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賀龍文革中評江青：要把老同誌搞光他們好大換班
核心提示：又轉身對薛明說：“江青也是個整人的家夥。你看報紙上那一套都是他們搞的。他們是要把老同誌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好大換班！”
1966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動下，體育係統的造反派將鬥爭目標集中到賀龍身上。他們分批不停地找賀龍“澄清問題”、對各種事情表態。賀龍日夜不得安寧，無法休息。12月26日，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身體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組織決定你暫時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來管。”到新六所沒有多久，解放軍政治學院造反派聲稱要結隊前來揪鬥賀龍。薛明三次向周恩來告急，沒有及時得到回答。賀龍對薛明說：“有什麽了不起的事，他們是瞎胡鬧！走！我們回去和他們講理去！”路經中南海，賀龍、薛明來到周恩來的住處，他要向周恩來報告準備搬回家去住。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沒有回來，秘書為他們在西華廳搭了床，對他們說：“總理讓你們先在這裏休息，暫不要回家。”
周恩來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時才能回家，沒有時間與賀龍談話。但賀龍住在他的家裏，他承擔著巨大壓力。1967年1月19日下午4時，周恩來與李富春一起來找賀龍正式談話，周恩來說：“本來這次談話還有江青同誌，但她臨時說有事不來了。”周恩來告訴賀龍：林彪說你在背後散布他曆史上有問題，說你在總參、海軍、空軍、裝甲兵、通信兵到處伸手，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他不放心。還有，關於洪湖肅反擴大化問題，你、夏曦、關向應都有責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賀龍幾次按捺不住，站起來想說話，但沒有等他說話，周恩來緊接著說：“你不要再說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周恩來還勉勵賀龍說：“要活到老，學到老，改造到老。”賀龍聽了周恩來的話，傷心地說：“我沒想到把我看成這樣的人。”
1月20日淩晨4時，賀龍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個與外界隔絕的地方，這是一處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麵是山，隻有一條路可以出入，除了賀龍、薛明以及看守他們的警衛戰士以外，什麽人也看不到。大半輩子都是在激烈的戰鬥和緊張的工作中度過的賀龍，驟然離開群眾，離開工作，到這麽一個荒僻的山溝裏，真是難以忍受。賀龍對薛明說：“我真不該到這個鬼地方來。別人不了解我，難道他周恩來還不了解我？看來周恩來的處境也很困難了。”停了片刻，賀龍又說：“洪湖的事可以考慮，其他事情都是林彪對我的陷害。我在舊社會見過各種人，碰到過各種主義，選擇來選擇去，最後認定隻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從此以後，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黨和共產主義。兩把菜刀鬧革命、北伐、南昌起義、湘鄂西、陝甘寧、晉西北，誰不知道我賀龍？毛主席不是還讚揚過我嗎？我要回去，找他們算賬。”說著，起身穿鞋，但看到門外有警衛走來走去時，又坐了下來。從此，他像一頭關在籠子裏的雄獅，整日坐臥不寧，食量減少了，睡眠也差了。
他經常思考著周恩來與他的談話，對薛明說：“說我背後散布林彪曆史上有問題，這完全是無稽之談！”“還說我到處伸手奪權，不宣傳毛澤東思想，這也是林彪一夥編造的，能有人相信嗎？”“這話聽起來厲害，實際上完全是胡扯。”“關於湘鄂西肅反，說我要負多大責任，我想不通。當時，我不是肅反委員會的委員，審訊、殺人我都不知道。”“過去，周逸群曾跟我說過，要警惕黨內有'老雞婆'（機會主義分子）。我懂什麽是老雞婆？參加黨才那麽幾年，政治水平隻有那麽高。”“要說我當時作為最高負責人之一，最終沒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誌，使黨的事業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損失，我是有責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樣是不公平的。”
他開始如饑似渴地學習，想通過學習來尋求“**”以來那些使他疑惑問題的答案。
賀龍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奪權風暴”，這時刮得更厲害了。全國從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黨政組織幾乎都被砸爛或處於癱瘓狀態。大規模的武鬥此起彼伏，打、砸、搶、抄、抓之風蔓延全國，生產停頓。看到這些，賀龍憂心如焚，他對薛明說：“這是要不得的啊！連最起碼的生產都不搞了，將來人民吃什麽、穿什麽呢？！”他沉痛地回憶起1932年到1934年間，王明路線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區錯誤地大搞“肅反”的情形。他說：“那個時候，有多少好同誌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誣蔑為改組派而被殺掉了……啊，一攤攤的血，真是血的教訓噢！”“把革命的同誌當做敵人對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擔心有人再搞這一套！”
賀龍反複學習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說：“看，講得多好！要是都按照這本書上講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著看著猛力把書本一合說：“不對頭啊！現在矛盾都搞亂了，把自己的同誌都當成了敵人。'洪洞縣裏沒有好人'嘍！”他說：“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動機與效果是統一的，但現在的情況是怎麽也統一不起來。盲目地破壞與有計劃地建設，能統一起來嗎？對幹部不分青紅皂白地一律往死裏打倒與關心愛護幹部，能夠統一起來嗎？除非他們是另一種動機，追求的是另一種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間，賀龍養成了看名單的習慣。隻要報紙上報道什麽大的政治活動，他都要戴上老花鏡，逐個看那長長的名單，每當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嘴角上就掛上了笑容；發現過去和他一道戰鬥過的老幹部不見了，他就歎口氣說：“怕是又叫他們給關起來了！”不禁感歎地說起這個人在戰爭年月的往事。最後又總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連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說上句把話就好了！”
這年夏天，天熱少雨。一連45天每天隻給賀龍、薛明一小壺飲用水。水不夠用，他們隻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臉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門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賀龍、薛明抬著盛滿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階的時候，腳下一滑，賀龍摔倒了，扭傷了腰。劇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18天不能活動，連大便也解不出來，十分痛苦。醫生不來，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條備用氧氣袋上的橡皮管給賀龍灌腸，什麽辦法都用了，總算使賀龍的便秘有了緩解。薛明還不時緊搓雙手，使手心發熱，為賀龍熱敷，賀龍幽默地說：“薛明的兩隻手是個小小發電廠。”
賀龍的頭發、胡子長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為他理發、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賀龍都幽默地摸摸頭發和胡子說：“很好，完全可以去參加宴會。”他望著窗外湛藍的天空說：“他們越是迫害我，我賀龍越應該是賀龍的樣子。”
到西山以後，在賀龍和薛明之間，有一個縈繞心頭卻誰也不願觸及的話題，那就是孩子。賀龍很愛孩子。在離開中南海西華廳來西山以前，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正在圍捕賀龍等人的子女，賀龍很為此事擔心。在西山與警衛副官楊青成握別時他囑咐說：“你要替我保護好孩子，說什麽也不能讓他們給抓去。”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多月了，他們的兒子、女兒以及那些由他們撫養的孩子們生活得怎麽樣了？還活著嗎？如今在哪裏？薛明向有關部門提出：作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讓我們見見他們。但是沒有得到下文。3月下旬，楊德中代表周恩來到西山看望賀龍，問他有什麽事要辦，賀龍說，他想請總理代為尋找孩子。
周恩來立即派人查找賀龍子女的下落。不久，賀龍、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誌家裏的小女兒賀黎明的來信。信中說：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媽媽。又告訴他們：“哥哥（賀鵬飛）、姐姐（賀曉明）隱姓埋名在一隻海船上勞動，表現很好，八級大風也不暈船，水手們對他們很愛護……”這封短短的信，給賀龍帶來了很大歡樂。一連幾天，他都非常高興，不時地念叨：“幺女喲，我們的幺女來信嘍！”從此以後，在賀龍的生活裏又多了一件事情：給孩子寫信。這個一生從未給孩子寫過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裏，勉勵子女好好地經受革命風雨的鍛煉，無論發生什麽情況，都要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革命。其實，這些信子女們是連一封也收不到的。
從天氣轉涼的那一天起，賀龍就盼望周恩來派人來接他。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樹葉黃了、枯了，隻剩下光禿禿的枝丫了，也不見有人來。賀龍感到了形勢的嚴峻。他對薛明說：“總理沒有派人來，說明總理已無能為力了。黨內鬥爭這麽複雜，可能總理也相當困難了。這場**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全國都搞成這個樣子，難道他不知道？我現在理解總理當時同我談話時的心情和他所說的一些話了。他也不得已啊！我們當時住在他家裏，林彪、江青那些人會不攻他？”
這個時候，報紙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體育的“大批判”文章。誣蔑體委係統“長期脫離黨的領導，脫離無產階級政治，鑽進了不少壞人，成了獨立王國”。賀龍看後氣憤地說：“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關係到全國體育戰線一大批幹部和群眾的事。這樣，不知道又要有多少體育戰線的好幹部、教練員、運動員挨整了！”說完，他憂愁地疾步在室內走來走去。
對黨和國家命運的窮思苦慮，隔斷與社會聯係後的孤寂，使賀龍的健康狀況越來越壞。疲乏、心慌、頭昏、脈搏極不規律，睡眠不好……這對賀龍本來就患有高血壓、糖尿病的身體屢屢發出危險信號。薛明隻好給中共中央辦公廳寫信，請求治療。
1968年3月26日，賀龍病倒了，患的是腦缺血失語症。被送到醫院後，接診醫生遵照林彪、江青的“醫療為專案服務”的方針，誣蔑賀龍得的是“詐病”，並且在病曆上寫上“要知道，右派是從反麵教育我們的人”，“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語錄，在醫囑上寫了“請經治軍醫主宰”幾個字。賀龍在醫院住了幾天，遭到了種種刁難，病未治愈，就讓出院了。
回到西山以後，他從懷裏掏出一張紙條。這是他抄錄的毛澤東在延安給王觀瀾的信：“既來之，則安之……”他讓薛明將這張紙貼在床頭上，作為向疾病及當前惡劣環境作鬥爭的座右銘。賀龍告訴薛明，在醫院裏，一個戰士告訴他，又有好幾個老幹部成了“反革命”。賀龍說：“這些幹部是反革命？他們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來問題複雜了，他們是要把老一代都搞掉噢！”接著，談起了以前與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誌和幾位老帥，憤憤地說：“他們南征北戰，是有功的啊！這些開國元勳若被打倒了，還靠誰呢？！”
賀龍住院期間，薛明給周恩來寫了封信，報告賀龍在西山的情況，並提出要藥和改善生活條件。賀龍說：“目前情況有了變化，看來周總理無能為力了，如果信落到別人手裏還以為我們向他們求情。我們會向他們求情？不就是沒藥吃，身體不好嗎？這嚇不倒我。”
這時，繼上海、黑龍江等省、市之後，又有內蒙古、天津、江西、四川等22個省、市、自治區被奪了權。報紙發表一篇篇支持奪權的社論。看到這些，賀龍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說：“他們奪誰的權？這些老幹部跟著毛主席南征北戰，是有功的嘛！是為無產階級掌權嘛！都叫他們給奪走了！”四川省的奪權，點了幾位老幹部的名，賀龍看了之後非常氣憤地說：“說他們搞'獨立王國'，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開地搞嘛，為什麽要找替死鬼？！老子不怕！”又說：“看見了沒有，揪出來的都是好同誌呀。清理來清理去，把好人都給清理出黨了！”賀龍十分感慨地對薛明說：我幾十年拚死戰鬥，一輩子戎馬生涯，在生死關頭，在最困難的時刻，都跟著黨，從沒有二心，我本來就是在共產黨最背時的時候參加黨的，所以，無論多麽背時我都不怕。“可是，現在搞成這個樣子，黨怎麽辦，國家怎麽辦？”
薛明看到賀龍吃不好，睡不安，怕這樣下去會影響他的健康。一天，她對賀龍說：“咱們兩個今天開個夫妻娛樂會吧。我給你唱個歌。”說著，就為賀龍唱起了戰爭年代的革命歌曲。一開始賀龍還認真地聽著，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但是，這種情緒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來走去的現實所打破。賀龍揮揮手對薛明說：“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裏是什麽滋味，你也清楚。”說著，兩人都沉默了。
早在1966年12月30日，江青就在一次群眾大會上公開煽動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幾天以後，1967年1月9日，林彪在一次會上誣陷賀龍“到處搞奪權”，是個“刀客”。說，現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賀龍的問題端出來”。他們編造賀龍搞“二月兵變”①的謊言，操縱指使部分不明真相的群眾成立所謂“鬥爭賀龍籌備委員會”，發“通令”，遊行示威，衝擊賀龍住地，製造輿論，向中共中央施加壓力。
前文已寫過的1933年賀龍槍決反動政客熊貢卿的事，本來早有定論，這時又被翻了出來。當年經辦此事的國民黨南昌行營第二廳廳長晏勳甫的兒子、武漢市第二十中學教員晏章炎於2月14日寫信給“中央文革小組”，無中生有、顛倒黑白地誣陷賀龍在曆史上有所謂向蔣介石“乞降”，企圖“叛變投敵”的問題。②林彪見到這封信，如獲至寶，立即批轉江青等人，並煞有介事地派人外出“調查”。調查人置曆史事實於不顧（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給中共中央有過報告，報告就在中央檔案館），在沒有取得任何證據的情況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誣陷賀龍“叛變投敵未遂”，於7月12日上報中共中央。1967年9月7日，葉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會議上提出：賀龍在湘鄂西同國民黨大員秘密接頭，企圖投敵，問題嚴重，要立案審查。康生、江青、陳伯達、謝富治等人積極支持。9月13日，賀龍被正式批準立案審查。
11月8日，康生和葉群親自主持討論和批準了對賀龍專案審查的《工作設想》，並要求專案組在工作中“不要純客觀主義，要有傾向性”，“防止右傾”，“不要被同化”。專案組一方麵繼續搜集複製敵偽報刊上誣陷賀龍的一些“報道”，當做賀龍的罪證；一方麵派人會同有關單位把賀龍過去的一些下屬幹部、他們的子女乃至賀龍家鄉的親友非法關押，刑訊逼供，強令他們揭發交代賀龍的所謂“罪行”。而後將這些逼供出來的、矛盾百出的材料進行剪輯、拚湊、拍照或指供重抄，製造偽證。1968年，專案組查到了1934年3月17日，賀龍、夏曦、關向應聯名寫的關於槍斃熊貢卿一事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湘鄂西中央分局來信》，卻故意隱匿不報，仍說賀龍“投敵叛變”並上報中共中央。
1968年6月13日，專案組將手伸進了賀龍的西山住地。從此，賀龍、薛明的處境就更加困難了。專案組借口有人要揪鬥賀龍，把居室的窗簾拉上，不許再拉開。**的被褥、枕頭也被收走了。有一段時間，賀龍夫婦整天處於暗淡的燈光下，睡在光禿禿的木板上把手臂當枕頭。夥食本來不好，這時就更差了。兩層的圓形飯盒裏，一層是盛不滿的飯，一層經常是清水煮白菜、蘿卜，或是老得像甘蔗皮似的豆角。賀龍經常感到饑餓，薛明隻好到被允許他們走動的山邊去搞些野菜給賀龍充饑。有一次，薛明看到一些形似豆角的野菜，滿心歡喜地摘了一大把用衣服兜回來。賀龍拿來一看，是一種不能吃的野菜，他向薛明笑笑說：“不能吃，你白白費了勁。”薛明拿起野菜自嘲地說：“唉，空歡喜了一場。”
賀龍的醫療，從1968年下半年起，由警衛一師某營營部的沈醫生負責。他對賀龍很關心，經常來看望，還不時幫助買些必需的藥品和日常生活用品。1969年1月，這位醫生突然不見了，換了一個經過6次“政審”，精心選中的所謂“醫生”。這個“醫生”其實是個護士，而且是個神經科的護士，根本不懂賀龍所患的糖尿病和高血壓病。他按照林彪、江青一夥的授意先以檢查藥品是否變質為名，強行收繳了賀龍從家中帶去的全部自備藥品。接著，又在醫療上進行控製，減少藥品和調換重要藥品，使得每天必需的普通降糖藥也沒有保證了。1969年1月15日，專案組竟然毫無人道地對“醫生”下達了這樣的指示：“盡量用現有的藥物，維持現在的水平就行，也不要向（像）對待好人那樣”對待賀龍。
賀龍和薛明原來住在山上。一天夜裏，他們都睡了，突然來人要他們搬到下麵去住。這樣，賀龍和薛明不論是上廁所或在走廊裏散步，都要經過那個“醫生”所住的地方。賀龍明白，這是為了便於監視他們夫婦的行動。他對薛明說：“說不定這屋裏還為我們裝了竊聽器。”薛明說：“我找找。”賀龍說：“你不用找了。有竊聽器才好呢，我可以罵他們這些野心家、陰謀家。毛主席應該聽聽各方麵的意見，再也不能總是讓他們愚弄了。隻要毛主席一句話，就能把顛倒了的曆史再顛倒過來。我們這些受冤枉的人，不要總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也讓我們說說話，這可是關係到國家命運的大問題。”
一天，那個“醫生”送來的藥膠囊破裂，藥末已經漏出來了，膠囊上麵還有手印。薛明說：“這藥不能吃，弄成這樣子，誰知道裏麵裝的是什麽。”於是，退了回去。賀龍說：“要小心，他們是什麽事都能幹得出來的。”
過了幾天，那個“醫生”讓一個戰士來送藥。藥裏忽然多了一片其他藥片，被薛明發現了。那個“醫生”後來解釋，說是“送錯了”。賀龍說：“把藥都送錯了，你還算個醫生嗎？”那個“醫生”說：“要不是上級決定，我還不願意來呢。”賀龍說：“什麽上級，我罵的就是你那個上級！醫生是救死扶傷的，是有人道主義的，你這個醫生是幹什麽的？！”說完，怒衝衝地把手杖向門口一指，說：“滾！你給我滾！”
“醫生”走了之後，賀龍對薛明說：“他們竟派來這麽個蠢人。和他吵吵也痛快。他是來監視我們的，你罵他，他隻有聽著，向上打小報告，反正誰也不敢來見我。”又說：“想當初不該來到這裏。你說，全國那麽多地方，他們為什麽要把我們送到這裏來呢？連人也見不到一個！”
日益加緊的折磨，使賀龍清楚地看到了林彪、江青一夥的險惡用心。賀龍對薛明說：“他們硬是想把我困死、拖死，殺人不見血。我不死！我要活下去，和他們鬥到底。”他還說：“我相信黨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總有一天會說話的。”
一天，賀龍向薛明談起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曆史，從南昌起義談到毛澤東與朱德的井岡山會師，從抗日戰爭談到解放戰爭，從抗美援朝談到保衛社會主義建設。他說：“這個軍隊太可愛了！隻要這次不被他們害死，將來打起仗來，我們這些老家夥還能出把力！”他又說：“這樣的軍隊，有人想利用它搞陰謀，那是辦不到的，是要倒黴的！”一天夜裏，賀龍聽到了雨聲，便對薛明說：“叫哨兵到走廊裏來吧，別淋著了。”哨兵到走廊裏避雨之後，賀龍連聲地說：“好，好，過來了就好。”
這個時候，賀龍還做了與薛明分開的準備。他對薛明說：“要有思想準備喲，他們完全可能把我們分開。”薛明說：“我不能跟你分開，你沒有人照顧怎麽行呢？”賀龍說：“要做最壞的準備喲！”又說：“你放心，我完全能夠自己照顧自己。”幾天以後，薛明被叫出去配眼鏡，回來時看到，屋裏的地已經掃了，煙灰缸也清理了，竹竿上還晾了一件洗好的襯衣。她明白，這是賀龍在告訴她，讓她放心，一旦遇到情況，他們分開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顧自己的。
1968年下半年，為了阻止賀龍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始進一步審查賀龍的“問題”。專案組想搞“麵對麵的鬥爭”，“中央文革碰頭會”認為賀龍的“脾氣大，怕鬥不過”，改為“背靠背”：提問題，讓賀龍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問題”提出來了：“南昌起義你幹了些什麽陰謀活動？你要如實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樣派親信持密信向國民黨乞降的？”“1933年蔣介石的招撫員熊貢卿去你處敘舊，你是怎樣向他表示乞降蔣介石的？你們是怎樣談判的？最後達成什麽協議？……”
賀龍看後狠狠地把這些紙往桌子上一摔，怒不可遏地吼道：“真是活見鬼！哪裏有這種事。人都給我槍斃了嘛！栽贓，完全是栽贓！白日撞見鬼了！”“我相信毛主席，不相信這些辦事的人。27、29、33年的事情統統是假造的。”他們“用毛主席的指示來壓我。完全是給我栽贓！”
一連幾天，他怒火中燒，吸煙很多，說話很少，不時地在屋裏走來走去。有時他突然坐下來，打開筆記本，用毛筆在上麵不停地寫著“冤枉”兩個字。那“冤”字他寫得特別用力，最後的挑，寫得又細又長，好像要把天戳個窟窿似的。
冷靜下來以後，賀龍以一種投入戰鬥的心情，針對林彪一夥的誣蔑，就參加“八一”南昌起義、湘鄂西肅反、槍斃熊貢卿以及其他一些曆史問題做了詳細的回顧，讓薛明記下來，作為對強加給他的罪名的反擊。賀龍的回顧，不虛掩、不誇大，實事求是地說明了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他以為，這些材料或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能夠看到。
賀龍哪裏知道，毛澤東已經完全偏聽偏信了林彪、江青一夥。在1968年10月13日舉行的中共第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宣布，他對賀龍不保了。
然而，賀龍寫的這些材料仍使康生和專案組十分懼怕，先則封鎖，繼而篡改。這可以從現存的專案組檔案中清楚地看出來。1968年8月6日，康生在賀龍寫的材料上批示：“賀龍寫的材料沒有交代一個實質性的問題，到底如何要他交代，要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一議。”8月12日，康生批評專案組不該將賀龍寫的材料原樣呈送。他說：“不摘要，不提問題，不說你們的看法，即送出傳閱，這辦法很不適當。望注意。”8月27日，專案組沒有將賀龍寫的另一份材料原樣上送，而是隻做了摘要，並在報告中說：賀龍寫的材料“極力吹噓標榜自己，不交代實質性的問題。並有誣蔑、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同誌處，態度極不老實”。“由於我們的水平低也缺乏曆史知識，摘錄的內容可能有錯誤，希首長閱後給予批評指示。”康生看後，先是批：賀龍“極不老實”。後在另一處批示說：賀龍寫材料“吹噓自己，掩蓋錯誤，不交代問題。我建議專案組要仔細研究，尋找漏洞，現在不必傳閱，以免幹擾”。
賀龍的不屈服態度，使林彪、江青他們十分惱怒，於是更進一步加緊了對賀龍的迫害。
1969年4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由於毛澤東講過“對賀龍不保了”，因此賀龍沒有能夠出席這次大會。大會通過的黨章，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誌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了總綱。選舉時，林彪、江青的不少親信進入了黨的中央委員會，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要成員進入了政治局。這使賀龍進一步看清了這場“**”的實質。他用手指著林彪、江青一夥的名字說：“他們反老幹部有功，把老幹部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這樣做，就是要搞今天的大換班。用心狠毒！”“王洪文以前誰知道他是誰，別看他們現在盛氣淩人，日子長不了。”在談到另一個人當了中央委員時，賀龍說：“中央委員輪不上他，他沒有本事。”又說：“不過，他可能是因為有所'貢獻'。”
一天，賀龍用手杖敲著林彪的頭像，憤怒地說：“你這個卑鄙的家夥，為什麽不準我革命？你這個家夥，心虛得很，怕別人攥著你的把柄！”“黨內出了奸臣，這個奸臣就是你。”又轉身對薛明說：“江青也是個整人的家夥。你看報紙上那一套都是他們搞的。他們是要把老同誌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邊沒有人了，他們好大換班！”“還有林彪的老婆葉群也不是個好東西。過去你在延安整風時揭發了她那麽多嚴重問題，她能饒得了你？”薛明說：“可能由於我這個問題牽累了你。”賀龍說：“你不要這樣想。不是由於你的問題，他們要打倒我。是因為我妨礙他們篡黨奪權，他們才打倒我，反而是我牽累了你。”在談到康生時，賀龍說：“這個人老奸巨猾，做盡了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