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冊（3）高宗乾隆弘曆（1711—1799）（14）

《黑牡丹》詩

高宗性嗜文學，禦製詩文集至盈尺，萬機餘暇，無不與群臣講論詞藻，研析聲病，至於南巡道塗之際，亦必召試文人，宏獎夙學之士，可謂極稽古右文之能事矣。而其優禮文人，往往出乎常格之外，是以世風丕變、才能鵲起，班孟堅所謂“雍容揄揚，著於文字雅頌之亞”也，有明以來七百年間無此盛軌。然帝性所短，在忌克好名，以此一念，雖文章彪炳，宏獎風流，而不敵其炫人粉飾之具，故文之於紀曉嵐，詩之於沈歸愚，皆為帝之捉刀人，然心常忌其勝己，外示優渥，內實狎侮。而歸愚為人端重緘默，稍為帝所傾信，晚節以工名終，可謂君臣相得，始終如一，在帝之文臣中實最能保全者矣，乃不意身後卒以文字觸忤，竟遭戮屍之慘，可見忌克之惡種子，雖暫忍辱負重潛伏而必有萌發之一日焉。先是，帝好談詩，常事吟詠。時天下承平，海內無事，帝欲廣甄文學以隆治化，尤注意於詩，因欲集天下詩人，拔其尤者以為藝林表率，聞歸愚為葉橫山入室弟子，詩名遍大江南北，因使江南大吏羅致之，並召各省有詩名者百餘人試於養心殿。帝從容周視，問姓名、察年貌，見者詫為殊典也。試將終，有三四人尚未納卷，帝見貌凝重年稍長者，詢知即沈歸愚，因笑謂之曰：“子江南老名士，而亦遲遲耶？”歸愚誌其語，以為榮焉。其後與帝互相唱和，每入朝，稿輒盈握，帝深契之，不數年間竟躋入座，知遇之隆，殆無倫比，年八十二始告歸。相傳歸愚六十歲時猶諸生，困於場屋，術者謂“當得十餘年太平宰相”，聞者皆譏笑之。旋捷南宮，由庶常召試，竟獲殊寵，至古稀之年則已大拜矣，卒應術者之言。歸愚既居林下，為詞壇盟主，帝以禦製詩集十二本委梁中堂詩正轉付歸愚，屬為訂定。歸愚感帝知遇，悉以評騭，頗多刪潤。稿既上，帝雖未加褒美，然夙以直道自命，不能責歸愚以無禮也。無何，歸愚卒，帝又南巡，過蘇州，命吊其故廬，引見其子孫，殷勤備至，因命子孫進呈遺稿，且曰：“如不及繕正，即許以原稿進呈，謂朕與德潛神交，豈宜尚拘形跡？”實則帝已因改稿一事生疑，有意窺其隱秘也。子孫不解此中利害，竟直如帝言以原稿進，而於是乎禍作矣。先是，歸愚為帝改訂詩稿皆就己稿屬草，故其詩尚留稿中未及刪去，又晚年詩多率情不檢之句，亦未及改定，遺囑曾命子孫於獻稿前須先送某名士訂定之，而沈長子已先卒。少子不慧，僅以父蔭得經曆，孫亦無通學者，日事聲色安享，未嚐計及稿事。忽奉諭旨，遂倉猝以進。無何，帝見稿中有捉刀原草，竟錄為己作，心惡之甚，謂近侍曰：“朕以為歸愚篤實忠謹，與他名士不同，而不意其欺世盜名直如此之甚也！”顧帝欲暴其罪而無名，且有妨己之名譽，仍隱忍不發，蓄意尋其間隙以為泄怒地。未幾，閱其未定稿中果有《遊虎丘》詩及《詠黑牡丹》詩，語多不檢，既含諷刺，且近誹謗，而《黑牡丹》詩頭聯尤非純正語（“奪朱非正色，異種也稱王”），帝覽之大怒，曰：“此入之胡文藻、戴南山集中則可，而謂歸愚受恩深重、位極人臣者，乃亦作是語耶？若在聖祖之世，允宜族誅。即朕早知胸襟不正，亦應明正典刑，乃竟為所欺數十年之久，若非令子孫呈其原稿。則終古漏網，豈天理所容！”因立下詔，宣布沈德潛誹謗之罪，發墓仆碑戮其屍；子孫本應置重典，姑念呈進原稿，不失為直道，尚愈於德潛之欺詐，從寬遣戍黑龍江，免其一子為民。朕亦有失察之咎。使布告天下，鹹知朕意。自是帝春秋高，亦不複與人唱和矣。逾年，又有《一柱樓詩》之案。

《南巡秘記補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