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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建議以及對於維護奧地利債券發行的行動是詹姆斯有生之年的最後貢獻之一。1868年，他患上了重病。除了要忍受膽結石帶來的痛苦外，他還同時患上了肝髒疾病和黃疸。他於1868年11月15日去世，此時距離他67歲大壽隻有半年。而他的朋友、作曲家羅西尼恰好在他前一天離世。對於詹姆斯，隻要他有能力辦得到，他就會繼續積極地在他的生意上發揮力量，隻有死神能夠中斷他窮極一生為之奮鬥的生意活動。“羅斯柴爾德死了；但他永垂不朽。”這是法國皇室對詹姆斯的聞名世界的悼詞，而這樣的悼詞以前隻是用於國王駕崩；由此可知，詹姆斯在他自己的領域中是當之無愧的國王。他無法理解金融運行的民主化。他一生都是一名銀行家，在他顯赫的家族遇到困難時，他臨危受命，他在全歐洲的皇室之間奔走遊說，讓這些了不起的大人物成為他的客戶。

巴黎市民變得越來越愛投機倒把，而股市永遠是這場投機風潮的中心。謹慎而內斂的詹姆斯·羅斯柴爾德雖然對那些懂得如何與自己相處的人們非常友好，但是他對於自己的判斷非常自信。他在生命裏的最後時光曾經親自到股票交易所一兩次。他每次前往交易所總是會引起一陣轟動。那些股票代理商們每到這時總是亂哄哄的，而詹姆斯很快就被蜂擁而至的股民和行政官員們圍作一團。人們會仔細觀察他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會抓住他說的每一個字。誰要能為詹姆斯遞去報價單，或隻是為他稍稍服務一下，這人準會高興之極。巴黎《科爾尼斯徹報》（Kolnische）的一位記者在聽聞他去世的消息後立即寫下一篇文章，文中記述，詹姆斯於1812年帶著約一百萬法郎來到巴黎，而據估計他現在約擁有三十億法郎的資產。這位記者觀察到，英國沒有一位銀行家的身價可以和詹姆斯抗衡。這個數字當然是記者自己虛構的；因為就連詹姆斯的兒子阿方索自己都無法估量他的父親留給他的遺產價值；但是這篇文章以及對詹姆斯隆重葬禮的描述報道無疑是給羅斯柴爾德家族做了個大大的廣告。

如果是按照詹姆斯自己的遺願，那麽他的葬禮應該被辦得簡單樸素，不會有軍隊為他授予大十字軍團榮譽，但是，事實上巴黎半數市民都趕來參加他的葬禮，他這樣的榮譽是實至名歸的。拿破侖派出他的儀式主祭祀康巴塞雷斯公爵（Cambaceres）作為他的私人代表參加葬禮；比利時國王為這次葬禮派出了一支副官營；奧爾良皇室、弗朗西斯·約瑟夫皇帝以及美國總統發電報吊唁這位偉大的銀行家。詹姆斯的陵墓被安排在佩裏拉柴瑟（Pere Lachaise）的一處古老的猶太墓地，墓碑上隻刻有一個拉丁字母R。報紙大篇幅地報道詹姆斯的生平。

這樣，羅斯柴爾德家族五兄弟裏的最後一位也離世了，而他在生前把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事業帶領上了高峰。

阿方索繼承父業

詹姆斯的長子阿方索繼承和接管了他父親在巴黎的事業。阿方索生於1827年，年紀輕輕就被送到波旁大學念書，在那裏他結識了年輕的裏昂斯·賽（Leon Say），後者後來成為第三共和國著名的金融部長。19歲時，他又被送到英國學習鐵路籌備，後來他任職於法國北方鐵路公司。他父親離世時，他已是公司的董事長了。1855年，受到拿破侖任命，他進入法國國家銀行的管理階層。阿方索此時已完全融入了法國社會。雖然他的父親法語水平一直讓整個巴黎笑話，但是阿方索既能使用法語寫作，又能流利地和別人用法語口頭交流。他注定要帶領家族的巴黎團隊經曆君主製瓦解後的暴風驟雨的日子。對於這一點，他的父親早就預料到了，隻是他沒能活著親眼看到。

災難邁著大步逼近了。俾斯麥所有的敵人都聚焦到了他為之奮鬥了一生的事業——德國在普魯士的領導下統一全國。他將那些有用的人才聚集到身邊，並一直都在思考達成目的的步驟。俾斯麥和足智多謀的銀行家布萊謝爾德（Gerson von Bleichroder）自1866年起就變得異常親密。普魯士打敗奧地利後，與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聯係也日漸緊密。與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銀行家布萊謝爾德的聯合在經曆了數年的磨合之後，變得愈加鞏固。羅斯柴爾德家族沒有一名成員在柏林任職，而在歐洲其他國家的首都，他們都有人員在那兒的政府機關供職。因此布萊謝爾德被委托在柏林代表羅斯柴爾德家族以及整個普魯士。

按照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慣例，布萊謝爾德接收倫敦、巴黎和維也納三地羅斯柴爾德家族代表的政治消息。這樣，布萊謝爾德對拿破侖三世的一舉一動都了若指掌。每當阿方索·羅斯柴爾德覲見拿破侖皇帝，俾斯麥就能夠通過非正式渠道向皇帝傳遞秘密信息；同樣他也能得到重大機密，就如某一個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成員能得知一樣。當然，這個過程必須非常謹慎，因為阿方索·羅斯柴爾德是一位純粹的法國愛國者，必須額外當心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拿破侖政權的固有的反感會超過家族大當家的愛國情感。

布萊謝爾德在普魯士的財政和商業運行上很有影響力，俾斯麥已經指示他要留意政治局勢的發展。不過在這方麵，俾斯麥比當年梅特涅在處理與所羅門·羅斯柴爾德的關係時顯得更加謹慎矜持。他為了達到自己的目標，利用布萊謝爾德，還和羅斯柴爾德家族合作，但是他還是能做出公允的評判，他說：“沒有必要讓那些猶太人占得上風，或是在財政上過於依賴他們，以致會如某些國家那樣最後後悔不已。作為首相，我與猶太人的金融合作始終是他們的責任而不會是我的。”

通過布萊謝爾德的私人渠道，俾斯麥對巴黎的局勢一直密切關注著。而自從經曆了1866年那不幸的一年後，巴黎人民對君主製越來越不滿。拿破侖希望為在和平獲得盧森堡統治權後遭受的間接逆轉做出一些補償，以此來轉移國內的不滿情緒。但是他這樣的努力並沒能成功。這位皇帝發現北德聯盟反對自己，盧森堡宣稱中立，而普魯士守備部隊的撤退無疑是雪上加霜。而俾斯麥被迫承認，拿破侖永遠不能容忍他自己夢想的那樣一個強大統一的德國。可是，他還是要不惜一切代價統一德國，如此看來，戰爭在所難免了。

拿破侖因為不得不麵對這樣的矛盾衝突感到心煩意亂，猶豫不決。俾斯麥希望有可能以不流血的和平方式達到他的目的。接下來發生的一件事激起了法國人民的憤怒情緒，兩國的領導人都無法再控製自己的人民，災難即將降臨。

一直都備受政治危機困擾的西班牙試圖找到解決問題的最終辦法。國內不讚同共和體，也拒絕仿效建立類似波旁王朝那樣的政治製度。最終統一西班牙和葡萄牙後，就要選葡萄牙的一位皇室成員領導這個統一的國家——有人提名利奧波德王子。他的妻子是葡萄牙國王的女兒。俾斯麥很支持這位候選人，因為他覺得利奧波德當選對普魯士有利，然而在法國，這項提議讓人們異常憤怒。因為他們覺得法國會因此被麵臨德國和西班牙左右夾擊的局麵。

到了7月3日，巴黎方麵了解到利奧波德王子已經同意成為候選人，法國人這下真是方寸大亂了。大街上有人高呼著“為撒多瓦（Sadowa）報仇！”此時法國不得不承認1866年奧地利戰敗的同時，法國也是輸了。宮廷和皇帝不能使用武力阻止憤怒的人群。

在這重要時刻，拿破侖派人去請羅斯柴爾德家族族長，他希望能通過羅斯柴爾德家族力勸英國出麵維護法國的尊嚴和安全。外交大臣格拉蒙特公爵（The Duke of Gramont）對英國大使裏昂斯（Lyons）說，法國不能也不願容忍這樣的羞辱。1870年7月5日，阿方索·羅斯柴爾德被皇室副官緊急傳喚去見陛下。他來到皇帝麵前時顯得非常興奮，因為在此之前，他從未在這樣特殊的時刻以這樣特殊的方式被拿破侖傳喚。皇帝告訴麵前的這位銀行家，此時國家沒有外交大臣（克拉倫登在6月27日去世，而直到7月6日嘉連維利(Granville)才被任命），所以他想讓阿方索給首相格拉德斯通（Gladstone）帶去一個口信。這似乎是一個略顯笨拙的借口，因為他大可以利用官方渠道的，但是拿破侖寧願私下解決，並且是通過羅斯柴爾德家族。拿破侖想要通過這樣的方式讓格拉德斯通明白，法國決不能容忍利奧波德王子作為候選人，同時他還想讓格拉德斯通竭力撤銷這項提議。

阿方索·羅斯柴爾德立即給倫敦的萊昂內爾發去密電，萊昂內爾之子納撒尼爾（Nathaniel），即後來的羅斯柴爾德勳爵，為他的父親破譯了該密電，隨後，他又迅速把這封密電帶到了卡爾頓·豪斯·特裏斯（Carton House Terrace）。他在那裏找到了即將前往溫莎見皇後的格拉德斯通；他鑽進他的馬車，立即馬不停蹄地趕往火車站。

讀罷這封密電後，格拉德斯通沉默了一會兒。最後，他說，雖然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支持候選人，但是他不願侵犯西班牙人民選擇自己君主的自由權利。萊昂內爾發來的回複告知了這個消息，而這讓羅斯柴爾德家族巴黎分行很不安。

早在7月7日，布萊謝爾德就收到了阿方索發來的一封信件，信中，阿方索透露了自己對戰爭威脅的恐懼。與此同時，維也納的安塞姆也收到了一封相似的警報信，信裏悲觀地闡述了當前的局勢，並且暗示在這樣的環境下，必須要采取一定的金融手段。維也納方麵也陷入了恐慌。安塞姆的生意剛剛從1866年的打擊下慢慢恢複過來，此時卻麵臨普魯士與法國之間一觸即發的武裝衝突帶來的不可估量的後果，而奧地利也很可能被牽扯進這次戰爭中去。據說，他對此非常氣憤，咒罵政客和將軍鼠目寸光，是他們給歐洲帶來了這樣的災難，他決定如果不能製止西邊的局勢惡化，那他就要不惜一切代價阻止奧地利卷入這次的武裝衝突當中去。

到了7月11日，布萊謝爾德認為局勢已經無法挽回；那天，他給他在倫敦的通信員沃穆斯（Worms）發去了一封電郵，指示沃穆斯不管以什麽價格盡快賣出他的所有債券，當然，這麽做給他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不過，似乎所有事情還是會峰回路轉。7月12日，利奧波德王子自動放棄這次的候選資格。這讓阿方索鬆了一口氣，他給格拉德斯通發去一封電郵：“王子已經宣布放棄這次的候選資格；法國人對這樣的結果會很滿意的。”

可是阿方索的慶祝為時過早了。萊昂內爾立即與倫敦所有舉足輕重的人物接觸，他希望能夠利用這些人的影響力緩解當時歐洲大陸的緊張局勢，讓和平重新回歸。他和他的兒子納撒尼爾去找了他們的朋友本傑明·迪斯雷利，因為迪斯雷利反對格拉德斯通的外交政策。羅斯柴爾德父子和他詳細討論了爭取和平的行動部署。之後，迪斯雷利向陛下谘詢這次衝突的真正原因，並設法得知政府是否不會參與調解衝突。最後他巧妙地向陛下發出警告：此時擾亂歐洲和平的人將要承擔可怕的政治和道德責任，而且要麵對文明世界強烈的輿論譴責。

戰爭依舊不可阻擋

不過，此時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羅斯柴爾德家族又一次徒勞了，世界曆史舞台上濃墨重彩的一幕還是不可阻擋地發生了，無論羅斯柴爾德家族怎樣努力地試圖阻止。一宣戰，阿方索就完全偏向了法國的一邊。盡管他的家族和拿破侖之間存在分歧矛盾，他仍然全心全意地希望法國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阿方索辭去了普魯士總領事的職位，這是對德國政府的藐視行為。他竭盡所能地在財政上支持法國打敗普魯士。

同時，戰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讓全歐洲都驚詫不已的是，法國軍隊竟然在幾場間隔時間很短的戰鬥後就被打敗。帝國四分五裂了，拿破侖三世被囚禁。9月1日，他和他的軍隊在賽旦（Sedan）投降；9月4日，巴黎革命推翻帝王政權；皇後逃離皇宮；共和體製被實行；國家防守政府建立，特羅舒將軍（Trochu）任政府主席，尤勒斯·法萊（Jules Favre）任外交部長。不久，普魯士的軍隊就到達巴黎城外，1870年9月19日，軍隊全部進駐巴黎。

同一天，普魯士最高指揮官威廉國王、俾斯麥、莫特克（Moltke）帶領他們的精銳部隊占領羅斯柴爾德家族在菲爾裏斯的地產。戰爭的喧囂、響如驚雷的槍聲與那裏的平靜格格不入，湖麵上暢遊著悠然自得的天鵝和鴨子，森林裏棲息著各種動物。普魯士軍隊雖然之前已經領略過法國查圖（Chateaux）地區的秀色可餐的風景，但是當他們來到菲爾裏斯，還是情不自禁的被這裏絕美的景色折服了。這裏的一切都是那樣的安詳寧靜，馬廄裏滿是良駒，葡萄已經成熟了，一顆顆碩大的果實掛在藤蔓上，溫室裏的蘭花怒放著。當威廉國王從拉格尼（Lagny）來到這裏，走進華美的廳堂時對他的隨從說道：“我們這樣的普通人不可能建成這樣金碧輝煌的建築，隻有羅斯柴爾德家族有能力做到。”

阿方索·羅斯柴爾德隻留下了一名管家和幾個女仆。威廉國王忍住沒住主人富麗堂皇的臥室。他在一間小房間裏擺了一張鐵質床架，還明令禁止他的隨從觸摸房子裏的任何設施。就連打獵活動也被幹涉了——這是一條特別針對俾斯麥的命令，因為他對體育尤其熱衷。

1870年9月19日，國王一行人剛一到達菲爾裏斯，尤勒斯·法萊就專程趕到查圖和俾斯麥商談停戰協議以及和平條款。

這次的會晤卻沒有任何的成果，法國談判者們不願割讓哪怕一英尺國土，於是，菲爾裏斯的這次會晤被無限期延長，而另一邊，戰爭仍在繼續著。這當然讓羅斯柴爾德家的那位管家很不滿，於是拒絕為這些人提供酒水，就算那些人付錢，他也不合作。這事兒最後傳到了俾斯麥耳裏，他立即叫來了那位管家，指責他怠慢了普魯士國王。這位管家還是不合作，俾斯麥就問他知不知道一捆稻草能做什麽用，管家很困惑，沒回答他，於是俾斯麥就告訴他，那是讓那些頑固粗魯的管家們麵朝天空躺在上麵的，至於接下來的，他讓管家自己去想象。不久，管家妥協了，並把酒拿來了。不過他找了個機會讓他在巴黎的主人獲知這些德國人威脅要揍他。

阿方索·羅斯柴爾德把這事告訴了他在巴黎的一個熟人，他取笑那些德國佬，而這個熟人後來給某一位穆斯蒂耶女伯爵（Countess de Moustier）寫了封信，告訴她這件事。他用氣球送信，這是一種和外界通信的辦法。不過，這隻氣球被德國人打了下來，信、當然還連同信裏的所有內容都落到了他們的手裏。這信被送去給德國情報部門研究裏頭是不是包含了有價值的軍事情報，這封1870年12月28日寄給穆斯蒂耶女伯爵的信被德國人截下，發現了以下內容：“現在在巴黎附近的那些普魯士人對野雞有著特別的喜好；昨天羅斯柴爾德告訴我，他們對他在菲爾裏斯養的野雞不滿意，他們威脅要揍他的管家，因為那些滿肚子都是塊菌的野雞沒四處飛來飛去。”

還在菲爾裏斯的指揮官們得知了此事，俾斯麥覺得這是在說他，因為他就是信裏所說的“那些普魯士”中的一個，如果說的不是他，誰無視國王的禁令在公園裏打過野雞？他說：“他們能拿我怎麽辦？他們不會逮捕我，因為要是逮捕我，就沒人來安排和平進程了。”

信裏援引的那些詹姆斯說的話讓俾斯麥很不高興，他發現那位老詹姆斯男爵有很多隨機應變之道。

同時，尤勒斯·法萊第一輪的停戰會晤沒有成功。他拒絕了俾斯麥提出的停戰條件，國民戰爭開始，一直要戰鬥到流光最後一滴血。

特羅舒將軍在巴黎做戰略部署，他號召所有人都能拿起武器參加戰鬥。

同時，國王把作戰指揮部從查圖的菲爾裏斯搬到了凡爾賽。首都和其他省份勇敢的武裝抵抗都沒成功。法國人無奈地發現再多的反抗也是徒勞，新政府的代表梯也爾和尤勒斯·法萊在1871年2月21日被迫前往凡爾賽與俾斯麥商談初步的和平停戰條件；即割讓阿爾薩斯-洛林（Alsace-Lorraine），並支付戰爭賠款60億法郎。俾斯麥之前與他的秘密顧問布萊謝爾德和被傳喚到凡爾賽作戰指揮部的亨克爾·馮·多納司馬克（Henckel von Donnersmark）曾商討過賠款問題。在1871年2月25日與梯也爾和尤勒斯·法萊的會晤中，俾斯麥製定了賠款交付的具體日期，他還專門讓這兩個法國人去聽聽他的財政顧問對這事的看法。

法國人認為俾斯麥的條件有些奇怪，還有點複雜。梯也爾對俾斯麥說：“你本可以更加詳盡地準備一下你要提的條件，你應該找個知名的金融專家幫幫你。我們就找過專家。阿方索·羅斯柴爾德先生現在在巴黎；我想你和我一樣對他的經驗和他的坦誠很讚賞。我要給他發一封電報，我想跟他談談，這樣我就更有信心不會犯錯了。”

俾斯麥沒法拒絕這樣的要求，但他顯然因此很不高興。他憤怒地說那些法國談判者是在拖延時間，想方設法回避這些條件。他們（法國談判者）的要求和借口讓他的國王漸漸失去耐心。普魯士的大政治家指出他生病了（他正遭受腰痛的折磨）。俾斯麥還說他已經快筋疲力盡了，他沒力氣再繼續和那些顯然什麽也不想給他的法國人討價還價了。在深思熟慮之後，他決定假裝生氣。他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然後突然對法國的談判者們大聲喊道：“是因為我樂於助人才不嫌你們麻煩；我們提出的條件是最後通牒——你們要麽答應，要麽就拒絕。我不想再跟你們討論這些了。明天帶一名翻譯來——我今後都不說法語了。”俾斯麥後來那些熱情洋溢的演說都是用德語的。

聽到俾斯麥這一番讓人難堪的話，梯也爾仍然麵不改色，直到俾斯麥的怒火平息一些之後，他才開口說話。幸運的是，這時已經5點了，晚餐時間到了。俾斯麥邀請法國談判者們一起用餐，卻被拒絕了，而事實上梯也爾從早晨開始就沒吃任何食物。

法國談判者給阿方索發去電報，梯也爾和尤勒斯·法萊一直在等他親自到談判地來。阿方索在當天，即1871年2月25日晚上七點半就趕到了。梯也爾隨即就把俾斯麥和德國人對於賠款的無理要求告知了他，當然梯也爾仍然對這些不平等條約非常抵觸。這位銀行家聽罷，認為梯也爾很有理由不接受這些條約。

有件事讓俾斯麥非常氣憤，因為他認為羅斯柴爾德家族本就是德國血統，然而卻向著那兩個法國人，好像把自己當成了法國人，而且羅斯柴爾德家族竟然屢次給他們製造麻煩。

當瘦瘦弱弱、個頭不高的阿方索·羅斯柴爾德來到俾斯麥麵前，並用法語跟他交流時，俾斯麥表現得非常不耐煩，甚至可以說他表現得有些粗魯。相較之下，他對那兩個法國談判者倒是客氣得多，這是為了讓他們忘了之前他的失態。他覺得羅斯柴爾德一舉一動簡直就是梯也爾第二，這讓他很是惱火。此外，他對眼前這位德國猶太裔的小個子處處表現得像個純法國人，甚至不講德語非常不滿。

俾斯麥本想要盡快解決此事，可是阿方索那天晚上卻故意不跟布萊謝爾德及亨克爾商討此事，這讓他很不高興。阿方索聲稱梯也爾沒把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一一告訴他，這樣，停戰條約直到第二天才簽訂。根據其中一條主要條約，歐洲所有的大貨幣交易商都要為這次的戰爭賠款擔當保證人，同時，這筆賠款降到了50億法郎。

當停戰談判正在進行的時候，關於俾斯麥那些瘋狂條件的各種傳聞在巴黎甚囂塵上，例如說他要求法國割讓好幾個省份，並要法國賠付100億法郎戰爭賠款。阿方索·羅斯柴爾德的哥哥古斯塔夫（Gustav）在詹姆斯去世後接任奧地利總領事，他和他的兄弟在巴黎遭受圍攻，而且現在還在城裏。維茲薩姆在2月中旬找到一個機會和他見麵會談，維茲薩姆說他聯係上了一些舉足輕重的人物，他能從最準確的角度觀察人和事。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主要和他探討了巴黎的防衛者特羅舒將軍的為人。

“他是一位可敬的人，”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說道，“但是他有些軟弱，優柔寡斷，態度曖昧；他默許了9月4日的事，而他本應該鎮壓帝國遺老們的起義，迫使歐仁妮皇後製止那些無能的帝國大臣和將軍的反抗。本來在迫使帝國政府簽訂和平條約後就要改變新政府的形式。9月4日，當時的巴黎行政長官特羅舒將軍卻沒能好好利用這樣絕好的機會。因受到貝利維耶（Belleville）脅迫，他就讓一個毫無經驗的律師去菲爾裏斯和俾斯麥談判停戰條約，因而給這次的談判帶來了極惡劣的影響。那句不吉利的話，即‘不割讓我們一寸領土，不拆除我們碉堡的一磚一瓦’就是特羅舒將軍最先提出的，他想裁減法烏波根（Faubourgiens）地區的軍隊，同時他要用他那並不存在的非凡的戰爭部署來讓他們高興。無論何時有一點點麻煩的苗頭，特羅舒將軍就惶恐萬分，對敵人手足無措。”

古斯塔夫相信，到了10月底，就是在巴黎第一次被占領的第六個星期，巴黎軍備就能準備充足，並突出重圍。而且他認為隻要能有一位雄心勃勃的稱職的將軍帶領法國軍隊，1870年9月2日的突擊就能取得成功。

奧地利大使梅特涅親王和英國大使裏昂斯勳爵離開巴黎隨同法國政府流亡。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認為他們的離去給巴黎造成了極其消極的影響，因為人們過去和現在都相信，有這兩位大使留在巴黎能對菲爾裏斯的停戰談判起到積極的作用，能讓遭受圍攻的巴黎少些恐怖的氣氛，甚至有可能製止轟炸。古斯塔夫同時還與維茲薩姆展望了未來，還探討了可能的和平條約。

“此時此刻，”他說道，“便是奧地利和英國積極強烈幹涉此事的時候了。如果中立國任隨局勢發展，他們將會為他們冷漠無視的態度付出慘重的代價。認為要賠那麽多錢比割讓領土更加嚴重是絕對錯誤的。這兩者的聯係比我們想象的還要緊密。我不是指傳言中的一百億法郎的戰爭賠款。其實法國根本不可能湊足這麽大一筆錢。但是我要你們一定記住以下這點：如果事實證明普魯士有這樣的雅量，放棄讓我們割讓領土的要求，我們就能比較容易地籌集到他們要求的那一大筆戰爭賠款。但是，如果普魯士仍然堅持讓我們割讓貝爾福（Belfort）至梅斯（Metz）及隆威（Longwy）沿線的領土，我認為就算他們願意減少賠款的數額，我們也無力支付。

“如今已經遍體鱗傷、備受屈辱的法國隻有一個念頭，那便是報仇，也就是說戰爭。不過，如果普魯士對法國還有一點點的仁慈，讓她的國土依舊完整，那麽她就會恢複原本強大的實力，她會把戰爭失利以及巨大的犧牲歸罪於過去的帝王統治。那時候，她唯一渴望的便是永久的和平，為此，法國將會建立起一個堅強的政府以及一套穩固的經濟管理體製。在歐洲，沒有一個金融家不是真誠地期盼著這一天的到來，也沒有一個人會重新考慮是否要借給法國政府那筆強加給她的戰爭賠款。法萊先生那些誇大其詞的言論是荒謬的，無論是法國還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如果隻是因為在一場戰爭中失利，就要割讓領土，這是很羞恥的。同時，我們這些金融家們一定要好好考慮，我們不得不考慮到那些需要貸款人的優劣。貸款總是需要這樣的深思熟慮。

“俾斯麥正蓄謀毀掉法國。可是，我並不相信這是他喜歡這麽幹，就像奧地利、俄國，還有英國，也沒什麽興趣要把法國毀掉一樣。我隻是客觀地說出事實而已。假使奧地利沒能如願以償地得到和平，那麽就會讓她不得不在絕境中掙紮，不得不麵對永不停歇的戰爭，永遠沒有盡頭的戰鬥，還有史無前例的殘酷暴政。”

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還認為，在賽旦或菲爾裏斯的和平之後，將可能更具毀滅性，因為長時間的反抗已經增長了這個國家的骨氣，矯正了這個國家的歪風，也徹底打敗了紅黨（Red Party）。古斯塔夫很是欣慰地表示，在民意調查中，波拿巴黨（Bonapartist party）遭到慘敗。

他說：“武裝好了的戰友們、富商們的犧牲精神和貴族們的勇氣已經消除了巴黎重蹈六月革命覆轍的恐懼。每一天，我開著我那布魯厄姆式汽車在貝利維耶（Belleville）和那些最臭名昭著的街區穿梭，那些老百姓從來沒有冒犯過我，他們似乎已經忘掉了原先對貴族的仇恨。在這一點上，這場災難給我們帶來了好處。”

當維茲薩姆告知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他們家族的一位老朋友尚加尼耶（Changarnier）已經前往波爾多，他是要去那裏疾呼：“國王萬歲！亨利五世萬歲！”一開始，這消息讓古斯塔夫很驚訝。接著，他想到他的家族與波旁皇室良好的關係，他突然驚叫道：“要我說，尚加尼耶做得對；這是唯一可以做的事情了。”

這並不是這段會談中唯一有趣的事。一方麵，這段談話顯示了羅斯柴爾德家族意欲在最後時刻繼續積極的活動，他們要以法國的名義，繼續和平洽談；另一方麵，從這段話中也不難發現羅斯柴爾德家族對帝王政權並不是那麽依賴。沒錯，古斯塔夫的確是被巴黎百姓的脾性誤導了；幾個月後的公社起義便證明了他犯的錯誤。

同時，梯也爾、法萊，還有阿方索·羅斯柴爾德在凡爾賽進行和平磋商。他們以極其沉重的心情接受了俾斯麥關於割讓阿爾薩斯-洛林，並支付戰爭賠款50億法郎的條件。阿方索和其他一些銀行家聯合保障了賠款的賠付，並提供了保障城鎮食物的資金，另外還捐助了巴黎數百萬法郎。

其實，和迪斯雷利及其背後的萊昂內爾·羅斯柴爾德一樣，英國政府在最後一刻也曾經急切地渴望，並且也嚐試建議那筆戰爭賠款應經由仲裁後決定。可還是太晚了，沒人注意到英國在最後一刻的努力。

腥風血雨的日子終於結束了

1871年2月26日，初步的凡爾賽和平協議簽署。這場19世紀影響最大的戰爭結束了。

俾斯麥並沒有否認這其實也是在報他跟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私仇。初步的凡爾賽和平協議簽署後三天，梯也爾的副手陣營裏，一個叫D·埃裏鬆（D’Herisson）的人參加了凡爾賽舉辦的一個晚宴，晚宴上，俾斯麥故意跟他講述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那位吝嗇管家的事。他順帶略微談了談他對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看法，他說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祖父對黑塞選侯很厚道，是“厚道的猶太人”，但是，對於數不清的貴族來講，卻是“吝嗇的猶太人”。

3月11日，威廉國王和德國將軍團隊離開凡爾賽。不過，那些腥風血雨的日子對巴黎造成的影響仍然在持續。古斯塔夫·羅斯柴爾德低估了人民的仇恨。和平談判前以及談判時，巴黎就爆發了騷亂，這場騷亂正是針對國家新政權的。3月18日，巴黎公社起義全麵爆發。政府認為最好暫時離開首都，撤退到凡爾賽，國家的議會不久前轉移到那兒。因為要共同磋商控製國內金融狀況的問題，阿方索·羅斯柴爾德與梯也爾多有接觸，前者跟隨政府一同離開了首都巴黎。而凡爾賽已經是人滿為患了，他不得已住在水庫賓館的一個房間裏，這家賓館是用一些簾子改裝成公寓的。

在那兒，阿方索生活在對巴黎公社起義的恐懼中。此時的巴黎，羅斯柴爾德宮殿就矗立在皮埃爾家族房屋旁邊，宮殿外的障礙物附近，許許多多與政府軍之間的衝突正在進行著。非常奇怪的是，那裏的搶劫隨時都在發生，連圖勒瑞斯都被放火燒了，但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房屋以及他們的財產卻幾乎沒有任何損失。

最後，在5月底，政府軍以積極的行動成功鎮壓了這次起義，恢複了巴黎的正常秩序。政府的各個部門，各式各樣的逃亡者，包括羅斯柴爾德家族在內又重返巴黎，他們還得繼續開展關於和平條約的各項工作。

在整個談判的過程中，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意見被廣泛參考，尤其是當政府決定將分期支付戰爭賠款的時候。梯也爾和法萊在眾多的銀行家中選擇了羅斯柴爾德家族與他們一同進行和平談判，因為他們知道羅斯柴爾德家族巴黎分部和其他所有的法國銀行家一樣在戰爭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在他們背後還有他們遍布歐洲其他國家首都的外甥們的支持，特別是倫敦和法蘭克福能給予他們很大的幫助。從萊昂內爾有能力攀登上這樣非凡的地位就能看出，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和他與迪斯雷利的交情有關，因為後者曾長時間擔任財政部大臣，並在1868年被任命為首相，萊昂內爾在資金方麵的援助對當時的法國來說必然是最有價值的了。

萊昂內爾也沒有辜負法國對他熱忱的期望；他開始領航一個英國銀行家的聯合團體，該團體旨在穩定匯率，同時協助法國償還戰爭賠款。

羅斯柴爾德家族的英法兩個分部在這次的貸款運作中也發揮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們設法讓法國比預想的提前兩年就還清所有的戰爭賠款。也正是因為這樣，保證了法國被德國人侵占的領土提早收複了。

因為這些貢獻，法國新政權，也就是全新的共和體政府對羅斯柴爾德家族很是感激。羅斯柴爾德家族對拿破侖三世政權的沒落毫不傷感，現在，波旁王朝統治下的那些好日子似乎不複存在，但是他們認為沒什麽理由阻止他們和共和體政府友好地相處。

巴黎羅斯柴爾德家族崛起於1870至1871年的戰爭動**，他們那時顯示出了對法國的熱愛之情。羅斯柴爾德家族成功地捍衛了他們在法國的地位和財富，在新的形勢下，也就是新的第三共和國的體製下，他們仍然發揮著即使不是決定性的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作用，無論在政治還是金融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