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無產階級登上教育領域鬥爭舞台的自覺表現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教育問題的關注，從根本上說來，同產業革命後工人階級的狀況以及工人階級爭取教育權利鬥爭需要相關。
自階級產生以來，教育就具有一定的階級性。在近代以前，教育基本上為統治階級所壟斷，正規教育著重培養有產階級成員，同時也以各種非正規教育形式，對被統治階級施以思想影響，而被統治階級受生活環境和活動條件的限製，不僅基本上被剝奪了受正規教育的權利，而且缺乏爭取本階級教育權利的自覺。產業革命後，工人的生活狀況和身心發展日趨惡化，在產業革命中誕生的近代工人階級，在從自在階級變成自為階級的過程中，形成了“階級意識”，也就自覺地參與教育領域的鬥爭。
19世紀初，在西方發達國家，各種工人組織、社會主義組織紛紛出現，並產生共產主義思想意識，許多帶有各種不同思想色彩的工人組織和社會組織，都把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權利列入鬥爭綱領。其中，空想共產主義者的教育主張更觸動資產者的神經，受到資產階級代言人的非難。馬克思和恩格斯參與教育領域的論爭，實際上是無產階級登上教育領域鬥爭舞台的自覺表現。
如果說，空想共產主義者的教育主張，局限於對工人受教育權利的關注，那麽，隨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形成，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者則代表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群眾，對他們所不得不關注的各種教育問題表達無產階級的見解。其中包括關於產業革命後工人身心發展狀況和教育狀況的考察，對資本主義教育的評論，對工人運動內部教育思想傾向的評論，以及關於未來教育的預想，在此基礎上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教育思想。
一、對19世紀歐美教育的評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19世紀40—80年代歐洲主要國家教育現實的關注，主要同在此期間歐洲發生的兩大政治事件相關：一是1848年波及法國、德國（含奧地利）以及匈牙利等國的歐洲革命。它是由資產階級共和派、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廣大工人群眾積極參加的一場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其鋒芒指向封建保守勢力與複辟勢力以及舊教僧侶勢力，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工人階級在這場革命中，既做出了犧牲，又顯示了力量。二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世紀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工人運動重新高漲所顯示的新前景。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19世紀40—80年代歐美教育的評論如下。
對英國的教育體製，恩格斯指出：“供應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這就是英國人用來判斷整個人生的邏輯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個方麵都是自由競爭。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製度支配著行政、醫務、教育……自由競爭不能忍受任何限製，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監督，整個國家對自由競爭是一種累贅……但是，資產階級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產者就範，就不能不要國家，所以他們利用國家來對付無產者，同時盡量使國家離自己遠些。”[1]
對19世紀80年代英國的義務教育，恩格斯指出：“英國兩個官方政黨的活動家大大地擴大了選舉權，使選民人數增加了四倍，使各選區一律平等，實行了初級義務教育，改進了教學製度……他們是在緩慢地、萎靡不振地前進，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隨意責罵他們是‘反動的一幫’。”[2]
對美國的教育體製，馬克思指出：“在馬薩諸塞州每一個市政府都有責任保證所有的兒童受到初等教育。居民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應該有中等技術學校，大城市要有更高級的學校。國家分擔開支，不過不多。在馬薩諸塞州1/8的地方稅用於教育，在紐約州則為1/5。掌握學校的委員會是地方性組織，它們委派學校教師和挑選課本。美國的製度的缺點在於地方的性質過重，教育取決於每一州的文化水平。因此就有了要求中央監督的呼聲。”[3]
對美國的免費教育，馬克思指出：“‘實行普遍的義務教育，實行免費教育’。前者甚至存在於德國，後者就國民學校來說存在於瑞士和美國。如果說，在美國的幾個州裏，中等學校也是‘免費的’，那麽，事實上這不過是從總稅收中替上層階級支付了教育費用而已。”[4]
對法蘭西第二共和國的教育政策，馬克思指出：“卡諾[5]是一位組織過勝利的‘國民公會’議員的兒子，《國民報》派中威信喪失得最少的成員，臨時政府和執行委員會的教育部長，因曾提出民主主義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對抗耶穌會教徒的教育法的活的象征。”[6]
對法蘭西第二帝國的教育政策，馬克思指出：“教育法，秩序黨靠它來宣布法國的愚蠢狀態和強製愚化是它在普選製下生存的必要條件——所有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麽呢？就是拚命企圖重新使各省和各省農民受製於秩序黨。”[7]
對法國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馬克思指出：“公社在廢除了常備軍和警察這兩種舊政府物質權力的工具以後，立刻著手摧毀精神壓迫的工具，即‘僧侶勢力’，方法是宣布教會與國家分離，並剝奪一切教會所占有的財產。教士們應當重新過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們的前輩即使徒們那樣靠信徒的施舍過活。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不受教會和國家的幹涉。這樣，不但學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學也擺脫了階級成見和政府權力的桎梏。”[8]
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教育，恩格斯指出：“在法國，現在有全世界最好的學校，實行真正的義務教育，在俾斯麥[9]還沒有辦法對付僧侶的時候，法國已經把僧侶完全趕出學校了。”[10]他還指出：“法國的資產階級共和派在1871—1878年間徹底戰勝了君主政體和僧侶統治，給法國帶來了過去在非革命時期聞所未聞的出版、結社和集會的自由，實行了初級義務教育，使教育普及化，並使之達到如此的高度，值得我們德國人向他們學習——難道他們是作為反動的一幫這樣做的嗎？”[11]
對普魯士的義務教育，恩格斯指出：“有兩種好製度使普魯士優越於其他各個大邦：普遍義務兵役製和普遍義務教育製。它是在極端困難時期實行起這類製度的，而在比較好的日子裏，它隻滿足於馬虎地實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們失去在一定情況下所具有的危險性質。但在紙麵上它們繼續存在著，這樣，普魯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眾中的潛力有朝一日發揮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數相同的情況下都不可能達到的程度。……而由於施行義務教育的結果，在普魯士無疑還留下相當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識的人，這對資產階級是非常有用的；隨著大工業的發展，這批人最後甚至不夠用了。”[12]
就1848年革命失敗後德國的教育狀況，恩格斯指出：“在批評德國政治進步遲緩時，任何人都不應該不看到：在德國要得到對任何問題的正確認識都是困難的。在這裏，一切知識的來源都在政府控製之下，從貧民學校、主日學以至報紙和大學，沒有官方的事先許可，什麽也不能說，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發表。”[13]
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言論中的主要觀點是：
第一，關於教育體製，批判法國封建複辟勢力和教會對教育的集權統治，揭示了英國自由教育體製的資產階級性質，比較讚成美國教育的地方分權、社區管理、教學自治的體製，讚揚法國19世紀70年代開始的國家與教會分離、學校與宗教分離的舉措，並從巴黎公社實踐中發現了對教育實行社會管理的新形式。
第二，關於普及教育，肯定普遍實施義務的、免費的和世俗的教育的方向，即對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和第三共和國在這方麵的創議與實際成就予以讚揚，即使對普魯士自1819年開始實施的義務教育，也實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對19世紀70年代的法國教育與80年代的英國教育的肯定，倒是直接針對考茨基（K. Kautsky）動輒指責“反動的一幫”有感而發。
此外，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親屬、朋友交往中，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他們對當時歐洲教育的看法。例如，1866年馬克思在給他女兒勞拉的信中提到：“我總認為，要徹底完成對你的教育，還需要經過像住宿學校的那種訓練。這對你是很有好處的”[14]。1877年恩格斯在談到他兩個侄兒的學習時也提到：“我一點也不知道海爾曼和摩裏茨在大學裏學習。他們上幾年學是完全沒有害處的”[15]。馬克思的女兒勞拉·馬克思有誌於當教師，馬克思表示：“教育人，這很好，但困難正在於正確地挑出對他們最重要的東西”[16]。馬克思的表舅很善於教育自己的孩子，馬克思對此讚揚備至：“親愛的表舅，你記得嗎，我經常和你開玩笑說，在我們這個時代，人的培養大大落後於畜牧業。現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應當宣布你是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還從來沒有看到過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獨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個又都有特別的才智，而且個個都同樣受到廣泛的教育。”[17]
二、對近代教育家的評論
馬克思和恩格斯受其活動條件的限製，一般並不關注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不過，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對近代著名教育家也有不少評論。盡管這些評論，主要涉及這些人物的世界觀、社會觀，作為評價這些曆史人物的背景材料，倒也彌足珍貴。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近代教育家的評論，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幾點。
第一，對17世紀英國教育家洛克，恩格斯指出：“如果現在英國人對他這樣讚許他們的祖先並不十分高興，那真是太遺憾了。可是不能否認，培根、霍布斯[18]和洛克都是傑出的法國唯物主義者學派的前輩。”[19]“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階級妥協的產兒。”[20]
第二，對18世紀法國教育家盧梭，馬克思指出：“被斯密[21]和李嘉圖[22]當作出發點的單個的孤立的獵人和漁夫，屬於18世紀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同樣，盧梭的通過契約來建立天生獨立的主體之間的關係和聯係的‘社會契約’，也不是以這種自然主義為基礎的。這是假象，隻是大大小小的魯濱遜一類故事所造成的美學上的假象。其實，這是對於16世紀以來就作了準備、而在18世紀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預感。”[23]
第三，對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教育家愛爾維修，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愛爾維修也是以洛克的學說為出發點的，他的唯物主義具有真正法國的性質。愛爾維修也隨即把他的唯物主義運用到社會生活方麵（愛爾維修《論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樂和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人類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進步和工業的進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萬能，這就是他的體係中的幾個主要因素。”[24]“並不需要多大的聰明就可以看出，關於人性本善和人們智力平等，關於經驗、習慣、教育的萬能，關於外部環境對人的影響，關於工業的重大意義，關於享樂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義學說，同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有著必然的聯係。”[25]
第四，對19世紀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教育家歐文，馬克思指出：“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這種學說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於社會之上（例如在羅伯特·歐文那裏就是如此）。”[26]他還指出：“隻要看過羅伯特·歐文的著作，就會確信，從工廠製度中萌發出了未來教育的幼芽，未來教育對所有已滿一定年齡的兒童來說，就是生產勞動同智育和體育相結合，它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麵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7]恩格斯也指出：“新拉納克的人口逐漸增加到二千五百人，這些人的成分原來是極其複雜的，而且多半是極其墮落的分子，可是歐文把這個地方變成了一個完善的模範移民區，在這裏，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訴訟、貧困救濟和慈善事業都絕跡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這點，隻是由於他使人生活在比較合乎人的尊嚴的環境中，特別是關心成長中的一代的教育。他發明了並且第一次在這裏創辦了幼兒園。孩子們從兩歲起就進幼兒園；他們在那裏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簡直很難把他們領回去。”[28]
第五，對19世紀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教育家傅立葉，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格律恩[29]先生可以毫不費力地批評傅立葉對愛的解釋，因為格律恩在判斷他對現代的愛的關係的批評時，是以傅立葉用來為自己創立關於自由戀愛的觀念的那些幻想為根據的。……如果他想研究體係的這一方麵，那麽就不能理解，為什麽他不研究傅立葉的教育觀點，這些觀點是這方麵的精華，並且包含著最天才的觀測。”[30]恩格斯還指出：“歐文和傅立葉都要求消滅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作為消滅整個舊的分工的第一個基本條件……根據這兩個空想主義者的意見，每個社會成員都既從事農業，又從事工業；在傅立葉看來，手藝和工場手工業在工業中起著最主要的作用，相反地，在歐文看來，大工業已經起著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認為在家務勞動中也應該應用蒸汽力和機器。但是他們兩人都要求每個人在農業上和工業上也盡可能多地調換工種，並且相應地訓練青年從事盡可能全麵的技術活動。在他們兩人看來，人應當通過全麵的實踐活動獲得全麵的發展；勞動應當重新獲得它由於分工而喪失的那種吸引人的力量……”[31]
第六，對19世紀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恩格斯指出：“最後我還想談談‘科尼斯堡文學報’的一些地方，以便也從這些地方指出榮克[32]先生的暮氣沉沉和無味的浮誇……第3號像以前誇獎謝林那樣誇獎了赫爾巴特，第4號又把他們兩個人都誇獎了一番，另外還對激進派表示反對。”[33]
第七，對19世紀德國教育家羅生克蘭茨[34]，恩格斯指出：“波蘭人必須選擇：如果他們想表演‘真正的悲劇’，那麽他們就應該馴順地讓鐵蹄和正在轉動的曆史車輪來**自己……在羅生克蘭茨教授那裏受過美學教育的世界曆史觀點這樣說。”[35]他還指出：“霍夫曼[36]（《霍亨索倫王朝下的化學一百年》）引證自然哲學，是從任何真正的黑格爾派都不承認的美文學家羅生克蘭茨那裏弄來的引證。要使自然哲學對羅生克蘭茨負責，就像霍夫曼要霍亨索倫王朝對馬格拉夫的發現甜菜糖負責任一樣的愚蠢。”[37]
馬克思和恩格斯這些言論雖然隻直接涉及愛爾維修、歐文、傅立葉的教育觀點，而對所有這些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定影響的思想家、教育家一般世界觀的評論，提供了理解這些曆史人物的可靠的線索。
三、對國際工人運動內部教育思想傾向的評論
19世紀60年代，隨著國際工人運動、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建立了作為曆史上第一個國際工人聯合組織的“國際工人協會”，史稱“第一國際”。馬克思和恩格斯作為該組織領導機構“總委員會”委員，參與對國際工人協會活動的指導。不過，國際工人協會內部思想派別相當複雜。“在我們協會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有共產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工聯主義者、合作社派、巴枯寧主義者，等等，甚至在我們總委員會中也有觀點極不相同的人”。[38]“在1864年，運動本身的理論性質在整個歐洲，即在群眾中間，實際上還是很模糊的，德國共產主義還沒有作為工人政黨而存在”。[39]1866年國際工人協會在日內瓦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大會）時，法國和瑞士的代表占代表總數的三分之一，蒲魯東主義在這些代表中影響甚大。
在第一國際曆屆代表大會上，多次把“教育問題”列入議程。由於思想派別林立，因此爭議甚大。例如，1866年第一次代表大會（日內瓦）通過由馬克思起草的關於《兒童勞動與婦女勞動》的決議，在1867年第二次代表大會（洛桑）與1868年第三次代表大會（布魯塞爾）上，蒲魯東主義者卻對日內瓦大會通過的《兒童勞動與婦女勞動》決議重新提出異議，並在洛桑大會上通過由他們起草的決議。針對上述情況，1868年總委員會在籌備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巴塞爾）時，把“關於普及教育問題”重新列入議程，馬克思還就此在總委員會發表《關於現代社會中的普及教育的發言》。
第一國際停止活動以後，國際工人運動內部的爭議（其中包括教育思想分歧）依然相當激烈。馬克思在同蒲魯東主義者、巴枯寧主義者、拉薩爾主義者以及杜林（K. E. Duhring）的爭議中，提出了關於普及教育的基本觀點和爭取工人階級教育權利鬥爭的策略思想。這種爭議的曆程如下。
（1）第一國際前期的蒲魯東主義者，從無政府主義出發對公共教育持反對態度。1851年，蒲魯東（P. J. Proudhon）在《十九世紀革命的總觀念》一書中，主張建立沒有權威的社會，廢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國民教育、戰爭、海軍，等等[40]；“用契約的觀念排除政府的觀念”，通過工人協會“對他們（指每個成員）的教育、培養和學習必須加以安排，使他們在完成不愉快的、繁重的義務的時候，能夠學會多種活計和專業，保證他們在成年時獲得多方麵的技能和足夠的收入……”[41]。第一國際中的蒲魯東主義者以此為依據，在討論國際工人協會有關保護未成年工人權利方麵的綱領時，對於爭取國家通過立法，實施免費的義務教育持否定態度。馬克思在《臨時中央委員會就若幹問題給代表的指示》和《關於現代社會中的普及教育的發言》中，對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觀點提出機智的批評，肯定教育立法的必要性，主張普遍實施免費的義務教育。他認為，在資產階級統治的條件下，“工人階級要求施行這種法律，絕不是鞏固政府的權力。相反，工人階級正在把目前被用來反對他們的政權變為自己的武器。工人階級通過普遍的立法行為能夠得到靠許多分散的個人努力所無法得到的東西”。[42]
（2）第一國際後期，馬克思主義者同巴枯寧主義者的鬥爭日益激化。巴枯寧的教育觀點，同他的整個觀點一樣，是蒲魯東的無政府主義觀點的惡性發展。他用一大堆“寧要……不要”的荒謬邏輯，幹擾無產階級爭取教育權利的鬥爭。例如，他們鼓吹工人寧可不受初等教育，也不要強製國家普及工人子女的初等教育。因為提出爭取初等教育，似乎就意味著不要完全教育，這就玷汙了“永恒原則”；隻要不玷汙“永恒原則”，即使愚昧無知和每天十六小時的勞動繼續使工人階級愚鈍下去也不要緊；等等。巴枯寧一夥撇開現實條件，用種種潔白無瑕的“永恒原則”，禁止工人階級使用一切現實的鬥爭手段，使工人階級在資產階級統治下解除武裝[43]；巴枯寧一夥還提出“到民間去”的蠱惑人心的口號，唆使學生們拋開學校，“破壞一切”，使一切科學和藝術都成為“無定型”的東西，借口數學、物理、化學等基礎學科是“官方科學”，一概加以抹殺，甚至叫嚷要“消滅書齋裏的革命者”。巴枯寧一夥向青年學生宣傳愚昧無知的崇拜，禁止青年進行思考和學習科學，無非是為了防止青年產生對他們那種“破壞一切的正統思想”的懷疑，[44]使青年充當他們陰謀活動的幫凶和打手。
（3）第一國際停止活動（1876年）前後，歐洲各國工人運動進入建立政黨時期。德國工人政黨建黨過程中，在同拉薩爾派妥協基礎上擬訂了哥達綱領草案。綱領草案反映了拉薩爾派的機會主義觀點。在拉薩爾（F. Lassalle）的言論中，充滿了“自由”“平等”之類的資產階級民主喧囂和對德意誌帝國的忠順信仰。他鼓吹“國家的方針就是朝著自由的方向教育和發展人類”，把普魯士容克地主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看成是超階級的國家。他提出通過爭取普選權，實現“公平的分配”，同時通過國家實施平等的教育，無條件地禁止兒童勞動。馬克思在批判拉薩爾的政治、經濟觀點的同時，批判了拉薩爾的教育觀點。他指出，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教育對一切階級是不平等的，所謂“平等的國民教育”，實際上掩蓋了教育的階級實質：在地方資產階級統治條件下，無產階級在爭取普及教育的同時，應使政府和教會一樣地“對學校不起任何影響”，而所謂“通過國家來實施國民教育”，實際上是指定普魯士德意誌帝國為人民的教育者；生產勞動和教育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會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無條件地“禁止兒童勞動”的口號，意味著不讓兒童和少年參加大工業勞動，這同大工業的存在是不相容的。[45]
（4）德國社會民主黨繼對拉薩爾主義妥協之後，又發生對杜林的盲目推崇。杜林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方麵散布了一係列反馬克思主義觀點。他還異想天開地杜撰出一個“未來學校”計劃。在“未來學校”計劃中，不僅表現出對人類文化遺產的虛無主義，而且暴露出他對近代科學的無知。恩格斯在剖析杜林的“未來學校”計劃時指出，杜林從陳舊膚淺的故紙堆中尋求“卓越的現代教育因素”，隨心所欲地處理學科和教材，他的所謂“未來學校”，實際上隻不過是“稍為‘高貴’一些的普魯士中等學校”。[46]
國際工人運動中關於教育問題的爭議表明：
第一，從19世紀中期開始，教育問題已經引起工人階級的關注，標誌著工人階級登上了教育領域鬥爭的曆史舞台。這在人類曆史上還屬首次出現的新現象。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爭議中提出的教育觀點，就其性質說來，雖然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教育改革的範疇，但他們是以無產階級世界觀表述符合工人利益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教育要求。
第二，工人運動中的蒲魯東主義者，站在小生產者立場上看待教育問題，排斥近代公共教育，否定義務教育與免費教育，主張由工人組織自辦教育，例如，“教育合作社”，並在手工業生產勞動過程中實施所謂“綜合勞動”教育，顯然同曆史潮流相背。而拉薩爾主義者倒是讚成通過國家的教育立法，實施義務的免費教育，不過，這種主張夾雜對普魯士國家的盲目崇拜。馬克思麵對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也感到為難：“這個問題有一種特殊的困難之處。一方麵，為了建立正確的教育製度，需要改變社會條件；另一方麵，為了改變社會條件，又需要相應的教育製度；因此我們應該從現實情況出發。”[47]這就是讚成由議會立法，設立學校，實施義務的、免費的、世俗的教育，但不容許政府幹預教學過程。這種主張並非出於杜撰，而是從美國教育管理體製中得到的啟發。
第三，如果說拉薩爾的教育觀點出於對專製的普魯士國家的盲目信仰，那麽巴枯寧派則鼓吹“破壞一切的正統思想”，“打倒書齋裏的革命者”，大學生拋開學校，“到民間去”，破壞一切，使一切文化藝術都成為“無定型”的東西。他們拋出一堆“寧要……不要……”的荒謬邏輯，似乎要捍衛潔白無瑕的“永恒原則”，實際上是使工人階級放棄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鬥爭的手段，即使繼續愚鈍下去也在所不惜。說穿了，還是“給宮廷和平，對茅屋宣戰”。馬克思對巴枯寧派的批判，也屬預先對一切“同資產階級對著幹”的思想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