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教育思想和教育行為

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自己的思想的支配。人區別於動物的重要標誌是人的行為的自覺性、預見性、目的性、計劃性。動物的行為受本能驅動，是盲目的，不計後果的。人則在自己行動之前，已經在頭腦中預計或設想了自己行為的後果，因而能選擇後果有益的行為，避免後果有害的行為，力求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於自己預期的目的。馬克思曾以蜘蛛與蜜蜂為例，說明蜘蛛織網、蜜蜂築巢的本領，足以使織工和建築師慚愧。但是，最蹩腳的建築師也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因為“他在用蜂蠟建築蜂房以前，已經在自己的頭腦中把它建成了。勞動過程結束時得到的結果，在這個過程開始時就已經在勞動者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1]。馬克思還指出，人在將自己的力量作用於自然時，不僅改變著自然物的形式，而且實現著自己的目的，他使自己的意誌和行為服從於這個預期的目的。在這種場合，思想是行為的先導、動力、方向。

思想先於行為的規律不僅呈現在人與自然的相處中，這也是人類社會一切曆史活動的永恒規律。恩格斯在指出人類社會史與自然史的不同特點時說：“社會發展史卻有一點是和自然發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會曆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曆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2]就正常人的正常情況而言，我們甚至可以說，可能有沒有行動的思想，但不能有沒有思想的行動。因為“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外部世界對人的影響表現在人的頭腦中，反映在人的頭腦中，成為感覺、思想、動機、意誌，總之，成為‘理想的意圖’，並且以這種形態變成‘理想的力量’”[3]。這種“理想的力量”，正是推動人去行動的動力，它體現在人的行動之中。

考古學家們研究了人類開始製造工具的情形，人之所以能製造工具，是因為他們已經具備了超過猿類的心智能力、認識能力。如果沒有思想，製造工具是不可能的。考古學家們研究了非洲阿舍爾遺址人類製造工具的遺跡，認定“石器製造者心中有一個他們想要製造出來的石器的模板，他們是有意識地將一種形狀施加於他們利用的原材料上”[4]。也即是說，石器製造者在製造石器的行為之前，他們所要製成的工具已經在他們的“表象中存在著，即已經觀念地存在著”。考古發現為馬克思、恩格斯的論點提供了曆史佐證，證明人的行為受思想支配，人的行為是思想的載體。

摩爾根認為，透過社會的製度、風俗習慣和傳統去窺視隱藏在製度、風俗習慣和傳統後麵的思想，是認識曆史的方法之一。他說：“我們承認人類曆史的實質與觀念的發展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觀念是由人民創造出來的，它表現在人民的製度、風俗習慣和各種發現之中。”[5]

人類的行為都要通過自己的頭腦，受思想支配，思想先於行為，行為和行為的結果是思想的載體，人們可以透過人的行為和行為的結果了解行為者的思想。這一理論觀點為我們研究沒有文字記載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方法論的依據。

人類社會存在了數百萬年，而文字的曆史不到一萬年。人類文明史在整個人類曆史中不過短暫的一瞬。同樣，有文字記載的教育思想的曆史，不過是全部教育思想史中簡短的一個篇章。對於漫長的曆史時期中沒有文字記載的教育思想，我們可以通過當時的教育活動、教育習俗、傳統、教育製度乃至神話傳說去研究，以重現教育思想發展第一階段的原貌，補寫那一段無文字的教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