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戰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千裏饋糧，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財，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用兵的基本條件是：“戰車(馳車）一千輛、輜重車(革車）一千部、全副武裝戰士(帶甲）十萬、越境千裏補給糧草、攏攏總總內外開銷、人事公關的花費，從最小的膠漆補給物資，到車甲器械的損耗修繕；一天的花費，在千金以上，然後才能出動十萬大軍。

一開始就大算戰爭賬，有兩個意義：

（一）延續上一篇的廟算說，多算勝少算不勝理論。在廟算時，兩軍尚未交鋒，勝負自然尚未可知；所以，開打之前，一定得具備上述起碼的基本條件，否則別談、別打；天下沒有人能不用米，做出香噴噴的米飯。

（二）戰爭的基本開銷這麽大，所以：

（1）盡量不要輕啟戰端。

（2）開打之後，賬單將高得嚇人，而且沒完沒了。先自問：打得起嗎?

但有了這些對戰爭的基本認識還不夠，孫子又發出了下文中更嚴重的警告。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戰爭的花費這麽大，代價這麽高，所以，一旦開打，就必須打勝，而且得速勝；因為戰爭一旦拖久了，一定會戰力遞減，銳氣消蝕，攻城則會有重大傷亡。軍隊長期在外征戰，國家財政用度就會大受影響。

戰力下降，士氣受挫，財務耗損，物資緊張；一旦鄰國知道我方窘境，趁機來攻，就算有智能之士，也無能為力了。

前麵提到十萬之師出動之前就有這麽大的花費；一旦開戰，就不僅是嚇人的賬單而已了。戰爭拖久了，就會內外交困，國力嚴重損耗；若有人趁機打落水狗，就全玩完了!

窮兵黷武 夫差敗亡

春秋末年，吳越爭霸的故事，最能印證孫子這個觀點了。

吳王夫差曾擊敗越王勾踐，迫使勾踐稱臣納貢後，國力達到頂峰。

但夫差也從此誌驕意滿，其後二十年間，不斷征戰，伐齊、脅鄒、迫魯、攻楚；這還不過癮，他還要搞黃池會，企圖做天下霸主。

在夫差的惡搞下，吳國國力日漸衰退；相反的，勾踐則不斷埋頭建設，勵精圖治，逐漸拉開與吳國之間的差距。從我長彼消，到彼長我消，最後終於在姑蘇一仗，徹底消滅了夫差。

戰爭的代價這麽高，拖久了後果這麽嚴重；所以，在處理戰爭問題時，除了先廟算之外，還要有什麽樣基本概念呢?

別擔心，孫子這裏的議論，就是要為下文做張本。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用兵的基本原則是：

巧戰速勝。

當然這是個很不容易達成的目標。既如此，則寧可戰法實際一點而速勝，也不願戰法細膩而久戰。

拙在這裏不是愚笨、笨拙，而是樸實、實際的意思。

原因就像是上文所議論般——戰爭的代價太高，打久了後果太嚴重了。所以，寧拙速，不巧久。

道理很簡單：

仗打得越久，對國家越有利的事，可從沒聽說過。

司馬懿拙速取孟達

三國時代，魏國大將司馬懿奉命討伐叛將孟達。

孟達性格反覆無常，是個十足投機分子。之前叛蜀投魏，現在又要叛魏投蜀。而在事情未爆開之前，早就有人給魏明帝通風報信，明帝立刻交辦給司馬懿，要他預作準備。

司馬懿馬上給孟達寫了一封信，信上說：

“你當年從蜀來歸，蜀國恨透了你，必欲殺你而後快；現在外麵傳說：你又要叛魏歸蜀，我以為這應非事實才對!”

孟達看到信，以為朝廷還不懷疑他，對於舉事日期也就遲不能定。

司馬懿寫這封信，有一個很重要的目的，因為孟達遠在一千二百裏外的上庸，他要先穩住孟達，爭取行軍時間，而事實上，司馬懿這封信也真的奏了效。孟達起事後八天，司馬懿大軍就已兵臨城下。由於魏兵來得太快，孟達慌了，立刻向蜀國及吳國求救，司馬懿也立刻反應，派出兩支人馬阻擊蜀、吳二路援兵，並下達了不計代價的攻城令。一場大戰下來，魏軍雖傷亡雖重，但終究還是擒殺了孟達。

事後，有部屬對司馬懿的戰術提出了疑問，司馬懿回答道：

“孟達人雖少，但糧多，足足可撐上一年；我軍人數是孟達四倍，但糧食隻能吃一個月。打消耗戰，我們是一比十的劣勢，但打決戰，我們是四比一的優勢。四比一的優勢足可以抵消一比十的劣勢，所以隻有不計代價，速戰速決一途了!”

司馬懿的策略完全正確，如果采包圍的持久戰，不但四比一的優勢消失不說，還得麵對一比十的劣勢，這一來，麻煩就大了。在不可能巧速的情況下，他選擇了以拙求速戰略。

巧速是兵中善之善者也，極不易達到，但曆史上還是有人以巧速取得勝利，最後得到天下的。這個人就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流英主——唐太宗李世民。

掌握戰略製高點 李世民輕取天下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自楊玄感首先發難起兵後，各路英雄豪傑紛起。

煬帝大業十三年，李世民說動時任太原留守的老爸李淵，在太原起事。

這時候，造反的兵馬已經有數十起，有的擁兵稱霸，有的據地稱王，大家砍殺成一團，彼此之間，互有消長。

隻有李世民慧眼獨具，把目光指向首都長安。

理由很簡單：

（1）煬帝人在江南，這時打長安，不必和君王麵對麵，省掉不少以下犯上的倫理壓力。

（2）長安地形險要，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若能據有長安，進可攻，退可守，可先立於不敗之地。

（3）煬帝已沒人當回事，但長安還有太子留守，仍是形式上的權力中樞，可以此得“挾天子以令諸侯”之便。

所以，在進兵長安的過程中，雖有隋將宋老生、屈突通的阻擊，甚至途中還遇大雨被迫滯留，李淵嚇得想退回山西老巢，以及可能與最有實力的李密產生衝突等問題，都被李世民一一化解。

幾個月後，李世民拿下了長安。第二年即迫使隋恭帝退位，把李淵拱上了寶座，成了形式上的天下之主。由於快速地占據了戰術及戰略的製高點，李世民逐一削滅群雄，穩定了大唐江山。

李世民成功的關鍵在於直取長安的最高戰略決策。事實上，在他拿下長安後，各路英雄還在互相攻伐；打了半天，“好漢”越來越少，留存的也越來越弱，等於自動幫大唐掃平障礙；最後“兵久而國不利”，全部被李世民輕鬆收拾掉。

明白了兵久而國不利之害後，就要避免打仗、常打仗、打長仗；而避免的方法就是“詭道欺敵”，“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以達到“兵不頓，而利可全”的戰爭的最高境界。

所以孫子強調“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可真是用心良苦了!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車食可足也。

真正懂得用兵之道的人，兵役、勞役隻微調一次，糧草補給不超過三次。

古代人民除了向國家納稅外，每年還得替國家免費幹活。當年隋煬帝開大運河，造龍舟，就是用的不給錢的勞工。由於勞役沒完沒了，把人民搞得苦不堪言。經常幹白工也就罷了!要錢也需索無度；死要錢也就罷了，還要抓人去打仗；打仗也就罷了，又老打輸；打輸也就罷了，輸了還打；這根本是把老百姓當螞蟻踩。國家窮了，老百姓活不了，反正橫豎是死，不如起來造反，說不定還有活命的機會。當老百姓拿命來玩的時候，通常也就是政權快完蛋，君主快玩完的時候了。

有鑒於此，孫子才會強調：役不再籍，糧不三載，以免把老百姓搞死、搞火，把國家搞窮，搞垮；一旦老百姓火了，國家垮了，不但後勤沒了，仗自然也就打不下去了；這當然有違用兵之道了!

取用於國，就是在國內隻取得基本需要後，因糧於敵。

因在這裏是動詞，意思是依靠、憑藉。因糧於敵就是：在敵國就地取食。這種做法的好處是：

（1）減少國家的負擔。

（2）降低對後勤補給的依賴，以免貽誤戰機。

（3）最重要的一點是：吃垮敵人。

能做到因糧於敵，就可以糧不三載，這樣一來，軍食問題就解決了。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竭，財竭則急於丘役。

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

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弩，戟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蔥稈一石，當吾二十石。

前麵四段談的都是戰爭對國家的傷害。為什麽要花這麽多篇幅談軍費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牽扯太大，牽連太廣；為了避免在勝負之前，先把自己的根本搞垮，一定要盡量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而最佳方法就是上文提到的：

因糧於敵。

為了強調因糧於敵的重要性，孫子特別在第五段中把因糧於敵的好處數據化。

因糧於敵一分，等於吃掉自家糧的二十分。如果雙方的糧食以二十比一的數據消耗下去的話，光憑經濟，不靠軍事手段，就可以勝敵了。

軍隊之所以能拖垮國家的財政，主要來自於遠程補給。

春秋時代的大政治家管仲說過：

“粟行三百裏，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裏，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裏，則眾有饑色。”

粟在這裏，是糧食的通稱。任何糧食，重量都不會輕，運輸時一定需要大量勞動力，而勞動力的來源就是牛、馬。牛馬大量被調去運輸，就不能下田耕作；這一來農收就會減少。以此類推，運送的糧食越多，路程越遠，對國內的農稼愈不利；農稼欠收，老百姓就窮；老百姓窮，國家就征不到稅；征不到稅，國家就垮了。

軍隊打仗，不可能一麵打仗，一麵耕作。在吃飯不能等的時效壓力下，一定得就地征糧、取糧!這一來，愈近戰場的地方，糧價就愈貴，愈貴則附近百姓愈要花更高的價格買糧。這一來，就搞窮了；一窮就沒錢納稅；政府向老百姓收不到稅，國家機器就會運作不下去；越收不到稅，就越急著收稅、征役（丘役的意思就是賦稅、賦役)。不斷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

國力弱了（力屈），財力竭了（財殫）；由外而及於內，最後連首善地區的富戶也開始由富轉貧。連鎖反應下，軍費的支出，占去了老百姓日常用度的七成。

老百姓如此，國家呢?也好不了!

戰車損耗，戰馬疲弱（罷，古文同“疲”）。甲胄弓箭、器械盾牌、以牛為動力的大型輜重車，所有開銷、補給加起來，占去國家總開銷的六成。

把這些賬算一算，就可以知道因糧於敵的重要性了。

所以，聰明的將領一定要盡量因糧於敵。吃掉敵人一鍾糧，等於吃掉國內二十鍾糧；因為從國內運糧至戰地，攏攏總總成本加起來，成本將暴漲達二十倍。消耗掉敵人蔥稈（可做馬料，也可做燃料）一石，等於消耗我方蔥稈二十石；這一來一回，不但大幅節省了後勤的花費，相對也削弱了敵人的力量。

故殺敵者，怒也。

讓士卒奮勇殺死敵人最重要的動力，就是對敵人的憤怒與仇怨。

田單以怒敵戰術致敵

戰國時代，田單守即墨孤城時，先是用反間計讓燕惠王以騎劫代替樂毅，然後用各種不同方式激勵城內居民同仇敵愾的士氣；采用的就是“製造對敵人憤怒、仇怨”的方法。

田單對燕軍放話：

“我們最怕的是，把割了鼻子的齊國俘虜擺在部隊之前與我們對戰，即墨就敗了!”

笨蛋騎劫果然上當。即墨軍民看見國人這種慘狀，無不氣得咬牙!為了怕戰敗被俘，個個死守陣地，燕軍無功而還。

沒多久，田單再出招，這一次是：

“我們最怕的是燕軍挖城外即墨人的祖墳，一旦先人受辱，我們的士氣就瓦解了!”

騎劫再度上當。即墨軍民聽到祖墳被刨，個個傷心落淚，紛紛求戰，怒氣提高了十倍。

強烈的殺敵誘因，加上田單以利誘之的策略，燕軍開始放鬆了防備。最後田單在敵人不意的狀態下，以火牛陣攻其無備，不但打敗了燕軍，還重建了瀕臨滅亡的齊國。

這是最佳的以怒殺敵策略。但也可以換個角度看，故意怒敵，也可以引來亡國滅種之禍。

金人減丁惡行怒敵而致亡

宋朝中葉以後，北方的金人逐漸崛起，經過不斷殺掠征伐，建立了一個長江以北的大帝國。

當時的蒙古族就在金人的統治之下。由於蒙古人向來剽悍，讓金人頗為忌憚，於是有人想出了一個殘忍無比、又奇蠢無比的低招!

每三年，金人總會挑個時間，到蒙古人的部落裏，大肆屠殺十六歲以上的男丁，見多少殺多少，這叫“減丁”。這一來，在蒙古人心中埋下了永世難忘的仇恨。風水輪流轉，金人再強，總有轉弱的一天；反之亦然，蒙古再弱，總有轉強的一天。當蒙強金弱時，蒙古大汗窩闊台派出老弟大將拖雷揮軍金國，蒙軍鐵蹄所至，無不殘破，金人在經過無數殘忍大屠殺後，終於亡國，一直熬了三百多年，才恢複了生機。

取敵之利者，貨也。

奪取敵人財貨的最佳誘因，就是重賞。

道理很簡單，人性永遠趨利避害，隻要能重賞，就一定有勇夫；隻要有勇夫，仗就好打了。

重賞求勇夫 劉秀昆陽大捷

東漢創業主劉秀，就憑著一場“昆陽之戰”為自己的江山打下了第一個最重要的基礎；而昆陽之戰之所以勝，就因為劉秀能重賞求勇夫。

新朝皇帝王莽上台後，一陣惡搞，天下大亂，各地好漢紛紛起事，王莽派兵四處鎮壓。有一天，新莽大將王邑率領四十萬大軍打到了昆陽。

當時昆陽兵力不足一萬，由於實力懸殊太大，大夥兒計議了半天，決定派劉秀突圍到外麵找救兵。

劉秀突圍後，好不容易收集了幾千兵馬，但大家一聽到要到昆陽對戰王邑四十萬大軍時，個個臉色蒼白，生怕把自己玩完，享用不到搶來的財寶，沒人肯應，秀便婉言相勸：

“敵人身上就有真正大財寶，隻要把他們打敗了，要什麽沒有?反之，若是打敗了，命沒了，大家守著身上的小錢小財，又有何用?”

大夥兒一聽有理，把原先搶來的財寶全扔了，篤定跟著劉秀去救昆陽。

在強大利益的**下，人人奮勇，個個爭先，最後居然打敗了王邑，救了昆陽。

然而，這隻是一般級的“以利求勇學”，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不但可以重賞求勇夫，更可以重賞求到佐明主，立基業的異能奇才之士，其間的投資報酬率遠在一般性勇夫萬倍以上。

燕昭黃金台 樂毅效英才

戰國時代，燕昭王為了向齊國報仇，在老師郭隗的建議下，設立了“黃金台”，因而得到了蓋世名將樂毅。五年時間，不但報了仇，還拿下了齊國七十二城，若非早死，很可能就在樂毅的輔佐下，改寫了中國曆史。

無論黃金台能擺多少黃金，也絕對比不了整個齊國的價值。而燕昭王得到樂毅的方法，除了黃金之外，是另一種對智能之士更受用的“利”——絕對高度、極度真誠的禮賢下士!

燕昭王對樂毅的禮遇，曆史上少有，不但言聽計從，把燕國所有軍隊交給他，還授權他“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樂毅伐齊期間，有人因為嫉妒樂毅，向燕昭王造樂毅的謠，燕昭王立刻當著群臣殺掉這個造謠者，並公開宣布：

“沒有樂毅，就沒有今天的我。樂毅想怎麽樣，就怎麽樣，我絕對接受，絕對支持!”

從此沒人敢再中傷樂毅，離間樂毅。在沒有“功高震主，勇略身危”的壓力下，樂毅終能放手施為，為燕昭王建立了功業，為自己建立了聲名，而這都是燕昭王以最高明的“以利求士”策略得來的!

事實上，以怒殺敵，以貨取士的策略，百試百靈，但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關鍵點就在你怎麽操作了!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以怒殺敵，以貨取敵之利，是戰爭的勝利法則，但不是戰爭的基本原則。怎麽說呢?

殺敵的目的是要勝敵，這隻是戰術；勝敵的目的是要取敵之利，這才是戰略。要讓敵人有利讓我取，以達成“勝敵而益強”的最高戰略原則，便需要有一些較具體性的做法。方法是：

在戰車對陣的戰役中，首先奪取敵方十輛以上戰車的人，優先受賞。

有競爭性的賞賜，最具有激勵性，這招一出，戰力就大躍進矣。

虜獲的敵方戰車，改掛我方旗幟，並入我方車陣中，這是一種相乘效果。敵之消成我之長，基本上可達到勝敵而益強的基本戰略原則。

善待虜獲敵軍，這是籠絡手段。消極的可以減少一個敵人，積極的可以增加一個同誌。同樣的，也是勝敵而益強的操作原則。

故兵貴勝，不貴久。

既然戰爭的代價這麽高，後果那麽嚴重，所以，不打仗則已，一打就要打勝；想打勝就要用詭道，出奇不意，攻其無備，以怒殺敵，以貨取利，以達到最高戰略原則的勝敵而益強目標。歸結言之，戰爭的基本原則就是：

勝利擺中間，久戰放二邊。

故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能認識戰爭本質（有害、有利），戰爭的原則（貴勝不貴久），戰勝的方法（詭道致敵），最高戰略目標（勝敵而益強）的將領，才是人民生命財產的保障，國家安危的主導者。

國家安危之主的最佳典範——於謙

明代的於謙，就是這種將領的最佳典型。

不僅在明朝，在中國曆史上，於謙都是最讓人尊敬、懷念的偉大將領之一。

於謙偉大的地方，不僅在他能以弱勝強的軍事才能，也不僅在他臨危應變，挽狂瀾於既倒的政治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永遠把國家的利益擺第一，把功名利祿，乃至於自己的生命擺最後。曆史上，有於謙本事的，大有人在，但同時具有於謙的本事，又有其高潔人格特質的，就不是很多了；而於謙的偉大，就在這裏。

懷著經世濟民的宏願，於謙一開始出任公職，就政績卓著，普受民眾的支持愛戴。

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北方的瓦剌軍來犯，英宗聽信大太監王振的胡言，不顧於謙力諫，輕率地帶領五十萬大軍搞禦駕親征。事實上，明英宗一點也不“英”，根本是笨蛋；王振一點也不“振”，十足是土蛋。笨蛋加土蛋，結果就是完蛋——五十萬大軍打不過瓦剌的二萬小軍；不但打不過，還被打得全軍覆沒；更離譜的是英宗還被俘。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變”。

瓦剌一方麵把英宗當籌碼，準備向明廷大敲一筆；一麵調動大軍，準備撲向京師北京。

朝中大臣聽到這個噩耗，一個個麵色如土，除了提出南遷逃命的餿主意外，沒人出得了場，沒人辦得了事。麵對這些光講渾話的渾人，於謙厲聲痛叱：

“京師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動就難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訓就擺在眼前，現在隻有誓死保衛京師一條路，誰要再提南遷，就是動搖國本，應立即斬首!”

一席話才把局麵逐漸穩下來。由於中樞無人，於謙立刻立了景泰帝。這一來，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脅的籌碼，而且把人心安定下來，大家也開始準備迎戰瓦剌。

由於瓦剌軍向來驍勇，明軍一來倉促成軍，二來基本素質也不甚好，三來對瓦剌軍怯戰，兩相對照，敵強我弱的態勢相當明顯。於謙針對實際狀況，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調整。決戰前夕，他還特別下了一道命令：

“戰鬥中，將領不顧士兵，自己先退者，將領處死；士兵不顧將領先退者，後麵的隊伍就地斬殺前麵的隊伍；不執行命令者同罪。”

這招太厲害了，不拚命就沒命，不是被敵人殺死，就是被法令處死，沒有第二條路。這等於事先幫你設定了一套必然邏輯，與其被處死沒了命又丟人現眼，不如戰死還落個光榮殉國的美名。既然沒有任何退路，不如拚了。結果大勝瓦剌，解除了明帝國的危機。

事後，朝廷論功行賞，升於謙為少保，並總督軍務，於謙辭謝道：

“邊境還有敵人騷亂，這是我們大臣的恥辱，哪有什麽臉受國家的賞賜呢!”

瓦剌戰敗，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麽好籌碼，瓦剌決定送回英宗；這對於謙未來的命運可是一大變數。因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遙尊為太上皇的也是他；萬一英宗複辟，於謙第一個倒楣!

但於謙根本不考慮自身安危的問題，他處處從國家角度著眼，力勸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來，我們沒有拒絕的理由。如果不讓他回來，瓦剌沒事把他擺在邊城守將之前，將領們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們把英宗擺在部隊前進攻，我們就麻煩了。”

景泰帝無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來後，果然積極活動。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臨朝，幾個英宗的死黨趁機奪位，英宗果然複辟了。

英宗上台後，幾個和於謙不對付的英宗死黨便加緊布置，給於謙羅織罪名；於謙的朋友王文厲聲抗爭，於謙笑著對王文說：

“他們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這有什麽差別，辯白又有什麽用?”

英宗心裏明白，雖是於謙讓他下的台，但若沒有於謙對國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裏其實不很願意殺於謙，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於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換言之，因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隻是還他“公道”而已；而證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辦法就是殺於謙；不殺於謙，則複辟無名，於謙就這樣被殺了。

於謙的故事本身就是傳奇，於謙這個人本身就是經典。在孫子的標準中，一個偉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極高的道德品質。因為將領握有殺伐之權，以威領軍，以詭致敵，人命所係，國家安危，盡在掌中。隻有像於謙這樣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為人處事，也確實是：

知兵之將，生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