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我一九四〇年開始發表小說，那年我二十歲。屈指算來，已經有半個世紀了。最初的小說是沈從文先生“各體文習作”和“創作實習”課上所交的課卷，經沈先生寄給報刊發表的。四十年代寫的小說曾結為《邂逅集》，一九四八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以後是一段空白。一九四九年到六十年代，我沒有寫小說。一九六二年寫了三個短篇，在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出了一個小集子《羊舍的夜晚》。以後又是一段空白。到八十年代初，我忽然連續發表了不少小說，一直到現在。

我家的後園有一棵藤本植物，家裏人都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因為它從來不開花。有一年夏天，它忽然暴發似的一下子開了很多很多白色的、黃色的花。原來這是一棵金銀花。我八十年代初忽然寫了不少小說，有點像那棵金銀花。

為什麽我寫小說時作時輟，當中有那樣長的兩大段空白呢？

我的小說《受戒》發表後引起一點震動。一個青年作家睜大了眼睛問：“小說也是可以這樣寫的？”他以為小說隻能“那樣”寫，這樣寫的小說他沒有見過。那樣寫的小說是哪樣的呢？要寫好人好事，寫可以作為大家學習的榜樣的先進人物，模範、英雄，要有思想性，有明確的主題……總之，得“為政治服務”。我寫不了“那樣”的小說，於是就不寫。

八十年代為什麽又寫起來了呢？因為氣候比較好。當時強調要解放思想，允許有較多的創作自由。“這樣寫”似乎也是可以的，於是我又寫了。

北京市作家協會舉行過我的作品的討論會，我作了一次簡短的發言，題目是《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為什麽說“回到”？因為我的小說有一個時期是脫離現實的，受西方文學的影響比較大。

我年輕時寫小說，除了師承沈從文，常讀契訶夫，還看了一些西方現代派的作品，如阿索林、弗·伍爾芙，受了一些影響。我是較早的，也是有意識的動用意識流方法寫作的中國作家之一。

有一次，我和一個同學從西南聯大新校舍大門走出來。對麵的小樹林裏躺著一個奄奄一息的士兵，他就要死了，像奧登詩所說，就要“離開身上的虱子和他的將軍”了。但還有一口氣。他的頭緩緩地向兩邊轉動著。我的同學對我說：“對於這種現象，你們作家要負責！”我當時想起一句裏爾克的詩：“他眼睛裏有些東西，決非天空。”

以後我的作品裏表現了較多的對人的關懷。我曾自稱為“中國式的抒情的人道主義者”。

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人是不能脫離自己的民族的。“民族”最重要的東西是它的文化。一個中國人，即便沒有讀過什麽書，也是在文化傳統裏生活著的。有評論家說我受了道家思想的影響，有可能，我年輕時很愛讀《莊子》。但我覺得我受儒家思想影響更大一些。我所說的“儒家”是曾子式的儒家，一種順乎自然，超功利的瀟灑的人生態度。因為我寫的人物身上有傳統文化的印跡，有的評論家便封我為“尋根文學”的始作俑者。看起來這頂帽子我暫時隻得戴著。

小說裏最重要的是什麽？我以為是思想。是作家自己的思想，不是別人的思想。是作家用自己的眼睛對生活的觀察（我稱之為“凝視”），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思索，自己對人生的獨特的感悟。思索是非常重要的。接觸到生活，往往不能即刻理解這個生活片段的全部意義。得經過反複的、一次比一次深入的思索，才能汲出生活的底蘊。作家和常人的不同，無非是對生活想得更多一點，看得更深一點。我有的小說重寫過三四次。重寫一次，就是一次更深的思索。

與此有關的是文學的社會功能問題。作家的使命感、社會責任或藝術良心，這些還要不要？有一些青年作家對這一套是很膩味的。我以為還是要的。作品寫出來了，放在抽屜裏，是作家自己的事。拿出去發表了，就是社會的事。一個作品對讀者總會產生這樣那樣的影響，這事不能當兒戲。但是我覺得作品的社會影響不能看得太直接，要求立竿見影，應該看得更寬一點。我以為一個作家的作品是引起讀者對生活的關心，對人的關心，對生活，對人持欣賞的態度，這樣讀者的心胸就會比較寬厚，比較多情，從而使自己變得較有文化修養，遠離鄙俗，變得高尚一點，雅一點，自覺地提高自己的人品。

我六十歲寫的小說抒情味較濃，寫得比較美，七十歲後就越寫越平實了。這種變化，不知道讀者是怎麽看的。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