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西傳

事實上，中國人對火藥的發明也是出於偶然。

道教盛行煉丹，無意中發現了火藥的秘密。所謂“一硫二硝三木炭”的配比，現在成為人盡皆知的東方神秘能量的秘方，但是對於當年那個時代的人來講，確實是偶然之中參透了天機。

如今那些說中國古人隻會用火藥當成煙花爆竹使用的網絡寫手，往往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主兒。這些人的以今非古，要麽是無知，要麽就是被西方人的著述反向洗腦了。

實際上中國古人將火藥應用於戰場的嚐試十分早，自唐末發現火藥的奧秘之後，北宋時期就已經出現了詳細描述如何將火藥應用於戰爭的軍事著作《武經總要》。早期的宋朝人對戰場火器的研發與應用十分上心，而且將其製作工藝當成最高軍事機密來實施信息安全國家戰略。而且即便是後來北方的遼朝以及東邊的日本竊取了火藥秘方，北宋也曾經以政府名義，對硫黃與硝石的出口實施過禁運。

根據當時的記載，北宋政府軍已經批量裝備了火箭、火炮、霹靂炮等武器。當然，有時候火箭還不過癮，就用集束火箭，亂槍打鳥。值得一提的是霹靂炮，在北宋末年李綱指揮的第一次東京保衛戰中，這個武器曾經大發神威，為保衛戰的最終勝利立下了汗馬功勞。所以霹靂炮在很多時候，都被認為是今天現代火炮的老祖宗。所以說，《水滸傳》中記載了水泊梁山一百零八位英雄好漢，都不忘拉上一個火器專家“轟天雷淩振”，這事絕對是靠譜的，有考據的。

而中國古代火器發展到了南宋之後，更是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比如南宋的軍事專家陳規，於公元1132年發明了“長竹竿火槍”，這種管狀火器，堪稱今天管狀槍械的鼻祖。

再之後就到了公元13世紀，火器在古代中國已經得到了大規模應用，尤其是在蒙古滅金以及蒙古征南宋的易代戰爭時期。比如說當時蒙古對金國人的滅國之戰——汴梁圍城戰。

這場發生於公元1232年的慘烈大戰，困獸猶鬥的金國人使出了渾身解數，讓蒙古人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最終這場戰役持續了一年多，成為名副其實的蒙古與金國的絞肉機。戰爭期間讓蒙古人感到無所適從的，就是金國人的火器。

其中的兩個大殺器，一個叫“震天雷”，一個叫“飛火槍”。

震天雷，相當於放大版的手雷，內部裝填火藥，外部包有生鐵，設置有引信引爆，當然也可以借助拋石機，扔到敵群中爆炸；飛火槍，是在陳規“竹竿槍”基礎上的進化版本，相當於今天步槍的雛形。飛火槍的鐵管中裝填火藥，燒殺近距離的敵軍。飛火槍前裝鐵末，而這種鐵末就相當於今天子彈的最原始形態。或者退一步，“飛火槍”也就相當於今天的“霰彈槍”。因為射程以及彈藥裝填速度的問題，在田野戰鬥中，飛火槍的威力遠遜於弓弩。但在城牆攻守的近戰中，飛火槍威力翻倍提高。

飛火槍的基礎上，南宋又出現了“突火槍”。突火槍已經能夠做到後麵裝填火藥，前麵發射彈丸，彈丸的射程可以達到三百米之遠，即便是有效射程，也達到了一百米。“突火槍”的出現極具劃時代的意義，這是世界上第一種能夠發射彈丸的火器。盡管當時的南宋，也已經出現了能夠同拋石器配合使用的“鐵火炮”，但鐵火炮依然因循了冷兵器時代的作戰模式，相比之下突火槍才更加像是熱兵器時代的先驅。

然而，長達半個世紀的宋蒙戰爭，最終讓蒙古人學會了火器。

在此基礎上，蒙古人更高強度地使用了火器，並使之成為當時在亞歐大陸最有效的殺人工具。我們前文講過，借鑒了南宋“鐵火炮”技術的改良版拋石器，成為蒙古人在“長子西征”中最恐怖的降維打擊式秘密武器。

在此期間，蒙古人的火器部隊——砲手軍，也逐漸形成建製。

如果說，蒙古人的“長子西征”深深地傷害了中世紀歐洲人的騎士式自尊，從而為歐洲人最終走向熱兵器時代埋下伏筆的話。那麽隨後蒙古人的第三次西征，也就是忽必烈五弟旭烈兀對西亞阿拉伯地區的西征，則真正將火器製作工藝全盤西傳。蒙古第三次西征中大放異彩的名將郭侃，是那個時代獨一無二的火器軍事專家。在郭侃所領導的火炮部隊的轟鳴之下，蒙古軍隊拿下了七百多座堅固堡壘。城堡中有伊斯蘭風格，也有基督教風格。

同時期的南宋徹底淪亡，中華文明喪失了與西歐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的資格。但郭侃的火器部隊，卻最終幫助旭烈兀建立了伊利汗國。

伊利汗國的建立，讓火器技術全盤傳到了西亞阿拉伯人手中。要知道，當年那個最原始的“希臘火”就曾經震懾過巔峰時期的阿拉伯帝國。被東羅馬吹上天的“希臘火”，當時根本無人掌握其使用技術，直到今天也根本說不清楚來源。兩相對比之下，古代中國人的火器簡直就如同神兵天降，徹底轟動了整個中東地區，如獲至寶的阿拉伯人最終掌握了這門學問。此後，這門學問又從阿拉伯人手中，傳到了整個歐洲。

郭侃，最終成為讓西方夷人後來居上，超過我華夏子民的那個關鍵人物。而我們也知道，郭侃的先祖郭子儀，曾經在華夏子民最為危險的時刻，充當過擊退蠻族入侵，拯救盛世大唐的大英雄。

不得不說，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