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得勢所引發的不滿
怨恨之情也隨著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得勢而來，不僅表現在他們對房產的購置中，尤其明顯的就是對於將在匈牙利建立一條中心鐵路時的初步探討，所羅門·羅斯柴爾德打算在鐵路建設中發揮領導作用。來自希納的競爭也是其中一個因素，而且他成功取得了匈牙利偉大的賽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的支持。
事實上確實也是如此，所羅門近來的露麵都相當的有派頭，比如他每次的出行其鋪張程度不得不讓人怨聲四起。他每次從一地前往另一地的排場都很豪華。1844年4月28日，匈牙利中央鐵路公司（Central Hungarian Railway Company）要在普雷斯堡（Pressburg）舉行一場會議。所羅門·羅斯柴爾德於前一天夜裏乘坐輪船抵達普雷斯堡，但是令人不愉快的是，由於他的原因，船停在了孔尼斯普拉特（Konigsplatz），而不是通常的碼頭。在桑尼酒店（Hotel zur Sonne）的一些房客就因為這位男爵的入住，被迫把自己的房間騰出來，而自己的住所隻能聽其安排了。而且還泄露出在29日夜晚，為這位男爵返回維也納預定了兩輛四輪大馬車，同時配有騎馬侍兵。羅斯柴爾德的族人們也想給他一個特殊的歡迎儀式。
“這裏有很多猶太人，”警察報告書裏寫道，“在多瑙河的沿岸等著他；但是埃斯特哈齊伯爵（Count Esterhazy）挫敗了他們希望給拜仁特別歡迎的打算，他禁止猶太人實施燃放四十枚煙火的計劃。他們甚至都不許歡呼，因為鑒於當地居民和猶太人之間的緊張關係，這一舉動有可能會破壞他們之間的和平氣氛；同時人們也抱怨就因為羅斯柴爾德的緣故，船停靠在了孔尼斯普拉特而不是往常的碼頭。他下船的時候，就有一輛四輪馬車等候著把他送到酒店入住。當他一抵達目的地，就立刻到了霍林格咖啡屋（Hollinger cafe）要了一杯冰水。當他離開時，有幾個年輕人從樓上對他叫喊。羅斯柴爾德今天中午將和伯佐納勒（Perzonale）閣下一塊兒共進午餐，陪同的還有來自反對黨的委員。下午四點，當他們結束時，羅斯柴爾德將會立刻打道回府。原本打算在會議廳召開中央鐵路公司會議的；但是當聽說議會中一些年輕人情緒激動，同時希納聯隊的斯蒂文·賽切尼伯爵（Count Stephan Szechenyi）也激烈地反對中央鐵路時，會議改在了射擊場舉行。”
在市長的宴會上，出席的有宮廷副臣卡爾·埃斯特哈齊伯爵（Count Carl Esterhazy）和普雷斯堡軍事司令安德拉希伯爵（Count Andrassy），許多各地的權貴人物，全國最有影響力的家族成員，比如加百利（Gabriel）、龍雅（Lonyay）、海爾泰倫迪（Hertelendy）和雷迪（Raday）。這些人都是羅斯柴爾德極為友好和支持的朋友，他們中的一人用最為奉承的方式為羅斯柴爾德身體健康祝酒，表達了自己希望男爵和他居住於歐洲各國首都的兄弟們都能到匈牙利，為這個國家貢獻自己的金錢和道德財富。羅斯柴爾德非常禮貌地表示了感謝，說道盡管這個提議非常好，但是卻並不實際，因為這是由命運和環境所決定的，但他會一直對匈牙利這個美麗的國家給予特殊的關注。他的這個回應得到了熱烈的掌聲。當他離開的時候，所羅門覺得他該像一位小學校長一樣，離開時對自己的小學生說：“我離開了，但是我的鬥篷還留在這裏，它會告訴我在我不在的時候誰做了什麽，你們是怎樣表現的。”雖然之後對於這句話有許多的評論，但在當時卻是對在場人一次很好的打趣。
神職人員對這個猶太銀行家不斷增長的權勢愈發地不滿，隻要一有機會，他們就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發展製造障礙。於是，為了自己在達爾馬提亞（Dalmatia）的煤炭和瀝青工廠，所羅門被迫於1845年2月6日請求國王采取可能的措施讓紮拉大主教（Archbishop of Zara）命令那些牧師們停止給他的生意製造困難了。他的要求總是能得到滿足，因為所羅門是那麽的不可或缺。他當時正與國家談著另外一筆很重要的生意；即在威尼斯瀉湖建立一座鹽場的合約，為的是給整個倫巴第（Lombardy）提供用鹽。
成為國家財政的依靠支柱
當所羅門不在維也納而呆在法蘭克福的時候，王室當權者就不得不照看這些生意，而且常常如此，這讓他們感到很不舒服。尤其是當鐵路證券遭遇突然下滑，以及1845年10月，維也納交易所發生危機時，就像當時歐洲的其他地方一樣，這些股票中有很多投機交易。危言聳聽者對目前意大利的動亂局勢謠言四起，說三大國銀行家希納、厄斯克斯和當時不在場的羅斯柴爾德的經理，要求國家給他們的聯合證券資助一筆兩百萬弗洛林幣的貸款，才有可能避免災難的發生。梅特涅考慮到國家貨幣市場的狀況，指派奧地利駐法蘭克福的部長請求所羅門，讓他不是親自來維也納，就是派他們家族另一名成員過來。他說為了國家財政的發展，很有必要讓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名成員永久定居於維也納。
所羅門推脫道他在法蘭克福也有很緊迫要處理的生意，那裏同樣麵臨著財政危機；然而這個事件展示出了，一旦奧地利遇到了財政困難，梅特涅就會急著向羅斯柴爾德求助。
在法國的情況也是一樣，法國的財政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羅斯柴爾德家族的。1841年，當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在噶斯坦（Gastein）接受治療時，法國財政部長胡曼恩（Humann）請他務必在9月7日或9日抵達巴黎，因為他擔心貸款的簽訂不能再遲於那個日期了。事實上，一家詹姆斯為董事的公司已經在1841年10月簽訂了一筆一億五千萬法郎的貸款，利息3%，票值為78.52，沒有任何人需要再開價了。這是在巴黎一筆讓人非常不平的買賣；它根本沒公平考慮法國的信用問題，讓人感覺胡曼恩是被騙了。而事實上，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簽訂這項貸款時，在交易所直接就開始了交易，成交於81%。
在外交和財政事務方麵，羅斯柴爾德家族常常受聘於路易斯·菲利普政府。當埃斯帕特洛（Espartero）大公在征服唐·卡洛斯(Don Carlos)，逼迫太後逃離國家，而自己成為西班牙攝政王（Regent of Spain）之後，基佐（Guizot）覺得應該跟他建立起更為良好的關係。法國政府與瑪麗·克莉絲汀（Marie Christine）關係一向很好，法國駐馬德裏外交代表對埃斯帕特洛沒做任何表示。基佐決定通過羅斯柴爾德家族來取得進展，基佐讓詹姆斯帶給他的代表維斯威勒爾（Weisweiller）一封來自法國政府祝願的信，埃斯帕特洛大公在代表那兒有私人投資，通過這一渠道，大公也許能受到他們的訊息。維斯威勒爾對這一建議表示異議，他擔心這樣一來會威脅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在西班牙的財政和經濟利益。但是這些信件最終還是被傳達了，盡管接下來西班牙局勢的發展以埃斯帕特洛的衰落為結局，而這一舉動也造成了不少負麵的影響。
雖然最終仍是無法阻止自己黨羽唐·卡洛斯的落敗，梅特涅仍然希望能夠緩和結果。他的主意就是把瑪麗·克莉絲汀的女兒，當時1844年僅有14歲的年輕的伊莎貝拉女王（Queen Isabella）嫁給唐·卡洛斯的兒子，這樣一來就能在西班牙國王身邊間接安插進自己黨羽的兒子。3月29日，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寫信給在維也納的所羅門，告訴他英國政府將會不惜一切可能確保這個計劃的成功實施。所羅門立即將這個信息傳達給了梅特涅，梅特涅表示此次婚姻的圓滿成功將會是整個歐洲皆大歡喜的結果，而且會在其他三個外國機構的幫助下，將對西班牙事務持相互獨立立場的英國和法國站到同一陣線上來。不考慮其他因素，僅就梅特涅的個人威望，梅特涅對這件事保持著高度的關注，梅特涅代表唐·卡洛斯盡自己一切努力說服柏林和聖彼得堡的議會。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同時也感覺到，這樣一個婚姻將會給自己的家族帶來無數的機會。
“如果這件對西班牙未來能帶來好處的事情能夠成功的話，”他給巴黎、倫敦、法蘭克福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寫信道，“那麽我們家族為這個國家提供有效的財政援助以鞏固政府的時刻已經到了。我們尊貴的王儲將會親自滿腹自信地讓我們自告奮勇地站出來表達我們希望與西班牙建立廣泛的金融業務的意願，而且將會得到來自殿下大人的全力支持。
“在殿下的統治下，我親愛的兄弟們，你們要知道的是殿下的感情就正如我所知道的那樣，記住這些都是我們視作神使的殿下的觀點，我無需贅言讓你們一切都以它們作為自己行為的指導準則，一旦情況步入正軌，我們有可能就不再會僅僅考慮和從事符合這樣最為重要的條件下的事情了。”
然而，情況開始往反方向發展。伊莎貝拉嫁給了她的堂兄，而不是唐·卡洛斯的兒子，而梅特涅想要為自己在西班牙行事找正當理由的夢想也隨之破滅了。梅特涅對此極為氣憤，盡管他一貫來都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抱以寬大仁慈的態度，這次在西班牙問題上，他卻恨不得把所有的氣都撒在巴黎和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身上。
同樣在巴黎，也有一個很有權勢的黨派對羅斯柴爾德家族所擁有的特殊地位表示懷疑。而這一點，當在羅斯柴爾德人沒參與到北方鐵路（Northern Railway）買賣時表現得尤為突出。那些想借此賺錢的人當然已毫無希望了，而那些連機會都沒得到的人逮住任何機會跟別人說，路易斯·菲利普將會因支持猶太人而辭職。
一段時間以來，梅特涅的脾氣都很不好，有一次他表示對羅斯柴爾德在法國所享有的地位有著強烈的不滿。在強調了奧地利和法國不同的情況之後，他說：“就事情的本質原因看來，我說不清是處於友好還是處於道德，羅斯柴爾德家族在法國事務上的影響力遠大於這個國家任何一家外國機構，在英國的情況有可能有所不同。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金錢。那些想要慈善捐助，和那些極力批判金幣的沉重的人，都需要大量的錢。事實上，腐敗現在已經被相當地公開化，更為現實的是，在當代的代理體係中，它充斥於所有語言中。”
歐洲最有勢力的家族
德國駐巴黎部長馮·阿爾尼姆（Arnim）將羅斯柴爾德家族描述成當今最有勢力的家族之一，很少有政府能夠說自己不處在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黃金鏈中。
對於那些社會各階層人士都進行狂熱的投機活動和那些甚至連政府職員都毫無羞恥之心地在交易所裏投機的國家而言，情況也許更為嚴重。詹姆斯·羅斯柴爾德並未察覺出這個國家對國事正在不斷增加的不滿情緒。他設想僅僅是因為現在每個人都從事投機和賺錢活動，由於怕有金錢損失，就沒人再有推翻政府的想法了。
詹姆斯的評判太多地受到了來自他最常交往圈子的態度的影響。他將自己給工人和農民使用的房產移出了開支範圍，因為他自己對他們很少有接觸。他的注意力現在都集中到了鐵路修建上。為了平息來自議會和那些與重要交易有關聯的新聞界一貫的反對態度，他盡自己最大努力給那些反對方一些利益分成。唯一拒絕接受股票的就是《國報》（National），它繼續活躍地反對北方鐵路。
1846年6月15日，北方鐵路的部門盛大開張。同年7月8日，發生了鐵路事故。這對時局評論冊和新聞界來說都是晴天霹靂的打擊。而雪上加霜的是，這次事故很嚴重。在法姆波烏西（Fampoux）附近靠近阿拉斯（Arras）的地方，火車脫離軌道衝向了急轉彎的路堤，衝進了路堤腳下的水岸裏。37人死亡，事故對鐵路建造者造成了巨大的傷害，尤其是它最為重要的建造者羅斯柴爾德家族而言。
《國報》對此展開了正麵的挑戰，而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同時也受到了來自各方時局評論冊的攻擊。之前在德國也有過類似的攻擊，當時一位叫亞曆山大·威爾（Alexander Weil）的社會學家和共產黨人在一份時局評論冊上建立了一個名叫“羅斯柴爾德和歐洲各國”的專欄進行惡意攻擊，打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金融專製與自負。他說在歐洲隻有唯一一個勢力家族，就是羅斯柴爾德；他的機構大大過於別的銀行，他的手下都是受人敬仰的實業家和商人，而他的利劍就是投機。
這些話跟現在發生在法國的風暴相比而言簡直就是小巫見大巫。最為激烈的攻擊是在一本時政評論冊上名為《曆史的啟發和羅斯柴爾德一世——猶太人的國王》的文章，其中記述了發生在7月8日的鐵路事故。這篇對詹姆斯和他的家族進行了最為惡毒攻擊的文章以匿名的方式廣為發行。在另一方麵，也有人受詹姆斯命令行事，在海外發行對這個事件進行反擊的評論文章。
一位與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關係密切的人發表一篇以“拜仁·羅斯柴爾德對題為《曆史的啟發》一文的官方回應”為題的評論。另一個人發表了題為“來自羅斯柴爾德——猶太國王對撒旦——誹謗者之王的回複”的文章。
這些人期望從詹姆斯那兒索取現金回報，但他們失敗了，因為詹姆斯打算對這些文章作者都一視同仁、不予理會，無論他們是支持還是反對自己。但是，他發現這根本無法做到，因為盡管那些文章都很拙劣，然而這些評論冊卻以數以萬計的發行量傳播著。當這些文章在普魯士以德文翻譯過來時，在法蘭克福的阿姆謝爾·梅耶麵對這些下流粗俗的惡言惡語卻無法像他的兄弟詹姆斯那樣冷靜了。他決定要采取行動，所羅門的兒子阿姆謝爾直接將此事上報到了普魯士政府。
閣下大人（他寫道）一定會，我相信，以您一貫的仁慈和寬容，我請求您的關注，雖然國家有許多更為重要的事務要處理，但我所麵臨的是與我的家族密切相關的事。
閣下大人毫無疑問已經注意到了，在北方鐵路於法國發生了不幸的事故之後，不斷出現攻擊我代表巴黎家族的舅舅——拜仁·詹姆斯的惡意言論；這些留言家不僅將事故責任歸咎到我舅舅身上，而且還肆無忌憚地對我們家族事業的章程和品行進行惡毒的、毫無事實根據的指責，其無恥程度是我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我們認為出於尊嚴我們要對那些粗鄙的流言進行反擊，特別是那些出自卑鄙之人之口，而我們也相當正確地拒絕了對他們的貸款。我們的觀點是，對於那些寧願聽流言也不願接受真相和真理的烏合之眾而言，是很難教化的；但對於那些秉持工作、願意思考的大眾，他們有機會長期以來對我們的所作所為進行觀察，他們是根本用不著教化的。
之後確實馬上就出現了為我們家族反擊那些惡意言論的文章，但是我們卻一點都沒有參與其中，而且一直毫不知情。隻要我們的敵人在法國這片土地上展開攻擊，我們根本找不到任何有用的辦法來阻止他們，因為法國一直以來就是個言論極為自由的“大獵場”，在這裏沒有哪個聲名顯赫的人物能不受那些攻擊的傷害。但是在德國，尤其是在普魯士，情況不能也不應該如此。當我們發現類似的粗俗文章也在柏林和布雷斯勞（Breslau）出版時，我們感到更為傷心。
我對閣下大人毫無隱瞞，對於我年長的父親和舅舅來說，他們無不感到這些文章的尖銳，而且很遺憾，在這樣一個有著最為正直的君主統治、有著如此嚴格的審查製度的國家裏，我們家族多年來效力服務，現在卻讓那些失敗的小人看到了勝利的曙光。
為支持和代表我們家族的所有成員，我現在鼓起勇氣向閣下大人您提出請求，希望能將隨同附上的包含了我們正義請求的請願書交給國王陛下手中。我的家族相信他們已經與閣下大人您在這個問題上建立了十分具有影響力的特殊合作，同時您也會很快看到對於這個令人討厭的事情所做出的快速有效的措施以防止再次發生，雖然已經發生的無法更改。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對閣下您的請求將會繼續增添我們的感激之情，尤其是對於完全為您效忠的父親和舅舅而言更是如此，他們將會一直對您保持著感激之心。
因為安塞姆在那年夏天就普魯士公共金融重組一事與普魯士財政部長進行著密切的談判，羅斯柴爾德家族對這封請願書寄予極大的期望。然而這些流言攻擊對羅斯柴爾德家族而言幾乎沒造成什麽影響；那些與羅斯柴爾德有生意往來的大國都急迫地需要財政支持，加上羅斯柴爾德在這個領域上的壟斷地位，使得沒人能擺脫他們的強大影響，所有令人不快的流言都被屏蔽了。
阿姆謝爾·梅耶是德意誌聯邦（German Federation）的財務秘書；奧地利和普魯士為鐵路修建給聯邦賬戶支付資金，在1846年2月，羅斯柴爾德發表聲明，揭露聯邦在賬戶中隱匿了總額近七到八百萬的收益。
甚至連主教大人都通過梅特涅的中間關係，再次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談判，已為鐵路建設籌集資金。自從1846年6月起，富有自由思想的皮爾斯四世（Pius IX）繼任了羅馬教皇的位置，他立即同意修建鐵路，而之前這是他的前任所禁止的。為此，在1846年8月13日，總理大臣提交了一份有關安塞姆和羅馬教廷大使在朗曾斯巴特（Franzensbad）談判的報告。
奧地利在1847年申請另一筆貸款，由包括羅斯柴爾德在內的三大銀行接手，以八千萬弗洛林幣的債券，用六十五個月分期付款的方式支付八千四百萬弗洛林幣的現金，從1847年6月1日起算。考慮到第二年所發生的事情，這筆貸款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當總理辦公室收到進一步的貸款申請，請求批準管轄權時，貸款沒被允許，這樣一來就不會給獲得意料之中的維也納城（City of Vienna）自由權的所羅門之子安塞姆造成阻礙了。科洛夫拉特（Kolowrat）伯爵在此事上的態度表示，雖然安塞姆有可以與其父媲美的公眾精神，也應當慷慨大方地為維也納城的那些服務大眾利益的慈善機構捐助，同時，還該注意到的是“對於國家的利益而言，同樣也應該批準統治權，因為假如那些在維也納提供貸款和從事其他金融業務的主要銀行有什麽不測，比如所羅門、拜仁·羅斯柴爾德的去世而衰落的話，那我們將不得不與希納家族（House of Sina）進行交易”。
事實上，安塞姆已經踏入了維也納城的黃金篇章。緊接著在1847年6月11日，又提交了另一封請願書。在這封請願書裏，所羅門請求將他在摩納維亞科裏斯查（Koritschau）的房產，以及在維也納的三座鄉村別墅歸並為限定繼承財產，總價值為兩百萬弗洛林幣。他要求要特別考慮兩百萬弗洛林幣的價值，因為法律不允許將最大限度高於四十萬弗洛林幣的財產列入限定繼承範圍，隻有國王本人有權對此類例外要求做出批示。
國王將這封請願書交給相關部門進行審批，但之後馬上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讓所羅門的請求無法立刻獲準。
在英國也是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地位並未受損。內森的最為年長的兒子萊昂內爾（Lionel）異常的活潑和刻苦。而他的弟弟們安東尼（Anthony）、那撒尼爾（Nathaniel）和邁爾·內森（Meyer Nathan）成為了有名的運動員和賽馬主。那撒尼爾住在巴黎，他從小身體虛弱，但卻對藝術、科學以及發生在他周圍的政治事件很感興趣。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經迎來了第三代人，但他們並不樂衷於金融事務，而是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對藝術和體育情有獨鍾。萊昂內爾在大不列顛取得了自己金融生涯的尊貴地位，在1847年3月，他向英國議會提供了自己的財政支持以實施計劃好了的改革，來處理愛爾蘭發生的惱人事件。財政大臣實際從羅斯柴爾德和巴林（Baring）那兒貸到了八百萬英鎊的貸款，這就是之後著名的“愛爾蘭饑荒貸款”（Irish Famine Loan）。
內森向來都拒絕任何在政府名下有關政治上的尊稱或是地位，而萊昂內爾卻想進入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現在，根據慣例，猶太人不能在英格蘭擔任民事或是軍事機構的職位。他們不允許參加議會選舉，也不能進行投票。在英國的猶太人生活在一種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猶太人區中，處理羅斯柴爾德人和其他相當少數的一些取得非常重要地位的猶太家族之外，沒有人能希冀擺脫這種狀況。隻有兩大議會有權破例或變更這種條件。然而，萊昂內爾認為既然他的家族在金融事務上給予了英國如此之大的幫助，他就有能力戰勝這些困難。
在1847年8月，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作為自由黨參選人的身份代表倫敦市，最終他也當選了，同時當選的還有約翰·拉塞爾大公（Lord John Russell）。現在每個下議院成員在就職之前，都要宣誓，而其中有一句是“作為一個忠誠的基督徒。”自然，萊昂內爾是不會說這麽一句誓言的。下議院提議應該對宣誓內容進行調整，但上議院拒絕了這個提議。於是萊昂內爾無法就職；但是他又再次成為了一位參選人，而且也總是當選，然而卻從未發揮過作為一位議會成員的效用。
一場新的危機
在1830這關鍵的一年，以及在1848年前夕，羅斯柴爾德人參與了大量的貸款業務。除愛爾蘭饑荒貸款之外，他們還掌握著利率為3%，數額達兩億五千萬法郎的法國貸款，羅斯柴爾德以72.48的票值成交。鑒於奧地利的貸款問題，他們對這筆貸款采取按月分期付款的預防措施。在1847年12月出現了問題發生的不祥征兆，奧地利表示希望能獲得發行一定數額的證券，同時要對此高度保密，這些發行債券除了那些平常的貸款之外，還要為威尼斯和倫巴第國土的軍事力量的壯大提供必要的基金。對於此事，Kolowrat伯爵當時發表了他的觀點，並且對未來的發展表現出了相當的遠見。
貨幣市場（他寫道）現在非常低迷，沒有任何能夠盡早改善的希望。政治發展常常讓人們有理由擔心情況會進一步惡化。通過對貨幣市場狀況的認真考慮後，拜仁·庫貝克（Baron Kubeck）認為他能很放心地將考慮中的證券，如果不是全部的話，那也要盡可能多地交給羅斯柴爾德保管，這樣對他而言更為安全，如果利率能達到4.6%的話他將會十分滿意的，這一利率水平對於商業資本來說已經算是相當合適的了，尤其是考慮到它包括了所有當今不確定環境下有可能產生的風險。
於是拜仁·庫貝克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提議交給國王，並急切請求國王予以接受，而且允許讓當局對此保持高度的保密。
現在最為重要和緊迫的就是給予財政管理部門盡可能多的業務，讓其能夠從軍隊未預料到的沉重開支這一窘境中擺脫出來。我之前提到的儲備基金是無所作為的財政部長最後的希望了。然而不幸的是，當這筆錢也用光的時候，我們就再沒有一分一毫能夠用來應對可能發生的災禍了。但是各州必須要麵對可能發生的災難，即使是那些超越人類力量所能控製範圍之內的，比如國家首腦的去世、流行病的突然爆發以及農作物歉收。現在我的職責就是在仍然有可能對在意大利不斷增長的軍隊開支和我國僅剩的資源利用實行上限的情況下，盡我所能斷然地在沒有儲備的情況下事先考慮到這些可能發生的意外；呼籲大家關注現實，不然顯而易見的是當奧地利政府將大量精力都放在國王的情況下，卻忽視了本國的發展，這將會導致我國財政的崩潰。
我有責任發表這一嚴肅聲明，我們正處在落入深淵的邊緣，隨著財政部不斷對抗擊外國革命事件而增加預期之外的開支，已經導致了全國不斷上升的不安情緒，而這一點幾經被省級地產（Provincial Estates）和我們鄰國新聞界的文藝大爆炸所印證了。
拜仁·庫貝克的議案還不足以完美地陳述一個嚴重的經濟批判。從他的角度出發，已經超出了問題本身的緊迫性，在我看來，唯一要補充的就是羅斯柴爾德的出價在我看來是非常合理的，盡管到了今天，2月13日，利率4%的債券已經在交易所裏漲到了93%的成交價格。
拜仁·羅斯柴爾德本人已經對此情況進行了保密，但毫無疑問的是這對於我們財政管理部門更為重要，我們必須避免任何會對奧地利信用產生威脅的情況發生。
科洛弗拉特的論述是非常正確的。在已經77歲高齡的總理大臣梅特涅和他的騎士們，尤其是冷酷的公安部長塞德尼斯基（Sedlnitzky）伯爵統治的體製下，國家已經出現了顯著的不滿情緒。在意大利，對國家統一運動所直接采取的打壓措施相當嚴酷，而在梅特涅的勢力影響下也讓整個事件變得很嚴重，因此那些來自奧地利政府的威尼斯和倫巴第王國的祝福都被拋諸腦後了。在40年代中期，在鄰國瑞士爆發了更為嚴重的問題，當地的國民分成了激進黨（Radicals）和保守黨（Conservatives）兩大陣營。七大天主教行政州聯合組成了一個獨立的聯邦，並且公開對抗激進派。
1847年11月，溫和派被聯邦軍隊強製趕下台。一貫對保守黨聯盟表示同情的奧地利、法國和普魯士將發生在瑞士的事件視為是自我防衛。梅特涅認為所發生的事情是對奧地利在倫巴第的直接威脅。
一直堅定不移地追隨總理大臣政策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也深深受到了這些事件的影響；在1847年11月20日，他驚慌失措地趕到梅特涅那兒，詢問事態的發展狀況。
梅特涅簡短地說了一下概況，緊接著就問所羅門是否相信“假如國王在這次革命中放棄意大利州，轉而將他的精力集中到阿爾卑斯山的這一邊情況會有所好轉，還是他應該繼續維護自己在威尼斯和倫巴第王國的地位”。
“不能那樣！”羅斯柴爾德對於第一種可能驚呼道。“那樣一來，所有的都將會失去。”
“我也是這麽認為的，”梅特涅回答道，“而且所有有感知的人都應該這麽認為。但是，在想法和行動之間，是存在著很大差別的。”
然而，要行動就要做點什麽，而其中的方法是需要好好估量的。梅特涅接著說道，他將會建議國王下令援助意大利軍隊。而這就需要錢，並且是在不破壞現有的國家財政計劃之下籌集。他們剛剛才成功渡過了一場危機；如果再發生的話將會是更為嚴重的，而這是他們不惜一切代價都要避免出現的。總理大臣宣稱，特殊的情況就需要用特殊的方式解決，他問所羅門這樣一種特殊的援助是否會到來。
“您需要多少就有多少，”所羅門立刻回答道，“隻需您一聲吩咐。而這不會有損您的信譽，反而會增加它。告訴我您需要多少，我馬上就能支付。”
梅特涅回答說他什麽都不想要；需要錢的是財政部，他也知道從哪兒能弄到錢。他想知道的是，拜仁·庫貝克當需要錢來完善他的計劃時，他是否會去找羅斯柴爾德借。除此之外，他沒什麽好擔心的。
“無論拜仁·庫貝克想要多少都沒問題，”羅斯柴爾德大聲說道。“我會立刻去找他，他可以將貨幣市場留給我來打理。我剛剛才提高了價格，您知道我是怎樣做的嗎？我在交易所用金屬幣將總價提升了2%，達到三千萬弗洛林幣。”
“我不允許你，”梅特涅說，“對拜仁·庫貝克做任何計劃。當他需要你時，他會說的；而一旦他來找你，按他說的去做。”
交易所對形勢相當敏感。在那年的1月，繼西西裏島（Sicily）的導火事件發生後，一係列1848年革命事件開始爆發，空氣中彌漫著不安的情緒，意大利到處都是激憤的熱浪。維也納的交易所對此新聞反應相當的焦躁，各國的自由黨人都不遺餘力地誇大意大利公共財政的艱難處境，而意大利也被認為是這些動亂的大本營。當地的老百姓也紛紛開始到銀行將紙幣兌換成硬幣，梅特涅開始給予嚴肅關注。
盡管對金融狀況表示擔憂，但由於米蘭仍然很平靜，在1848年1月的下半月，梅特涅對總體的局勢還不至於很失望。當所羅門在1月23日去拜訪總理大臣時，他描述說，梅特涅措辭非常嚴肅，並且“皺著很深的眉頭”。
“政治性而言，”他對所羅門說，“一切還是順利的，但是交易所的狀況就很不好了；我正做我份內之事，而你卻沒做你的。如果厄運降臨到我身上，那你也不能幸免；我正麵對著地獄；而你卻在呼呼大睡而不是戰鬥；你的命運已定！”
對於這個抨擊，羅斯柴爾德給予最誠摯的歉意，他說：“我明天就會買進。我已經就此事與拜仁·庫貝克談妥了；你們可以信賴我。”
“我，”梅特涅答道，“隻看行動。你也許會明天買進，但我不知道為什麽你昨天沒有這麽做。如果是為了等待更低的價格的話，那我就沒什麽好感激你的了。”
這段對話再清晰不過地表現出了梅特涅和所羅門是多麽緊密地榮損與共的。1848年發生的一係列重大事件很有力地證明了這一事實。
1848年的“二月革命”
西西裏島的革命很快就蔓延到了那不勒斯，當時卡爾·羅斯柴爾德就在那兒，但是當地的自由黨當權部做出了讓步，當地沒有發生什麽危險。托斯卡那大公（Grand Duke of Tuscany）和皮埃蒙德（Piedmont）的查爾斯·艾伯特國王（King Charles Albert）他們最大的夢想就是能夠將意大利統一在一個王權之下，也遵照了這個做法。
這些起義的星星之火從亞平寧半島（Apennine Peninsula）蔓延到了法國，在法國燃起了一場大火，而這場大火燒遍了整個歐洲大陸。路易斯·菲利普的統治日益壓迫；他拒絕進行必要的改革，而這最終導致了在首都爆發的一場對基佐當權的激烈反對。1848年2月22日，首先在工人和學生中引發了暴動。甚至連國家衛隊都希望倒戈，開始惶恐的國王接受了基佐的辭呈。軍隊被調來對抗反叛者，而這首次的槍擊引起了強烈的激憤情緒。
2月24日，城市的所有主要街道都築起了防禦欄；國家衛隊和步兵團與反叛者對抗，情形很快明朗，由於國王的原因，局勢變得越來越糟糕了。路易斯·菲利普一下蒼老了許多；在他第75個年頭裏，他已經很難再應付這樣突然而意外的風暴了。說到阿伯尼（Apponyi）伯爵，他在此刻表現出的因害怕而無法做出決定，他已然失去理智了。早在2月24日，他就逃走了，逃離了他的首都，將自己的國家留給了反叛者們。可愛的奧地利老大使自己全然搞不清狀況他給2月23日的舞會送出了九百份邀請函，而在當天的早上，他還問市辦公廳舞會能否取消。
對詹姆斯·羅斯柴爾德而言，他在過去幾年裏在國王和部長們中取得了相當特殊的地位，這件事無疑是晴天霹靂。他無法相信就在這麽短短的一夜之間裏，所發生的變故就將他的生意和他的家族所取得的積澱從他腳邊帶走了。這個比任何人與已顛覆的體製關係親密的銀行家此時感到，從事件的發展來看，他現在所處的地位相當危險。他第一個念頭就是放棄巴黎，梅尼埃（Prosper Meniere）告訴我們有人在諾德（Nord）車站看到了他，正要搭乘火車前往邊界。然而，在最後一刻，他被建議不要離開巴黎，因為這樣顯然會有損他的地位和榮譽。
於是他留下了，而他的妻子和女兒由於巨大的恐慌逃到了倫敦親戚家，不打招呼出人意料地抵達了萊昂內爾的住處。由於所經曆的恐懼在她們的腦中仍然曆曆在目，她們淒慘地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從人類幸福的天堂瞬間跌落到不幸和恐怖的地獄的。
現在新的州政府正想方設法組織金融巨頭和銀行家們逃離這個城市，因為就和之前的國王一樣，他們也需要錢和金融家的服務。巴黎還廣泛流行一種說法，說是羅斯柴爾德用糞車將自己的金銀偷運出城，以期之後宣布破產。於是科西迪埃派了一名偵探緊盯羅斯柴爾德，當羅斯柴爾德打算逃走的流言持續升溫時，他把銀行家叫到了警察局。詹姆斯被告知他被監視的原因並有預謀逃走的嫌疑。詹姆斯回答說：“警官，人們都認為我金銀無數，可是我除了紙幣之外一無所有。我的財富和資產全都是證券，而在此時它們已經一文不值了。我沒有想破產，如果我要死我也會先辭職，但是我覺得逃走是懦夫的所作所為。我已經寫信給我的家人，讓他們給我寄現金過來，這樣我才能還債。明天我就會把我的侄子介紹給您，他就是為此剛從倫敦趕來的。”
科西迪埃說他很高興能夠幫助羅斯柴爾德家族，他請他不用擔心巴黎的民眾。他們雖然窮，但卻誠實，即使有些工人成為了罪犯，新政府也知道如何對付他們。
“完全是誹謗，”科西迪埃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之後他向羅斯柴爾德申請一筆貸款，照他所說，是用於出版刊物和其他機構文件的。第二天，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帶著他剛從倫敦來的侄子再次來到了警察局，為在2月的抵抗中為保衛警署效力而未能獲得酬勞的戰鬥者家屬們存入了一筆錢。詹姆斯離開時頭腦更為平靜，他也希望能夠順利地渡過這次難關。
總的金融局勢很不樂觀。和1830年的情況一樣，羅斯柴爾德家族負擔了各種數不清的貸款債券。關於羅斯柴爾德在初期已經支付了八千二百萬法郎的總額為兩億五千萬法郎的貸款，考慮到目前的狀況，不得不放棄那筆保證金了。詹姆斯稱這場革命，給他減輕了剩下的一億六千八百萬法郎的債務。
羅斯柴爾德同時還持有大量諾德鐵路（Nord Railway）的股票，由於交易所的恐慌情緒，所以也和其他證券那樣遭遇大跌。
除了來自未受任何影響的倫敦家族的大量資助外，詹姆斯還不得不為承擔沉重的債務而做出巨大的犧牲，他被迫將利率為3%的持股以33法郎這一荒唐的價格賣出，而更糟的還在後麵。
共和國宣布成立，暴民侵入到土一勒裏宮（Tuileries）和皇家宮殿進行掠奪性的毀滅，他們將價值連城的家具扔到街上燒毀，這讓人有理由擔心會發生進一步的暴亂。國家衛隊和其他軍隊艱難地重新維護了市中心的秩序，而暴民在郊區開始攻擊未受保護的建築。暴民的憤怒發泄到了所有的鐵路工程，比如車站和橋梁上，在巴黎周圍方圓三十英裏的範圍內被徹底損毀和燒盡。人們將這些建設視為剝削自己的事物。像馬車夫一類害怕來自鐵路競爭的人，在這場運動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
在這次暴亂中，位於納伊（Neuilly）的皇家城堡同樣難逃摧毀命運，羅斯柴爾德在敘雷訥（Suresnes）的別墅也被洗劫一空並燒毀。革命中的警察局長對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承諾了過多他無法做到的事情。
Apponyi伯爵根本無法恢複鎮定。3月10日，當意外地獲得了相對的平靜時，他寫道：“我們仍感覺就像在做夢。根本無法相信我們身邊發生的事實。毫無疑問這根本沒有任何預兆、這是一個預謀的襲擊、是一個精心策劃的陰謀。這樣的事之前從來沒有發生過。就像突然來襲的雷電交加的暴風雨，將所有的東西都摧毀了；這是天意，是上帝的意願。”
詹姆斯一點兒也沒能輕鬆地擺脫這一切。科西迪埃拿走了他的錢，而敘雷訥也被損毀了，而他寄托於猶太裔財政部長古德召的希望也泡湯了。設立了國有工廠的臨時政府內政部長，萊度·羅琳（Ledru-Rollin）用所有能想到的借口不斷的厚顏無恥地向財政部長要錢，直到任職幾天後因厭倦而自動辭職才罷休。
根據俄羅斯的秘密代理人，同時也是巴黎革命的目擊人之一的描述，萊度·羅琳腦袋裏所想的就是想方設法要到錢，而不停地去找詹姆斯·羅斯柴爾德。他跟銀行家說，如果他不給他為了愛國目的而要的二十五萬法郎的話，他第二天就會派一萬名工人上拉菲特街（Rue Laffitte）毀壞羅斯柴爾德宮殿（Palais Rothschild）來報複他。他用手槍指著詹姆斯勒索，他驚恐萬分地給了錢。這位俄國人講述接下來的幾天萊度·羅琳故伎重演，不斷地威脅詹姆斯，又成功地得到了五十萬法郎。
無論這個故事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可以肯定的是，詹姆斯不得不為他的自身安全支付一大筆錢。
很快革命就蔓延到了整個歐洲。隨著路易斯·菲利普的下台，羅斯柴爾德失去了他在歐洲立足的最為重要的一個支撐點。不久前還興旺發達、讓所有人都豔羨的巴黎家族，一夜之間就陷入了難以擺脫的困境；現在不得不重頭開始依靠那些新生的勢力重建自己的地位，與現在的當權者建立起原本就該建立好的關係。然而，在這五兄弟建立起的更為重要和有實力的巨大構架給予的支持讓步之前，這僅僅是時間的問題。
“和梅特涅一起下台”
來自巴黎的消息使得奧地利王室中產生極度的恐慌。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從兄弟那兒得到了電報，然後梅特涅是從他那兒得知基佐下台的消息。他一開始根本不相信，但不久之後俄國的代理公使通知並確證了這個消息，他沮喪地說：“好，我親愛的，一切都結束了。”他仍抱希望國王還生還；然而當他接到來自所羅門進一步的悲慘消息，說法國已經成立了共和國，這位年老的總理絕望地跌坐在自己的座椅上。
維也納和奧地利的人民變得很激憤。皇家政府被來自各個地方的請願書、改革提議和各種各樣的緊急上訴所淹沒。甚至發生了紙幣拒收的情況。貿易和工業都停滯了，所有人都感到將要爆發一場可怕的風暴。當國外收到梅特涅親王退休的消息時並沒發生什麽事情。有意思的是，這是在從維也納聽說梅特涅親王決定辭職的消息後，於1848年3月4日，在帕默斯頓夫人（Lady Palmerston）的招待會上由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一些成員傳播出去的。當時在場的奧地利代表有很多疑問，但他僅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說這不過就像是證券交易所裏的一個計謀罷了。但是當代理公使將這個意外消息帶到維也納時，梅特涅已經不做總理了。
產業界的人士將在3月13日星期三會麵。當時正在起草一份請願書，一群學生代表衝進會議現場，將請願書撕毀，並宣布廣大群眾的願望。一夥人聚集在街上，演講者正慷慨激昂地演講著。“與梅特涅一起下台！”人群大喊。
一群人走過總理辦公室，大喊著親王下課。向阿爾布裏齊大公窗前扔石頭；軍隊開火。第一批中彈者倒下了，激憤的情緒廣泛蔓延開來。羅斯柴爾德宅邸周圍豎起了防護欄，離軍械庫不遠。所羅門在窗前緊張地觀望著不斷升級的不安。保衛隊拉響了警報並訴諸武力。皇宮裏既焦急又猶豫。費迪南德國王對所發生的情況完全搞不清。隻有約翰大公保持著冷靜、分析事態。他意識到梅特涅必須立刻下台來處理這一棘手的問題。總理大臣在3月13日晚上8：30宣布辭職。房屋亮起了燈。在這兒就仿佛是節日一樣，而在外麵人們還在與防護欄的士兵們鬥爭著。這裏的人們不斷被槍擊倒，而在那兒人們正歡慶著新聞界取得的自由。
3月14日晚上6點，梅特涅親王和他的家人逃離了這座城市。所羅門·羅斯柴爾德沒有冒險離開自己的家。梅特涅的一個信使拜訪了他的這位忠誠的朋友和銀行家，通知他梅特涅離開奧地利的決定。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梅特涅沒準備好足夠的錢。他本該好好利用自己無限的權力，利用自己擴展到國家財政的獨裁控製，這樣就不用在自己要逃走的時候還要被迫借旅費了。羅斯柴爾德樂意給予這位失利的政客友好的援助，通過建造師羅馬諾（Romano）給他送去了一千元現金。這個數小時前還是這個帝國最有勢力的人，現在一拿到錢就秘密離開了城市，拿上旅費和羅斯柴爾德銀行的信用證。
事已至此，梅特涅在穿越德國邊境的時候不得不為自己的安全考慮，盡可能地隱藏自己的身份。比如在3月20日，在法蘭克福有謠傳稱總理已經抵達，現正呆在奧地利將軍諾比利伯爵（Count Nobili）府上。上千人立刻就聚集到將軍府門前大喊：“交出梅特涅！”將軍勇敢地站到窗前，宣布說親王並沒跟他呆在一起，隨後就隻身開車穿過人群，去參加拜仁·阿姆謝爾·M·羅斯柴爾德舉行的招待會了。人群又來到羅馬凱撒酒店，上演了相似的一幕。當他們也確信梅特涅並不在那兒時，他們就到離得不遠的拜仁·阿姆謝爾·梅耶·羅斯柴爾德府邸去了，向他要錢。但是當時阿姆謝爾·梅耶並不在家，於是人群就散開了。
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留在了維也納，在經曆了3月13和14日兩天緊張的日子之後，一切開始回複平靜，但是他仍對所發生的事情感到很害怕。由於在生活的方方麵麵都和梅特涅有著很密切的關係，他與這位政客之間的友誼也很深厚，所以他感到不僅是自己家族的利益受到了威脅，而且傷的更重的是自己的感情。他心情憂鬱而沮喪，決定靜觀事態會如何發展。
這個時候，革命運動波及到了歐洲的各國首都。3月18日，柏林發生了起義。街道發生打鬥，軍隊出擊防衛，引起大眾恐慌。當消息傳到法蘭克福時，那裏的情緒同樣緊張不安，人民提出不分種族信仰的平等公民權的要求，當普魯士國王下令射擊人群時，暴民們砸碎了普魯士部長和老阿姆謝爾·梅耶·羅斯柴爾德的窗戶。阿姆謝爾·羅斯柴爾德同樣也呆在動亂的中心，而相對而言也是個政治要地，因為提出整個德國要統一於一個新的中央政權的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先驅者們聚集在了法蘭克福。如果新政府能巧妙掌權，不在一開始就被破壞的話，那就給這位聯邦德意誌的官方銀行家提供了各種機會和可能。
內森住在幸運的英國的兒子們，躲過了這場革命和動亂。他們僅僅受到了來自交易所總體蕭條的影響，因此能夠給歐洲大陸上受到威脅的羅斯柴爾德銀行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
意大利的革命
卡爾·羅斯柴爾德當時正在整個意大利受革命影響最嚴重的中心——那不勒斯。他來到那不勒斯後就切斷了自己和奧地利的密切聯係，但是由於他和那不勒斯王國保守黨的關係，他也受到了來自革命給王國所帶來的困難。在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在維也納革命之後直接起義反抗奧地利的統治，結果使得皇家機構辭職，共和國成立。這對於不久前才與威尼斯簽署一項重要的鹽井協議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所羅門當初信心滿滿地認為倫巴第將會繼續由奧地利政府統治，在威尼斯投資了四十萬弗洛林幣的資產，而現在倫巴第也起義了，正讓所羅門對那筆錢憂心忡忡。
羅斯柴爾德的事業完全隨著君主國的興盛存亡而起伏不定，所羅門盡自己最大所能挽救可以挽救的。傳言說在很短的時間內，倫巴第的革命很有可能就會平息了，所以他請求外交部長對奧地利國民利益和主要工業事業的關心，確保他不要受太多損失。
他得到了各種各樣的保證和承諾，但是除了所羅門的生意外，政府還有其他的事情要關心，而梅特涅的缺位又使得其更加明顯，因為以前即使是最關鍵的時刻，他總是有時間去考慮所羅門的願望和建議。所羅門痛苦萬分地察覺到自己的地位是多麽地依賴之前與維也納總理的良好關係，而現在已經有了本質上的轉變。他現在所遭受的冷落也就是自己兄弟詹姆斯在巴黎遭受的。
詹姆斯的日子很不好過。可怕的二月革命把對自己十分友好的國王和與自己有許多很好的交易的部長們趕下了台。其他的朋友也離開了首都，包括奧地利大使阿伯尼伯爵和他的五十萬弗洛林幣債務，還有那位臨時替代大使胡波納（Hubner），這位暫時任職的大使現在已經遠不是詹姆斯的同道中人了。他為人冷淡不善；公開地宣布有反閃米特（Anti-Semitic）傾向，並且根本沒打算給予羅斯柴爾德在阿伯尼任奧地利大使期間所享有的地位。
詹姆斯確實在新的當權者中找到了一些舊日的朋友，而且由於他懂得如何讓自己融入到新體製中，並且他無論受何煽動都克製住了自己內心裏對奧爾良派的同情，他投機者的天性為他贏得了一些調和的理解。
與此同時，所羅門在奧地利又再次陷入了不安之中。無論在匈牙利、意大利，在波希米亞還是在首都，國王的境況都相當令人沮喪；到處都是叛亂爆發。在7月25日庫斯托紮戰役中撒丁島國王查爾斯·艾伯特軍隊的敗北和年老陸軍元帥拉德茨基伯爵的勝利，才緩解了這樣一種狀況。在這段動**的日子裏，意大利希望的是法國能夠插手，撒丁島能夠助他一臂之力對抗奧地利。
因為害怕共和法國會采取行動，維也納憂心忡忡。於是奧地利的臨時代理大使索恩（Thom）先生就被派去回報法國對此事的態度，索恩在阿伯尼手下工作直到胡波納任職為止，同時他對詹姆斯·羅斯柴爾德也十分了解。然而，那些外國大使們，尤其是那些保守黨的勢力在此時的巴黎卻毫無影響力，因此他們也得不到任何消息。反倒是詹姆斯已經和新任財政部長卡尼爾·佩吉（Garnier-Pages）之間取得了十分良好的關係，他也經常去拜訪他，所以詹姆斯可以告訴索恩部長政府並沒有任何要介入意大利的打算，不僅如此，而且還會盡一切所能阻止這種情況的發生。
這樣一來，羅斯柴爾德就繼續成為了索恩的信息來源。詹姆斯·羅斯柴爾德在巴黎的地位日益穩固，但是仍然沒看到重獲政治保障的跡象。激進派和社會主義者建立了所謂的“國家研討會”（national workshops），在那兒，政治比工作更重要，而這很快成為了難以忍受的財政重負和政治威脅。
隨著政府解散的打算，這裏再一次爆發了嚴重的恐慌。經過6月份中三天的街頭打鬥，與共和黨人密切相關的活力旺盛的部長路易斯·尤金·紮瓦納克（Cavaignac）取得了勝利。
他成為了獨裁者似的人物，並被國民議會（National Assembly）任命為外長會議（council of ministers）的名義主席。詹姆斯從前就與他交情甚好，在用了相當一筆錢之後，他又成功地使得自己在將軍和共和黨人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很快他就像之前是一個忠實的君主主義者那樣成為了一名共和主義者。
詹姆斯這種能讓自己適應任何可想見的環境的能力甚至也讓極左黨派（extreme Left）佩服，他好幾次都宣稱自己一切為了工人黨（Worker’s party）。
“你是一個奇跡，先生，”極端激進刊物《工人的警鍾》（Tocsin des Travailleurs）的編輯寫道，“盡管他政黨多數派的路易斯·菲利普失利了，基佐下台了，立憲君主政體和議會手段全都消失了；然而，你，依然屹立不倒！……阿拉戈和拉馬丁到哪裏去了？他們都完蛋了，而你卻存活下來了。那些金融泰鬥們都被清盤，他們的辦事處也都已倒閉了。工業和鐵路公司的首領們都已搖搖欲墜。股東、商人、製造家和銀行家們都一同倒下了；大人物和無名小卒也被壓倒；你卻在他們中毫發無損。雖然你的家族受到了巴黎第一次動亂的撞擊，雖然革命的影響一路追逐你從那不勒斯到了維也納和柏林，但你卻仍然麵對著這撼動整個歐洲的運動固若金湯。財富遠去了，榮譽失色了，統治結束了，但是猶太人，我們這個時期的君主，仍戴著他的皇冠；但這還不是全部。你也許本已逃離這個國家，就像你們聖經所說的那樣，像山羊一樣翻山越嶺。你留下了，宣布著你的勢力並不依賴於過去的王朝，你勇敢地走向了新的共和國。你毫不灰心地依靠著法國……你已經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政客了，你是信譽的標誌。難道現在還不是中產階級的有力契約——銀行應該幫助人們實現他們畢生願望的時刻嗎？雖然不是財政部長，但你卻是這個時代金融的巨子。你的工作也許會更廣泛，你的名望（你有很高的名望）也許會更為顯赫。在成為金錢國王之後，你將會更上一步甚至為神。難道這不吸引你嗎？想想這麽一天，也許法國共和黨會在萬神廟（Pantheon）給你設一個神位呢！”
詹姆斯獲得了來自極左派極為廣泛的尊敬。更進一步的是，紮瓦納克從阿爾及爾（Algiers）召回了泰奧迪勒·尚佳尼耶（Theodule Changarnier）將軍，而他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老朋友，任命他為整個國家衛隊的總司令，職責就是維護首都的安全。他不像紮瓦納克那樣是個徹頭徹尾的共和黨人，總是在奧爾良派和另一個打算將奧爾良派和正統主義者（Legitimists）統一的黨派之間搖擺，而他主要的目的就是為自己謀取要職。於是羅斯柴爾德就能輕鬆自如地遊走於共和黨人和剩餘的君主黨人之間；但是事實發生的卻於此大不相同。
在接到2月28日爆發革命的消息後，路易斯·拿破侖急匆匆地趕到巴黎“將自己安置於共和黨的旗下”，但之後他回到了倫敦，並且沒有得到國民議會給予的候選人參選權。然而在9月的最後大選中，親王在三大部門中當選，在科西嘉（Corsica）也是如此。他的名字本身就像是一個計劃。在動亂中，他那與法國曆史上最輝煌的時候——沒有滑鐵盧（Waterloo）記憶的時候——給予了人們希望；對於成千上萬的人而言，拿破侖這個姓就是力量、光輝、命令、皇權和光榮的象征。
在六月對抗之後，相當一部分的民眾都受到了來自右派的政治影響。人們熱切地渴望和平和有序，很快“拿破侖”這個不朽的姓就成為了人們崇拜的對象。
詹姆斯心情複雜地目睹了這一係列事情的發展。他記得自己和兄弟們在拿破侖一世（Napoleon I）手下工作的時候，就可以想見他的侄子很清楚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是如何在國王失勢時繼續自己的遊戲的，他們隨著勝利的旗幟一齊奔向了勝利者的營地以及波旁的歸來，其後在高度保護下開開心心地做著生意，而那時偉大的國王卻在聖赫勒拿島（St. Helena）艱難度日。
路易斯·拿破侖本不是個男子漢；如果他沒有想過要對那些人和他們的子孫後代們進行正義的複仇的話他根本不可能成為拿破侖；無論怎樣他都不肯給他們表示出友好。
在拿破侖當選國民議會議員後詹姆斯很快就離開了巴黎，而正在此時Cavaignac將軍正在討論正直的共和黨人應該如何應對由拿破侖帶來的新的危險。詹姆斯以商務之由到了布魯塞爾，而那裏也是動**不安。他和奧地利部長沃伊納（Woyna）伯爵商討形勢，他曾寫過國內報告，鑒於給共和黨人借出的一大筆錢，拜仁·羅斯柴爾德就像過去是君主主義者一樣現在是個共和黨人。
“在現在這種情況下，”伯爵回複道，“法國的那些體麵的人認為他們自己唯一拯救希望就在於毫無限製地給予當局首領（Cavaignac）以支持。在整個法國他確實獨自認真地、盡職盡責地處理著共和國的事務。至於牽涉到帕邁爾斯頓（Palmerston），”部長繼續道，“這位聰明的銀行家並不了解，盡管他現在也許稱自己是共和黨人，但是他卻對所有事情都一無所知。他對我說，現在法國所想的是，隨著波拿巴（Bonaparte）在所有領域都有所進展，加入英國不阻止法國對意大利事務可能發生的幹涉的話，那麽由路易斯·拿破侖挑起的戰爭就會立刻蔓延開來意大利已經卷入了戰爭，而共和黨和皇家波拿巴黨所采取的第一個措施就是再一次宣布對英國的大陸封鎖計劃。”
詹姆斯·羅斯柴爾德接下來拜訪的是路易斯·菲利普的女婿、比利時國王（King of the Belgians），他也不讚成路易斯·拿破侖的崛起。當革命在巴黎爆發時，利奧波德國王（King Leopold）也曾想過自己也許會遭遇和嶽父同樣的命運，會被迫立刻回家。於是為了對所有不測的事進行準備，他給羅斯柴爾德家族匯了五百萬法郎到自己的名下，以備自己可能要被迫立刻回家時使用。為此事詹姆斯去了布魯塞爾。當比利時又回複到原來的平靜的時候，國王匯給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那筆錢隨著年複一年的複利計算，到了1866年，已經累積到了驚人的兩千萬法郎，而這筆錢成為了不幸的墨西哥夏洛特皇後（Empress Charlotte of Mexico）巨額遺產的基礎。詹姆斯從布魯塞爾回到巴黎後“繼續勇敢地加入到令歐洲不快的所有麻煩根源中去”，沃伊納伯爵這麽說。他沮喪地看到紮瓦納克獨裁者和尚佳尼耶將軍越來越失勢於路易斯·拿破侖。在1848年11月上旬，巴黎的形勢再度變得非常緊張，並且像索姆先生說的，巴黎的總體看法就是另一場巨大的革命馬上就要爆發了。
“擔憂與不安，”代理大使寫道，“是很普遍的；商業和經濟利潤都大幅下滑。證券界的萎靡標誌著平衡被打破，昨天還有謠言稱羅斯柴爾德家族受此影響將要變現資產。”
事情還不至於那麽糟糕，但這也足以使羅斯柴爾德對路易斯·拿破侖親王的事業在整個國家中大跨步地向前邁進感到極度的不安了。他非常沮喪地接到了12月10日的消息，說路易斯·拿破侖以550萬的選票當選共和國主席，而紮瓦納克和尚佳尼耶分別隻有150萬和5萬的選票。
他決定充分利用當前的局勢，最大限度地控製和小心地表達自己任何的政治觀點。路易斯·拿破侖的地位還沒有鞏固，但是他在這點上已經取得了相當的進展。
當巴黎的羅斯柴爾德家族正嚴肅對待自己未來問題以及國家建立的未來情況時，在奧地利王國的情況卻越來越混亂了。當奧地利在意大利事務上取得勝利時，匈牙利卻倒戈了，科蘇特（Kossuth）給國民們演講，他腦海裏充斥著匈牙利解放獨立的國家主義思想。大多的軍隊都離開維也納到了意大利和匈牙利，隻留下了一隊很弱的駐軍在首都。在匈牙利的唆使下，維也納的民主主義者在此情況下發動了另一場血腥起義。
1848年10月6日，不想去匈牙利的其他軍隊和國家衛隊的人員叛變並加入了叛亂者。被勝利衝昏頭腦的狂叫的暴民來到部長開會的戰事辦公室，威脅說要對部長處刑。但是他們逃跑了，因為可憐的拉圖爾伯爵（Count Latour）被殘忍地謀殺了，而他的屍體被**裸地懸吊在路燈柱上，任由暴民們辱罵和擊打。謀殺事件之後，已全然失去控製的人群來到了軍械庫,那是現在的中央軍火庫,在維普林格斯特拉塞(Wipplingerstrasse)和列恩卡塞有地皮，和羅斯柴爾德府邸十分臨近。
晚上七點時，他們對軍械庫展開圍攻。暴民洗劫並占領了維迪斯格萊茲（Windischgraetz）宮殿和羅斯柴爾德在列恩卡塞的府邸。並從羅斯柴爾德府邸的房頂上對軍械庫裏的手榴彈兵營地（Grenadiers’quarters）射擊。交火持續了一整夜，第二天軍械庫交給國會（Reichstag）指派的一個委員會接管。
整個維也納都陷入了恐慌。國會議員離開居所逃到了奧爾米茨（Olmutz）。進一步的憂慮使得在列恩卡塞府邸的所羅門·羅斯柴爾德也逃走了。他現在無比痛苦地回憶起梅特涅的話：“如果我陷入了困境，那麽你也會陷進去的。”在最後幾個月他還想證明總理是錯的，就因為梅特涅下台了，而他留下了。
但是現在，他自己的房子被掠奪，而且還用來作為向不遠的軍械庫進行攻擊的指揮室，他感到徹底的失敗，唯一期盼的隻有一件事，那就是離開維也納。
他先藏到了維也納的一個鄰居那兒，直到自己將他的秘書、金匠、家人以及最重要的文件和財產轉到安全的地方為止。
金匠們乘船逃到了離克萊姆斯（Krems）不遠的斯坦（Stein），但是家族的父親回到了維也納，以備所羅門·羅斯柴爾德在旅途上將用的上他，並且幫他把金錢和證券都進行轉移。但是要想毫發無損地進入維也納不再是件容易的事了。金匠想出了一個主意，他向自己在多波靈（Dobling）有個乳場的房東租了一輛小車和一些牛奶罐，以牛奶商的身份混進城。他在努斯多菲爾·裏涅（Nussdorfer Linie）和斯卓騰托爾（Schottentor）差點兒就被查出來了，但他成功地安全抵達羅斯柴爾德辦公室，在那兒他發現幾乎所有東西都完整無損，金庫鎖好並藏起來了。
羅斯柴爾德的書籍、現金和證券不一會兒都被打包好了，並送到了國家銀行（National Bank）那裏被安全地接管。這事發生在1848年10月10日。此後金匠就再沒見過所羅門。男爵找到機會去了法蘭克福。從此再也沒回到過維也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