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抵製理論”學派的教育觀

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至80年代，西方有些“新馬克思主義”教育學者認為，“再生產教育理論”為廣泛地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學校教育的性質、職能及其與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的關係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視角，是有一定價值的。但是他們又指出，這種教育理論仍未能全麵地說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學校教育的真實情況。他們表示要向這種理論提出挑戰，要超越這種理論。他們強調在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與學校教育的關係時，應該把矛盾、衝突、抵製、鬥爭等概念作為重要的取向，應該揭示學校一方麵再生產出符合社會統治利益的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另一方麵也可能產生出與其相矛盾、衝突的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從而提出一種所謂“抵製的（resistance）”教育理論。

“抵製理論”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國的吉魯克斯（Henry Giroux）。他的著作：《意識形態、文化和學校教育過程》《新教育社會學中的再生產和抵製理論：批判分析》等在教育理論界有一定影響。

一、強調學校的相對獨立性和複雜性

持“抵製理論”的教育學者認為，學校是相對獨立的社會機構，它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關係甚為複雜。

第一，學校既作為勞動力再生產機構而與經濟結構發生密切關係，並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製約，但它又是進行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活動場所，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獨立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控製之外，並不隻是接受經濟集團的直接控製。

第二，在學校教育中，無疑是以統治階級的權力和影響為主導，但由於學校是由學生和教師以及各種課程知識、意識形態、課堂社會關係、組織風格等多種要素所構成，因此學校又可能對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和意識形態有選擇地支持或進行抵製。

第三，學校既是在社會所規定和允許的“界限”內從事活動，不管這些“界限”是經濟的、政治的或意識形態的；但它又可能與這些“界限”存在矛盾，甚至部分地影響、突破或改變這些“界限”。

第四，學校不是單一性的機構，而是多元化的文化教育場所，各種文化教育思想會有意無意地挑戰占統治地位的文化教育思想。

上述情況，在西方社會是相當普遍存在的。比如，有些學校強烈地主張實施“自由教育”“通才教育”，這就和統治社會或專業部門要求培養專業化的、更適合於勞動市場需要的專門人才或勞動者的教育思想和有關政策相矛盾。又如，盡管學校源源不斷地培養出來的畢業生已遠遠超出了可以雇傭他們的經濟容量，出現畢業生“失業”或所謂“教育過剩”的現象，但為了滿足人們的教育民主化要求，為不同階級出身的人提供接受教育和提供社會流動的機會，仍需發展和完善學校教育。這在許多西方國家也是一種尖銳矛盾。

總之，在持“抵製”理論的一些“新馬克思主義”教育學者看來，學校不隻是統治文化或主流文化獨占的場所，也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反主流文化，以及各種階級或階層的意識形態進行較量、爭鬥的場所。而且學校還可能為產生各種統治階級的物質利益和意識形態利益設置“機能障礙”的矛盾和衝突提供“震源”。因此，必須充分地認識到學校內外關係的複雜性。

二、學校具有“抵製”功能

一些持“抵製”理論的教育學者指出，“再生產”理論奉行的是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結構功能主義觀點，這種觀點抹殺了人創造曆史和推動曆史發展的主動精神和能動作用。基於這種觀點的“再生產教育理論”的嚴重缺陷，就是過分強調社會經濟、文化或政治對學校教育的決定作用，而忽視教育係統中的教師、學生和其他人員的能動作用和主動精神。例如，吉魯克斯說，按照“再生產教育理論”，學校“經常被看成為工廠或監獄，教師和學生則被視為隻像是按資本主義製度的邏輯和社會慣例行事的士卒和腳夫（pawns and bearers）”。[34]因此，“再生產教育理論”也就看不到學校內部存在的矛盾和鬥爭，看不到學校具有的“抵製”因素和“抵製”功能。

持“抵製”理論的教育學者認為，社會文化是由統治階級文化和下層階級與集團的文化共同構成的，社會文化不是單一的。而且，下層階級和集團的文化並不完全被動地讚同和服從統治階級的文化，它們也具有能動的力量和自我製造與再生的品格。下層階級和集團的文化既是整個社會文化再生產的產物，其中一部分也是“自我生產”的結果。對統治階級文化來說，下層階級和集團的文化既是再生的，又是抵製的。

社會文化的這種現象必定反映到學校裏來。正如吉魯克斯所說：

“抵製理論最重要的假設之一是，勞工階級學生不全然是順從於教導他們準備從事異化勞動生活的權威主義的教師和學校，而成為資本的副產品。相反，學校不僅是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矛盾和爭奪的場所，而且也是各種團體的、有見識的學生進行抵製活動的場所。”[35]

吉魯克斯還說：“學校經常發現它們自己與統治社會的需求不一致。”[36]英國的教育社會學學者薩勒普也說過：“學校不僅再生產社會的生產關係，它們也再生產抵製的方式。許多學生針對學校的公開目標發展一種特有的抵製。”[37]所以，在“抵製”理論教育學者看來，斷言資本主義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的再生產會自然而然地獲得成功，乃是毫無根據的。

三、學校的“抵製”文化的特點

有些“抵製”理論教育學者還具體調查研究了學校的所謂“抵製”文化，或稱“反學校文化（anti-school cultures）”。例如，英國教育學者威利斯（Paul Willis）認為，“反學校文化”是勞工階級文化的一個層麵，是某些基本的勞工階級的態度與價值的一種表現。出身於勞工階級家庭的學生，深受下層階級的所謂“工廠—地板（shop-floor）”，即勞方文化的影響。他們的文化背景教他們準備進入工廠勞動，但同時也往往使他們以某種方式抵製或反對學校中的社會主流文化的價值，如對腦力勞動高於體力勞動的觀念的拒斥。

“抵製”文化最基本、最明顯的表現，是堅定、廣泛且個人化地反對“權威”。許多學生認為教師的權威是專斷的。他們對學校的“權力主義”經常提出挑戰，對於知識和資格常表現出一種輕蔑的態度，對傳統的“規則”和由上麵強壓下來的令人不滿的東西持抵製的態度。但他們對學校中的主流文化或“權威”的挑戰或抵製，並不一定都是出於高度自覺的反社會行為。當他們離開學校而進入一定的社會職業結構，他們原先的那種“抵製”精神也就隨之消失。

然而盡管如此，持“抵製”理論的教育學者認為，之所以會出現“反學校文化”和學生抵製行動，也不能隻從學校內部的矛盾和差異去說明。正如吉魯克斯指出的：從表麵上看，學生反對或抵製的是學校的規章製度，但其根源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種族、性別歧視等不平等的“意識形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g）”上。因此，從實質上看，學生的抵製行動是對維護不平等的、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文化價值和意識形態的一種反抗，具有“解放”的積極因素。

從以上所述可見，“抵製”教育理論在考察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學校教育問題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特別是對下層階級和集團的文化在學校的影響以及出身於這種文化背景下的學生在學校的行為表現的探討，對學校中統治階級的文化和下層階級的文化之間的矛盾的教育學意義的探討，都具有重要啟示。吉魯克斯曾宣稱：“‘抵製’理論在著重分析學校與廣闊的社會之間的相互關係上，是一個有價值的理論的和思想的建造。而更為重要的是，它為了解下層集團經受教育失敗的複雜途徑，為指出新的思維方式和再建批判教育學的模式，提供了一個新的手段。”[38]此外，“抵製”教育理論還將學生抵製或對抗性行為的分析從教育心理學傾向轉向於政治科學和社會學的分析。

然而，也有些教育學者指出，“抵製”教育理論對學校裏的意識形態如何深入學生的人格的問題未給予足夠的關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學校文化”或學生的抵製行動的社會根源及其社會意義也未做出全麵和深刻的論述，對如何促進抵製和引導抵製的問題更缺乏深入的研究。至於把校內學生的一般違紀或行為失檢都同政治性的抵製行動混為一談，顯然更為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