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哲學王”的教育

一、“哲學王”思想的提出

（一）哲學家的本性

在古希臘，哲學一向被認為是智慧之學，而且是一切智慧之中的“最高智慧”，哲學家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哲學最初便是以“愛智慧”的麵目出現的，而哲學家也是以最富於智慧的形象普遍受到人們的敬仰。到了蘇格拉底，他為了使自己和智者相區別，就不再稱自己是具有智慧的，也不願意人們把他看作最有智慧的人，而隻認為自己是智慧的愛好者和追求者。

蘇格拉底反對稱他為最有智慧之人，這並不是出於謙遜，真的認為自己無知，而是出於對智慧本質的重新理解。蘇格拉底推崇的是那種具有普遍性和原則性的根本知識，他認為隻有這樣的知識才配稱智慧，而隻有真正達到和掌握這種知識的人，才能稱為哲學家。柏拉圖繼承並發展了蘇格拉底的這一思想。按照柏拉圖的觀點，真正的哲學家在於洞悉“相”的本性，並且能夠把它運用到國家的治理中去。哲學家的本性就是“永遠酷愛那種能讓他們看到永恒的不受產生與滅亡過程影響的實體的知識”[15]。哲學家是愛好智慧的人，他不是愛好智慧的某一部分，而是愛好全部智慧；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對任何學問都要去涉獵一下，那種對任何事情都好奇的人並不是真正的哲學家，隻有那些熱忱於尋求真理的人才是哲學家。“哲學家是能把握永恒不變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這一點，被千差萬別事物的多樣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學家。”

在柏拉圖看來，哲學家要掌握知識，必須具有良好的天賦，而“具有良好的記性，敏於理解，豁達大度，溫文爾雅，愛好和親近真理，正義、勇敢和節製”[16]，這種天賦並不是人人都具有的，隻有少數人才具有。哲學家是節製的，而且不貪圖享樂，他並不像大多數人那樣熱心追求物質享受和肉體的快樂，而是關注自己靈魂的改善和自身心靈的快樂。人越是追求真知，越不受肉體的汙染，不受飲食男女等欲望和喜怒哀樂等情緒的影響；靈魂越是能離開這些罪惡，便越能進入那個神聖的、不朽的智慧世界，人的靈魂便可以獲得自由。哲學家是胸懷坦**、眼界廣闊之人，能觀察和研究所有時代的一切存在，膽怯和狹隘不屬於真正哲學家的天性。哲學家具有良好的記性，敏於理解，熱愛真知。哲學家還是性格和諧老人，既不貪財又不褊狹，既不自誇又不膽怯，具有天然有分寸而溫雅的心靈，能夠本能地導向每一事物的“相”。[17]

柏拉圖認為，作為哲學家，他的靈魂必須具有最高的美德——智慧的美德。必須經受住各種困苦的考驗，百折不撓，喜歡一切意義上的勞苦。隻有經受住各種考驗，他們才能完成最重要的學習，掌握“善的相”。哲學家必須具有正義的美德。柏拉圖認為，正義包含了全部最基本的美德。當各個等級的人都能忠實履行自己的應盡義務，完成自己所處社會地位要求的職責時，社會便實現了正義。但正義的本質不僅在於社會職能和關係的外部調節，更重要的還在於人內在的精神狀態和品質。對於哲學家而言，正義就是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天職，按照善的要求去行動，從而引導國家走向善。因此，柏拉圖主張哲學家從政，哲學家應過兩種生活，即哲學生活和政治生活。哲學家需具備統治藝術。柏拉圖把政治知識和藝術看作編織國家之布的才能。他說：“統治的藝術就是用真正的編織方法，把剛毅和智慧之士的德行結合起來，使他們誌同道合、和睦團結地共同生活，從而編織出最壯麗、最豪華的國家之布。”[18]柏拉圖認為掌握“善的相”的哲學家不應隻停留在哲學生活中，還應深入充滿艱難與危險的政治生活中。他說，哲學家不是為了城邦中任何一個階級的特殊幸福，而是為了城邦的整體幸福。柏拉圖這樣勸告哲學家：

“哲學家生在別的國家中有理由拒不參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為他們完全是自發地產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識地培養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養而產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沒有熱切要報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當的。但是我們已經培養了你們——既為你們自己，也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領袖；你們受到了比別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參加兩種生活（哲學生活和政治生活——譯者注）。因此，你們每個人在輪值時必須下去和其他人同住，習慣於觀看模糊影像。須知，一經習慣，你就會比他們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就能辨別各種不同的影子，並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東西，因為你已經看見過美者、正義者和善者的真實。因此，我們的國家將被我們和你們清醒地管理著，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數國家那樣昏昏然地管理著，被那些為影子而互相毆鬥，為權力——被當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爭吵的人統治著。事實是：在凡是被定為統治者的人最不熱心權力的城邦裏必定有最善最穩定的管理，凡有與此相反的統治者的城邦裏，其管理必定是最惡的。”[19]哲學家雖成為統治者，掌握了權力，卻不貪圖享樂，這是“因為，事實上……隻有當你能為你們未來的統治者找到一種比統治國家更善的生活時，你才可能有一個管理得好的國家。因為，隻有在這種國家裏才能由真正富有的人來統治。當然，他們不是富有黃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種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來的統治者是一些個人福利匱乏的窮人，那麽，當他們投身公務時，他們想到的就是要從中攫取自己的好處，如果國家由這種人統治，就不會有好的管理。因為，當統治權成了爭奪對象時，這種自相殘殺的爭奪往往同時既毀了國家也毀了統治者自己”[20]。哲學家喜愛真正的哲學生活，而輕視政治權力。讓不愛權力的人掌握權力，這正是柏拉圖“哲學王”思想的精髓所在。

柏拉圖認為，哲學家掌握最高知識，是具有統治才能的人，但在當時希臘人的心目中，哲學家被認為是怪物，是無用之人，這是因為那些自稱為哲學家的智者給哲學帶來了壞的名聲。哲學家的本性如果得到好的教育培養，便可以發芽成才；如果遇到壞的教育，會變得比誰都壞。敗壞青年的是智者和詭辯家，他們在公共場所蠱惑青年，將他們喜歡的稱為“善”，將他們不喜歡的稱為“惡”。他們向那些具有哲學家本性的青年獻媚，**他們走上歧途；出身高貴、富有財產的年輕人的野心被鼓動起來，妄自尊大，便不可能繼續研究哲學。另外一些不具備天賦的人卻闖入了哲學的神殿，他們不能研究哲學而隻能製造詭辯去敗壞哲學。這樣，剩下來配得上研究哲學的人微乎其微了。他們或是出身高貴又受過良好教育，靈魂沒有受到腐蝕，依然在真正地研究哲學；或是一個偉大的靈魂生於一個狹小城邦，他不屑於關注這個小國的事情；少數人或許由於天賦優秀，脫離了他所藐視的其他技藝，改學哲學。這極少數的哲學家像一個人落入了野獸群中一樣，既不願意參與作惡，又不能單槍匹馬地對抗所有野獸，隻能脫離現實保持沉默，但求自己躲開禍端。

這種現實使柏拉圖認識到，“隻有在某種必然性碰巧迫使當前被看作無用的那些極少數的未腐敗的哲學家，出來主管城邦（無論他們出於自願與否），並使得公眾服從他們管理時，或者，隻有在正當權的那些人的兒子、國王的兒子或當權者本人、國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愛上了哲學時，無論城市、國家還是個人才能達到完善”[21]。所以，柏拉圖提出，隻有在合適的國度裏，哲學家才能充分成長，而當前所有的政治製度都是不適於哲學家成長的。“哲學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樣最善的政治製度，那時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學確實是神物……”[22]因此，必須創造理想的政治製度讓哲學家真正發揮作用，這也說明了為什麽柏拉圖要提出理想國。

（二）理想的國家呼喚哲學家

柏拉圖不僅是一位哲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決心獻身於政治的人物。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指出，在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製度之外，現實存在的政治製度有四種。第一種是榮譽政體。這是一個善惡混雜的政治製度，統治者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單純而勇敢的人，特點是爭強好勝、貪圖榮譽，類似於斯巴達的政治體製。統治者的性格特征是比較自信而崇尚武力，但缺乏文化，愛權力和榮譽，他們是依靠武功獲得權力。第二種是由少數富人掌握統治權的寡頭政體。統治者的性格特征是貪婪，貪財的欲望是他們的神聖原則，理性和**都得服從它，理性計算如何賺錢，**用來讚美財富和富人。第三種是民主政體。在這種政體中，城邦的每個公民都有同等的權力擔任公職，官員通常由抽簽決定。和這種民主政體相應的個人性格特征是：他們都過於放縱自己的欲望，不受理性約束，稱傲慢為有禮，放縱為自由，浪費為慷慨，無恥為勇敢，完全沉溺於不必要的欲望之中。他們的生活沒有秩序和節製，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卻以為這就是自由和幸福。柏拉圖將這樣的人叫作民主的人。第四種是專製暴君、獨裁者當政的僭主政體。統治者的個人性格特征是屬於獸性和野性的欲望占了上風，其最優秀的理性部分受到奴役。這種人在瘋狂的欲望驅使下，成為暴君。以上這四種政體都是在當時希臘世界實際存在或曾經存在過的。與這些政體相對立的是，由哲學家擔任統治者的理想國家，即賢人政體（aristocracy）。

柏拉圖認為，任何個人都不能獨立生活，人們需要結合在一起，組成城邦。城邦首先要有食物、住房和衣服，因此，要有農民、瓦匠和紡織工人，還需要有商人，有老板及賣苦力的人。這些隻求滿足於物質需要的城邦還是初級的，他稱為“豬的城邦”。城邦還應有醫生，有各種藝術家，有保衛城邦和人民財產的軍人、衛士，以及統治者。柏拉圖提出，理想的國家由三個不同的階級組成：統治階級、衛士階級和生產階級。與此相適應，一個理想的國家應具有正義、智慧、勇敢、節製四種美德。少數統治者具有智慧的美德，具有治理整個國家的知識。衛士階級具有勇敢的美德，但這種勇敢不是獸類或奴隸的那種凶猛，而是由教育培養而成的。生產階級具有節製的美德，服從統治者的管理。但節製和智慧、勇敢不同，並不專屬於某個階級，而是國家中全體人民包括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具有的美德。隻有這樣，國家才能和諧一致。而正義並不是在智慧、勇敢和節製之外，與它們並列的另一種美德，而是在這三者之上，是比它們更高一個層次的，對它們普遍適用的美德。柏拉圖認為國家的正義就是各人做自己分內的事情而不去幹涉別人，依靠各自擁有的智慧、自製和勇敢為國家做出貢獻，這就是正義的國家，也就是柏拉圖理想的國家。

正如理想的國家有三個不同的階級，個人的靈魂也由三個不同的部分組成，即理智、**和欲望。理智起領導作用；**服從它，是它的助手；欲望是貪得無厭的，必須受到理智和**的控製。人的靈魂中的這三部分和諧相處，各自起自己的作用，理智起領導作用，**和欲望服從而不違反它，靈魂能夠自己主宰自己，這樣的人便是正義的人。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財產共有，統治階級的個別成員不允許擁有財產，並且妻子、兒女也是公有的，不允許各自組織各自的家庭，這樣就排除了“我的”和“不是我的”，從而使國家免予分裂。男女平等，受同樣的教育，享有擔任同樣的公職的權利。沒有固定的婚姻關係和家庭，要注意培養優秀的人種，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相配。孩子公共養育。統治者所需要的一切由公民供給，活著受全體人民尊重，死後受哀榮備至的葬禮。

但這樣的國家隻是一個理想的國家，要使它從理想變為現實，柏拉圖認為隻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讓哲學家為王。“除非哲學家成為我們這些國家的國王，或者我們目前稱為國王和統治者的那些人物，能嚴肅認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權力與聰明才智合而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須排除出去。否則的話……對國家甚至我想對全人類都將禍害無窮，永無寧日。”[23]“哲學王”思想的提出，實際上說明，柏拉圖把希臘的城邦危機的根源完全歸結為缺乏有德行、有能力的統治者。柏拉圖認為，統治者的個人特征決定著政治製度的好壞，因此，他把“哲學王”的政治看作克服城邦政治危機和建立理想政治製度的根本出路，提出了“哲學王”的思想。“我不得不宣告……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利，或者城邦中擁有權力的人，由於某種奇跡，變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的罪惡將永遠不會停止。”[24]“隻要讓真正的哲學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這個國家的政權。他們把今人認為的一切光榮的事情看作下賤的、無價值的，他們最重視正義和由正義而得到的光榮，把正義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過促進和推崇正義使自己的城邦走上正軌。”[25]

（三）對“善的相”的認識呼喚哲學家

柏拉圖認為，“相”是不變的、抽象的、純粹的、永恒的、不朽的，而具體事物是變化的、不純粹的、不永恒的、注定要毀滅的。對“相”的認識不能由感覺而隻能由智慧去把握，而隻有哲學家才具有智慧的美德，所以，也隻有哲學家才能認識“相”。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又提出了“善的相”。他認為“善的相”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不知道它，那麽別的知識再多，對我們也沒有任何益處，正如別的東西，雖擁有而不擁有其善者，於我們無益一樣。或如我們擁有一切而不擁有其善者……或者懂得別的一切而不懂美者和善者，這有什麽益處呢？”[26]

“善”原意是指一個東西的好處和用處，曾是蘇格拉底哲學的一個核心問題。柏拉圖發展了蘇格拉底的理論，並將“善”納入他的相論體係，不但提出了一個“善的相”，而且認為這是其他一切“相”的原因，是最高的相。柏拉圖認為，現象世界中的善不過是“善的相”的兒子。為了說明什麽是“善的相”，柏拉圖用現象中的善做比喻來說明它，這就是有名的太陽的比喻。

柏拉圖指出，當我們看東西的時候，一方麵是眼睛有看的能力，另一方麵是有被看到的對象——顏色，但如果沒有第三種東西存在，人的視覺便什麽也看不見。這第三種東西就是光，正是光將視覺和對象聯結起來。光是從天上的太陽來的，有了太陽的光，我們的眼睛能夠很好地（善）看見，對象也能很好地（善）被看見。在所有感覺器官中，視覺是最像太陽的，但眼睛和視覺都不是太陽，它們的能力是從太陽流射出來的。太陽不是視覺，卻是視覺的原因，同時又是被看到的對象的原因，因此說太陽是“善”在可見世界中產生的兒子。太陽同視覺和可見事物的關係，正好像在可知世界中的善本身同理智和可知對象的關係一樣。在這個比喻中，“善的相”相當於太陽，靈魂中的理性能力和它所認知的對象——真正的存在，即“相”，相當於視覺能力和它所感知的具體事物，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光相當於真理和存在）。他說，人的靈魂好像眼睛一樣，隻有當它注視被真理和存在照耀的對象時，它的理性才能知道它們，如果它轉而去看暗淡的變化世界時，便隻有意見了。所以是“善的相”（通過真理和存在）給知識的對象以真理（和真實的存在），同時又給知識的主體（靈魂）以知識的能力，“善的相”是真理和知識的原因，是在這二者之上的。真理和知識隻是像善，還不是善自身，善比它們高貴。柏拉圖進一步說明，善比真理和知識高貴，不僅因為它是這二者的源泉，而且它也像太陽一樣，太陽既能使對象被看見，同時又是事物產生、成長和得到營養的原因。同樣，知識的對象不僅從善得到它們的可知性，還得到它們自己的真實的存在。太陽促使萬物成長，同樣，善也是知識的對象——“相”產生和成為真實的存在的原因。所以，“善的相”作為可知世界的根源，既有認識論的意義，又有本體論的意義。從認識論講，它既是主體——靈魂中的理性具有認知（知識）的能力的原因，又是客體——存在，即“相”能被認知的原因。從本體論講，它是所有存在（“相”）能夠存在的原因。這個關係可以用圖5-2表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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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2 “善的相”關係圖

波普爾指出，在柏拉圖的“相”的王國中，善是最高的，是“一種超級的相”，其他的“相”均由它產生並獲得存在。[28]他認為“善的相”是指靈魂總在尋求的那種可以得到最後的滿足的東西，是物的存在和認識的根源。“善的相”不僅應用於個人生活，而且應用於整個宇宙，是萬物存在的終極目的，從而它超出一切有限的差別，超出認識和存在的差別，超出理智及其對象的差別，結果，“善的相”成為超出一切原理並成為其他原理的最後根據的那個原理。[29]範明生認為，“善的相”不但在倫理學上是最高、最後的原則，其他倫理原則都要服從它，以它為最後根據；同時它又超出存在和認識的區別，超出主體和客體的區別，因而無論在本體論和認識論上，它都是最高、最後的原則，是其他一切原則的最後根據。[30]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指出，在討論漫長的培養“哲學王”的教育路程以前，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需要討論，這便是關於“善的相”的問題。“善的相”是最大的知識問題，正是由於它，正義等美德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所以，“善的相”是未來統治者最需要學習的問題。可以認為，柏拉圖在這裏提出“善的相”，是因為他認為這是哲學家的最高追求，每一位哲學家隻有掌握了這一最高、最後原則，才能達到真知，成為合格的理想國的統治者。正如柏拉圖所說：“這個（‘善’）就是每一個人的靈魂所追求的，也是他的一切活動的目的……——像這樣的、如此偉大的原則，在我們的國家裏將一切事務托付給他的那最好之人，難道可以處於無知的黑暗之中嗎？”[31]對“相”的認識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對“善的相”的認識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柏拉圖認為：“一個人如果不知道正義和美怎樣才是善，他就沒有足夠的資格做正義和美的護衛者。我揣測，沒有一個人在知道善之前就能足夠知道正義和美。”對於這一人生和宇宙的最高、最後原則和根據，隻有具有真智慧的哲學家通過漫長的學習與鑽研，才能努力去掌握它。而隻有掌握了“善的相”，哲學家才能成為真正的、完善的、徹底的哲學家，才能洞悉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原理，從而去引導城邦走向真正的“善”。

（四）古希臘的政治現實與柏拉圖的實踐

培養政治家或統治者，是古希臘教育的主要任務。在斯巴達和雅典等城邦中實行的教育，從本質上看，就是以培養未來的統治者為基本宗旨。特別是從公元前5世紀開始，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的興盛產生了政治家培養的必要性，普通公民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參政、從政機會，而要參政、從政就必須在公眾麵前講演、辯論。講演和辯論又需要一定的知識、智慧和政治常識。智者的教育活動適合了這一現實需要。正如黑格爾所言，智者的教育是一種教人認識權力，從而獲得權力和運用權力的教育，即培養政治家的教育。

蘇格拉底親身經曆了雅典奴隸主民主政治由極盛到衰敗的轉變，他認為城邦衰落、民主製變質的根源在於統治者並不懂得如何治理國家，甚至缺乏必要的政治常識。蘇格拉底認為，與其他技藝一樣，政治也是一門專門的技藝，需要專門的知識和能力。因此，蘇格拉底把培養政治家看作他教育的主要任務。可以說，蘇格拉底比智者更明確、深刻地認識到了培養政治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柏拉圖進一步發展了蘇格拉底的思想，更係統地論證了政治家培養的必要性。蘇格拉底主張使政治知識化、專業化，而柏拉圖則進一步主張應由哲學家統治國家。在74歲高齡時寫給朋友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圖追溯了自己這種思想形成的過程，他寫道：

我年輕的時候，也有跟其他許多人相同的經曆，我希望自己成年後立即參與政治生活。但當這樣的時機到來時，政治形勢卻發生下列變化。

那時存在的政府，為大多數人所不滿，於是發生了革命。革命是由51個人領導的，其中，11名在城邦，10名在比雷埃夫斯港，——這些地方都需要管理市場、處理市政問題。“三十寡頭”的統治建立了，成為最玩忽職守的統治者。這裏麵有許多人是我的親戚和朋友。他們也確實立即邀請我與他們共事，覺得這似乎十分相適宜。由於年輕，我那時的感受並無驚人之處。我相信他們是城邦的管理者，會領導城邦擺脫不正義的生活方式而享受正義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熱切地關注著他們，注視著他們的行動。但我看到的是，時間不長，他們就搞得怨聲載道，使人人都懷念前期，覺得那是黃金時代。更有甚者，他們竟敢陷害我的老朋友蘇格拉底。

……

我思考著這些事情，思考著這些人治理城邦的方式，思考著他們的法律及習俗。越是思考這些，年齡越是增長，我越覺得正確管理城邦事務之難。沒有忠實的朋友和可靠的夥伴，做任何事業也不能成功。由於我們的城邦已不再按祖先製定的原則和製度來統治，要公正地治理實在不是易事。而要很快獲得另外的新朋友也根本不可能。除此之外，成文法和習慣皆被敗壞，世風急轉直下。因此，盡管我一開始極度熱心於從事政治活動，但一想到所有這些事情，看到它們如何以驚人速度向四麵八方急速惡化，我變得頭暈目眩，迷茫不知所從。盡管我繼續考慮著用何種方式可以改善這些事情及整個政治，但一涉及政治行動，我卻不斷地等待合適的時機。直到最後，看看所有現存的城邦，我意識到它們都處於極壞的統治下，它們的法律已經敗壞到無可救藥的地步，除非來一場劇烈的變動和極大的運氣。我不得不宣告，必須頌揚正確的哲學，通過它，一個人可以認識到公眾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各種正義的形式。因此，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城邦中擁有權力的人，由於某種奇跡，變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中的罪惡將永遠不會停止。[32]

這就是柏拉圖為之終生奮鬥的“哲學王”理想，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是這一理想的生動闡釋和具體展示。在柏拉圖那裏，哲學已不像早期希臘哲學那樣隻是對自然界的沉思，而是涉及整個人類生活。“哲學是人的本質。他隨處表示了對哲學尊嚴之最崇高的看法：唯有哲學才是人應當尋求的東西。他對哲學具有最深刻的情感和堅決的意識，而對於一切別的東西都表示輕視。”[33]柏拉圖把哲學當作“上帝賜予人類的禮物，從來沒有，也永不會再有比哲學更偉大的東西”[34]。哲學是以最高的善為對象，它是整個世界遵循的最高原則，因而哲學是治理國家的最高學問。掌握了哲學的人具有最高智慧，能夠洞悉最高的“善的相”，理應成為國家的統治者，按照“善”的原則建立理想的國家。對於這個見解，黑格爾曾做過精辟的分析。他說：“說統治者應該是哲學家，說國家的統治權應該交給哲學家手中，這似乎未免有點妄自尊大。不過為了判斷這話是否正確，我們最好記著柏拉圖意義的哲學及當時對於哲學的了解，即把什麽算作哲學……我們知道，柏拉圖這裏所了解的哲學，是與對超感官世界的意識，亦即我們所謂宗教意識混合在一起的；哲學是對自為的真理和正義的意識，是對國家的普遍目的的意識和對這種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識……由此得到的結果就是：當柏拉圖說哲學家應該管理國家時，他的意思是根據普遍原則來決定整個情況……這樣的原則構成政府和權力的實質。”[35]

哲學家成為統治者在希臘並不是什麽創見。公元前6世紀，畢達哥拉斯學派在克羅頓的統治就是實際例證。在遊曆時期，柏拉圖曾到繼克羅頓之後興起的另一個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中心塔壬同，結識了當地民主政體的領袖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主要代表阿契塔，彼此結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誼。在阿契塔的領導下，塔壬同推行溫和民主政體，政治穩定，經濟發達，文化上也比較進步。阿契塔本人既是一個傑出的政治家、軍事統帥，受到當地人民愛戴，又是一個傑出的思想家，是許多知識部門的先驅，特別是在數學和力學方麵做出了貢獻，因而受到亞裏士多德的學生、著名學者歐得穆斯的稱讚。阿契塔在哲學上也頗有貢獻，以致亞裏士多德本人也要寫一部著作《阿契塔的哲學》，專門闡述他的學說。塔壬同的政體和阿契塔的為人、學識，給柏拉圖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了他日後追求的哲學家和政治家相結合的一個理想的雛形。

公元前387年，柏拉圖結束了遊曆，馬上在朋友們的資助下，參照畢達哥拉斯盟會的經驗，創建了自己的學園，試圖通過培養一批精通哲學、自然科學，又善於治理國家的哲學家，來實現他的“哲學王”理想。這是歐洲曆史上第一所綜合性的，培養貴族子弟為上層統治者的高等學校。學園設在雅典城外西北郊，園址原是用來紀念希臘英雄阿卡得摩斯的一座花園和運動場。然而，正如黑格爾所說，這裏真正的英雄是柏拉圖，他使原來的名字失掉了意義，以致阿卡得摩斯的名字在後代隻是憑借柏拉圖而得傳。

柏拉圖的學園和當時希臘的政治有密切關係，它為許多城邦的政治家提供政治谘詢並幫助他們立法。柏拉圖自己不但參與敘拉古的政治活動，還由於他的名望，也參與了其他城邦的政治。第歐根尼·拉爾修記載說：帕菲勒（Pamphile，羅馬尼祿時代的曆史學家）在《回憶錄》中曾記錄，阿卡狄亞人和底比斯人建立美伽洛波利城邦時曾請柏拉圖為他們立法，當他發現他們的所有權不平等時便拒絕了。他還講了一個故事：柏拉圖曾為卡伯裏亞（Carbrias，死於公元前356年，曾兩次領導雅典軍隊打敗斯巴達的職業軍人）辯護。卡伯裏亞受審訊時，雅典沒有人出來為他辯護，當柏拉圖陪同卡伯裏亞走向衛城時，告發人克洛彼盧威脅他說：“你是要去為他辯護嗎？難道你不知道蘇格拉底服的毒酒正在等待著你？”柏拉圖回答說：“正像為祖國服務時，我臨危不懼，現在為了盡朋友的責任，我也將同樣如此。”[36]

學園不僅是培訓統治者的一個基地，而且為希臘世界的那些已經獲得政治權力的政治家們提供實際的指導。古代作家普魯塔克等人在有關著作中記載，當馬其頓國王佩爾狄卡三世在公元前4世紀60年代要求學園派一名顧問時，柏拉圖派去歐佛賴俄。他告誡宮廷團體要“研究幾何和從事哲學思考”，並說服佩爾狄卡三世，在青年王子菲利領導下設置一個專門組織；以至在菲利登基後，斯彪西波（Speusippus，繼柏拉圖出任學園領導）提醒菲利，他的掌權要歸功於柏拉圖。此外，他還派科裏司庫和厄刺斯托到小亞細亞的阿索斯，與阿塔紐約斯的統治者赫爾彌亞（Hermeias）建立密切關係。柏拉圖還為他們當政治顧問，促使赫爾彌亞把他的僭主政體改變為比較合法的政府。赫爾彌亞也積極支持柏拉圖的朋友和學生狄昂組織武裝力量，推翻狄奧尼修斯二世在敘拉古的統治。柏拉圖還相繼派他的學生阿裏斯托倪穆、福爾彌俄、梅涅得穆到阿卡狄安厄勒安斯、皮爾海安改革當地的政體；派歐多克蘇、亞裏士多德為他們自己出生的城市克尼杜斯和斯塔癸刺製定過政治製度、法律。就是柏拉圖本人，也不止一次受到昔尼勒等地的邀請，要求他去製定政治製度（他拒絕了）。後來，亞曆山大大帝也曾向學園的第三任領袖塞諾克拉底（Xenocrates）就王權問題進行谘詢；並曾派柏拉圖生前的一名學生德琉斯，到亞洲的希臘居民中去進行工作。塞諾克拉底本人當時就備受雅典公民的尊敬，於公元前322年作為雅典的使節，會見亞曆山大死後統治雅典的馬其頓總督安提帕特（Antipatros）。[37]這些事實說明：柏拉圖在學園內以培養未來的哲學家為己任，希望他們在將來的政治現實中實現他的理想。柏拉圖貢獻畢生精力的學園，是他實現自己“哲學王”思想的直接陣地。一個現實的雅典帝國消失了，但一個體現著柏拉圖理想和追求的精神王國在它的廢墟上誕生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柏拉圖的“哲學王”的思想正是他這種實踐活動的反映，而非一種純粹的烏托邦。

哲學構成國家的基礎，哲學家掌握國家統治權，由此引出一個重要的課題，即如何培養哲學家。柏拉圖雖然提出過不同等級的人的靈魂中所具有的美德是不同的，但他更關注的是哲學家的後天培養。在柏拉圖那裏，教育成為實現理想國、培養統治者的根本手段。柏拉圖認為，單純憑借立法，而不主要依靠教育，要想實現理想國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國家的頭等大事就是教育。在《法律篇》中，他也強調指出：立法者應把教育當作頭等大事，要重視負責教育事務的官吏的選拔，把它看作國家最高職務中的最重要職務，由全體公民中最優秀的年高德劭的公民擔任。未來的統治者，雖天賦甚高，但要經過嚴格的教育培養.使他們從低級的感性認識上升到高級的理性認識，直到憑借辯證法的訓練，把握最高的“善的相”。而“善的相”也就是理想國的原型，隻有認識、掌握了這種至高無上的“善的相”，被教育之人才能成為真正的哲學家，以此來締造和治理國家。正因為如此，柏拉圖不僅於公元前387年創立了學園，致力於培養未來的哲學家，而且在《理想國》和《法律篇》中，以斯巴達和雅典教育為藍本，精心設計了一個完整的，以培養哲學家為最高目的的教育計劃。柏拉圖的教育思想體係就是圍繞培養哲學家這個中心而提出的。

二、“哲學王”的培養

（一）建立公民教育製度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裏，第一等級的哲學家管理國家，第二等級的軍人保衛國家，第三等級的生產階級供養國家，三者各司其職，各盡其責，互不越位，是為正義。為了證明這一點，柏拉圖又借蘇格拉底之口，吞吞吐吐地講了一個著名的“高貴的假說”。蘇格拉底說：

（我們應該）首先說服統治者們自己和軍隊，其次說服城邦的其他人：我們給他們教育和培養，其實他們一切如在夢中。他們是在地球深處被孕育被鑄造成的，他們的武器和裝備也是在那裏製造的；地球是他們的母親，把他們撫養大了，送他們到世界上來……他們雖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鑄造他們的時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黃金，這些人因而是最寶貴的，是統治者。在輔助者（軍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銀。在農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鐵和銅。但是又由於同屬一類，雖則父子天賦相承，有時不免金父生銀子，銀父生金子，錯綜變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給統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們做後代的好護衛者，要他們極端注意在後代靈魂深處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種金屬。如果他們的孩子心靈裏混入了一些廢銅爛鐵，他們絕不能稍存姑息，應當把他們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於農民、工人之間；如果農民、工人的後輩中間發現其天賦中有金有銀者，他們就要重視他，把他提升到護衛者或輔助者中間去。須知，神諭曾經說過“銅鐵當道，國破家亡”，你看你有沒有辦法使他們相信這個荒唐的故事？[38]

一些研究者從這段話出發，推測柏拉圖是個“遺傳決定論者”或“血統論者”，其實，這是對柏拉圖的誤讀。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雖然柏拉圖認為統治者是金子鑄成的，具有智慧的美德，軍人是用銀子鑄成的，具有勇敢的美德，而生產階級是用銅和鐵鑄造的，具有節製的美德。但是，柏拉圖並沒有將他們固定化，而是主張按照先天的能力來安排他們的位置，統治者和軍人的子女有可能成為工人、農民，而生產階級的子女也有可能成為統治者和軍人。在理想國裏，根據法律，禁止男女監護者一起住在單位的家庭內，妻子應該是所有男子共有的。同樣，兒童也應該是共有的，父母不應該認識子女，子女也不應該知道父母。在父母與子女互不知道的情況下，又怎能知道誰是未來的統治者、軍人和生產階級？不是遺傳決定論，那麽依靠什麽來選拔統治者、軍人和生產階級呢？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設計了一個嚴格而又公平的教育篩選製度來決定各個公民的命運，奠定了社會分工的基礎。應該說，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是依靠教育而不是靠血統或其他因素來決定每個公民的未來。正因為如此，柏拉圖極端重視教育在培養統治者中的作用。試想一下，如果成為統治者的主要條件並不是個人的能力，而是門第、血統等先天因素，那麽，教育在培養統治者的過程中並不起主導作用，並且由於先天決定，能夠成為未來統治者的人已知道。這樣，統治者的教育不可能在國家生活中引起普遍的關注。但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恰恰相反，教育被列為國家的頭等大事，教育在選拔和培養未來的統治者中起關鍵作用。雖然理想國中的教育以培養“哲學王”為主要目的，但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柏拉圖設計了一個完整的公民教育製度。其內容如下：柏拉圖強**育應是終身進行的，統治階級應注意優生，最優秀的男女相互婚配，生育子女越多越好；劣種的男女相互婚配，生育子女越少越好。前者所生的兒童，要妥善地撫養、教育；後者所生的兒童，應當拋棄；即使原屬優秀的男女，偶爾生出劣種的孩子，也要拋棄。柏拉圖重視胎教。0～6歲，為幼兒教育階段，兒童主要通過遊戲學習，並適當地接受宗教教育。6～18歲接受普通教育，主要是學習音樂以陶冶心靈，進行體育運動以鍛煉身體。以上階段，為國家全體公民都享受的教育。在完成普通教育之後，選擇一部分人繼續接受教育，成為未來的哲學家或軍人，大部分則不再接受教育，成為生產階級的一員。18～20歲主要是進行軍事訓練，除繼續受音樂教育外，還應該學習初步的科學知識，這是一個軍人所必需的。20～30歲，選拔少數人學習算術、平麵幾何、立體幾何、天文學、諧音學等高級課程，為掌握辯證法，成為“哲學王”做準備。30～35歲，再挑選合適的人完整地學習辯證法。35～50歲為實踐時期，掌握了辯證法的哲學家在最高的統治地位上為公眾服務。到50歲時，真正的哲學家已經認識了“善的相”，他們既可以從事哲學研究，在輪到他們時也可以統治城邦。等他們培養出繼承人可以接替他們時，便可以辭去一切職務，安享晚年了。

在公民教育製度中，柏拉圖特別申明，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樣參加各種活動，受到同樣平等的教育，成為統治者。在擔負國家職務方麵不分男女，不論哲學家還是軍人，女人同男人一樣，可以成為候選人。既然男女所擔負的職務相同，那麽女子就應當受到同男子一樣的教育。女子與男子的唯一區別，就是女子的體質較弱，所以在戰場上可做輔助性的較輕的工作。但在軍事教育方麵，女子應與男子相同，要培養女子勇於作戰的能力，要使她們和男子一樣在體育場接受軍事訓練。

柏拉圖教育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是，較係統地提出了幼兒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他是最早提出並闡述幼兒教育思想的人。首先，柏拉圖強調優生。他主張成年男女公民之間，不存在固定的婚姻關係和性關係。柏拉圖是把男女婚姻關係按優生學原則，建立在養育最佳下一代公民的需要之上的。他主張使婚配成為高尚的事業，目的是生育優秀的後代。任何個人無婚配自主權，權力屬於統治者，他們為成人選擇配偶。其中，勇敢的軍人，在戰爭中戰績卓越的，除應得到種種榮譽外，還享有更多的和女子交往、結合的自由，以便為國家生育更多的優良後代。柏拉圖還對男女婚齡做了嚴格的規定，男子為25～55歲，女子為20～40歲。因為這個時期是男女在精神上、體質上最旺盛的時期。凡不符規定婚齡和健康標準而結合生養的子女，則是非法的，國家不予撫養。即使合法生育的子女，從一開始就要由政府官員進行檢查，隻允許健康的嬰兒被養育，不良、孱弱的則被拋棄。他認為隻有這樣，才能確保國民的素質一代勝過一代。

其次，柏拉圖不僅主張優生，而且強調優育，認為教育應從幼兒開始。“凡事開頭最重要，特別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階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塑成什麽形式，就能塑成什麽形式。”[39]基於柏拉圖的“兒童公有”的觀點，幼兒教育當屬國家的職責，國家要統一設置育兒院，把認定優良的孩子放入院中，由專人照料。柏拉圖對幼兒教育做了劃分：0～3歲為第一階段，兒童出生後立即交給國家特設的育兒院養育，並用搖籃曲、兒歌對兒童施加影響；3～6歲為第二階段，兒童要被集中到附設在神廟裏的國家兒童場裏，由性格溫和、富有知識的保姆監護，通過講故事、寓言、詩歌等形式對兒童進行教育。

幼兒教育的主要任務，在柏拉圖看來，就是對兒童進行道德的熏陶，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質。他認為，人皆有行善的天賦，棄惡從善是人的本性，而個人是否能這樣做，關鍵在於個人是否有識別善惡的能力。一個人能知善，他肯定會行善；一個人知惡，他肯定會避惡。成年公民應對幼兒進行教育和訓練，把關於善的知識的種子播種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中，使之成為道德高尚的人。

講故事是對兒童進行教育的好的形式。柏拉圖主張對故事內容進行選擇，把那些振奮精神、鼓舞鬥誌、積極向上的作品奉獻給孩子，而取締那些描繪神怪離奇、死難恐怖以及不合乎道德要求的故事，使他們知道敬神、敬父母，並且相互友愛。為什麽要這樣呢？因為柏拉圖認為模仿是人的天賦本性，“從小到老一生連續模仿，最後成為習慣，習慣成為第二天性，在一舉一動、言談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響”[40]。教育者應讓他們從小開始模仿忠誠、勇敢、虔敬、節製的英雄的言行，成為良好的公民。反之，那些損害神和英雄行為，與賢人勇士道德標準不相符合的故事，則應防止兒童去仿效。如果兒童去模仿這些，就會變成殘暴、凶狠、自私、膽怯或狂妄的人。柏拉圖一再告誡人們：“先入為主，早年接受的見解總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41]

柏拉圖十分重視遊戲在幼兒教育中的地位。他認為，3～6歲的兒童本性是喜歡做遊戲的，但遊戲不僅僅是玩耍和娛樂，更是對兒童進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柏拉圖強調要對兒童的遊戲嚴格控製，使他們在相同的條件下，按照相同的規則，玩相同的遊戲，從相同的玩具中獲得同樣的快樂，這樣，他們的性格就可以相同地固定下來。因此，遊戲的內容和方法要符合法律的精神，有利於國家的安定。“我們的孩子必須參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當遊戲。因為，如果遊戲是不符合法律的遊戲，孩子們也會成為違反法律的孩子，他們就不可能成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42]柏拉圖建議遊戲活動要盡量適合兒童的年齡特點，簡單、易行、自然，同時要有一定的規則和程序，防止出現違反紀律的現象，通過遊戲逐漸培養孩子的勇敢、聰慧、嚴肅和守法品質。

6～18歲為普通教育階段。在這個階段，課程是音樂和體育，用音樂陶冶精神，用體育鍛煉身體。這個階段的教育主要是為選拔國家的軍人做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