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這個世界更詩化

關於文學的社會職能有不同的說法。中國古代十分強調文藝的教育作用。古代把演劇叫作“高台教化”，即在高高的舞台上對人民進行形象的教育，宣揚封建倫理道德，——忠、孝、節、義。三十、四十年代以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認為文藝的功能首先在教育，對讀者和觀眾進行政治教育，要求文藝作品塑造可供群眾學習的英雄模範人物。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認為文藝不存在教育作用，隻存在審美作用。我認為文藝的教育作用是存在的，但不是那樣的直接，那樣“立竿見影”。讓一些“苦大仇深”的農民，看一出戲，立刻熱血沸騰，當場要求報名參軍，上前線打鬼子，可能性不大（不是絕對不可能），而且這也不是文藝作品應盡的職責。文藝的教育作用隻能是曲折的，潛在的，像杜甫的詩《春雨》所說“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使讀者（觀眾）於不知不覺中受到影響。我覺得一個作家的作品總要使讀者受到影響，這樣或那樣的影響。一個作品寫完了，放在抽屜裏，是作家個人的事。拿出來發表，就是一個社會現象。我認為作家的責任是給讀者以喜悅，讓讀者感覺到活著是美的，有詩意的，生活是可欣賞的。這樣他就會覺得自己也應該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優美一些，更有詩意一些。小說應該使人在文化素養上有所提高。小說的作用是使這個世界更詩化。

這樣說起來，文藝的教育作用和審美作用就可以一致起來，善和美就可以得到統一。

因此，我覺得文藝應該寫美，寫美的事物。魯迅曾經說過，畫家可以畫花，畫水果，但是不能畫毛毛蟲，畫大便。醜的東西總是使人不愉快的。前幾年有一些青年小說家熱中於寫醜，寫得淋漓盡致，而且提出一個不知從哪裏來的奇怪的口號：“審醜作用”，以為這樣才是現代主義。我作為一個七十四歲的作家，對此實在不能理解。

美，首先是人的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美。中國對於性善、性惡，長期以來，爭論不休。比較占上風的還是性善說。我們小時候讀啟蒙的教科書《三字經》，開頭第一句話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善的標準是保持孩子一樣純潔的心，保持對人、對物的同情，即“童心”、“赤子之心”。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人性有惡的一麵。“**”把一些人的惡德發展到了極致，因此有人提出“人性的回歸”。

有一些青年作家以為文藝應該表現惡，表現善是虛偽的。他願意表現惡，就由他表現吧，誰也不能幹涉。

其次是人的形貌的美。

小說不同於繪畫，不能具體地表現一個人的外貌，但小說有自己的優勢，寫作家的主體印象。魯迅以為寫一個人，最好寫他的眼睛。中國人慣用“秋水”寫女人眼睛的清澈。“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是寫美女的名句。

小說和繪畫的另一不同處，即可以寫人的體態。中國寫美女，說她“煙視媚行”。古詩《孔雀東南飛》寫焦仲卿妻“珊珊作細步，精妙世無雙”，這比寫女人的肢體要聰明得多。

不具體寫美女，而用暗示的方法使讀者產生美的想象，是高明的方法。唐代的詩人朱慶餘寫新嫁娘：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窗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宋代的評論家說：此詩不言美麗，然味其辭義，非絕色女子不足以當之。

有兩句詩：

行到中庭數花朵，蜻蜓飛上玉搔頭。

也讓人想象到，這是一個很美的女人。

有時不直接寫女人的美，而從看到她的人的反應中顯出她的美。漢代樂府《陌上桑》寫羅敷之美：

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

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這種方法和《伊裏亞特》寫海倫王後的美很相似。

中國人對自然美有一種獨特的敏感。

酈道元《水經注·三峽》：

自三峽七百裏中，兩岸連山，略無闕處；重岩疊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

短短的幾句話，就把三峽風景全寫出來了。這樣高度的概括，真是大手筆！

柳宗元《到小丘西小石潭記》：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

通過魚影，寫出水的清澈，這種方法為後來許多詩人所效法，而首創者實為柳宗元。

蘇軾《記承天寺夜遊》：

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

這寫的是月色，但沒有寫出月字。

古人要求寫自然能做到“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作為一個中國作家，應該學習、繼承這個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