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從何而來

(一)黃帝作蹴鞠的傳說

足球，在我國古代的史籍上叫蹴鞠或蹋鞠。唐代的顏師古在《漢書注》中說：鞠是用皮做成，中間塞以毛發，成為圓球，用腳蹴蹋以為戲樂。最早記載了足球活動的書是《戰國策》。此書記載：蘇秦當了趙相，為了聯絡齊國共同抗秦，他對齊宣王說：齊國是一個大國，有二千裏土地，數十萬軍隊，僅臨淄一個城市就有七萬戶，人民富庶殷實，都喜歡以吹竽、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為樂。這樣的富強國家，怎能俯首聽命於秦呢?由此可以看出，齊宣王(公元前319年一公元前301年)時，距今二千三百年前，在我國的臨淄城(今山東淄博市)就已經較為廣泛地開展了足球活動。《戰國策》上記載的是足球活動開展的情況，而它的起源當然還要早些。西漢學者劉向在《別錄》中寫道：“蹴鞠，傳言黃帝所作，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黃帝是傳說中的部落首領，距今約五千年，當時還沒有文字記載，所有的社會文化，都是口口相傳遺留下來的。五千年前有沒有創造足球遊戲的可能呢?考古工作者在山西、陝西和黃河流域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掘出很多磨製很光滑的石球。這些地區正是當年黃帝部落遊牧的地區。實物和傳說正相吻合。在原始社會，人類有創造遊戲的能力。美洲土著易洛魁人處在原始社會的部族時代，就有球戲；我國唐堯時代也有一種“擊壤”遊戲。黃帝時代當然也有可能創造簡單的踢石球活動。

無論是傳說，還是有文字記載，都說明我國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國家。國際足球聯合會技術委員會主席布拉特，在亞洲足聯舉辦的教練員訓練班上所作的國際足球發展史報告中說：“足球發源於中國”。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

(二)漢代的蹴鞠與《蹴鞠二十五篇》

足球的起因可能是為了鍛煉腿部力量：是一種屬於軍事上訓練的活動。

通過實踐，逐步改進遊戲方法，使人們感到踢球也是一種很好的娛樂。齊國臨淄城的人們，就是把踢球和吹竽、彈琴、鬥雞、走犬、六博等都當作娛樂活動的。以踢球為娛樂，在戰國時期，不僅隻是齊國，見於吏籍記載的還有楚國。《西京雜記》上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劉大公，原出身於楚國沛縣豐邑的庶民。劉邦當了皇帝之後，把劉大公和劉溫接到了長安城的未央宮中養老。二老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綾羅綢緞，住的是豪華的大廈，看的是歌舞伎樂，但他對此並不滿意，終天悶悶不樂。於是，劉邦派親信到劉大公處打聽，原來劉太公自幼生活在城市下層，接近敗夫走卒、屠狗殺牛之輩，一天工作之後的娛樂活動就是鬥雞、蹴鞠：而現在住在未央宮裏，沒有過去的老朋友，沒有鬥雞、蹴鞠，總感到不是味。於是，劉邦就下了一道聖旨，在長安城東百裏之處，仿照原來沛縣豐邑的規模，造起一座新城，把原來豐邑的居民全部遷住在新城，劉太公和劉溫也遷住到那裏。從此，太公又“鬥雞、蹴鞠為歡”，這才心滿意足。這座新城，後來就被命名為新豐城，即今陝西省臨撞縣的新豐鎮。

從這個故事中可以知道，在戰國時期，足球是城市下層人民喜愛的娛樂活動。到了西漢初年，足球也得到貴族階級的喜愛。桓寬寫的《鹽鐵論》中說，西漢社會承平日久，“貴人之家，蹋鞠鬥雞”為樂，一般的人們也是在”康莊馳逐，窮巷蹋鞠”。

《漢書》上記載，漢武帝在宮中經常舉行鬥雞、蹴鞠比賽的“雞鞠之會”。漢武帝的寵巨董賢的家中還專門養了會踢球的“鞠客”，在河南南陽和陝西綏德的漢畫像石中，都有蹴鞠的圖象。可見，在西漢時期，足球活動的社會麵更為擴大了。

在漢代，人們認識到足球活動可以增強體力，培養勇敢耐勞精神，是軍事訓練的一種很好的手段。劉歆在《七略》一書中說：“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今軍士羽林無事，使得蹋鞠。”據何晏《景福殿賦》中說：“(蹴鞠)將以行令，豈唯娛情。”這些記載都說明，在西漢後期和東漢時期，足球由社會的娛樂活動變成為軍事訓練活動。

漢代曾有人寫了一部《蹴鞠二十五篇》，這是我國最早的一部體育專業書籍，也是世界上的第一部體育專業書籍，班固在寫《漢書·藝文誌》時，把《蹴鞠二十五篇》列為兵書。漢代的兵書共有四類，一類是講戰略戰術的兵權謀家，一類是講軍事指揮的兵形勢家，一類是講含有迷信色彩的兵陰陽家，一類是講軍事訓練的兵技巧家。《蹴鞠二十五篇》就是屬於軍事訓練的兵技巧類。

漢代的足球由娛樂活動變成為軍事訓練的手段，這不光是性質的改變，在方法上也有極大的變革。《蹴鞠二十五篇》早已失傳了。唐朝人還看到過此書。唐人司馬貞在《史記索隱》中說。“《蹴鞠二十五篇》有《域說篇》”，域說就是講球門建築規格的，僅此一篇，就可見全書內容的詳盡。如果《蹴鞠二十五篇》能從地下被發掘出來，對漢代足球運動的研究必將提供豐富的資料。現在，我們隻能從漢人的詩文中，尋求漢代足球方法的一鱗半爪，從東漢人李尤的《鞠城銘》中頗能窺見漢代足球運動的麵貌。鞠城就是球場，漢代的足球場建築都是很正規的：球場四周圍有矮牆，球門象座小房子，正麵育看台，有階梯，就象一座小城。《鞠城銘》就是刻在鞠城牆上的銘文；全文不長，一共十二句。翻譯成現代的口語就是：圓的足球方的場牆，這是仿象陰陽的道理天圓地方。兩邊各有六個球門，一隊有十二個人上場。比賽時裁判長和副裁判，要堅決執行球賽的法章。不懷偏袒的私心。不因親疏而異樣，完全是公平合理，誰也無埋怨的話可講。球賽尚然如此，執掌政權更該這樣。從這幾句銘文中，可以使我們知道，漢代的足球已是分隊比賽，每邊有六個球門，上場隊員是十二個，比賽時有正副裁判執法，有明確的球規可循。這樣的踢球方法，可以說已具備了現代足球運動的比賽規模了。

作為一種軍事訓練手段，足球當然要受到漢代軍事家的重視。漢武帝的大將霍去病遠征塞外，在缺糧的情況下，還要進行踢球比賽。在實行征兵製度的漢代，人人都有服兵沒的義務；作為軍事訓練手段的足球，也受到一般人民的重視。《會稽典錄》上說：“三國鼎峙，年興金革，上以弓馬為務，家以蹴鞠為學。”由此可知，漢未開展足球活動已達到了相當廣泛的程度。

(三)唐代足球改革和女子足球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足球製作技術也有所改進。唐代的製球工藝，有兩大改進：一是把兩片皮合成的球殼改為用八片尖皮縫成圓形的球殼。球的形狀更圓了。二是把球殼內塞毛發改為放一個動物尿泡，”噓氣閉而吹之”，成為氣球。吹氣的球，在世界上我國也是第一個發明。據世界體育史記載，英國發明吹氣的球是在十一世紀，較我國唐代晚了三、四百年。

球體的改進，帶來了踢球方法和踢球技術的改變。漢代因為球是實心的，不能踢高，所以球門是就地建築，所謂“穿地為鞠室”就是這個意思。唐代的球體輕了，可以踢高，球門就設在兩根三丈高的竹竿上，稱為“絡網為門以度球”。在踢球方法上，漢代是直接對抗分隊比賽，“僻脫承便，蓋象兵戍”。雙方隊員身體接觸就象打仗一樣。唐代分隊比賽，已不是直接對抗，而是中間隔著球門，雙方各在一側，以射門“數多者勝”。高球門的射門，從足球技術來說，是一種發展：而間接對抗，從體力訓練來說，卻是足球運動的一個退步。

由於球體輕了，又不用激烈的奔跑爭奪，唐代開始有了女子足球，女子足球的踢法是不用球門的，以踢高、踢出花樣為能事，稱為白打。唐代詩人王建有一首《宮詞》，是說在寒食節這一天，宜春院的伎女以踢球為樂，寒食節就是清明節，在這一天，我國古代的人們有禁煙火吃冷食的習俗，都要郊遊或參加一些體育活動，以消除寒食的積滯。皇帝宮中有這樣的習俗活動，民間也有。唐代詩人王維《寒食城東即事》詩中說，“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竟出垂楊裏”。可見踢球之高。杜甫《清明》詩中也說，“十年蹴鞠將雛遠，萬裏秋千習俗同”。也說明了踢球活動的習俗。這種習俗一直延續到南宋時期。南宋詩人陸遊在《春晚感亭》詩中描寫過這個情景：“寒食梁州十萬家，秋千蹴鞠尚豪華。”又《感舊末章蓋思有以自廣》詩中有“路入梁州似掌平，秋千蹴鞠趁清明”的詩句。

唐代不僅有了女子足球，而且有的女子踢球技術還很高超。唐人康駢寫的《劇談錄》中記載了一個女子踢球的故事：京兆府的小官吏王超，有一天走過長安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一三鬟女子，年可十六八，衣裝襤樓，穿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鞠，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看漸眾”。這個三鬟女子能夠接住軍中少年踢漏的球，而且穿著木展，一腳把球踢了數丈高，是具有一定技術水平的。於此可見當時足球活動的普及。

(四)宋代的圓社與《蹴鞠圖譜》

施耐庵的《水滸全傳》中，寫了一個由踢球發跡當了太尉的高俅。小說雖然在人物事跡和性格上作了誇張，但基本上是宋代的事實。北宋時確有個圓社高俅，也確是因為陪侍宋徽宗踢球而被提拔當了殿前都指揮使的大官，這事記在王明清的《揮麈後錄》中。

高俅因踢球而發跡，告訴了我們這樣兩件事：一是宋代的皇帝和官僚貴族是喜愛踢球的，有些人本身愛踢球，有些人愛看踢球。上海博物館藏一幅元錢選繪的《宋太祖蹴鞠圖》，描繪的就是當時情景，宋代禮儀中規定，朝廷有大的喜慶宴會，都要有足球表演。在喝了第六懷酒之後，足球藝人便上場表演踢球。二是宋代社會上有了專門靠踢球技藝維持生活的足球藝人。據記載，北宋汴梁城和南宋臨安城，在皇宮宴會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蘇述、孟宣、張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裏的踢球藝人，有黃如意、範老兒、小孫、張明、蔡潤等。此外，宋代社會還有一部分人以踢球幫閑混飯吃的。劉邢在《中山詩話》中寫了一個類似高俅式的人物柳三複。柳三複是個秀才，踢得一腳好氣球。他的官運不亨通，幾年選不上官。他知道宰相丁謂喜歡踢球，便想走這條門路獲得一宮半職，但又拿不出錢財賄賂丁謂的門房求得接見。於是，他天天守候在丁謂家球場的牆外。一天，丁謂踢的球飛出了牆外，柳三複拾了球，喜滋滋地抱了送還丁謂，管門的人隻好讓他進去。他見了丁謂之後，把手中的球拋在空中，一麵跪拜，一麵用肩、背、頭頂球，球一直未墜落在地。丁謂看了這種表演，不由得哈哈大笑。柳三複也就在哈哈大笑中獲得了一個小小的官職。

高俅和柳三複都是踢球藝人中的幸運兒，靠皇帝和官僚的賞識，得了官職。而廣大的踢球藝人卻是在社會壓榨和饑寒中掙紮。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階級，對踢球藝人是看不起的，稱他們為“賤人”、“寒賤之子”。雖然在喜慶宴會上、踢球藝人的表演給官僚貴族們帶來欣賞技藝的歡樂，但官僚貴族並不以此為滿足，還要對踢球藝人製訂苛刻的罰則。罰則規定：凡是輸球隊的隊長，要在臉上抹上白粉，並挨麻鞭子抽打。兩隊比賽，總是一輸一贏，輸者在表演了球技之後，還要受一番羞辱，這真是非人的生活。

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發揚互助，宋代的踢球藝人組織了自己的團體，叫做“齊雲社”，又稱“圓社”。這是我國最早的單項運動協會。圓社的人數可能不少，許多曆史文獻上都有“天下稱圓社”的記載。由此看來，圓社是全國性的踢球組織。

宋代由於對足球運動的重視，足球運動相當普及，有關一些著述，如《蹴鞠圖譜》、《蹴鞠譜》和《事林廣記·戊集》就是宋人撰寫的。《蹴鞠圖譜》的作者是汪雲程，《事林廣記》的作者是陳元靚。這三部書中都用許多專業術語，隨著時代的變遷，特別是我們古代足球在清朝中葉斷絕之後，這些專業木語已有許多難以辨識。但是從中我們仍然可以了解到，在宋代，足球是最受普遍歡迎的娛樂活動。“風流無過圓社”，“青春公子喜，自發土夫憐，萬種風流亭，圓社總為先。”《蹴鞠譜》中的這些記載就是證明。踢球之所以成為老少歡迎的娛樂，是因為這種娛樂既使人“精神爽”、“消長日”、“度永年”；又可起到強健身體、預防疾病的作用，即“健體安身可美”、“肥風瘦癆都罷”。“得此消閑永日，運動肢節，善使血脈調和，有輕身健體之功。”此外，還可以“善誘王孫禮義加”，即培養人的道德情操。在七百年前，人們對於足球運動的娛樂、健身和培養思想情操的作用，已有如此充分的認識，這對於足球運動的開展當然會起極大的腿進作用。

宋代的足球和唐代的踢法一樣，有用球門的間接比賽和不用球門的自打，但書上講的大多都是白打踢法。所謂“腳頭十萬踢，解數百千般”，就是指踢球花樣動作和由幾個花樣組成的成套動作，共有幾百個之多。《水滸全傳》上寫高俅陪宋徽宗踢球，“使了個鴛鴦拐”。駕鴦拐就是個花樣動作，是用左右外腳踝踢球。描寫高俅給宋徽宗表演踢球時，“那氣球似膘膠一樣粘在身上”。這就是指用頭、肩、背、胸、膝、腿、腳等不同的一套一套的踢技，使“球終日不墜”。由此看來，宋代的足球，由射門比準已向靈巧和控製球技術方麵發展。

宋代製球工藝比唐代又有提高，球殼從八片尖皮發展為“十二片香皮砌成”。原料是“熟硝黃革，實料輕裁”。工藝是“密砌縫成，不露線角”。做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兩”。足球規格要“碎湊十分圓”。這樣做成的球當然質量是很高了。當時手工業作坊製作的球，已有四十個不同的品種，每個品種各有自己的優缺點。製球工藝的改進，促進了踢球技術的發展；而製球手工業的發展又反映了社會需要量的增加。

關於我國古代的足球，除了有許多史籍的文字記載外，在一些文物圖象上也有反映。如登封縣少室石闕上有踢球圖，金代陶枕上有“女子踢球圖”，元刻《亭林廣記》上有蹴鞠圖，元代“足球紋銅鏡”，元錢選畫《宋太祖蹴鞠圖》等。這些文物圖象，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我國古代足球活動開展的麵貌。特別是“足球紋銅鏡”圖象，在研究元代足球發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價值。

“足球紋銅鏡”現藏湖南省博物館。這是一件以體育活動為花紋的罕見珍品。銅鏡背麵浮雕的圖象，是一對青年男女對麵踢球，女子高譬笄發，作賜球狀。男子戴襆頭，著長服，半蹲膝，身稍前傾，作認真接球姿勢，小球介千起落之間，球身隱約可見爪棱狀痕跡，其形態十分逼真。

(五)明清足球的衰敗與滅絕

我國元以前史籍上沒有男女對踢足球的記載。到了元代，關漢卿等人的散曲中才記述了男女對踢足球的情景。但這種男女對踢，已不是雙方尋求自身的娛樂，而是以婦女踢球作為一種伎藝供他人欣賞。薩都刺《妓女蹴鞠》散曲中說：“畢罷了歌舞花前宴，習學成齊雲天下圓”。可見踢球和歌舞一樣，都是宴會上的伎藝。“占場兒陪伴了英豪”的婦女，大都是“謝館秦樓”、“鳴珂巷裏”的“絕色嬋娟”；“若道是成就了洞房惜王憐香願，六片兒香皮做姻眷。”可見踢球成了妓女娛客的手段。從“足球紋銅鏡”和元散曲中所反映的事實可知，元代踢球娛樂的社會性是大大縮小了，它不再是節日的活動內容，也不再是宴會上的節目，而是和**行為相聯係的娛樂。《明史》上記載，擁兵三吳、稱兵割據的吳王張士誠的弟弟張士信，“每出師，不問軍事，輒攜樗蒲(一種賭具)、蹴鞠，擁婦女酣宴。”可見踢球已和**樂連在一起。所以，朱元璋稱帝之後，傳下聖旨，嚴厲禁止軍人踢球。朱元璋的聖旨隻能禁止軍人踢球，但並不能改變足球的娛樂性質。被稱為明代社會百科大全的小說《金瓶梅》中，有一段描寫西門慶在麗春院看妓女李桂姐踢球的事：“西門慶正喝在熱鬧處，見三個圓社向前來打個半跪，西門慶平昔認的，一個喚自禿子，一個喚小張閑，一個是羅回子。因說道：‘你們且外邊侍候，待俺們吃過酒踢三跑。’西門慶吃了一回酒，出來外麵院子裏先踢了一跑，次教桂姐上來與兩個圓社踢。一個捎頭，一個對障，拗踢拐打之間，無不假喝采奉承，就有些不到之處，都快取過去了，反來西門慶麵前討賞錢，說：‘桂姐行頭，比舊時越發踢熟了，撇來的丟拐，教小人湊手腳不迭。再過一、二年，這院中似李桂姐這行頭，就數一數二，強如兩條巷董官女兒數十倍。”’上述描寫，也很能表明明代踢球的娛樂性質。

宋代的足球藝人，可以在皇宮的宴會中表演，也可以在城市的瓦子裏賣藝，，而明代的圓社卻隻能在妓院中娛客了。

明代足球的社會性，雖然逐步縮小了，但是，見於文物和史籍記載的資料，還是不少的。如明社重畫的《仕女圖》有蹴鞠場麵，《明宣宗行樂圖卷》中有觀鞠場景，明王圻《三才圖會》也有蹴鞠圖。到了清代，在史籍上有關足球活動的記載，就寥寥無幾了，象《紅樓夢》這樣一部封建社會的百科大全，書中隻有一次提到踢球，而且也隻有一句，即“可巧門上小廝，在甬路底下踢球。”隻有蒲鬆齡所寫的《聊齋誌異·汪士秀》中，有較長的關於踢球活動的描寫。該書中說：汪士秀是廬州人(今安徽省合肥市)，父子都善於踢球。幾年前，父親在錢塘江中溺死了。汪士秀南遊洞庭湖，夜伯湖畔，思念父親之死，不能入睡。忽見湖水中出來五人，鋪一張大席在水麵，飲酒作樂。酒後拿出一個晶體透明的球來踢。汪士秀見那會踢球的老者象他父親，便坐起在舟中觀看。這時，恰巧那球落在他的身傍。汪士秀一時技癢，便起腳踢了回去，那老者見狀驚呼道：“這是我們家傳的流星拐踢法。”誰知汪士秀一腳踢的太猛，把球踢破了，霎時間湖上人球俱杳。原來那四人是魚精。他父親溺水被魚精拯救留作仆役，踢的球是魚膘做成。蒲鬆齡在寫球被踢破下落時，用了這樣一句來形容：“中有漏光，下射長虹，猶如經天之彗，直投水中，滾滾作沸泡聲而滅。”如果把這一句話移來形容我國古代足球發展的過程，是再恰當不過了。我國古代的足球活動，經曆了幾千年，在漢、唐、宋時代，曾經象彗星一樣，發出閃亮的光輝；後來，投入清代社會的水中，隻留下一點泡沫，終於滅絕了。

分析一下我國古代足球的興衰，尋找其滅絕的原因，大概育這樣幾條：從客觀的社會條件來說，宋代理學興起，社會上重文輕武，也輕視身體活動的娛樂。清王室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實行弱民政策，禁止人民練武和練身活動。戲曲小說的興起，社會娛樂範圍的擴大，相對地減少了踢球娛樂的興趣。從足球運動本身的發展來說，由直接的對抗比賽改變成間接的對抗比賽，失去了練武、練身、練意誌的特點，減低了足球運動的社會功能；由自身的娛樂活動轉變成供他人的娛樂活動，由社會的節日娛樂轉化為狎巷的宴飲娛樂，使足球運動的社會性愈走愈窄。這樣，在社會客觀原因的限製下，便不能不趨向滅絕。

我國古代足球在清朝中葉便滅絕了。但是，幾千年足球運動的影響，在人民中間並未完全斷絕。清代冰上足球的開展，是古代足球發展的一個旁係。我國北方民間還有踢石球活動。這些都可以說是我國古代足球運動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