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田間怪象，揭開明亡的深層原因
1.天災該不該背鍋？
說起大明王朝亡國的原因，還有個拉同情的觀點，就是明末天災惹的禍。
梳理下明末的曆史，天災頻發的場麵破壞力確實很強大，鬧得大批饑民造反，轟轟烈烈的農民戰爭席卷全國，內憂外患的明王朝陷進了雙線作戰的泥潭，終於在左支右絀裏悲情亡國。很多曆史愛好者說起這事總是一把鼻涕一把淚：不怪大明不努力，就怪命太苦，攤上這糟心的災荒。
那這糟心的天災該不該為這悲情的國運背鍋呢？明末農民戰爭前後一些奇特的現象，引出人們不同的思考。
明朝天啟七年（1627），《樓山堂集》記載，明朝學者吳應箕路過河南時看到了匪夷所思的一幕：那年的河南風調雨順，本該是家家戶戶種田忙的好時節，可河南真陽地區那些堪稱“膏腴之業”的肥沃土地竟然清一色都成了荒地，周圍四十裏全是“荒茅白草”。再一問更是嚇一跳：真陽地區90%的耕地都是這麽荒著。那河南其他的地方呢？種地最積極的州縣也荒了一半以上的土地——年景再好，土地再肥，就是不種地！
風調雨順的年景，大明朝的農民竟然不肯種糧？如此怪象，怎能讓天災背鍋？
事實上，這類令人不可思議的現象，恰恰引出了一個導致明朝滅亡的深層原因，這也是明朝數十年如一日作死的人禍：糧食危機！
2.大明朝的糧食去哪了？
其實，當洪武元年（1368）農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開創大明朝時，對“糧食安全”的意義並不曾馬虎。明朝開國後，幾乎是以國家之力狠抓農業。三十年不到，就把農業產值拽到了數倍於宋元的高度，還有遍布全國的“預備倉”等糧倉，糧食儲量到了“宇內富庶”的地步。發展到16世紀末“張居正改革”時代，大明朝的府庫依然糧食滿倉，單是太倉等部分糧倉，儲量就超過千萬石，足夠支用近十年，“家底”可謂相當厚實。
這雄厚的糧食儲備正是明朝三個世紀來維護安全的“防火牆”。
但是，就在張居正去世後三十年，萬曆皇帝晚期起，越來越多的大明官民都開始感受到一個恐怖的事實：大明朝，越來越缺糧食了。
首先是軍隊，無論是北方的邊軍，還是東南的水師，缺糧都越發嚴重，一旦糧食供應不上，明朝的做法就是簡單粗暴的裁撤。明末名將盧象升說，明軍每次列隊，都是“餒而病，僵而仆者紛紛見告矣”。缺糧缺到這種地步，還談何戰鬥力？
如果說軍隊缺糧還有腐敗的因素在，那麽民間的情況就更觸目驚心了。且不說北方各省糧倉早已見底，萬曆晚期很多官員奏報，華北地區昔日儲備雄厚的預備倉，最多也就存了幾百石糧食，有的竟都荒廢成了破屋，進屋瞧見的隻有耗子。到天啟、崇禎年間，情況更糟。明末每次饑民起事，動輒席卷一片，皆因周邊的官倉基本都沒糧！
那麽物產豐富，天災相對少的南方呢？號稱“魚米之鄉”的江南，糧食價格瘋狂暴漲。明末清初學者陸衡估算，明朝萬曆晚期蘇州的米價也不過是每石半兩白銀，到了崇禎年間就暴漲到每石一點五兩白銀。幾年後的崇禎十三年（1640），更瘋漲到每石三點六兩白銀。如此暴漲的速度，自然引得民怨沸騰，明朝滅亡前的最後三年，江南發生了多次搶米暴動。這個昔日大明朝的“糧倉”，也被糧食問題折騰到混亂不堪。
而在決定明朝生死的鬆錦之戰上，為什麽明王朝會在戰場占有優勢的情況下貿然下令更改作戰計劃，提前與清軍決戰？如此無腦的決定，也是因為當時明朝的糧食供應已經瀕臨極限，這才有了轉勝為敗的扼腕結局以及接下來的悲情淪亡。當作為“防火牆”的糧食儲備已經土崩瓦解，大明朝的崩盤也就沒了懸念！
那麽問題來了：在明末天災等考驗到來之前，明朝的糧食都上哪去了？
回答這個問題，還得回到明朝天啟年間的那個奇怪現象：為什麽在風調雨順的河南，農民寧願離鄉背井，遠走他鄉打工討生活，也絕不種地打糧？其直接原因，就是明朝16世紀那場重大改革：一條鞭法。
3.漠視糧食安全的後果
在張居正啟動“一條鞭法”前，明朝的糧食安全已經暴露出隱患：土地兼並愈演愈烈，可以給“預備倉”提供儲糧的“官田”越來越少，國家收取賦稅的土地也更少，以至於嘉靖帝駕崩時，明朝太倉儲糧竟然到了一個月都維持不下去的地步。所以，張居正痛下決心實施“一條鞭法”改革，一邊清丈土地，一邊折合銀兩征稅，同時用各種手段充實糧食儲備。十年苦心改革，終於又換得大明朝糧多倉滿。
可是，當張居正改革人亡政息、土地清丈戛然而止後，名存實亡的“一條鞭法”卻給明朝糧食危機挖下了大坑。發達的明朝商品經濟，火熱的城鎮化，給農民提供了更多掙錢的機會，大批農民扔下土地進城。那農業賦稅呢？既然折合銀兩征收，自然不必種地打糧，交白銀就行了。
被萬曆弄成四不像的“一條鞭法”還藏著更大的隱患。明朝名臣於慎行在《穀山筆塵》裏感歎：明朝的“一條鞭法”征稅，其實給了地主商賈們更多“甩鍋”賦稅的空子，結果就是“農困而商寬”，不堪負擔的農民必然會扔下土地逃走。天啟七年（1627），河南那“荒矛白草”的景象就是一個縮影。
此時東南發達的商品經濟，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興城鎮，也給離開土地的農民提供了賺錢的好去處。於是就有了明朝人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裏的生動記錄：“今一甲所存無四五戶，則空一裏之人，奔走絡繹於道路。誰複有種田之人哉。”普通的村子都見不到幾個種地的，全擁進城裏打工了。
就算農村還有種地的，可明朝火熱的手工業卻令農業生產跑偏了：絲綢、瓷器等產業的生產越發擴大，據利瑪竇等傳教士估算，僅蘇州、上海地區，紡織業工人數量就有近八十萬，相關原材料價格暴漲，昔日魚米之鄉的江南，土地大多改種了棉花等經濟作物。即使是正常年景，江南等地的糧食基本也是年年向外購買。
這樣的畸形景象，在正常年間，糧食還可以維持。但到了明末天災爆發，農民起義與清軍叩關等考驗接踵而來時，早已埋下的糧食隱患如火藥桶般接連爆炸。於是，原本富庶繁榮的明王朝，在嚴重缺糧的困頓裏，蒙受了餓殍遍野的災難，走向了悲情的滅亡。
晚明的山河變色已充分證明，漠視糧食安全的代價，工農業比例失調的後果，嚴重得令人刻骨銘心。“糧食安全”，這個至今全球各國都無比重視的話題，參考明末變局就可知，無論在哪個年代，都有振聾發聵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