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友人談沈從文——給一個中年作家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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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前後兩信均收到。

你聽說出版社要出版沈先生的選集，我想在後麵寫幾個字，你心裏“格噔一跳”。我說準備零零碎碎寫一點，你不放心，特地寫了信來，囑咐我“應當把這事當一件事來做”。你可真是個有心人！不過我告訴你，目前我還是隻能零零碎碎地寫一點。這是我的老師給我出的主意。這是個好主意，一個知己知彼，切實可行的主意。

而且，我最近把沈先生的主要作品瀏覽了一遍，覺得連零零碎碎寫一點也很難。

難處之一是他已經被人們忘記了。四十年前，我有一次和沈先生到一個圖書館去，在一列一列的書架麵前，他歎息道：“看到有那麽多人，寫了那麽多書，我什麽也不想寫了。”古今中外，多少人寫了多少書呀，真是浩如煙海。在這個書海裏加進自己的一本，究竟有多大意義呢？有多少書能夠在人的心上留下一點影響呢？從這個方麵看，一個人的作品被人忘記，並不是很值得惆悵的事。

但從另一方麵看，一個人寫了那樣多作品，卻被人忘記得這樣幹淨，——至少在國內是如此，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

原因之一，是沈先生後來不寫什麽東西，——不搞創作了。沈先生的創作最旺盛的十年是從一九二四到一九三四這十年。十年裏他寫了一本自傳，兩本散文（《湘西》和《湘行散記》），一個未完成的長篇（《長河》），四十幾個短篇小說集。《湘西》、《長河》寫於一九三八年。——編者注在數量上，同時代的作家中很少有能和他相比的，至少在短篇小說方麵。四十年代他寫的東西就不多了。五十年代以後，基本上沒有寫什麽。沈先生放下搞創作的筆，已經三十年了。

解放以後不久，我曾看到過一個對文藝有著卓識和具眼的黨內負責同誌給沈先生寫的信（我不能忘記那秀整的字跡和直接在信紙上勾抹塗改的那種“修辭立其誠”的坦白態度），勸他繼續寫作，並建議如果一時不能寫現實的題材，就先寫寫曆史題材。沈先生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小說選集的《題記》中也表示：“希望過些日子，還能夠重新拿起手中的筆，和大家一道來謳歌人民在覺醒中，在勝利中，為建設祖國、建設家鄉、保衛世界和平所貢獻的勞力，和表現的堅固信心及充沛熱情。我的生命和我手中這支筆，也自然會因此重新回複活潑而年青！”但是一晃三十年，他的那枝筆還在放著。隻有你這個對沈從文小說懷有偏愛的人，才會在去年文代會期間結結巴巴地勸沈先生再回到文學上來。

這種可能性是幾乎沒有的了。他“變”成了一個文物專家。這也是命該如此。他是一個不可救藥的“美”的愛好者，對於由於人的勞動而創造出來的一切美的東西具有一種宗教徒式的狂熱。對於美，他永遠不缺乏一個年輕的情人那樣的驚喜與崇拜。直到現在，七十八歲了，也還是那樣。這是這個人到現在還不老的一個重要原因。他的興趣是那樣的廣。我在昆明當他的學生的時候，他跟我（以及其他人）談文學的時候，遠不如談陶瓷，談漆器，談刺繡的時候多。他不知從哪裏買了那麽多少數民族的挑花布。沏了幾杯茶，大家就跟著他對著這些挑花圖案一起讚歎了一個晚上。有一陣，一上街，就到處搜羅緬漆盒子。這種漆盒，大概本是盒具，圓形，竹胎，用竹筆刮繪出紅黑兩色的雲龍人物圖像，風格直接楚器，而自具緬族特點。不知道什麽道理，流入昆明很多。他搞了很多。裝印泥、圖章、郵票的，裝芙蓉糕薩其瑪的，無不是這種圓盒。昆明的熟人沒有人家裏沒有沈從文送的這種漆盒。有一次他定睛對一個直徑一尺的大漆盒看了很久，撫摸著，說：“這可以做一個《紅黑》雜誌的封麵！”有一次我陪他到故宮去看瓷器。一個蓮子盅的造型吸引了人的眼睛。沈先生小聲跟我說：“這是按照一個女人的奶子做出來的。”四十年前，我向他借閱的談工藝的書，無不經他密密地批注過，而且貼了很多條子。他的“變”，對我，以及一些熟人，並不突然。而且認為這和他的寫小說，是可以相通的。他是一個高明的鑒賞家。不過所鑒賞的對象，一為人，一為物。這種例子，在文學史上不多見，因此局外人不免覺得難於理解。不管怎麽說，在通常意義上，沈先生是改了行了，而且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你希望他“回來”，他隻要動一動步，他的那些絲綢銅鐵就都會叫起來的：“沈老，沈老，別走，別走，我們要你！”

沈從文的“改行”，從整個文化史來說，是得是失，且容天下後世人去作結論吧，反正，他已經三十年不寫小說了。

三十年。因此現在三十歲的年輕人多不知道沈從文這個名字。四五十歲的呢？像你這樣不聲不響地讀著沈從文小說的人很少了。他們也許知道這個人，在提及時也許會點起一枝煙，翹著一隻腿，很瀟灑地說：“哈，沈從文，這個人的文字有特點！”六十歲的人，有些是讀過他的作品並且受過影響的，但是多年來他們全都保持沉默，無一例外。因此，沈從文就被人忘記了。

談話，都得大家來談，互相啟發，才可能說出精彩的，有智慧的意見。一個人說話，思想不易展開。幸虧有你這樣一個好事者，我說話才有個對象，否則直是對著虛空演講，情形不免滑稽。獨學無友，這是難處之一。

難處之二，是我自己。我“老”了。我不是說我的年齡。我偶爾讀了一些國外的研究沈從文的專家的文章，深深感到這一點。我不是說他們的見解怎麽深刻、正確，而是我覺得那種不衫不履、無拘無束，縱意而談的揮灑自如的風度，我沒有了。我的思想老化了，僵硬了。我的語言失去了彈性，失去了滋潤、柔軟。我的才華（假如我曾經有過）枯竭了。我這才發現，我的思想背上了多麽沉重的框框。我的思想穿了製服。三十年來，沒有真正執行“百花齊放”的方針，使很多人的思想都浸染了官氣，使很多人的才華沒有得到正常發育，很多人的才華過早的枯萎，這是一個看不見的嚴重的損失。

以上，我說了我寫這篇後記的難處，也許也正說出了沈先生的作品被人忘記的原因。那原因，其實是很清楚的：是政治上和藝術上的偏見。

請容許我說一兩句可能也是偏激的話：我們的現代文學史（包括古代文學史也一樣）不是文學史，是政治史，是文學運動史，文藝論爭史，文學派別史。什麽時候我們能夠排除各種門戶之見，直接從作家的作品去探討它的社會意義和美學意義呢？

現在，要出版沈從文選集，這是一件好事！這是春天的信息，這是“百花齊放”的具體體現。

你來信說，你春節溫書，讀了沈先生的小說，想著一個問題：什麽是藝術生命？你的意思是說，沈先生三十年前寫的小說，為什麽今天還有蓬勃的生命呢？你好像希望我回答這個問題。我也在想著一個問題：現在出版沈從文選集，意義是什麽呢？是作為一種“資料”讓人們知道五四以來有這樣一個作家，寫過這樣一些作品，他的某些方法，某些技巧可以“借鑒”，可以“批判”地吸取？推而廣之，契訶夫有什麽意義？拉斐爾有什麽意義？貝多芬有什麽意義？演奏一首D大調奏鳴曲，隻是為了讓人們“研究”？它跟我們的現實生活不發生關係？……

我的問題和你的問題也許是一個。

這個問題很不好回答。我想了幾天，後來還是在沈先生的小說裏找到了答案，那是《長河》裏天天所說的：

“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