新榮堂1963年版，第145頁。
[39]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44頁。
[40] 麻生誠、天野鬱夫合：《教育與日本現代化》，劉付忱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14頁。
[41]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45頁。
[42] 永井道雄：《日本的大學》，李永連、李夏青譯，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頁。
[43] 《日本的大學》，第20頁。
[44]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44頁。
[45] 《日本近代教育史》，第196頁。
[46] 文部省實業學務局編：《實業教育五十年史》，實業教育五十周年紀念，1934年，第252～253頁。
[47] 井上毅傳記編纂委員會編：《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三），國學院大學圖書館1975年版，第463頁。
[48]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57頁。
[49]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52頁。
[50]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57頁。
[51]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三），第669頁。
[52] 海後宗臣編：《井上毅的教育政策》，東京大學出版會1992年版，第703頁。
[53]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三），第404頁。
[54]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79頁。
[55] 文部省編：《學製百年史》，帝國地方行政學會1978年6月20日第10版，資料篇，第191頁。
[56]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97頁。
[57]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97頁。
[58] 《井上毅的教育政策》，第694頁。
[59] 《學製百年史》，第130頁。
[60] 《井上文部大臣的演說》，［日］《教育報知》第425號，1894年6月9日，第10頁。
[61]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78頁。
[62] 《實業教育五十年史》，第252頁。
[63] 《實業教育五十年史》，第253頁。
[64] 梅根悟主編：《世界教育史大係》第2卷，講談社1978年版，第12頁。
[65]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53頁。
[66] 《井上毅傳》（史料篇第五），第449頁。
[67] 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徐錫齡、王明皖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30頁。
[68] 唐澤富太郎：《日本的近代化與教育》，1978年版，第1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