澀

斤瀾的語言原來並不是這樣的。他的語言原來以北京話為基礎（寫的是京郊），流暢，輕快，跳躍，有點法國式的俏皮。我覺得他不但受了老舍，還受了李健吾的影響。後來他改了，變得澀起來，大概是覺得北京話用得太多，有點“貧”。《矮凳橋》則是基本上用了溫州方言。這是很自然的，因為寫的是溫州的事。斤瀾有一個很大的優勢，他一直能說很地道的溫州話。一個人的“母舌”總會或多或少地存在在他的作品裏的。在方言的基礎上調理自己的文學語言，是八十年代相當多的作家清楚地意識到的。語言是一種文化現象。語言的背景是文化。一個作家對傳統文化和某一特定地區的文化了解得愈深切，他的語言便愈有特點。所謂語言有味、無味，其實是說這種語言有沒有文化（這跟讀書多少沒有直接的關係。有人讀書甚多，條理清楚，仍然一輩子語言無味）。每一種方言都有特殊的表現力，特殊的美。這種美不是另一種方言所能代替，更不是“普通話”所能代替的。“普通話”是語言的最大公約數，是沒有性格的。斤瀾不但能說溫州話，且能深知溫州話的美。他把溫州話熔入文學語言，我以為是成功的。但也帶來一定的麻煩，即一般讀者讀起來費事。斤瀾的語言越來越澀了。我覺得斤瀾不妨把他的語言稍為往回拉一點，更順一點。這樣會使讀者覺得更親切。順和澀我覺得是可以統一起來的，斤瀾有意使讀者陌生，但還不是拒人於千裏之外。陌生與親切也是可以統一起來的。讓讀者覺得更親切一些，不好麽？

董解元雲：“冷淡清虛最難做”。斤瀾珍重！

一九八七年一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