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看中國戲劇》讀後

施叔青在紐約從電視裏看到《秋江》，激動得不得了，“想到我們這一輩年青人，隻顧一味地往外衝，盲目地崇洋，對於自己的文化忽略漠視，更可能是故意的鄙棄。這是多麽不可原諒的一件事。”我倒覺得，跑出去，看看人家的戲，讀讀西方的劇本和戲劇理論，——包括西方人對中國戲劇的看法，再回過頭來審視中國戲曲，是有好處的。我一直主張中國的戲曲研究者把中國戲曲和外國戲劇——比如印度的、歐洲的放在一起，從一個宏觀的、俯視的角度來看看，這樣才能把中國戲曲是個什麽東西，說得比較清楚。施叔青如果不是到美國學了幾年戲劇，就不會對中國戲曲有這樣比較清醒，也比較新鮮的看法。

貫穿全書，有一個重要觀點，是把戲曲和中國文化聯係起來考察。戲曲是一種文化現象，是整個中國文化的一個部分，並和中國文化的其他方麵息息相關。這是施叔青的老師俞大綱教授的觀點，也是施叔青奉為圭臬的觀點。施叔青在序裏說：“老師的高妙在於他能把握重點，從大的、根本性的地方著手。他講京劇，其實是在講中國文化。”

俞教授認為：“中國文化主要的一點，是受儒家思想的支配，儒家思想的根據是倫理觀念，所以中國是個以倫理思想為主的民族，中國人基於倫理而形成一種文化模式。對中國人而言，倫理的意識代替了東方和西方的宗教道德觀念”。倫理觀念不但是戲劇的思想內核，而且直接影響到戲劇形式。“中國戲曲在抒寫各種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的故事，人際關係的接觸，可以烘托出人物的性格與德性。人際關係以及人與自己性格的協調，便是京劇劇本的衝突性”。我以為這見解是很深刻的。

施叔青指出：中國戲劇無西方式的悲劇，都是千篇一律大團圓的結局，促成這樣安排的理由，可能與中國戲的目的有關，它主要偏重在教育功能。“‘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信念必得反映到劇中人上來。我們希望好人在曆盡坎坷辛酸之餘，最後應該有完滿的下場，否則觀眾要抱憾離去的。”這似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但是我們往往不正視這樣的事實。

我覺得我們在處理京劇劇本時不能簡單地對其中的倫理意識加以批判，或者拋棄。把這些都當成“封建糟粕”，予以剔除，是過於省事的辦法。而且“剔除”也不易，正如施叔青所說：“忠孝節義”已經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是具體的“現象”了。把這些剔除了，原來的劇本就不存在。中國的倫理觀念不隻具有階級屬性，同時是一種普遍的人性。它不隨著封建時代的結束而消失。提起“大團圓”，有人就會皺眉，仿佛這是很丟臉的事。希臘悲劇英雄的結局未必一定就是唯一可取的，“大團圓”也沒有什麽不好。這和中國戲曲的重倫理有關，是中國戲曲常有的本質性的特征。如何對待這些問題，不屬本文討論的範圍。我隻是從讀施叔青的書後，得到啟發，覺得這些問題需要重新認識。——我想不會有人產生誤解，以為我對傳統戲曲主張原封不動。

近年來，布萊希特在中國產生很大影響。都說布萊希特從中國戲曲受到很大啟發。一般都對他的“間離效果”很有興趣，施叔青指出，布萊希特還“十分重視中國戲劇中的教誨功能，以及它所含有的道德內容”。一提“教誨功能”，有人就十分厭煩。這一點我們也需要重新認識。布萊希特的戲，比如《高加索灰闌記》，教誨功能是很清楚的，但不妨礙其為傑出的藝術。我希望我們的劇作家不要鄙視教誨功能，隻是不要搞得那樣淺露。

施叔青介紹了傳播中國戲曲的幾位名家，其中史考特是“忠實的移植者”，他導演了《四郎探母》、《蝴蝶夢》。他對《蝴蝶夢》（《大劈棺》）的主題解釋（不知是史考特自己的闡述還是施叔青的揣測），我覺得很深刻：

“《蝴蝶夢》的主題在述說著人在接受試探時，才反映人性的脆弱，以及容易受**的劣根性，想要執著的困難。這是種普遍的人性。”

《大劈棺》在大陸事實上已經禁演，但是如果按照這樣的解釋，把它重寫一遍，我以為會是一出好戲。施叔青對“二百五”被點化成人的過程極感興趣，以為“其中道理之玄秘，以及‘點化’這一舉動背後所隱藏的宗教哲學，更顯出中國精神的深不可測”，我覺得施叔青的理解，真是“妙不可言”，可惜過去的演員不大懂得其中的玄秘。

《拾玉鐲》的研究，通過對一出戲的分析，廣涉中國戲曲的若幹帶有原理性的問題，照大陸的流行說法，是“解剖麻雀”。“中國人創造花旦的心理”一節最為精辟。施叔青以為“倘若以心理學的觀點來探討，花旦的產生可以說，在潛意識裏是針對老生、青衣所標榜的道德的一種反叛”，“中國男人可以一邊欣賞花旦的妖媚**，而不與他所尊敬的貞節烈女相衝突。可以說是青衣是男人的理想，花旦則是他們可親的伴侶”，可謂發前人所未發，卻也言之成理。此文的後半截是關於《拾玉鐲》的詳盡身段譜。中國許多戲都應有這樣的身段譜。

我對台灣歌仔戲一無所知，但是看了《台灣歌仔戲》這部分文章，覺得很親切。《危樓裏的老藝人》、《阿花入城記》是兩篇訪問記，作者看來隻是忠實地客觀地記述兩位歌仔戲的藝人生涯，沒有加進自己很多的感情色彩，然而淒惻同情，溢於言表。《台灣歌仔戲初探》是一篇科學的全麵的調查報告。這是一篇學術的論文，而且那樣長（共108頁），但讀起來趣味盎然，絲毫不覺得沉悶，因為文筆極好。施叔青是小說家，她是用寫小說的筆寫學術論文的。她在《哭俞老師》中說：“《拾玉鐲》一文，以及其他有關中國戲劇的論述，我都是充分地用自己的想象力，很文學而抒情地來注釋一些需要證據的問題，至於坐圖書館翻書，全不是我的興趣所在。”把學術性和抒情性結合起來，是本書的始終一貫的特點。這一特點正是目前的學術文章（包括關於戲曲的論文）所缺乏的。

關於木偶、曲藝部分，我實在太生疏，隻能當散文讀，不能讚一詞。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