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

在之前的章節中，我們已經簡單提到了歐洲早期的克裏特文明與邁錫尼文明。對於這兩個文明，盡管正文都是以神話的形式來表現，但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近現代考古學的一些輔助手段，探尋到歐洲上古文明的一些蛛絲馬跡。

不過即便邁錫尼文明以及特洛伊之戰是真實存在的，一如《荷馬史詩》中所記載，從邁錫尼文明結束開始，古希臘文明也進入了一個著名的黑暗時代。也就是說，從公元前12世紀開始長達四百年的時間之內，我們並不清楚古希臘曆史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我們甚至搞不清楚當時的古希臘地區到底存在著什麽樣的文明，其文明的擁有者姓甚名誰。

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了公元前8世紀，之後才陸陸續續有確切的文明活動信息見之於世。西方公認的古希臘有確切紀年的開始，是公元前776年。當然，這個年份同時也是傳統意義上的歐洲信史時代的開端。

不過，對這個結論我們依然持懷疑態度。眾所周知，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曆史被認為有確切紀年的開始，是公元前841年。而隨後就是西周的滅亡，春秋戰國的開始。春秋戰國開始的時間，恰好是公元前770年。而歐洲人為古希臘找到的言之鑿鑿的曆史裏程碑，不前不後就精確地鑲嵌在公元前841年與公元前770年之間。而我們如果再聯想到，中國的夏商周長期以來被歐洲人在學術上予以否定再否定，春秋戰國恰好又是類似於古希臘城邦時代碎片化的列國諸侯模式。由此推測，西方曆史中的這個公元前776年，是大有深意的。

而實際上，公元前776年這個年份，被西方史家認為是古希臘第一屆奧林匹克運動會的開端。令人不解的是，聽起來如此重要的一個年份，卻是根據一則在希臘出土的銘文推導並計算出來的。這則銘文，據說記載了公元前776年這個確切斷代，並且規定了每四年一次的奧運會周期以及第一項被正式列入奧運會的運動是賽跑。

然而，更多傳遞出來的關於奧運會的信息，仍然是同希臘神話糾纏不清的。比如據傳古希臘奧運會的發起與推動者是天王宙斯與大英雄赫拉克勒斯。正因如此，赫拉克勒斯才會為奧運會命名為“Olympic”，以紀念希臘眾神集中辦公的奧林波斯山。而古希臘體育場（拉丁語中的stadium）的大小，更是由赫拉克勒斯本尊親自用腳丈量而出，長度約合大英雄的二百步。在古希臘奧運體育場的基礎上，演變出了我們今天看到的林林總總的體育場。

既然所謂的公元前776年的歐洲確切紀年還是帶有神性的，那麽我們索性再往後看。從信史的角度出發，真正能夠稱得上是第一次為歐洲作史的人，叫作希羅多德（Herodotus）。

根據歐洲人自己的考證，希羅多德出生於公元前484年。這個年份，是孔子去世的前五年；從這個年份再往後數九年，中國古代曆史就將邁入戰國時代。據傳希羅多德出生於小亞細亞半島的西南，古希臘的哈利卡納蘇斯（Halicarnassus），也就是今天土耳其港口城市博德魯姆（Bodrum）。這個地方是古希臘城邦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隻不過在今天，這裏已經屬於現代土耳其了。如果我們讓時光倒流，來到希羅多德出生的那個時代，這個地方依然不屬於古希臘的行政區劃。嚴格意義上講，這裏屬於當時的波斯帝國，我們前文提到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在希羅多德時代，阿契美尼德王朝剛剛征服了小亞細亞半島，並且雄心勃勃地準備向歐洲方向擴張。因此，希羅多德雖然通曉古希臘語，並精通當時古希臘城邦在小亞細亞半島的愛奧尼亞（Ionia）方言，但是就他本人的歸屬來講，他的確是降生在波斯帝國的疆域之內。

希羅多德的人生履曆，跟中國古代的司馬遷有著若幹異曲同工之妙。

跟司馬遷一樣，希羅多德在年輕時代，遊曆了整個東地中海地區，他的足跡向北到達了今天的黑海沿岸，向南到達了古埃及尼羅河流域，向東到達了美索不達米亞平原，向西到達了亞平寧半島。在此期間，希羅多德有幸長期生活在古希臘愛琴文明的核心雅典城，在雅典城他耳濡目染了當時的古希臘原始民主製。

在希羅多德的一生中，他恰好經曆了兩次古希臘世界與波斯帝國之間的大戰，古希臘人居然神奇般贏得了戰爭。希羅多德對雅典文明的崇拜溢於言表，他把所有的勝利都歸結為體製優勢。並且在他晚年移居亞平寧半島之後，他集中精力將他所知道的希波戰爭這段曆史，用自己的語言寫了下來，並輯錄成冊。這本巨著共分為九卷，筆觸所及，不僅涵蓋了希波戰爭，還有西亞、北非的早期曆史，以及古希臘世界的一些風土人情。

他的這本著述，被命名為《曆史》（Histories）。

英語中所謂“History”，最早來源於古希臘語單詞“histor í a”，這個單詞的本意是指“探究所得的知識”或者“判斷”。隻不過經過希羅多德的使用，這個單詞已經改變了其最初的含義，變成了對“已發生事情的描述”。因此在古希臘之後，古羅馬人也在拉丁語中原封不動地借用了“histor í a”這個單詞，但拉丁語語境中的“histor í a”，具有“故事、曆史、調查、研究、敘述”等一大串引申義。我們知道，拉丁語後來極大影響了後世的羅曼語以及條頓語。所以在歐洲曆史上，絕大部分時間內，“故事”和“曆史”這兩個單詞都是混用的。時至今日，羅曼語分支中的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等語種，依然是故事和曆史兩個單詞不分。而在英語中，後來出現了“story”與“history”的分野。

無論如何，古希臘的希羅多德以散文的形式，為古代歐洲人開創了一個記載正史的體裁與範例。他圍繞曆史事件展開記錄的方式，極大影響了後世歐洲人對於曆史學的陳述邏輯。希羅多德在歐洲，同司馬遷在中國的曆史地位極其相似。因此在羅馬帝國時代，道德楷模、精神潔癖的羅馬執政官西塞羅同誌，給希羅多德定位為“曆史之父”（The Father of History）。

這一稱呼，一直延續到今天。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希羅多德的曆史依然不能稱之為“正史”。因為，希羅多德的“曆史”偏重於文學價值，講究修辭和可讀性，並且在希羅多德的思想架構內，不可避免地充滿了帶有神話色彩的宿命論與神秘主義。與此同時，希羅多德顯然是現代西方人意識形態至上的開山鼻祖，他筆下民主的雅典是戰無不勝的，而腐朽專製的波斯帝國必然是自取滅亡的。在此基礎上，希羅多德不惜誇大甚至篡改曆史事實，這樣的做法也給我們今天的曆史學家們，帶來很多不必要的困惑與猜測。

以上這些評論，並非今天我們強加給希羅多德的。因為很久之前，另外一位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就曾言辭激烈地批評過希羅多德的作品以及他的史觀。

如果說希羅多德是西方人的“司馬遷”，那麽修昔底德就應該是西方人的“班固”。但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又同司馬遷與班固有著本質的區別。

修昔底德小了希羅多德二十多歲，屬於希羅多德子侄輩的。但修昔底德出身於雅典貴族家庭，比希羅多德更加深刻地了解古希臘原始民主與法製政體。所以，同希羅多德帶有“護犢子”式的“歌頌型曆史”不同，修昔底德承認民主體製的優越，但又批判了民主政體下的無恥政客。同希羅多德的辭藻優美的華麗文風有所不同，修昔底德筆下的曆史十分客觀，十分沉重。

中國班固的《漢書》，在時間上完美地繼承了司馬遷的《史記》，而且也發揚了太史公的體例與文風。兩位偉人遙相呼應，最終使《二十四史》薪火相傳，不間斷地記錄中國曆史的偉大文化傳統；但西方世界的修昔底德後來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首先從時間上，同之前希羅多德《曆史》產生了斷代，中間有長達半個世紀的小空白時代。其次從寫史方式上，修昔底德認為希羅多德的曆史帶有非常明顯的個人情緒，也帶有明顯的意識形態說教成分，從而流於偏頗。而修昔底德本人的筆觸，則更加客觀，沒有預設立場。

所以，相對於希羅多德，修昔底德在西方世界擁有的政治界科學界高端粉絲更多。修昔底德也被後人稱之為“科學曆史之父”和“學院派政治現實主義之父”。

總而言之，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兩個人，為西方人開創了寫正史的空前一幕。但修昔底德對希羅多德的繼承，更像是一種帶有批判的揚棄，這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治學態度，確實是西方發展史的核心競爭力之一。

這是值得我們肯定的。

唯一讓人覺得遺憾的，是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兩個人的名字，是長期沉睡於歐洲中世紀曆史之外的。他們的著作與精神內核，據說是在歐洲文藝複興之後，才從東羅馬帝國廢墟帶來的故紙堆中被人撿拾而來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曆史陳述是有前提條件的——假設希羅多德與修昔底德兩位曆史學家真實存在，並且他們的著作也基本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