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台詩案”到底是因為蘇軾哪首詩引起的？

北宋元豐二年（1079）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囚禦史台獄一百三十天的蘇軾終於獲釋。兩個月以後，這位北宋最偉大的文學家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淒然離開汴京城。震驚北宋朝野的“烏台詩案”就此告一段落。

乍一看去，這似乎就是個寫詩招禍的事兒。“蘇軾哪首詩引發‘烏台詩案’”這一話題也常引起人們討論，但細看來龍去脈，這事兒其實和寫詩關係不大。確切地說，烏台詩案的直接導火索，就是一個“不孝子”胡亂聯想惹的禍。

當時蘇軾剛剛調任湖州知府，按程序向朝廷上《湖州謝上任表》，卻被禦史中丞李定“嗅”出了不一樣的味道。這位李定大人是王安石的學生，曾因不守母喪遭世人詬病，卻也因力挺“王安石變法”快速升遷。蘇軾與這位“不孝子”原本也無過節，但蘇軾曾寫文讚譽北宋孝子朱壽昌，心虛的李定為此生出了“難不成在諷刺我”的聯想，竟就這麽結下了梁子。

於是這一次，趁著此時“王安石變法”正火熱推進，一向對“變法”頗多意見的蘇軾，又是幾位朝中重臣的眼中釘。李定就立刻上躥下跳，先是夥同舒亶、何正臣等同僚，在宋神宗麵前賣力地添油加醋，給蘇軾扣上“托事以諷”“詆毀朝政”等大帽子。蔡確、王珪等宰執重臣也在暗中“助力”，終於讓宋神宗下了禦旨，將蘇軾從湖州押到京城下獄。

蘇軾人生裏最屈辱的一幕開始了。由於事先得到李定的“授意”，官差們來到湖州，就直接進府衙抓捕蘇軾，整個過程簡直“如驅犬雞”。進入禦史台獄中後，蘇軾又遭到了殘暴的逼供審訊。當時同樣被囚禦史台，與蘇軾隻有一牆之隔的北宋科學家蘇頌，親耳聽到了蘇軾每天受審時遭到的辱罵，並以詩文記錄了那淒然一幕：“遙憐北戶吳興守，垢辱通宵不忍聞。”

更令人不齒的，是李定等人給蘇軾定的罪名。蘇軾被捕入獄的由頭是“托事以諷”，那麽證據呢？李定等人隨即展開行動，把蘇軾那些年的所有詩文全部翻爛，逐字酌句地“找證據”，乍一看去，還真是很有“收獲”。

比如蘇軾的名詩《王複秀才所居雙檜二首》，以兩棵檜樹挺拔的風姿，來表達剛正不阿的人生追求，卻被李定同夥舒亶抓住“世間惟有蟄龍知”一句，硬說這首詩在誹謗宋神宗。變法派重臣章惇氣得憤怒駁斥：古往今來稱號裏有龍的多了，諸葛亮還叫“臥龍”呢，難道這也誹謗皇上了？這真是“亶之唾，亦可食乎？”舒亶吐口吐沫，你們都當飯吃？

按照這個奇葩邏輯，蘇軾的《書韓幹〈牧馬圖〉》被他們說成“譏諷執大臣無能”，《次韻達章傳道見證》也被扣上“指斥乘輿”的帽子，《次韻答邦直、子由五首》更被冠以“誹謗君父”的罪名。所有這些“罪名”，不是從蘇軾詩文裏斷章取義，就是望文生義胡亂解釋。

折騰到最後，連宋神宗本人都受不了了，聽完蘇軾的“罪證後”連連感歎：“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外加已經賦閑的王安石也出麵為蘇軾求情，一度逼近死亡線的蘇軾，這才逃過一劫，被貶去黃州。

但這場死裏逃生的無妄之災，也恰恰戳中了此時北宋的症結：一場“王安石變法”，固然取得了富國強兵的效果，但變法啟動後，如李定這樣的一批奸詐小人也乘虛而入，就憑投機鑽營，就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這群人實幹無能，卻構陷有方，蘇軾的悲劇隻是個開始。

就在蘇軾“烏台詩案”七年後，即北宋元祐元年（1086），當年“烏台詩案”的“幕後黑手”之一蔡確，也被舊黨羅織罪名，抓住其詩作《夏日遊車蓋亭》裏的幾處段落，硬給蔡確扣上“譏訕”的罪名。這位“元豐變法”時代的頂梁柱，最後落得貶死嶺南的下場。

到了北宋亡國前夕的宋徽宗年間，這種以詩文為“工具”的攻訐方式一度到了白熱化的地步，就連陶淵明、李白、杜甫等人的詩作，北宋末年時都一度遭到禁毀。而到了靖康之恥前夕，外麵金兵步步逼近，汴京城裏當權的“舊黨”們卻在忙著痛罵王安石，鬧出“不管炮石，卻管安石”的笑話，敲響了北宋亡國的喪鍾。

比起這些沉痛教訓，更值得後人銘記的，是這場災難裏的蘇軾本人。

在經曆了死裏逃生後，蘇軾依然難忘自己當時絕望的心境：“留詩不忍寫，苦淚漬紙筆。”被貶到黃州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借酒澆愁到了“白酒已盡誰能借”的地步。他曾向秦觀歎息：“但得罪以來，不複做文字。”可見此次災禍對其心靈創痛之深。

然而，元祐元年，當宋神宗去世後，“舊黨”得勢，“新黨”們又慘遭清算，“王安石變法”將被全盤廢除時，卻是遭過“新黨”構陷打擊的蘇軾站了出來。當時因“詆毀新法”獲罪的他，卻逐條駁斥了“舊黨”對“王安石變法”的抹黑汙蔑，為“王安石變法”富國強兵的功業正名。

哪怕曾有“苦淚”，哪怕一度“不複做文字”，蘇軾還依然是那個襟懷坦**、一心為國的蘇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