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法治戰勝人治

當初在授予這些外戚官職時，孫太後就有一種預感，說了句“假如他們犯事，我也保不了”。後來，孫繼宗、孫紹宗、孫顯宗幾兄弟果然犯事，被控與英國公張懋、太平侯張瑾等人侵占官地建立私莊，英宗大怒，孫繼宗大驚，急忙請求辭職，英宗卻不準，命他老老實實帶兵。

從此以後，孫繼宗再也不敢胡作非為。

其他胡作非為的外戚，都得到了相應的懲處，通過對外戚勳貴的整頓，被他們侵占的田產統統收回，英宗順水推舟地分發給百姓耕種，百姓交口稱讚。

直到明憲宗時期，成化十年八月，兵科給事中章鎰上疏說“繼宗久掌兵權，居其位而不盡職，確應罷退，以全其有始有終的名聲”，再次上疏懇求辭官的孫繼宗（時為太傅）才被允許解除軍職，但“仍在後府視事，管理經筵，參預朝政”。孫繼宗再辭，皇帝仍然不準，“隻免其奏事承旨”。

成化二十年，孫繼宗去世，獲贈郯國公，諡榮襄。

孫繼宗之後，外戚大多能謹身奉法，而且“謙謙有儒者風”，“怙恩負乘之徒”當然也有，但他們“所好不過田宅、狗馬、音樂，所狎不過俳優、伎妾”，再也沒人能混到手握軍國大權的地步，更未形成朋黨之勢。所以說明代為外戚最為孱弱的朝代。

整個明朝未讓外戚幹政的曆史悲劇重演，可以說是法治戰勝人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