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跤從何而來
(一)春秋戰國之際的摔跤運動
我國古代摔跤的異名很多，如角力、摔胡，角柢、相撲、布庫、厄魯特、摜跤等。這是因為，各民族的語言文字不同，摔跤的方式方法也有較大的差異。摔跤在古代屬於徒手搏鬥的範圍，是軍事作戰的一種技能。據《述異記》所記的傳說，在五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時代，黃帝部落與蚩尤部落進行了一次大戰。蚩尤部落的人都在頭上戴了假角，“以角抵人，人莫能禦”。這種用頭衝撞的作戰方式，就是摔跤的最旱起源，後代稱摔跤為角柢也是沿用這一古老的名稱。
到了奴隸製社會，奴隸主規定摔跤是軍事訓練的重要項目。據《禮記·月令》記載：“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禦、角力。”射箭、馭車和角力，都是士兵作戰的重要技能；將帥在冬季還要對自己的部隊進行一次檢閱，以觀其訓練成績。據漢朝人解釋，角力就是互相扭打的“兩兩校力”，是徒手搏鬥的一種作戰方式。在三千年前，青銅兵器並不十分銳利，而且作戰時也會經常發生兵器折損的情況，徒手作戰技術就是十分重要的了。春秋時吳楚的柏舉之戰，楚國的軍隊被打得大敗。楚國大夫莫敖大心在兵器折損、無法作戰的情況下，隻身衝入敵軍，徒手打死摔傷了幾個人，最後被殺殉國，在戰場上同敵人角力是生死拚搏，手下絕不留情：而在平時訓練“兩兩校力”的時候，就必須有一定的方法和規則，以避免無謂的傷亡，據《國語》記載，春秋末年的晉國已經有了摔跤比賽。
趙簡子是晉國的中軍元帥，他就是後來三家分晉的趙襄子的父親。他的戎右少室周就是一個善於徒手搏鬥摔膠的能手。在古代，一輛戰車上有三個甲士，中間的甲士是駕車的馭手，左麵的執弓箭，右麵的執戈矛。遠距離的敵人由弓箭手射擊，近距離的敵人由戈矛手刺殺。而在元帥的戰車上則隻有旗鼓，由元帥號令指揮全軍的進退。元帥車上沒有弓箭手，戎右就成為保衛將帥安全的．武裝衛士。因此，元帥車上的戎右都是選拔武藝高強勇力超群的人擔任。少室周當了趙簡子的戎右，心裏當然歡喜，但又有點擔優。為了保衛元帥的安全，每逢休閑時間總是尋師訪友切磋武藝，提高自己的摔跤技術。晉陽城有一個叫牛談的人，是奴隸出身，摔跤本領高強。少室周到了晉陽便找到牛談，提出與他進行摔跤比賽。第一跤被牛談摔了個臉朝天，第二跤又摔了個肩背著地；一連幾場比賽，都是少室周輸了。少室周十分佩服牛談的摔跤本領，便向趙簡子推薦，把自己戎右的職位讓給牛談。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春秋末年，社會上就有了摔跤比賽，而且在比賽場上很注重道德修養，賽輸的人甘願薦賢讓能。
(二)漢代幾種不同形式的摔跤
秦始皇並吞六國統一天下之後，規定閱軍大典的內容是角柢。在奴隸製社會，狩獵為閱軍大典。狩獵時要出動戰車，要射箭，要擊刺，要徒手搏鬥，實際上是一次聯合軍事演習。戰國時期軍事戰術有了改變，南方用水軍，北方多騎兵，中原地區是采用大兵團的步兵戰鬥。因此，各諸侯國的軍禮就很不一致。秦朝統一天下之後為什麽要以角柢為軍隊大典之禮呢?據《文獻通考》記載：“秦並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縣兵器聚之鹹陽，銷為鍾柢；講武之禮，罷為角柢。”這就是說，兵器都銷毀了，講武之禮才改為角柢。這種理由是不充分的。無論秦始皇如何收繳民間兵器，總不會連軍隊的兵器都收光了，隻能檢閱士兵的徒手搏鬥技術。真正的原因是，秦國是在中原建國的，統一天下後，軍事力量也是以步兵為主，而徒手搏鬥是步兵的重要作戰技能，因此才定角柢為閱軍大典的內容。
從現有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來看，漢朝的角柢開始分支，向不同的方向發展，並有了不同形式的摔跤。
《漢武故事》上說，漢武帝在徒手對打的基礎上，“並四夷之樂，雜以童幼，有若鬼神”。這種有音樂伴奏，有故事情節的武打稱之為角柢戲。它已經脫離了體育的範圍，成了後代戲劇的濫觴。
《漢書·藝文誌》中有《手搏六篇》，屬於“兵家伎巧類”。手搏又叫作弁或卞，是一種純踢打擒拿的軍事技術。漢武帝時的大將甘延壽被選為羽林，又因為精於手搏被提升為期門。
據《漢書》金日撣傳記載，金日撣當了漢武帝寢宮中的侍衛。有一天，漢武帝尚未起床，江充與莽何羅謀反。莽何羅攜帶武器闖入寢官準備刺殺漢武帝，被日撣發覺了。“日撣摔胡投何羅殿下，得擒縛之”。“摔胡”就是抓住脖子摔倒在地，這是一個純粹的摔跤動作。又過了三百多年，三國時孟康在《漢書注》中說：“摔胡，若今相辟臥輪之類也。”“摔胡”，南北朝時稱“相撲”，是以摔撲為主的技術，它和手搏、角柢戲，都有區別。
金日撣原是匈奴族休屠王的太子，被漢軍俘虜，後入宮廷當馬夫。由於他為人忠誠，做事勤懇，被漢武帝提拔當了侍衛；又因為擒了莽何羅有功，升為車騎將軍。後來他和霍光同是漢武帝的托孤之臣。
另外，北方少數民族的摔跤在古代文物上也有類似的圖象，如1957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陝西洋西客省莊發掘了一座戰國墓，墓中殉葬物有兩塊透雕銅牌。透雕的花紋圖象，在兩匹戰馬之間，為一對長發高鼻的人，上身**，下身穿長褲，互相彎腰摟抱作摔跤狀。無論是透雕工藝特點和圖中人物形象，還是墓主人的身份，都證明這是我國北方匈奴等古代民族的摔跤動作。這種圖象和金日撣的摔跤動作互為驗證，可以認為，在西漢時期，我國北方民族式摔跤已傳人中原地區，並和中原的傳統角力相互交流，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古代的摔跤運動。
1979年，湖北省江陵鳳凰山的秦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篦。在圓拱形篦背的兩麵，都有漆繪的人物畫。其中一麵繪有摔跤圖：右邊兩人對搏，左邊一人旁觀。三人裝束相同，都是**上身，著三角短褲，腰係長帶，帶在腰後扛結，帶端飄垂於臀後。對搏的雙方正相向撲來，左邊一人前伸兩臂，似是裁判，圖的上部有一帷幕飄帶下垂，表示這場摔跤是在台上進行的。在吉林集安縣洞溝高句麗墓壁畫上，也有摔跤圖象。從出土的文物看，從比賽的場地、服飾或動作等來看，上述漆繪摔跤圖和透雕銅牌摔跤圖有很大的差別，這說明秦漢兩代的摔跤形式已有了不同。
漢代的摔跤有了很大的發展，並在廣泛發展的基礎上開始分支。漢代文物留下了不少摔跤圖象，有待於我們進一步去認識和研究。
(三)摔跤比賽與蒙萬贏
南北朝時期是我國古代民族大混合時期。西方和北方的少數民族進入中原地區以後，文化科學藝術得到一次大交流，體育比賽也得到了互相切磋提高。
南北朝時，摔跤是當時比賽最多的一個項目。這時摔跤也稱相撲、相辟、相攢，都是互相摔打的意思。據《太平禦覽》引王隱《晉書》說：在中原地區的襄城郡與穎川郡的聯歡會上，就有相撲比賽。襄城人在輸了之後反而解嘲地說：“相撲下技，不足以明兩郡之優劣。”事實上體育比賽最能代表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和一個民族的尊嚴。為了維護這種尊嚴常常寸步不讓，不爭回榮譽，決不善罷甘休。《晉書·庾闡傳》記載，在晉朝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有西城健胡，矯健無敵，晉人莫敢與校”。司馬炎為此事大為惱火。於是張貼榜文，“召募勇士”。後來，庾闡的父親庾東應募，與胡人比賽。結果，“遂撲殺之”。庾東由此“名震殊俗”，並被賞賜做了官。
《續高僧傳》上也記載了類似的故事：隋代有一個叫法通的和尚精通相撲。當時“有西番貢一人雲大壯，在北門試相撲無敵者”。這件事使隋高祖楊堅很為惱火。他說，難道“大隋國無健者”?有人向隋高祖推薦法通。隋高祖馬上派人“召通來，令相撲”。結果，法通贏了大壯，“舉朝稱慶”。這件事反映了當時民族間相撲技藝的交流，也表現了代表民族的體育比賽，是如何激動著民族情緒。
南北朝和隋唐時期，西方少數民族到中原地區進行相撲比賽的絕不止上述兩例。《唐語林》記載：唐代大梁節度使李紳，在檢閱過鎮海軍選送的相撲能手富蒼龍、沈萬石、馮五千、錢子濤的技藝之後說：“真壯士也，可以撲殺西胡醜夷。”說明這次選拔，是特地為了同西域少數民族的相撲手進行比賽。李紳的話用了“醜夷”、“撲殺”等侮辱少數民族的詞語，是錯誤的，但也反映了民族之間的體育比賽十分強烈地激動著人們的思想情緒。
這些相撲比賽的史料，也反映了在南北朝時，我國的相撲比賽已經有了正式的規則和裁判。正因為如此，兩郡或兩個民族之間的運動員才能在一起比賽。另外，在許多史料上都用了“撲殺”這一詞，它反映了當時對比賽的意義還認識不足，不是重在交流技藝，而是以生死為輸贏。
唐代的皇帝大都是喜愛體育活動的。他們喜歡馬球，喜歡狩獵，也喜歡摔跤。唐代稱摔跤為角柢。“角柢者，相撲之異名也，又謂之爭交。”
在唐朝的宮廷裏有兩個專供皇帝娛樂的地方，一個是教坊司，一個是內園。教坊司裏大都是歌舞伎，而內園卻多是體育表演的健兒。《新唐書》上說，“內園恒備角泌之徒”。所謂角柢之徒，就是專門供皇帝觀賞的摔跤手。現在摘錄一些唐朝曆代皇帝觀看角柢表演的一些史料，從中既能看到唐代皇帝喜愛這項活動，又能看到唐代角柢發展的麵貌。唐玄宗李隆基“每賜宴設柢，大陳山車、旱船、尋H、走索、飛劍、角柢”，唐憲宗李純禦瞬德殿大宴群匣及公主，“觀擊鞠、角劍之戲，大合樂，極歡而罷”唐穆宗李恒”幸左神策軍觀角柢及雜戲”。唐敬宗李湛於寶曆二年六月“甲子，觀驢鞠、角柢於三殿”。唐文宗李昂“幸勤政樓觀角柢、蹴鞠”。唐懿宗李灌“鹹通中選隸小兒園，尋人相撲朋”。唐僖宗李儇“弱冠登位，為宦官所押，內園恒備角柢之徒，以備卒召”。後唐莊宗李存勖“在藩邸，每宴，私與王鬱角柢鬥勝。鬱頻不勝，莊宗自矜其能，謂存賢日：‘與爾一搏，如勝，賞爾一郡。’即時角柢，存賢勝，得蔚州刺史”。《文獻通考》上說，作為宮廷的娛樂活動，角柢是各種表演節目的壓軸戲。摔跤手臨上場前，左右軍就擂起大鼓。在急鼓聲中，一個個**上身的壯士繞場而入，尋對扭摔：一交上手，場外的觀眾就呐喊助威。分出了勝負之後，觀眾歡呼，急鼓三通。這場麵確實很熱烈，很激動人心。
考古工作者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唐代幡畫，畫麵上為兩人決鬥時情景，很象現代日本的相撲。在皇帝的喜愛倡導下，唐代社會上摔跤活動的開展是較為普遍的。《吳興雜錄》記載：“唐，中元節，俗好角力相撲，雲避瘴氣也。”
避瘴氣隻是一種迷信，實際是農閑時的娛樂。宋代《角力記》上記載，在五陵、鄱陽、荊楚一帶，“五月盛集，水嬉則竟渡，街房則相攢為樂”。在陝南、成都一帶，則設有擂台比賽，“募橋市壯勇者，於山前平原作場，候人交(比賽)，贏者出場賞之，采馬擁之而去，觀看如堵，巷無居人，從正月上元至五月方罷。”這種比賽的情景是何等熱鬧，竟至“觀看如堵，巷無居人”。《角力記》還記載，唐朝末年，有一個摔跤能手，外號叫蒙萬贏。隻因他“拳手輕捷，擅場多勝，受賜豐厚，萬贏呼名從此始”。“萬贏”可能有些誇張，但也反映了唐代摔跤比賽的頻繁和蒙萬贏的摔跤技藝之高。
(四)女子摔跤與擇婿
宋代的史料上有稱摔跤為相撲的，也有稱為角柢的。摔跤也是宋代宮廷宴會娛樂的壓軸節目，《宋史·樂誌》記載，“(宴會)第十九(項表演)用角抵，宴畢”。《東京夢華錄》在“天寧節”親中記載：“第九盞禦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百官酒舞三台，左右軍相撲宴退，臣僚皆簪花歸私第。”除了皇官中的宴會有相撲表演之外，朝廷的外交宴會也有相撲比賽。《宋史·禮誌》記載：使人到闕筵宴，“凡用樂人三百人……相撲一十五人，於禦前內等子差。”
內等子就是皇帝禦前的徒手侍衛。《夢梁錄》：“內等子，隸禦前忠佐軍頭引見司所管，於殿步諸軍選膂力者充應名額，即虎賁郎將耳。每遇拜郊明堂大禮，駕前隻頂帽、鬢發蓬鬆、握拳左右行者是也。”這些人都是摔跤能手。有規定的名額，上、中等各五對，下等八對：“三年一次，就本司爭揀上下名次人額”。
宋代由於商業和手工業的發展，城市經濟繁榮，大城市如汴梁、臨安人口增至幾十萬，城市中開始有了供市民們娛樂的“瓦子”。在“瓦子”的各種娛樂表演項目中，相撲表演是最受歡迎的，相撲藝人也是各種表演藝人中最多的。據《都城紀勝》、《夢粱錄》、《武林舊事》諸書記載，僅南宋臨安城一地就有著名的相撲藝人五、六十之多。如撞倒山、金板遝、曹鐵凜、周黑大、曹鐵拳、王急快、董急快、韓鐵柱、黑八郎等，這些都是摔跤好手。宋代社會上喜愛看相撲比賽，這在《水滸全傳》中有較詳細的描寫，燕青和任原在泰山廟會上相撲比賽，台下的觀眾有“數萬香宮，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廊廡屋脊上都坐滿了”。這些香官觀眾，來自全國各地，“一者燒香，二者乃為著看任原本事，三來也要偷學他幾路”。這反映了宋代相撲的開展有廣泛的群眾性。
宋代，稱相撲比賽的規則叫“社條”，稱裁判為“部署”。由於在比賽中可能會失手死人，賽前雙方都要立下生死文書。這在《水辯全傳》第七十四回寫燕青與任原的比賽中可知。“燕青再上獻台來，要與任原放對。部署向他先要了文書，懷中取出相撲社條讀了一遍，對燕青道：‘你省得嗎?不許暗算!’燕青冷笑道：‘我單隻這個水褲兒，暗算他什麽?”’可見，相撲中最重要的規則是不許暗算，這是保證比賽能公平進行。
宋代已經有了全國住的相撲比賽。《夢粱錄》記載：“若論護國寺南高峰露台爭交，須擇諸道州郡膂力高強、天下無對者，方可奪其賞。”如頭賞者，可得獎品旗帳、銀懷、彩緞、錦襖、馬匹等。南宋臨安城的南高峰比賽是全國最高級的比賽，贏得頭名所獲得的獎品是很豐盛的。宋理宗景定年間，溫州的韓福奪得了冠軍，不僅獲得獎品，還被封了官“補軍佐之職”。《水滸全傳》上寫的泰山廟會的比賽也是全國性的比賽。任原在擂台上誇口說：“四百座軍州，七千餘縣治，好事香官恭敬聖帝，都助將利物來，任原兩年白受了。今年辭了聖帝還鄉，再也不上山東了。東至日出，西至日沒，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蠻，北濟幽燕，敢有出來和我爭利物的嗎?”泰山廟會的相撲是全國性的比賽，連獎品也是全國各地讚助來的。這更說明宋代的相撲運動是具有廣泛的群眾性的。．
明刊《忠義水滸傳》中有幅反映宋代摔跤場麵的插圖，圖左上方有一官吏端座，觀看摔跤，身旁立著一位侍從，摔跤台下，有不少觀者。這幅圖象和《水滸全傳》上所描寫的摔跤情景是吻合的。
宋代的相撲可以使用拳腳，有時也會發生死亡事件，但比賽中多半還是以摔、絆等技巧，把對方摔倒取勝。這在《水滸全傳》第一。四回對王慶與段三娘比賽相樸描寫得很具體：“王慶見她是個女子，又見她起拳便有破綻，有意耍她，故意不用快跌，也拽雙拳吐個門戶，擺開解數。那女子見王慶隻辦得架隔遮攔，沒本事鑽進來，她便覷個空，使個黑虎掏心勢，一拳望王慶劈心打來。王慶將身一側，那女子打個空，收拳不迭，被王慶就勢扭定，隻一交，把女子翻；剛剛著地，順手兒又抱起來，這個勢叫做‘虎抱頭’。”第七十四回寫燕青和任原比賽：“任原見燕青不動手，看看逼過右邊來，燕青隻瞅他下三麵。任原暗忖道：‘這人必來算我下三百，你看我不消動手，隻一腳踢這廝下獻台去。’燕青卻一個搶將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襠，用肩胛頂住他胸脯，把任原托將起來，頭重腳輕，借力便旋四五旋，旋到獻台邊，叫一聲‘下去’，把任原頭在下，腳在上，直攛下獻台來。這一撲名喚‘鶴鴿旋”’。“虎抱頭”是以強打弱，“鵓鴿旋”是以小打大，都是以巧取勝的相撲動作。這說明宋代的相撲是以巧取勝的。《角力記》中記錄了宋代一首《題牆上相撲畫》詩：“黑漢勾卻自漢頸，自人捉住黑人腰，如人要辨輸贏者，直須牆柢始一交。”這首詩反映了當時不僅已廣泛開展了相撲運動，而且有了以相撲為題村的壁畫；同時說明，相撲比賽是以巧取勝，例地就分輸贏，不必一定“撲殺”或“攛下台來”。
據《武林舊事》記載，宋代的表演藝人中還有一種“喬相撲”的藝人，喬就是假裝的意思，是由一個人俯下身來，穿著假外套，扮成兩個人相撲，俗稱是“兩個小夥子摔跤”。此外，宋代的藝人中還有女相撲手，《夢梁錄》記載，臨安城有女相撲手“賽關索、囂三娘、黑四姐”及“張椿等十人”。關於女子相撲藝人，這是我國最早的記載，但女子相撲這卻不是最早的。早在三國時期，東吳的國主孫皓，就曾“使尚方以金作金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女著以相撲，早成夕敗，輒命更作”。這種以娛樂為目的的相撲，當然不會有多少摔撲的技巧。宋代的女子相撲是講究技巧的。就以段三娘和王慶的相撲來說，女子敢於和男人比賽，在失敗之後，卻“毫無羞怒之色，倒把王慶稱讚”，表現了虛心學習的態度。宋代的女子相撲排在男子相撲之前，“先以女倍數對打套子，令人觀，然後以膂力者爭交”，這就是相撲表演的開場賽。在北未時，也有女子單獨表演相撲的。司馬光《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記載，宋仁宗嘉佑十年正月二十八日，皇帝在宣德門觀看各種藝人表演節目，其中就有女子相撲表演。這件事觸怒了封建衛道者司馬光，他上奏章給皇帝說：“臣竊聞今月二十八日，聖駕禦宣德門，召諸色藝人備進技藝，賜與銀絹，內有婦人相撲者亦被賞費。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後妃侍旁，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矛四方也。”司馬光以封建禮教思想反對女子相撲，迎合一部分封建士大夫的心理，對女子相撲運動的開展當然很有影響。
元朝王室起於北方的蒙古族，在遼闊的草原上以遊牧為生，習俗重騎馬、射箭和摔跤，稱這三項為“男子三項競技”。在部落聯盟選舉中，隻有“男子三項競技”超群者，才有資格被推為部落聯盟首領。成吉思汗手下的名將合撒兒、別勒古台、木華黎、哲別、蘇別額台等，都是“男子三項競技”的能手。《蒙古秘史》記載，成吉思汗於1218年遠征前，商議將汗位委托給皇子。於是拙赤、察哈台二子爭汗位，“拙赤起，揪察哈台衣領日：‘……若遠射敗於汝，則敢斷其拇指而棄之。若相搏敗於汝，則自倒地勿起之，願聽父汗聖旨裁奪。…這表明在蒙古族中繼承汗位的人射箭和摔跤是重要條件之一。在蒙古那邊慕大會上，“男子三項競技”是大會的重要內容，獲得冠軍的人能得到很多的獎品。直到元朝入主中原之後，還經常進行這三項比賽。《元史》中經常有“賜角柢者鈔各千貫(或銀千兩)”的記載。
蒙古族以遊牧為生。婦女在遊牧生活中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所以不受封建禮教歧視婦女觀念的影響。婦女也可以參加“男子三項競技”比賽，而且有的婦女還勝過男子。《馬可·波羅遊記》中《海都女之勇力》記載：“國王海都有一女，名叫阿吉牙尼揚，韃靼語猶言‘光耀之月’。此女甚美，甚強勇，其父國中無人以力勝之。其父數欲為之擇配，女輒不允，嚐言‘有人在角力中能勝我者則嫁之，否則，永不適人’。其父許之，聽其擇嫁所喜之人。1290年，有一貴胄，乃一富強國王之子，勇俠而甚健，聞此女角柢事，欲與之角，攜千馬毅然來此國中。二人即至角場，相抱互撲，各欲撲對方於地，然久持而勝負不決。最後，女撲王子於地。”在這次相撲比賽之前，王後及大臣均勸阿吉牙尼揚讓漂亮的王子得勝，以便成全這次婚姻。但是阿吉牙尼揚斷然拒絕。她說：“無論怎樣：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可以使我做任何不對和沒有理由的事。”阿吉牙尼揚在比賽場上是一個摔跤的能手，在戰場上也是一個作戰的勇士。“其父遠征，輒攜女與俱。蓋扈從騎衛中使用武器者，無及其女也。有時女自父軍中出突敵降，手擒一敵人歸獻其父，其易如鷹之捕鳥。每戰所為，輒如此也。”阿吉牙尼揚真是女中的豪傑，草原上的雄鷹。
(五)塞宴四事摔跤聯歡
清王室的滿族也是十分重視摔跤的。滿語稱摔跤為布庫。清王室提倡布庫的目的，一方麵是為了訓練士兵的力量和搏鬥技術，“布庫諸戲，以習武事”；另一方麵也是為了和蒙古族諸王聯歡。清太宗皇太極為了進軍中原，極力加強和蒙古族諸王的團結，經常和諸王宴會。布庫是兩個民族共同喜愛的活動，於是就成為“肄武綏藩”的重要內容。西藏拉薩布達拉宮壁畫，就有一幅摔跤圖，反映了藏族人民也喜愛摔跤活動。
八旗軍是清王室的基本部隊，在八旗軍中經常開展布庫比賽，軍中“分左右翼，令其角勝負，負者罰牛羊。”這就大大地推動了布庫運動的開展。在清王室的貴族中也出了一些布庫能手。順治初年，蒙古族的喀爾喀使臣來朝，按照慣例，在宴會時舉行布庫比賽。禦前侍衛的布庫能手都敗在使巨手下。皇太極二兄代善之子惠順王知道了，要求他父親準許他偽裝成侍衛與使巨比賽：“使臣與鬥，應手而仆，世祖大悅，賞賚無算。”惠順王這一年才滿二十歲．。
清王室的禦前侍衛大都是布庫能手。他們一方麵可以保衛皇帝的安全，另一方麵在宴會中隨時可以叫出來比賽。康熙十六年擴大了布庫侍衛組織，成立了善撲營。康熙為什麽要組織善撲營呢?因為布庫侍衛為他奪回政治權柄出了大力。康熙帝愛新覺羅玄燁八歲登基，朝廷的大權完全掌握在大臣鱉拜手中，康熙到了十五歲，決心要鏟除這個隱患，收回政權。但鼇拜的勢力太大，朝中布滿了他的黨羽，一旦走露了風聲，誅殺不成功，反而會釀成一次大的叛亂。據《竹葉亭雜記》記載，康熙“選小內監強有力者，令之習布庫，鼇拜或入奏事，不之避也。鼇拜更以帝弱，且好弄，心益坦然。一日入，帝令布庫擒之，十數小兒執鼇拜，遂伏誅。”康熙利用訓練布庫的方式，瞞過政敵的監視，實現了奪取政權的目的，表現了他的英明果斷。從此在皇帝的侍衛中“有善撲營之製，以近臣領之。”善撲營中的侍衛，都從八旗軍中層層選拔出來，個個是身高力強的壯士。《北京竹枝詞》中有一首專門寫善撲營的詩：“布靴寬袖夜方歸，善撲營中個個肥，燕頷虎頭當自笑，但能相搏不能飛。”
清王室進入中原之後，與蒙古族諸王的聯歡，形成為一種製度，“列聖巡幸木蘭(在今圍場縣)，蒙古諸台吉及四十八部盟長，例於出哨(圍獵的一種)之後，恭進筵宴，習武合歡，有所謂塞宴四事者。”在康熙、乾隆盛世，幾乎年年都要在木蘭舉行圍獵和塞宴。現藏故宮博物院張文翰繪的《塞宴四事圖》，是一幅極為珍貴的曆史文物。圖畫生動地反映了滿蒙兩族聯歡的景象，使我們看到了清代布庫的裝束確實是“衣才及尻露桶襠，千條線縫十層布”。臨賽時。“握拳舞掌相頡頏，周旋趨避不輕嚐”；扭合在一起時，“鐵臂銅股互拍張，推排將傾仍不僵”；比賽之後，“勝者跪飲酒一卮，不勝者愧不敢怒”。
清代摔跤的形式實際上有兩種：一種是布庫，即“脫帽短耩兩兩相角，以搏摔仆地決勝負”，這是滿蒙族的民族式摔跤。另一種叫“厄魯特”，即“袒褐而撲，雖蹶不釋必控首屈肩至地乃為勝。”這有點類似現行國際式摔跤，一定要肩背著地才分勝負。
我國古代的摔跤，從角力到布庫延續有三千多年，可謂源遠流長了。在摔的方法方式上，從拳腳並用、徒手搏鬥，發展到以摔絆為主的技巧。從漢代開始摔跤和手搏分支，由軍事訓練手段走向社會的娛樂活動，遂使摔跤成為各民族文化娛樂中曆代不衰的一項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