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

針對第一個問題，李悝的回答是“必須從農業入手”。

古代沒有現在的重工業，除了農業就是商業，有的國家選擇重農，有的國家選擇重商。無論重農還是重商，都要解決最根本的吃飯問題。

商業可以通過彼此貿易來獲得巨大利潤，再通過貿易交換糧食。最典型的要數古代地中海周圍的文明，腓尼基人、古希臘人、迦太基人通過航海在地中海區域開展貿易，購買糧食。

可是戰國時，華夏大地上的諸侯國可以重商嗎？答案是，不可以！

從環境來講，地中海就是一個內湖，非常平靜，豎起帆、**起雙槳就能做生意了。

那時日本人還處在使用石器的繩文時代，他們當時的生產力發展程度不及古代中國，可以用來和我們交換的東西不多。從運費來看，那時沒有包郵一說。重商就要靠貿易來購買糧食，運糧食是要考慮成本的，最便宜的是水運，隻要有船就能節省成本。如果沒有船，僅靠人推馬拉，那拉的糧食是沒有船多的，而且運糧食的人也要吃糧食，最慘的就是糧沒運到，先被運糧的人吃光了。所以後來中國人為什麽要修大運河，很大的原因就是用河運糧食的成本低。

而李悝變法的魏國，深處內陸，黃河旁邊。魏國人連海長什麽模樣都沒見過。

在李悝看來，魏國必須重農，提高糧食產量才是王道，指望商業來提高國力還是洗洗睡吧。再說人都跑去做生意了，找誰征兵，找誰修黃河堤壩。中國古代君王最討厭的就是流動人口。

魏國走重農主義路線，就必須提高糧食產量，才能把蛋糕做大。首先要保障農民的權益與積極性。

魏國作為獨資企業，魏文侯作為老板兼唯一股東，獨自擁有所有的土地與百姓，他絕不會分給中層幹部。而魏國的基層員工都是小農，魏文侯是堅決杜絕大地主存在的。

國君作為全國最大且唯一的地主，是小農經濟的堅定捍衛者！趙、魏、韓三家在瓜分晉國前，就開始把自己領地上的土地授予老百姓耕種，自己收租子當地主，這就是“授田製”。

自家的地都是祖上分封和用命搶來的，又怎會允許老百姓私自販賣？

退一萬步來說，如果允許私自販賣土地，會出現什麽情況呢？

有錢的人就會炒地皮，大量兼並土地，自己當地主。人都有個天災人禍，急需用錢的時候，小農把地賣給地主後，就變成了佃農。佃農給地主打工，耕種地主的地，交租子。萬一地主是個黃世仁，抬高租子，逼得佃農活不下去，佃戶跑了咋辦？

如果國內出現地主，國君征收賦稅時，該找地主還是找佃農？更可怕的是，大量土地兼並，會導致基層百姓流離失所，到時去哪裏征兵？另外，如果土地被地主兼並了，哪還有土地獎勵那些有戰功的軍人？

縱觀中國曆史，我們可以看到，當一個王朝土地兼並嚴重時，它就開始由盛轉衰，財政難以為繼，征兵征不上來，隻能搞募兵製，結果將領擁兵自重。

在李悝眼中，魏國基層員工家庭最理想的模式，是五口之家。

李悝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意思是：一家五口人，可以種一百畝的地，一畝地一年可以上交國家糧食一石半，一百畝地合計上交一百五十石糧食。

隻有保護好小農，才能穩定魏國的基層，糧食、兵源也會滾滾而來。

為了穩定魏國的經濟基礎，李悝頒布影響後世的法令——《平糴（dí）法》。

糧食市場上一直有這麽個怪圈，那就是“穀賤傷農，穀貴傷民”。意思是，糧價太便宜了，農民入不敷出；糧價太貴，城市居民負擔不起。隻要糧食價格存在波動，商人就會囤積居奇，投機倒把，最後國家財政困難，農民破產。

糧食豐收時，糧食多了，價格會下跌。為避免下跌，政府會根據豐收情況買進農民手中多餘的糧食，然後儲備起來以備不時之需。

糧食歉收時，糧食少了，價格會暴漲。為避免老百姓吃不起糧食，政府會根據歉收情況，平價出售糧食，避免糧食價格暴漲。

李悝不光頒布《平糴法》，從法令角度保護小農，更在政策上鼓勵農民自力更生，豐衣足食。

這一政策叫“盡地力之教”！

啥意思呢？說通俗點，就是隻要是能種的農作物全都種上，不留一塊空地。

李悝要求田裏要種上小米、黍子、麥子、大豆、麻五種作物。萬一其中一種農作物遇到災害，靠其他農作物也不會餓死。住宅的四周也不能空著，全部種上。樹不能亂種，種的必須是桑樹，院子裏要多種些瓜果蔬菜。

如果對戰國時期炒地皮的人和商人做一項調查，問他們最痛恨的人是誰？李悝肯定高票當選。可正是李悝，確保了百姓安居樂業，壯大了小農經濟，提升了魏國國力。

魏國蛋糕做大了，下麵怎麽切蛋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