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論雄辯家的培養過程

一、幼兒教育

昆體良明確提出，一個未來雄辯家的教育應從搖籃時期開始。他說：“我主張從嬰兒時期起就規範我的雄辯家的學業，假定他的全部教育都是由我負責。”“我的計劃是引導我的讀者從咿呀學語開始，經過初露頭角的雄辯家所必需的各個階段的教育，一直達到雄辯術的頂峰。”[17]他告誡人們：“早期年齡階段的光陰不要浪費”，“7歲以前學習的東西無論怎麽少，但有了這個基礎，到了7歲就可以學些程度更深的東西，否則到了7歲還隻能從最簡單的東西學起”[18]。進而他從兒童心理和生理特征出發強調：“越是年紀小，頭腦就越易於接受小事情”，“因為初步識字僅僅靠記憶，而記憶力不僅存在於兒童時期，而且兒童時期的記憶甚至更加牢固，正因為如此，就更沒有借口浪費早期年齡的光陰”[19]。

在實施兒童教育中，昆體良十分重視兒童周圍的人施加給兒童的影響，因為兒童首先聽到的是她們的聲音，模仿的是她們的語言，因此，兒童的看護者必須身體健康，說話清楚正確，她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要為兒童做出好的榜樣。他生動地舉例說：“我們天生地能曆久不忘孩提時期的印象，如同新器皿一經染上氣味，其味經久不變，純白的羊毛一經染上顏色，其色久不能改。”[20]小時候進入腦海中的深刻印象會長久保存，不易忘懷。昆體良注意到“越是令人討厭的習慣，越是牢不可破，因為好的習慣變壞是容易的，但何時能使壞習慣變好？”[21]為此，做父母的在開始的時候就要給孩子們指出正路，而不要等到他們走錯了路以後再把他們從迷途中叫回來。要做到這一點，家長們自身最好是個有知識、有修養的人，而不是初懂文墨而狂妄自大，一知半解又裝腔作勢的人。家長們的無知和失檢行為可能帶給孩子們種種危害。昆體良深切地體會到，幼兒時期的教育對未來雄辯家的培養關係重大，必須抓緊抓好。昆體良借鑒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關於幼兒教育的經驗，提倡對幼兒進行多方麵的教育，幫助他們在體質、德行和知識等方麵打下初步的基礎。

兒童在7歲前該進行怎樣的教育，當時人們的看法不一，有的幹脆認為不應該學習，有的主張隻進行身體的養護和道德的熏陶，不應該進行知識教育。昆體良則力主給兒童多方麵的教育，並提出幼兒在學會說話的前後已是智育開始的時間。盡管7歲前兒童接受知識的能力有限，但隻要長期堅持，總能一點一滴地學到一些東西。幼兒時期雖然學得不多，卻能一生受用。昆體良主張讓幼兒先學習希臘語。因為拉丁語是通用語言，在平時交往中就能學到。幼兒學習希臘語後，緊接著就應正規地學習拉丁語，然後與希臘語同時並進。他要求父母和家庭教師考慮幼兒的興趣和接受能力。每次的學習量應當很少，並且要靈活多樣，使學習變成一種娛樂，而不是使兒童負擔過重。昆體良提醒人們：“最要緊的是要特別當心，不要讓兒童在還不能熱愛學習的時候就厭惡學習，以致在兒童時代過去以後，還對初次嚐過的苦艾心有餘悸。”[22]他指出，主張早期教育，並不等於期望兒童成為早熟的超常兒童。對急於求成的做法，昆體良是持反對態度的，他強調“早熟的才能鮮有結好果者”[23]。他還專門對那些飄飄然自詡為具有特殊才能的兒童做過一段寓意深長的評析。他認為，有些過早就顯露超常才能的兒童，不少是受虛榮所驅使，把剛剛學到手的一點點似懂非懂的東西拿出來炫耀一番，其實，“他們沒有真正的力量，也沒有深厚的根基，他們不過像是撒在土地表麵而過早萌芽的種子，不過是看來有如稻子似的雜草，未到收獲季節就變黃而結出幹癟穗子，就他們的年齡來說，他們的成就令人高興，但他們的進步已到此為止。而我們的驚奇也就隨之減退”。這是值得引以為戒的事情。

二、初等教育

當孩子漸漸長大，離開父母膝前，並開始認認真真地學習的時候，昆體良竭力主張把他們送到人數眾多的初級學校去接受教育，把孩子交給專職教師去接受管理。因為要把一個不懂事的孩子變成一個真正的雄辯家，能在大庭廣眾之中，準確而清晰地表達自己的思想，能就自己選擇的任何論題進行闡述、發揮，並使之生色，就必須掌握雄辯術方麵的一切基本準則。而能夠獲得上述能力、知識的最佳場所應該是在學校。在家庭裏往往會滋長兒童孤傲、嬌慣等不良習性。要克服家庭教育帶來的負麵效應，就必須到學校去並接受專職教師的教育，為此，必須改變羅馬貴族階層聘請家庭教師教育他們子女的傳統做法，而把適齡兒童送到公共初級學校去學習。在學校中，共同學習比家庭教育要優越得多，在集體中更有利於激勵學生的學習和思考。

在初級學校，兒童主要學習閱讀和書寫，也同時要學習音樂、詩歌、算術等課程。在初級學校學習期間，為了使每個學生獲得應有的發展，教師負有更大的責任。昆體良明確強調：“一個高明的教師，當他接受托付給他的兒童時，首先要弄清他的能力和天賦素質（natural disposition）。”[24]對此，昆體良繼承了柏拉圖、亞裏士多德關於人的天性差異和因材施教的思想，並做了進一步發揮。他認為教育的對象是人，而人的心性各異，教師要研究、了解兒童的天賦、心性、才能特點，然後才好根據不同兒童的不同傾向和才能，有的放矢地進行教育和教學。有的孩子是懶惰的，除非你激勵他，才有效果；有的孩子受到管教就發火，耐心說服會奏效；用恐嚇的辦法能約束特別頑皮的孩子，卻使另一些膽小的孩子喪失勇氣；持續的勤奮會使意誌堅毅的孩子深受鍛煉，另一些孩子則因短期的努力而收效更好。昆體良在長期教育實踐中摸索出一套按兒童不同個性采用不同教育方法的經驗。例如，對那些有好奇心和好勝心的孩子，要不斷地提出新要求，懷抱特別的期望；對一遇挫折就哭鼻子的孩子，在對他們進行教育時則應激勵和鼓舞，同時利用責備和榮譽等手段去激發他們的雄心壯誌。他認為最令人擔心的是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的孩子，對他們不能抱過多的指望。因為人們存在著智力上的差異，對於智力差的孩子，要盡量適應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誘導對他們的智力加以訓練。而對於天資優異的孩子，則應該讓他們去學習一切知識和技巧。對此，昆體良提出要避免兩種差錯：一種是企圖去做不能做到的事；另一種是輕易地放棄他們能勝任的事。

對在初等學校學習的孩子，昆體良強調必須遵循他們年齡的特點，要了解並且確定兒童在不同年齡的接受能力，切忌給幼弱的學生過重的負擔。無數事實告訴我們，凡是頭腦還未發展到足以忍受的程度，超越兒童頭腦所能接受的東西，是不能進入兒童的頭腦的。另外，“從一開始就要告誡學生，絕不能表現出自私、無恥和失去自製，他應牢記維吉爾（Virgil）的名言‘少年時代養成的習慣是多麽重要’”[25]。昆體良還堅持認為：“從小就表現出真正有才能的孩子也一定是舉止端莊的人，不然的話，我認為一個資質魯鈍的人絲毫也不比一個聰明而行為不正的人更壞；但是傾向高尚的人絕不會是魯鈍怠惰的人。”[26]

昆體良認為初等學校對兒童的教育，不僅要重視思想品德和知識才能的培養，同時還要關心他們的休息和娛樂。他強調：“對於一切兒童都應當允許他們有些休息，這不僅僅是因為沒有什麽東西能經受持久的勞累（即使是那些沒有感覺沒有生命的東西也以輪換的休息而有鬆弛的時候，以便保持活力），而是因為專心致誌的學習有賴於學生的意願，而意願是不能通過強製得到的。”[27]對此，他進一步強調說：“如果學生的精力和精神因休息而得到恢複，他就能以更旺盛的力量和更清晰的頭腦進行學習，而這種力量通常是不能用強迫得到的。”[28]

關於兒童的娛樂遊戲，昆體良說：“我不會因學生愛好遊戲而感到不高興，那是天性活潑的標誌……有些娛樂有助於發展敏銳的智力。”[29]這完全是一種正常的現象，但與此相反，“那種總是遲鈍麻木、沒精打采的，甚至對那個年齡所應有的激動也漠然、無動於衷的學生，我是不指望他能熱心學習的”[30]。對於兒童的休息和娛樂，昆體良堅持認為既要支持又要加強管理，並給予正確的引導。他指出：“應當給休息規定一個限度，否則，你不讓他休息時，就使他產生對學習的厭惡，而過度放縱的休息容易養成懶惰的習慣。”[31]昆體良認為開展比賽，輪流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之類的智力遊戲，是娛樂活動最理想的形式。他還指出，“在遊戲中，學生的道德品質也能毫無保留地按照本來麵目表現出來”[32]，教師應注意加以引導與教育。

對這一年齡階段的學生應該怎樣進行教學呢？昆體良十分形象地做了這樣的比喻：“我倒唯願教師自己也像保姆一樣，更小心翼翼地為尚未發展成熟的頭腦提供軟食，讓他們盡量喝夠牛奶——更有吸引力的功課，用這種辦法，他的身體可能暫時發胖，到年齡更成熟以後，就會節食減肥的。”[33]

為了造就一個未來的雄辯家，昆體良希望他們在“童年時代要經常表現出勇敢、創造力，以創造為樂，雖然他們可能缺乏正確性和精確性。過頭的精力旺盛是不難糾正的，麻木不仁則是不治之症”[34]。對初等學校的教師來說，其重要職責就在於培養兒童的求知欲和創造性，切不可束縛住他們的手腳，而要像對待小鳥一樣，“當他們證明力量已經足夠的時候，就讓他們自由地飛向天空”[35]。當然，兒童可能會犯各種各樣的差錯，所以，“有必要提醒教師注意，在糾正學生的錯誤時，如果過於吹毛求疵，學生就會喪失努力的信心，意誌消沉，最後會憎惡他的功課，擔心動輒出錯，什麽功課也不想做”[36]。因此，對這個年齡的學生，教師要盡量和藹，不論對錯誤的糾正多麽嚴格，也要以溫和的方式進行。在昆體良生活的時代，羅馬帝國世風日下，昆體良十分擔心由於父輩的失職行為而造成對孩子的禍害。他指出，少年兒童天真幼稚，缺乏是非、真假、善惡的判斷能力，若經常被無原則的寵愛縱容，聽到的是靡靡之音，看到的是羞於出口的事，這些不良的所聞所見就會造成他們道德的失落和視聽的混淆。昆體良一再懇切地要求所有成人、家長和教育者們將心思用於培養一切有利於孩子健康成長的習慣，要求做父母的人本身成為孩子們的有效榜樣，隻做一切應當做的事。

三、中等教育

在初等學校已經學會順利地閱讀和書寫的兒童，下一步就是要接受文法學校的中等教育了，昆體良對這一時期少年兒童學習的內容提出了一個範圍廣泛，幾乎包括當時一切知識領域的課程。他認為沒有任何一門學問是對雄辯家無用的。沒有任何一門學科應該被遺棄在未來的雄辯家的注意之外，“如果遺漏了次要的部分，就不能稱為完美無缺”[37]。具體地說，他所提到的學科包括希臘文、拉丁文、修辭、音樂、天文、幾何、文法、哲學（物理學、倫理學和辯證法）等。這個文法學校的課程體係與古希臘和羅馬共和時期流行的“七藝”教育內容相比較，是更為豐富、更加完備的。在其中，昆體良特別重視“文法”這門課程，這是“因為如果不通過文法的學習為未來的雄辯家打下牢固的基礎，你築起的任何上層建築物都會倒塌的”[38]。進而他又語重心長地告誡人們，“但願任何人都不要輕視文法基礎”，“因為，隻要深入這所聖殿的內室，可以說，很多精微奧妙的東西就會呈現在麵前，它們不僅有助於孩子的智力變得敏銳，而且也為運用最淵博的知識和學問開辟了前景”[39]。

昆體良還分別論述了學習其他課程的重要性。例如，他強調閱讀是未來雄辯家必讀的科目。正確的閱讀必須做到口眼並用、發音準確、連貫、迅速、口齒清晰、穩重。閱讀課能激發和陶冶學生的品格，培養高雅的情趣，增強思維效能，鍛煉記憶能力。昆體良還具體要求學生在閱讀時必須熟記一些名人著作中的警句、格言、成語、典故，曆史詩歌中嚴正的結構，文學作品中純正的語言及深邃的思想，將這些東西印入腦際，有助於演說和雄辯。此外，學習文學作品有利於說話簡潔精練、寓意深刻而富有說服力；學習音樂有助於雄辯家的聲音抑揚頓挫和手勢的運用，恰到好處地來表現思想感情，這樣也就使演說更富有說服力，更有效地去打動聽眾的心。所以昆體良認為，如果有誰不掌握音樂知識和音樂藝術，誰就很難成為優秀的雄辯家；學習詩歌朗誦將不僅使演說變得爽快順口，富有詩意，而且便於借用古詩名詞，借題發揮。他還說，學習幾何學可以鍛煉思維，對於一個雄辯家來說也是非常有用的，因為在許多演說辯論中都需要用各種確鑿的統計數字來加以證實，更能給人以信服。如果在演辯中沒有精確的數據，說起話來必然是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其結果就難以預料。此外，昆體良還提出學習理論可以陶冶性格、培養德行；學習哲學有助於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和深入細致地思考問題，是智慧的根源；他把物理學也列入必學課程，並把它稱為自然哲學，他認為它比其他任何學科更廣泛豐富，研究整個“天界的事物”和“人界的事物”，涉及自然、天文、天命、靈魂及各種預兆等。因此，他明確認定，沒有物理學，沒有自然哲學，就不會有真正的雄辯術。對自然哲學一無所知的人，根本就不配做一個雄辯家。

總之，昆體良認為隻有掌握廣博堅實基礎知識的人，才能成為優秀的雄辯家。他堅持認為，一個雄辯家可能不是音樂家、幾何學家，但他不能沒有這方麵的知識，“即使這些學科的作用在辯論的過程中不會明顯地體現出來或對辯論起推動作用，卻能以一種內在的無聲的力量對雄辯才能做出貢獻”[40]。它正如“無言的蜜蜂也是從各種各樣花卉和汁液中製成人類的智慧所不可企及的蜂蜜的奇異芬芳，上天賜予人類的卓越無比的雄辯才能也需要許多學科的幫助”[41]。同樣道理，在此階段，“當兒童的頭腦尚未發展成熟，沒有定型而又幼稚無知，不管接觸什麽都會留下深刻印象的時候，他們不僅要學習什麽是雄辯才能，更重要的是學習什麽是良好的道德”[42]。

四、高等教育

“等到孩子超過了應有的年齡才把他送給雄辯術教師”[43]，進入雄辯術學校接受高等教育。在雄辯術學校中學生著重學習與雄辯術有關的更深的課程，這是在經曆幼兒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紮實學好基礎知識之後，進入專業教育的重要階段。雄辯術課程大體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廣泛閱讀前人的和當代人的雄辯詞；二是學生自己進行寫作雄辯詞的練習；三是根據寫作的雄辯詞進行演講練習。與此同時，昆體良要求學生們在思想意識和學風方麵明確應盡的職責和必須遵循的原則。

這些教學和教育活動有的是在教師指導下進行，有的則要靠學生對自己嚴格要求和積極實踐來完成。

關於閱讀名人們的雄辯詞，昆體良要求對作者做縝密的選擇。他說：“我自己認為，從一開始以及自始至終都要閱讀最優秀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我又優先選用文體明晰、用詞清楚易懂的作品。”[44]在閱讀過程中，昆體良還要求學生以批判繼承的態度去對待，不可盲從，不要被別人的作品捆住了自己的思想；也不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認為兩種態度都不利於自身的進取。對此，昆體良明確指出，在學生中要防止兩種錯誤傾向：一是“學生由於過度地崇拜古人而在閱讀格拉古和加圖以及其他同類作家作品中，使自己的思想受到束縛”[45]；二是正好相反的危險，對前輩的經典作品不屑一顧，卻“成為現代浮華作家的矯揉造作的華麗文辭的有害**的犧牲品”[46]。應該看到“過去和現在都有值得全麵學習的作家……有很多值得學習的有價值的東西，但要注意不要把浮渣當作美玉”[47]來看待。

關於學生自己進行雄辯詞練習的寫作，昆體良要求他們首先把正直的原則和高尚的行為看作前提條件，成為“一個真正名副其實的公民，並能履行其公私職責的人，一個能夠用自己的意見指導國家、用他的立法給國家奠定穩固基礎、用法官身份的判決消除邪惡的人”[48]。這其實也是承接、準備和進行訴訟辯論時的指導思想，在此基礎上，充分運用所學的各科知識，尤其運用倫理學知識、民法知識及傳統的雄辯術理論，“隻要我們滿懷信心地開始動手，培養我們自己……這隻是一個短期就能實現的任務”[49]。但潛心於這樣一種理想的人，必須擺脫一切其他雜念，因為一個頭腦充滿了邪念的人，不可能集中注意於追求高尚的學問，而隻有“當頭腦變得無掛無礙而成為自己的主人時，當沒有任何事情妨礙、分散注意力時，才能集中精力於所追求的目標”[50]。與此相反，“孜孜於獵取地位，汲汲於追逐財富，以狩獵取樂，虛擲光陰於各種展覽，所有這一切都嚴重地幹擾我們的學業（因為在一件事情上花去了時間，就是在另一件事情上喪失了時間），由此而產生野心、貪婪、嫉妒，甚至想入非非，使我們夜不能眠，眠不能夢，試想，這一切將產生什麽後果？……在這些心神不安之中哪裏還有學問的地位？哪裏還有高尚追求的地位？無異於在荊棘的田地裏是沒有稻穀生長的餘地的”[51]。對教師如何指導學生寫作雄辯詞，昆體良要求教師因人、因事而異，采用多種多樣的教學方法，但不論哪種方法，都要“在開始的時候給他們指出正路，而不要等到他們走錯了路以後再把他們從歧路上叫回來”[52]。有時，要完全讓學生自己想辦法，進行獨立思考，善於運用自己的智力，而不能過分地循規蹈矩。昆體良認為，教科書是有用的，但書上的規矩不能處理一切特殊情況，對規則必須靈活運用。“這正如在軍事學中一樣，有很多流傳下來的傳統的共同規則，但更有用的是要知道它們的靈活運用，要知道在不同的地點、時間、環境、條件下，哪一位將軍用得明智，哪一位將軍用得愚蠢。因為幾乎在一切領域都是規則不如實際經驗有價值。”[53]所以，整個雄辯詞練習的寫作過程，也是學習前人、超越前人、鍛煉自我、創造自我的過程。

關於根據寫作的雄辯詞進行演講練習，昆體良以更大的熱情做了多方麵的闡述。第一，他明確指出：“我所要培養的不是法庭上的迂夫庸人，不是為金錢而受雇的代言人，不是笨嘴拙舌的律師，或者，無以名之，姑名之曰訟棍；我所要培養的人是具有天賦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學科上都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來為世界爭光的人，是前無古人的人，是各方麵都超群出眾、完美無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論都崇高聖潔的人。”[54]要成為這樣完美的人，他反問：“難道不需要具備貪欲不能動、權勢不能傾、威武不能屈的潔白無瑕的美德嗎？”[55]未來的雄辯家，隻有具備上述這些善良品質，再全麵掌握雄辯術的原理，才能使追求者到達完美之境。第二，學生在演說雄辯術的練習中，“要以一切最為雄辯有力的演說家作為自己的楷模”[56]。繼承、發揚前人的優秀成果，同時，要以高標準、嚴要求，充分發揮自己特有的才華，敢於超過前人。昆體良在《雄辯術原理》一書中，多次讚譽過西塞羅，稱他為“不僅在雄辯術的實踐上，而且在雄辯術的理論上獨放異彩的人……在羅馬人中隻有他將真正的雄辯天才同教授雄辯術結合起來”。昆體良認為，與西塞羅齊名的還有馬庫斯·加圖和赫馬戈拉（Hermagoras）等都是值得仿效的，應該借鑒他們高尚的箴言，領略他們的演說風格。[57]因為前人的教誨會使我們懂得演說的導言該如何以精辟的言辭征服人心；陳述事實時如何表述得條理清楚，情節感人；批駁對方、據理力爭時，怎樣環環緊扣、嚴密透徹，時而緊迫猛攻，時而運用尖刻的嘲笑和機智的詼諧，以及恰到好處地運用生動的詞語、富有感染力的隱喻、類比、事例、典故等，最終以演說獲得成功為目的。但是在借鑒前人成就的同時，昆體良希望青年們勇於保持各自的個性特點和創造性，並敢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他意味深長地說：“如果人們總是感到沒有人能超過過去最優秀的人，那麽現在最優秀的人就不會成為最優秀的人了。”[58]第三，昆體良還要求雄辯術演說練習堅持真誠和樸實的風格。昆體良所要培養的“是思想和言論都崇高聖潔的人”。這種人要待人真誠、言行一致，演說上也同樣如此，“因為，裝假，即使是裝得謹慎小心，總會敗露的，如果言不由衷，誰也不能言語流暢而不結結巴巴，支支吾吾。一個壞人一定是口是心非，口裏說的是一件事，心裏想的是另一件事”[59]。與此相反，對善良的人來說，“他不會缺少正直、誠實的言辭，也不會缺乏表達崇高思想的能力……這種思想可能沒有華麗的魅力，但它們會被本身自然的品質充分潤飾，因為以真誠的感情說話，就會說得雄辯有力”[60]。與此相悖的是一種“訛誤百出的演說風格”，“這種風格或以濫用詞匯自誇，或濫用幼稚可笑的警句，或以裝腔作勢洋洋自得，或以陳詞濫調沾沾自喜，或裝作泰然自若，這種風格經不起輕輕一擊，他們或錯將誇張看成崇高，或以自由演說之名給狂人的胡言亂語套上光環”[61]。除此之外，昆體良在《雄辯術原理》一書的第2卷第10章第58節至第68節討論了當時公認的三種演說風格，即平易的、莊嚴的和絢麗的風格，並指出此類劃分並非包羅無遺。至於應采用哪種類型，他認為每一種類型隻要是健全的，都有其相應的用處，應該由演說者自己做出判斷，如果情況需要，演說者甚至可以運用多種類型。演說者要隨著人物、地點、時間的不同而常常使用不同的語氣，即使在同一次演說中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使陪審團時而振奮，時而平靜下去，要激起人們的憤慨或同情，所用的手法是不一樣的，他在傳達信息和激起情緒時是運用不同的技巧”[62]。在引言、闡釋、提供證據、引申或結論部分，演說者不應拘泥於一種腔調。根據實際需要，“他的演說要時而沉重有力，時而穩定莊嚴，時而猛烈逼人，時而氣概恢宏，時而活躍興奮，時而侃侃而談，時而措辭尖刻，時而友好待人，時而若無其事，時而小心翼翼，時而心平氣和，時而文質彬彬，時而甜言蜜語，時而簡潔明了，時而靈巧機智，總之，不能千篇一律，而又要前後連貫”[63]。如上所述，雄辯術的最重要的職能已不言自明，這就是，“雄辯家的演說要講求實效，並且有確保達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同時，他不僅要贏得有學識的批評者的讚許，還要能贏得普通人的讚許”[64]。

昆體良認為通過以上從幼兒教育開始，經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最後的高等教育的訓練、培養，一旦學生深刻理解、熟練掌握，並善於運用雄辯術的原理和技能技巧，教師的教學任務就接近完成了。但年輕的雄辯家仍不能就此停止攀登，隻有堅持不懈地再越過層層斜坡，才能到達雄辯術的頂峰，“到達碩果累累的地方，這些果實不是買來的，而是辛勞的產物；萬紫千紅的鮮花就不需尋尋覓覓而突然出現在你的眼前”[65]。即使如此，昆體良對這些年輕的雄辯家們，仍希望他們“依靠自己的辯才的力量乘船繼續前進，或者從智慧殿堂的深處（即哲學家那裏）尋求進一步幫助”[66]。對此，昆體良還給他們做了一個寓意深刻的比喻。他把為數眾多的雄辯術追求者比作一群出航的遊客。剛出發時，熙熙攘攘，人聲鼎沸，千帆競發。走了一段航程以後，航船漸漸稀疏了。最後，“我們的周圍是天連海、海連天，海水共長天一色。在這廣袤無垠的蒼穹之中，我們好像隻看到了一個旅客，此人就是西塞羅。但即使是他，盡管他曾駕駛過巨大、牢固的桅船航行在海洋之上，現在也已落帆停槳”[67]，停止前進了。而昆體良和他所培養的雄辯家們卻還要以西塞羅的終點為起點，再繼續向前航行，而且“必須比他走得更遠”[68]。也隻有達到這樣的才學高度和思想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完美的、傑出的、崇高的、才華橫溢的雄辯家”[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