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論文化革命

列寧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表現之一，便是依據馬克思主義的有關理論對帝國主義時期各國政治、經濟發展狀況進行了研究，認識到資本主義在各國之間發展不平衡這一客觀規律，進而得出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世界帝國主義鏈條中處於最薄弱環節的一國或幾個國家中取得勝利的結論。在這一理論認識的指導下，列寧領導俄國無產階級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給俄國的有利革命時機，通過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了實施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的社會主義國家，為俄國經濟發展與文化進步提供了製度及組織上的強有力的保障。應該說，蘇聯的建立及其推行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次偉大勝利，是馬克思主義原理在俄國革命實踐中得以辯證運用的具體體現。但這一勝利卻遭到俄國孟什維克以及其他反對派的責難。他們認為，俄國工人階級的整體文化水平偏低，缺乏從事革命及參與政治革新的文化能力，進而斷言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裏培植社會主義實屬狂妄的舉動。在政治革命與文化革命的關係上，他們主張先開展“文化革命”，再實施政治革命。他們的這些言論曾導致部分人認識上出現偏差，亟待肅清。

導致部分群眾在文化建設問題上產生模糊認識的還有來自以波格丹諾夫（A. A. Богданов）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影響。十月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文化派在文化建設問題上表現出十足的“左”傾傾向，鼓吹全盤拋棄過去的一切文化，主張在“幹幹淨淨的地麵上”創造特殊的“純無產階級文化”。在對待傳統文化遺產方麵，無產階級文化派持一種曆史虛無主義態度，叫嚷把舊的藝術形式摧毀，粉碎，徹底鏟除，甚至還主張把已有的自然科學成果也列入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及上層建築之列，進而實現徹底的社會主義化。曆史發展具有自身的連續性，文化建設亦然。一定曆史階段的文化建設事業無不是在合理吸收此前文化發展成果的基礎上進行的。而按照無產階級文化派的認識，在全盤拋棄資本主義時期所創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基礎上建設純粹的社會主義文化事業，無疑將給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無產階級文化派的“左”傾言論是一種極具危險性的錯誤思潮，必須予以及時地揭露與批判。

當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領導蘇聯人民取得國內外敵人強加的殘酷戰爭（1918—1920）的勝利後，列寧及時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轉移問題。他指出：“從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應該放在政治鬥爭、革命、奪取政權等方麵，而現在重心改變了，轉到和平的‘文化’組織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國際關係撇開不談，隻就國內經濟關係來說，那麽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在於文化主義。”[1]列寧強調，擺在蘇聯人民麵前的是這樣兩大任務，一是改造接收於舊時代的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二是在農民中開展文化工作，提高廣大農民的文化水平，實現完全的合作化。必須適時地開展一場大規模的文化革命，蘇聯才有可能完全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而欲把這一認識轉化為廣大人民參與的革命性行動，必須首先讓他們了解文化革命的意義、目的、任務及途徑，這已成為現實發展的要求。

作為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及非凡洞察力的偉大導師，列寧及時把握了不同曆史時期文化革命的具體形式與現實需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與形形色色的關於文化革命與建設的錯誤思潮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鬥爭，從而避免了社會主義建設及教育發展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針對孟什維克及其他派別提出的先文化、後革命的錯誤言論，列寧在1923年初由其口授的《論我國革命（評尼·蘇漢諾夫的劄記）》一文中指出：“既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雖然誰也說不出這個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麽樣的，因為這在各個西歐國家都是不同的），我們為什麽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製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2]在文化與革命的先後次序問題上，列寧強調必須從帝俄時代的社會現實出發，對於貧窮、落後、有著濃厚的農奴及封建殘餘的俄國來說，在短時間內提高民眾的普遍水平是毫無可能的事情。若是等待民眾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後再開展政治革命，那麽政治革命可以說是遙遙無期。正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實質上，孟什維克的先文化、後革命的言論是一種反革命理論，是一種以隱蔽的方式表達不革命意願的錯誤思想。對於捆在帝國主義戰車上瀕於絕境的俄國而言，不先行政治革命，奢談提高工農的文化水平及從事文化建設事業隻能是癡人說夢，異想天開。

在《論合作製》一文中，列寧也迎接並粉碎了反對派的進攻，駁斥了“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裏培植社會主義是狂妄的事情”的論調。

列寧寫道：“我們的敵人曾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我們在一個文化不夠發達的國家推行社會主義是冒失行為。但是他們錯了，我們沒有從理論（一切書呆子的理論）所規定的那一端開始，我們的政治和社會變革成了我們目前正麵臨的文化變革、文化革命的先導。現在，隻要實現了這個文化革命，我們的國家就能成為完全社會主義的國家了。”[3]蘇聯的實踐證明，十月革命的勝利的確為迅速並全麵提高蘇維埃民眾普遍的文化水平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借助於蘇聯政府在文化教育領域內推行實施的一係列行之有效的如掃盲、普及義務教育等措施，蘇維埃人民的文化水平及整體國民素質均較前有了顯著提高，而這種提高反過來又加速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發展進程。

為徹底揭露無產階級文化派的真麵目，肅清其在對待文化遺產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曆史虛無主義毒素，列寧在一係列的言論中揭露了“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險惡用心，並向廣大人民指出了發展社會主義文化的正確道路。

“無產階級文化派”是以波格丹諾夫為首的來自革命陣營內部的修正主義分子團體。他們所倡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在不同時期有著相異的內涵。初始，“無產階級文化派”鼓吹一個階級要取得統治地位，是靠這個階級的文化水平，而不是首先占有生產手段。故而主張工人階級隻有發展無產階級文化才能取得國家政權，而不是主張無產階級首先通過暴力革命的形式獲得政治上的獨立與解放，而後再著力提高廣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孟什維克即持有與此相同的觀點。十月革命勝利後，“無產階級文化派”鑒於革命形勢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遂改弦易轍，又開始大肆鼓吹“純無產階級文化”，拒絕文化遺產，企圖使這個派製組織脫離勞動人民的革命鬥爭，進而擺脫黨的領導。正如“無產階級文化派”的主要成員列別傑夫-波良斯基（Леб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在該派機關刊物《無產階級文化》1918年第1期發表的文章中所談到的，純無產階級文化隻有在充分的主動性、不受一切法律限製的條件下才可能得到建設與發展。而所謂不受一切法律限製意即擺脫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擺脫蘇維埃人民政府的管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言論一度在青年中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

為徹底批判“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錯誤言行，列寧專門發表了《論無產階級文化》《青年團的任務》等著名文章及講話。在《論無產階級文化》一文中，列寧首先指出，“無產階級文化派”所聲稱的創建純粹的無產階級文化以及要求在從事文化建設活動時脫離黨的領導的企圖，都會對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造成危害。列寧要求無產階級文化派必須明確自己在文化建設事業中所處的位置，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一切組織必須無條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係統中的輔助機構，並且在蘇維埃政權（特別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和俄國共產黨的總的領導下，把自己的任務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一部分來完成。”[4]

列寧認為，並不是像無產階級文化派所主張的那樣，可以拋開一切傳統文化遺產來創建社會主義新文化。恰恰相反，“隻有確切地了解人類全部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文化，隻有對這種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設無產階級的文化，沒有這樣的認識，我們就不能完成這項任務。無產階級文化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那些自命為無產階級文化專家的人杜撰出來的。如果硬說是這樣，那完全是一派胡言。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5]。無產階級文化事業建設的關鍵就在於對千年來人類文明史中一切有價值的文化成果持海納百川、廣采博取的立場，充分認識到人類文明演進的繼承性，吸收傳統的文化思想體係中可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事業提供有價值的服務的東西，改造那些部分喪失了存在價值的東西以為我所用，丟棄那些不利於社會主義文化進步的東西，戒絕拋棄一切、拒絕一切的曆史虛無主義態度。

1920年10月2日，列寧在題為《青年團的任務》的演說中，還以馬克思學說的形成為例具體闡釋了對待文化遺產的科學態度。列寧指出：“如果你們要問，為什麽馬克思的學說能夠掌握最革命階級的千百萬人的心靈，那你們隻能得到一個回答：這是因為馬克思依靠了人類在資本主義製度下所獲得全部知識的堅固基礎；……凡是人類社會所創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討，任何一點也沒有忽略過去。凡是人類思想所建樹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運動中檢驗過，重新加以探討，加以批判，從而得出了那些被資產階級狹隘性所限製或被資產階級偏見束縛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結論。”[6]

隨著蘇維埃政府工作重心從戰爭轉入和平建設以及經濟建設上來，列寧審時度勢，適時提出了文化建設的任務，並把這一建設視為一場革命。列寧向全黨及廣大人民指出，在完成了世界上最偉大的政治變革任務之後，應把文化建設提到工作日程上來。而文化建設任務的完成同樣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需要文化建設者們以堅韌不拔、不屈不撓、始終如一的大無畏精神全身心投入。

在文化革命的具體任務上，列寧提出文化革命必須完成的任務包括掃除文盲，普及義務教育，實施廣泛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革舊的教育製度和建立新的社會主義教育製度，造就新型的知識分子和培養各種社會主義建設人才，發展具有民族形式和社會主義內容的民族文化，等等。而在諸項文化革命任務中，列寧對掃除文盲尤為重視，認為這是文化建設與革命的基礎工程，必須首先完成。

列寧之所以把掃除文盲視為文化革命最迫切的任務，主要基於這樣五個方麵的考慮。

一是文盲的存在成為經濟建設的阻力。根據1920年的人口統計，蘇聯每千人中識字者僅為319人，文盲率高達68.1%。這於國家經濟建設極為不利。列寧就此指出，“不識字的人不能實現電氣化”。毫無疑問，欲成功地在最新科學技術成就基礎上徹底恢複並改造工農業，就必須掃除文盲，使民眾擺脫愚昧落後狀態，掌握文化知識與科學技術。否則，國家確定的一係列經濟建設目標便斷難完成。

二是文盲的存在不利於政治教育。列寧指出，文盲的大量存在是推行政治教育的最大障礙，文盲自立於政治之外，隻能導致流言蜚語、傳聞偏見。故而進行政治教育之前就一定要提高民眾的文化，使他們有可能用讀和寫的本領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和國家的處境。

三是掃除文盲是實現合作化的重要條件。關於掃除文盲與實現合作化的關係問題，列寧曾作過這樣的表述：“我們麵前擺著兩個劃時代的重要任務。……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在農民中進行文化工作。這種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經濟目的來說，就是合作化。……但完全合作化這一條件本身就包含有農民（正是人數眾多的農民）的文化水平的問題，就是說，沒有一場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7]

四是掃除文盲還是根治拖拉作風與貪汙行為弊病的一劑良藥。列寧結合政府工作中所存在的辦事拖拉、效率不高及貪汙腐化等弊端，有針對性地提出掃除文盲工作不僅僅局限於識字，還要使人們有文化，培養人們形成與拖拉作風和貪汙行為做鬥爭的意識。克服拖拉作風及貪汙行為這一弊病是一種極為困難的藝術，而隻有普遍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使他們更有文化，才有掌握這門藝術的可能。

五是掃除文盲還是革新國家機關的需要。列寧在論述有關革新國家機關問題時指出，革新國家機關所必需的正是知識與文化，而不是靠蠻幹和突擊，或單憑機智和毅力以及人的其他任何優良品質。為此，列寧向全黨及蘇聯人民提出學習、學習、再學習的號召，並於1919年12月26日簽署了《關於在俄羅斯聯邦居民中掃除文盲的法令》，開展了廣泛的群眾性的掃除文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