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大代表李達：文革毛澤東要求救他一命也不管用
核心提示：替李達翻案的成員之一的王炯華，著有《李達評傳》一書。他回憶說，在武漢大學外文係會議室，曾主持召開過“王任重盤問會”。將近2個多小時的會上，王任重聲稱鑒於李達和毛澤東的關係非同一般，先後三次直接請示過毛。對於“李達可不可以批判”，毛前兩次均未表態，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眾要求批判，在校內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點名，也不登報。毛澤東還曾當麵指示他，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他也向毛澤東保證，武大決不會對李達采取過分的行動。但是，後來李達的慘死說明，無論是毛澤東對李達“救命”信的批示，還是對王任重的當麵指示，還是王向毛做出的保證，都沒有傳達到，武大的師生也無從知道。
1953年2月23日，中國共產黨早期創始人和早期領導人之一的李達從湖南大學校長任上調任武漢大學校長，治校期間撥亂反正，堅持按教育規律辦事，力圖將武漢大學建成一流大學。然而文革來臨，這位紅色教授因為正直和耿介受迫害致死。
公開反對“教育革命”
63歲的李達來武漢大學主持校政，人們對這位久負盛名的馬克思主義者表示歡迎。他態度誠懇，禮賢下士，被尊稱為老校長。
李達1953做武大校長到1966年去世，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思想文化界和知識分子中發動一連串批判和鬥爭，政治運動層出不窮，教育界也風雲變幻。
用武漢大學原校長劉道玉的話說，“當時整個中國和武大出現了一個極‘左’路線，而李達的思想體係跟這個路線是格格不入的。搞教育和哲學，都得實話實說。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對教育破壞極大，李達極力反對。”
來到武大，李達的第一件事就是組建馬列主義教研室，負責全校的公共政治理論課程，並恢複曾在院係調整中被撤銷的哲學係。他尊重知識分子，如果有任務布置給老師，不是先下通知或打電話，而是親自登門拜訪，當麵商量。若有學生登門拜訪，他也會放下工作接待。
在學術上，他竭誠擁護毛澤東提出的“雙百”方針，鼓勵教師發表自己的學術見解，自由平等地討論學術問題。他曾說，“政治上絕對服從毛主席，學術上可以同毛主席爭鳴。”
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李達是著名的反右權威，發表過係列反右檄文。但他反對在學生中抓右派。他招賢納士，羅致人才，即使是劃為右派的專家教授，也請來武大，委以教學和科研重任。當時著名有機化學家、曾國藩之曾孫、大名鼎鼎的右派曾昭倫，也被李達邀請來武漢大學任教，組建化學教研室。
大躍進時期，“左”傾思想泛濫，大興教育革命成了當時的主要任務之一。武大黨委第一書記劉仰嶠主張在校內搞階級鬥爭和群眾運動。李達認為哲學係的師生長時期勞動，討論“花生地裏出哲學”實在是莫名其妙。他一再催促學生返校上課，說：“都搞勞動，大學還成其為什麽大學？”
他在全校教師大會上說，“你們要坐下來認真讀書，要是有人叫你開會勞動，就說兩個字：不去！”
但是，武漢大學的經驗卻被推廣到各大專院校，毛澤東視察武大時也肯定其“教育革命”的成績。李達卻開始痛苦的反思，對武大“教育革命”由沉默、抵製到公開反對。
1961年，李達終於找到機會發言。會議上，他指斥這一時期武大教育的失敗：青年助教就擔任係主任是“荒天下之大唐”；總支書記總攬教學行政大權不對；校辦工廠搞生意也不對，開口就講賺了幾十萬，大學不是做生意。他感到武大出了怪事，下麵胡作非為，“我們有責任”。
於是，一些“左”派被調離武大。燕京大學出身的朱劭天調任武大黨委第一書記。他曾任陳雲秘書，很熟悉教育工作，與李達配合默契，學校工作開始步入正軌。
那年夏天，李達在廬山休養，高教部部長楊秀峰來看望李達。楊秀峰是資深的共產黨人，曾任華北人民政府副主席。與李達曾同在北平大學法商學院任教，也是李達的好友。他此行目的是為即將出台的《高教六十條》征詢意見。李達坦率批評了“教育革命”，並建議實行校務委員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學校以教學和科研為中心。這些意見成為了《高教六十條》的重要內容。
政治爭拗
聽說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後，李達認為這是個極其主觀唯心的口號，並與來漢視察的毛澤東當麵爭論起來。
李達與毛澤東在上海黨的“一大”結識，他比毛澤東大三歲，雙方友誼深厚，李稱毛潤之兄，毛稱李鶴鳴兄。毛澤東曾盛讚李達是“有兩大板斧的李逵”。梁啟超、張東蓀、胡適、江亢虎都挨過他的‘板斧’，稱他是“理論界的魯迅”。而李達著的《社會學大綱》，毛澤東曾認認真真讀過十遍，書中滿是批注。
新中國成立前夕，由地下黨安排，李達從長沙輾轉經香港抵達北平，毛澤東在西山雙清別墅接見李達，兩人暢聊至深夜。當晚，李達就睡在毛澤東的硬板**，毛則工作一宿未眠。李達跟朋友講起此事，用東漢嚴光“加腳於帝腹”的典故作喻。
在這次爭論中，李達認為不能無限擴大人的主觀能動性，而毛則認為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無限放大。兩人爭到臉紅脖子粗，不歡而散。李達對時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的梅白說，連毛主席也這麽認為，我們國家要大禍臨頭了。
當時部屬高校接受中央和地方的雙重領導，李達與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也有交往，加上毛澤東來武漢總要和李達相聚，王任重作為東道主，雖然不是每一次都在場，但自然非常清楚他們的關係。
這年，中共湖北省委創辦《七一》雜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撰寫《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一文，派人將稿子送李達征求意見。李達讀後認為，不能說超過，還是要強調學習。
王任重發表文章時把題目改為《學習馬克思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但認為李達思想不夠解放，在“超”的問題上不夠靈活。
李達反對王任重的“超馬克思”，強調注重實際，有其當時的曆史背景。1960年，國家經濟遭遇嚴重困難，民不聊生。他的《理論戰線》經營慘淡，不得不奉命停刊。他一語道出當年反對王任重“超馬克思”的實際意義：“超過馬克思！超得好！刊物還是小事，人們連飯也沒得吃了！”
這些事和李達對於“教育革命”的態度，令當時中共湖北省委頗為不快。在一些人眼裏，李達不免有“不合時宜，礙手礙腳”之嫌。隻是，基於李達黨內地位和他與毛澤東的關係，他被視為“通天人物”。他們對李達除了敬而遠之，一時沒有其他辦法。
但是，李達因反對“教育革命”“左”傾的行為及在整風運動中措辭激烈的講話，得罪許多“教育革命”積極分子，埋下了後來在“文革”中被整的禍根。
1963年，劉仰嶠擔任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擬把已調離武大的侯福珍、羅鴻運再調回武大重新擔任黨委副書記，並已獲得省委同意。按照慣例，他找李達談話，以示通報。但李達認為這些人不懂教育，不宜重回武大工作。劉仰嶠很不高興，直截了當地告知李達，“這是省委的決定。”
李達一直對武大的“教育革命”不滿，而侯、羅二人也是因“教育革命”的“成績”被提拔為武大黨委副書記，現又把他們調回複職，李達自然不肯。他毫不退讓地擺明態度，如果侯、羅二人回武大，他就不做校長。
劉仰嶠不顧李達的反對，準備給侯、羅二人下調令。而李達果真給高教部部長楊秀峰發電報，要求辭去武大校長職務。楊接到李達的辭職電報，十分驚愕，馬上派人到武大了解情況，並轉告王任重，請省委尊重李達的意見，不要使他為難。侯、羅的調任隻好作罷。
因此，王任重對黨委書記朱劭天不勸阻李達給省委所捅的這個“婁子”有意見。1964年，朱劭天被調離武大，省委另派莊果擔任武大黨委書記一職。
武大也有“三家村”
1965年1月，李達當選為全國三屆人大常委。中組部已通知他留京專任全國人大常委，不再擔任武漢大學校長，還給他在京找了房子將書籍、衣物搬去北京。
但到12月中旬，中組部又派員向他傳達：原決定係個別部長意見，現予以作廢。李達仍舊擔任武大校長兼全國人大常委，既可住京，亦可回漢。他因急於向其助手交代《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曆史唯物論大綱》的編撰工作，便於1966年1月22日回武大暫住。
可是，李達哪裏想到，大禍就要降臨。他趕回武大其實是“自投羅網”。
到了4月份，氛圍越來越不對勁，李達擔心又有政治運動來臨，決定全家離漢去京，卻得不到允許。接著李達發現自己已被軟禁起來，妻子石曼華給女兒李媛媛買雙鞋也有人跟著。李達仍未在意，對石曼華說，“怕什麽？要是有什麽責任，我校長一人承擔就是。”
他不知道運動驟起，他的政治噸位太大，成了阻擋運動洪流的重要頭目。在那個壓倒一切的政治高壓下，4月10日，廣州舉行“中南局學術批判座談會”。中南局領導在講話中說“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反對我們內部的修正主義”。李達被點了名，中山大學教授容庚和劉節也被點名，中南局與湖北省商量向武大派駐工作組。
4月21至23日，一連三天，時任湖北省委書記的王任重派車把武大哲學係助教陸舒媏接到其百花村住所，聽她匯報已經搜集到的關於李達等人的材料。指示她將匯報的材料以寫信的方式送達省委。王任重修改加按，印發省委和武大黨委，並上報中南局。
王任重後來在文革中也受到衝擊，一五一十說明了事情原委。他曾特別指示，鬥倒李達，關鍵在於做好知情人的工作。所謂“知情人”，包括李達的編書助手、秘書、警衛、司機以及與李達有工作關係的教員和幹部，要求他們按已經定下的框框寫交待、揭發材料，要求他們“拿出定性的東西來”，“一句話也要”。
在那種“知情不報就是對組織不忠，對毛主席不忠”的時代氛圍下，一些人或出於對組織的忠誠，或出於自我保護，或出於其他動機寫了不少揭發交待。於是，“教育革命領導小組”很快便編印了《關於李達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言行的初步材料》，並由王任重加上按語上報中南局和黨中央。
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在北京受到批判後，武大緊跟步伐，宣布打倒李達、朱劭天、何定華“三家村”。
6月13日，武大召開“聲討珞珈山三家村反動罪行大會”。先讓李達在家聽實況廣播。散會前，保衛科指使人把他揪到會場示眾，被三次按下頭來批鬥，並被攝像。就在這一天，省市十幾萬人來武大聲討，人流長達數裏。接著又有數十萬群眾，夜以繼日，敲鑼打鼓會聚武大，喧鬧半月之久。
向毛主席求救
李達經受來自家鄉湖南零陵“貧下中農代表團”和哲學係部分師生的批鬥後，心裏愈加憤怒。對生活秘書劉長森說：“我是叛徒，叛的是陳獨秀的黨，不是毛澤東的黨！”此後便很少說話。
其實，早在四月，他的秘書已被工作組找去談話，要求與李達劃清界限，並成為隨時記錄他一言一行的臥底。他悉數記錄的李達動態報告，日後成為人們研究那段曆史的依據。
李達之妻石曼華現已89歲高齡，現住在北京崇文門，回憶那段往事，忍不住老淚縱橫。往事無法淡忘，李達的慘死成為她心裏的堵心事，不時長歎一聲。
她清楚記得，文革中李達辛苦編纂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被抄走。她扶著李達，想去要回手稿，卻遭到一陣嗬斥。回家的路上，李達老淚縱橫，不能自已。他說他無法完成毛主席托付寫書的任務了。“國民黨特務把他右手打成粉碎性骨折，他硬氣地繼續寫文章。那卻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哭。”
據她回憶，7月16日，毛澤東暢遊長江，消息傳遍武漢三鎮。李達不由產生一線希望。
他終於寫了一封送呈毛主席的信：“主席：請救我一命！我寫有坦白書，請向武大教育革命工作隊取閱為感。此致最高的敬禮！李達七月十九日”。他要石曼華送到毛澤東住處東湖客舍。
石曼華無奈，“我不能送，我出門都有人跟著。”
這時秘書劉長森進來。李達對劉說：“我血壓這麽高，隨時都可能腦溢血，今天氣喘病又發作，這是心力衰竭的征兆。你幫我一個忙，救我一命，毛主席在武漢，給我送封信到毛主席那裏去。他住在東湖客舍。”
這封至關重要的信件，李達要劉長森馬上送到。但劉一出門就交給武大工作隊。莊果拆開信件看完，因是寫給毛主席的信，也不敢扣押。他們商量對策，直到7月29日，工作隊陸舒媏才讓其秘書將李達這封給毛澤東的“救命信”改換信封，以機要檔交郵局寄“中共中央毛主席收”。
其實，毛澤東已於7月18日晨離漢回京。就在頭天晚上，當時的湖北省委在東湖召開常委會，一舉通過《關於開除混入黨內的地主分子李達黨籍的決定》。
直到8月10日，毛澤東才看到一張條子：“李達（武漢大學）要求主席救他一命。”
毛澤東看到的隻是一張條子，並不是李達的原信，對於李達的求救，他當即用特製的粗紅鉛筆作批：“陶鑄閱後，轉任重同誌酌處。”同日，陶鑄也在這張條子上作批：“即送任重同誌”。
曆史的荒誕是，1967年春，武漢大學部分群眾組織開始公開為李達“三家村”翻案。這年夏天，王任重也受到部分群眾組織的衝擊，從此自己身係冤獄近8年。
替李達翻案的成員之一的王炯華，著有《李達評傳》一書。他回憶說，在武漢大學外文係會議室，曾主持召開過“王任重盤問會”。將近2個多小時的會上，王任重聲稱鑒於李達和毛澤東的關係非同一般，先後三次直接請示過毛。對於“李達可不可以批判”，毛前兩次均未表態，直到第三次，毛表示既然群眾要求批判，在校內批判一下也可。但不要點名，也不登報。
毛澤東還曾當麵指示他，不要把李達整死，要照顧一下。他也向毛澤東保證，武大決不會對李達采取過分的行動。
但是，後來李達的慘死說明，無論是毛澤東對李達“救命”信的批示，還是對王任重的當麵指示，還是王向毛做出的保證，都沒有傳達到，武大的師生也無從知道。
據說，王任重在自己生命的最後時日，終於說到他這一生有兩個人對不住：一個是李達，一個是張體學。
請求當俘虜對待
進入7月中旬，酷熱難當，批鬥也達到**。每天，高音喇叭架在李達居所的上方，批鬥廣播從不間斷；住所外被一批一批湧來的群眾包圍高叫“打倒李達”；甚至有農民一上來就要用鋤頭把李達打死；還有曾受過李達批評的鄰居老師，直接跑進書房來，指著李達的鼻子罵娘。
76歲的李達常感“頭頂發麻”，心力衰竭。胃潰瘍複發，糖尿4+，血壓已升到236/114，但他仍被強迫參加大小批鬥會，最後是在家聽批鬥廣播。由於他已是被公開點名批鬥的“敵人”，校衛生科也停止對他的公費醫療，連糖尿病需經常服用的D860藥也停止供應。
李達的病情愈來愈重，8月上旬，他感到極度虛弱。多次請求自費住院檢查、治療，讓他活到運動結束以後再死。
8月13日淩晨5時，石曼華聽到一陣響動，她跑進臥室一看，李達仰臥在地，臉色蒼白，口吐鮮血，噴濺到牆上。
上午9時，衛生科醫生來探視，診斷可能是胃出血，血壓也陡降為90/50，隨時有發生休克的危險，建議立即送醫院治療。卻遭到工作隊拒絕。
李達自知年事已高，現在又病處垂危，但他仍在頑強地堅持生存，不想就這樣戴著一大摞黑帽子死去。他尤其寄希望於和他有幾十年友誼的毛澤東。他曾對石曼華說，如果病好，就一起離開武漢大學，到北京見毛主席，向他告狀。他最後一次向莊果請求去醫院治療，仍未被準許。他悲憤交加，說：“印度戰俘有病，也會給他治好病送回，現在就算把我當敵人，就算是你們的一個俘虜，也應當讓我治病。”
他的住院請求被拒絕後，自知不久人世。他囑咐石曼華，如他死去，轉告陶德麟（李達學術助手）同誌，惟一的要求，就是希望他們一定要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下卷編出來，上卷改好，幫他完成毛主席交付的任務。
8月22日早上，李達已奄奄一息，工作隊才叫劉長森等人送他去武漢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但不允許夫人石曼華陪同。於是，李達以“李三”的侮辱性名字（“李達”“三家村”意）住進普通病房（按行政級別，李達是當時整個武漢地區兩位6級幹部之一，當住高幹病房）。在醫院三天，李達粒飯未嚐，石曼華托人捎帶些牛奶，也不被允許。8月24日，李達在無一親人陪伴的情況下含冤死去。25日，遺體被火化。
之後，工作隊抄了李達的家，將李達的書籍、手稿、衣物洗劫而去。母女二人被逐出寓所，開始邊挨批鬥邊拉板車的生活，石曼華勞動改造六年半。李達死後30年，根據中組部的指示，骨灰才從湖北九峰山公墓移置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