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蚯蚓的人

我每天到玉淵潭散步。

玉淵潭有很多釣魚的人。他們坐在水邊，瞅著水麵上的飄子。難得看到有人釣到一條二三寸長的鯽瓜子。很多人一坐半天，一無所得。等人、釣魚、坐牛車，這是世間“三大慢”。這些人真有耐性。各有一好。這也是一種生活。

在釣魚的旺季，常常可以碰見一個賣蚯蚓的人。他慢慢地蹬著一輛二六的舊自行車，有時扶著車慢慢地走著。走一截，揚聲吆喚：

“蚯蚓——蚯蚓來——”

“蚯蚓——蚯蚓來——”

有的釣魚的就從水邊走上堤岸，向他買。

“怎麽賣？”

“一毛錢三十條。”

來買的掏出一毛錢，他就從一個原來是裝油漆的小鐵桶裏，用手抓出三十來條，放在一小塊舊報紙裏，交過去。釣魚人有時帶點解嘲意味，說：

“一毛錢，玩一上午！”

有些釣魚的人隻買五分錢。

也有人要求再添幾條。

“添幾條就添幾條，一個這東西！”

蚯蚓這東西，泥裏咕嘰，原也難一條一條地數得清，用北京話說，“大概其”，就得了。

這人長得很敦實，五短身材，腹背都很寬厚。這人看起來是不會頭疼腦熱、感冒傷風的，而且不會有什麽病能輕易地把他一下子打倒。他穿的衣服都是寬寬大大的，舊的，褪了色，而且帶著泥漬，但都還整齊，並不襤褸，而且單夾皮棉，按季換衣。——皮，是說他入冬以後的早晨有時穿一件出鋒毛的山羊皮背心。按照老北京人的習慣，也可能是為了便於騎車，他總是用帶子紮著褲腿。臉上說不清是什麽顏色，隻看到風、太陽和塵土。隻有有時他剃了頭，刮了臉，才看到本來的膚色。新剃的頭皮是雪白的，下邊是一張紅臉。看起來就像是一件舊銅器在鹽酸水裏刷洗了一通，剛剛拿出來一樣。

因為天天見，麵熟了，我們碰到了總要點點頭，招呼招呼，寒暄兩句。

“吃啦？”

“您溜彎兒！”

有時他在釣魚人多的岸上把車子停下來，我們就說會子話。他說他自己：“我這人——愛聊。”

我問他一天能賣多少錢。

“一毛錢三十條，能賣多少！塊數來錢，兩塊，鬧好了有時能賣四塊錢。”

“不少！”

“湊合吧。”

我問他這蚯蚓是哪裏來的，“是挖的？”

旁邊有一位釣魚的行家說：

“是烹的。”

這個“烹”字我不知道該怎麽寫，隻能記音。這位行家給我解釋，是用蚯蚓的卵人工孵化的意思。

“蚯蚓還能‘烹’？”

賣蚯蚓的人說：

“有‘烹’的，我這不是，是挖的。‘烹’的看得出來，身上有小毛，都是一般長。瞧我的：有長有短，有大有小，是挖的。”

我不知道蚯蚓還有這麽大的學問。

“在哪兒挖的，就在這玉淵潭？”

“不！這兒沒有。——不多。豐台。”

他還告訴我豐台附近的一個什麽山，山根底下，那兒出蚯蚓，這座山名我沒有記住。

“豐台？一趟不得三十裏地？”

“我一早起蹬車去一趟，回來賣一上午。下午再去一趟。”

“那您一天得騎百十裏地的車？”

“七十四了，不活動活動成嗎！”

他都七十四了！真不像。不過他看起來像多少歲，我也說不上來。這人好像是沒有歲數。

“您一直就是賣蚯蚓？”

“不是！我原來在建築上，——當壯工。退休了。退休金四十幾塊，不夠花的。”

我算了算，連退休金加賣蚯蚓的錢，有百十塊錢，斷定他一定愛喝兩盅。我把手圈成一個酒杯形，問：

“喝兩盅？”

“不喝。——煙酒不動！”

那他一個月的錢一個人花不完，大概還會貼補兒女一點。

“我原先也不是賣蚯蚓的。我是挖藥材的。後來藥材公司不收購，才改了幹這個。”

他指給我看：

“這是益母草，這是車前草，這是紅莧草，這是地黃，這是豨薟……這玉淵潭到處是錢！”

他說他能認識北京的七百多種藥材。

“您怎麽會認藥材的？是家傳？學的？”

“不是家傳。有個街坊，他挖藥材，我跟著他，用用心，就學會了。——這北京城，餓不死人，你隻要肯動彈，肯學！你就拿曬槐米來說吧——”

“槐米？”我不知道槐米是什麽，真是孤陋寡聞。

“就是沒有開開的槐花骨朵，才米粒大。曬一季槐米能鬧個百兒八十的。這東西外國要，不知道是幹什麽用，聽說是釀酒。不過得會曬。曬好了，碧綠的！曬不好，隻好倒進垃圾堆。——蚯蚓！——蚯蚓來！”

我在玉淵潭散步，經常遇見的還有兩位，一位姓烏，一位姓莫。烏先生在大學當講師，莫先生是一個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我跟他們見麵也點頭寒暄。他們常常發一些很有學問的議論，很深奧，至少好像是很深奧，我聽不大懂。他們都是好人，不是造反派，不打人，但是我覺得他們的議論有點不著邊際。他們好像是為議論而議論，不是要解決什麽問題，就像那些釣魚的人，意不在魚，而在釣。

烏先生聽了我和賣蚯蚓人的閑談，問我：

“你為什麽對這樣的人那樣有興趣？”

我有點奇怪了。

“為什麽不能有興趣？”

“從價值哲學的觀點來看，這樣的人屬於低級價值。”

莫先生不同意烏先生的意見。

“不能這樣說。他的存在就是他的價值。你不能否認他的存在。”

“他存在。但是充其量，他隻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填充物。”

“就算是填充物，填充物也是需要的。‘填充’，就說明他的存在的意義。社會結構是很複雜的，你不能否認他也是社會結構的組成部分，哪怕是極不重要的一部分。就像自然界的需要維持生態平衡，我們這個社會也需要有生態平衡。從某種意義來說，這種人也是不可缺少的。”

“我們需要的是走在時代前麵的人，呼嘯著前進的，身上帶電的人！而這樣的人是曆史的遺留物。這樣的人生活在現在，和生活在漢代沒有什麽區別，——他長得就像一個漢俑。”

我不得不承認，他對這個賣蚯蚓人的形象描繪是很準確且生動的。

烏先生接著說：

“他就像一具石磨。從出土的明器看，漢代的石磨和現在的沒有什麽不同。現在已經是原子時代——”

莫先生搶過話來，說：

“原子時代也還容許有漢代的石磨，石磨可以磨豆漿，——你今天早上就喝了豆漿！”

他們爭執不下，轉過來問我對賣蚯蚓的人的“價值”、“存在”有什麽看法。

我說：

“我隻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這樣的人在北京還不少。他們的成分大概可以說是城市貧民。糊火柴盒的、撿破爛的、撈魚蟲的、曬槐米的……我對他們都有興趣，都想了解。我要了解他們吃什麽和想什麽。用你們的話說，是他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吃什麽，我知道一點。比如這個賣蚯蚓的老人，我知道他的胃口很好，吃什麽都香。他一嘴牙隻有一個活動的。他的牙很短、微黃，這種牙最結實，北方叫做‘碎米牙’，他說：‘牙好是口裏的福。’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四個炸油餅。他中午和晚上大概常吃炸醬麵，一頓能吃半斤，就著一把小水蘿卜。他大概不愛吃魚。至於他想些什麽，我就不知道了，或者知道得很少。我是個寫小說的人，對於人，我隻能想了解、欣賞，並對他進行描繪，我不想對任何人作出論斷。像我的一位老師一樣，對於這個世界，我所傾心的是現象。我不善於作抽象的思維。我對人，更多地注意的是他的審美意義。你們可以稱我是一個生活現象的美食家。這個賣蚯蚓的粗壯的老人，騎著車，吆喝著‘蚯蚓——蚯蚓來！’不是一個醜的形象。——當然，我還覺得他是個善良的，有古風的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他至少不是社會的蛀蟲。”

這時忽然有一個也常在玉淵潭散步的學者模樣的中年人插了進來，他自我介紹：

“我是一個生物學家。——我聽了你們的談話。從生物學的角度，是不應鼓勵挖蚯蚓的。蚯蚓對農業生產是有益的。”

我們全都傻了眼了。

一九八三年四月一日寫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