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教育思想通史(全十卷)(全新修訂版)

第五節 格裏諾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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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維多裏諾一樣,格裏諾(Guarino da Verona,或Guarino Veronese,或 Guarino dei Guarini,1374—1460年)也沒有專門的教育著述。這是一種比較奇特的現象,弗吉裏奧、布魯尼、西爾維烏斯等人並非專職的教師,但他們都有專門的教育書信和注文行世,終生獻身於教育的維多裏諾和格裏諾對教育應最有心得,但卻無專門的教育著述留給後人。是否他們醉心於或忙於具體事務而無暇寫作?維多裏諾可能是,但格裏諾卻不是,因為他有不少著述和譯著行世。這種情況給後人研究其教育思想增加了難度,回避是不當的,因為當時兩人盛名遠揚,補救的辦法隻能是通過其教育實踐研究其思想、通過他人的記載和論述研究其思想。

格裏諾在教育實踐方麵與維多裏諾齊名,可通過其一些做法來探討其教育思想,因為教育實踐是教育思想的外化。另外,盡管格裏諾本人未寫教育著作,但他的兒子小格裏諾即巴蒂斯塔·格裏諾(Battista Guarino)於1459年寫了一篇題為《論教學和閱讀古典作家著作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Teaching and Reading Classical Authors,拉丁文名為 De ordine docendi et studendi)的論文,該論文體現了格裏諾的辦學思想,正如巴蒂斯塔在文中所講的:“此文的確是幾個學者的教育理論與實踐的小結,尤其是它體現了我父親格裏諾的教育思想。”[69]因此,以此文為研究格裏諾教育思想的基礎之一是可行的。本節從以下幾個方麵探討格裏諾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與教育活動

格裏諾1374年生於意大利維羅納(Verona)一個工匠家庭,12歲時喪父,其母虔信上帝、富於愛心且非常能幹,格裏諾在其母親的關懷下長大。其母對宗教的虔誠對格裏諾影響甚大。格裏諾青少年時期師從名師馬爾劄格亞(Marzagaia)學習拉丁語,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但這種學習在方式上顯然是前人文主義風格的。此後,格裏諾又赴帕多瓦和威尼斯,意在進一步提高自己。1390—1403年,他在帕多瓦結識了包括弗吉裏奧在內的一些學者,在威尼斯結識了一些名門望族。很難認為此時帕多瓦的學者所從事的研究是人文主義性質的,因為他們所使用的拉丁文並不優美、純潔、雅致,而拉丁著作所包容的知識又非常貧乏,並且他們也不懂希臘語。盡管如此,帕多瓦在學術上還是顯現出一些新氣象,如有一些私人教師如弗吉裏奧認為拉丁語並不僅是學習神學、法律和醫學的手段,也是探索古代文明的工具。

格裏諾在維羅納、帕多瓦和威尼斯或學習或教書,度過了生命的前30年。1403年他隨威尼斯的一位商人兼官員來到希臘(君士坦丁堡),一直到1408年才離開。近5年的時間使他受益匪淺並對其以後的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對當時熱愛古典文化的學者而言,有幸訪問古典文化的故鄉希臘是令人羨慕不已的事。然而格裏諾的運氣還不止於此,他在君士坦丁堡還結識了克裏索羅拉父子,當時克裏索羅拉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和帕維亞(Pavia)講授希臘語後剛剛返回在君士坦丁堡的家。格裏諾到克裏索羅拉家拜訪,並成為克裏索羅拉之子約翰尼斯(Johannes)的學生,師從他學習希臘語。格裏諾勤奮學習,熟練地掌握了希臘語,由於君士坦丁堡是古典文化的重要保護所,格裏諾還接觸到了大量的古典著作,他沉浸其中博覽群書,學業大進。

他34歲時回到威尼斯。他想在威尼斯找一份合適的工作,但未果,遂於1410年2月懷著失望之心赴博洛尼亞,在此他結識了著名的人文主義者波齊奧、布魯尼和其他一些學者。應布魯尼之邀,格裏諾來到佛羅倫薩。在佛羅倫薩,格裏諾第一次發現他的真正職業應是教師,向學生傳授古希臘、古羅馬文化,因為他擅長此道,駕輕就熟,且興趣盎然。由於格裏諾也是克裏索羅拉的弟子且去過希臘,這使他在崇尚古典文化的佛羅倫薩頗受尊重。格裏諾開辦了一所學校,很快聲名大振。1412年佛羅倫薩學園(the Studio of Florence)重新開辦,格裏諾被市政當局指定主持希臘語講座,這既是一項殊榮也是對格裏諾希臘語水平的肯定,因為此前隻有克裏索羅拉一人在此主持過該講座。這樣,格裏諾在文藝複興的誕生地佛羅倫薩終於確立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作為文藝複興的發祥地,作為一個崇尚自由的城市共和國,佛羅倫薩的文明程度名列歐洲前茅,頻繁的對內對外交流、濃鬱的人文主義氛圍、高素質的城市公民、封建主義束縛的解除等條件給人文主義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條件。格裏諾從其親身經曆中還體會到,古代世界與佛多倫薩現實生活之間並無鴻溝,文藝複興與現實生活之間有著完美的結合。在人文主義教學中有一個重要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有益於現世人生”,人文主義研究和教育的崇高目的在於促進城市社會的昌盛,追求的是管理的廉正、純粹的正義、愛國主義的自豪感、高貴的自尊和對社會有所作為的人生觀。[70]人文主義者追求聲譽,而個人聲譽的大小直接取決於他對社會有何貢獻。人文主義研究並不唯書,並未沉迷於故紙堆中,並未沉淪為乏味的學究行為。

尼可利是佛羅倫薩人文主義研究的讚助人,此人出手慷慨但難以相處,克裏索羅拉離開佛羅倫薩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與其不和。格裏諾有著一個學者的強烈的自尊心,自然不肯摧眉折腰屈就於脾氣不好的讚助人,因此與尼可利相處得並不好。格裏諾與其他人文主義學者的關係也差強人意,格裏諾成就斐然,招致了一些人的妒意,格裏諾本人在性格上也有缺陷,他脾氣古怪缺乏耐心,遠沒有維多裏諾的人緣好。因此,盡管他身在佛羅倫薩,但心卻在維羅納和威尼斯。到1414年,衝突和不和已公開化了,這使格裏諾去意已決。恰巧此時威尼斯巴巴拉家族的弗朗西斯科訪問佛羅倫薩,他遂將格裏諾帶回威尼斯。格裏諾在希臘時曾與弗朗西斯科常有書信往來,關係密切。

在威尼斯,格裏諾為年輕的貴族們開設了一所學校,一些想掌握希臘語的學者也到此學習,其中就有維多裏諾,維多裏諾在這裏待了3年或4年的時間。通過對西塞羅和修辭學規則的深入研究,格裏諾的拉丁文知識大有長進,他還花了很多時間研究昆體良,從中學到不少教育的方法。正是在這一時期,他開始設想編一本希臘語和拉丁語的語法手冊(若幹年後,在費拉拉宮廷,格裏諾編的語法手冊付諸使用),將其教學心得和方法形成文字。1418年他回到故鄉維羅納,成為維羅納城的修辭學教授。隨著文藝複興運動的深入,人們對古希臘學術的興趣愈加濃厚,很多不同年齡的學者和學生慕名前來維羅納向格裏諾學習希臘語,其中甚至還包括一些修道士。

1429年格裏諾應費拉拉公爵尼可洛(Niccolo d’ Este)之邀赴費拉拉做尼可洛之子利奧納洛(Leonello)的教師,酬金可能是當時人文主義教師中最高的。教利奧納洛是其首要任務,同時還教費拉拉城的其他一些年輕人。1435年利奧納洛結婚後,格裏諾有了自己的一座房子,又招了不少寄宿生。1436年費拉拉建立了大學(Studio pubblico)[71],1442年該大學正式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授權,稱為費拉拉大學(The University of Ferrara)。這所大學的建立與格裏諾的影響很有關係,大學建立後,費拉拉遂成為人文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中心。格裏諾從1436年起就擔任大學的修辭學教授,一直到1460年他辭世。

在1408年到1460年的50多年時間裏,他一直從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可以說是個職業教育家,他對其從事的工作充滿興趣和熱情,他好學不輟的精神使其擁有淵博的古典文化知識,不僅熟知古羅馬文化,也熟知古希臘文化。精深的文化修養使其教師生涯也與眾不同,他不僅是一名知識的傳授者也是知識的探索者,這種探索和研究,使其教學永遠充滿新意,而非陳詞濫調的重複,他的教學就是其研究成果的闡釋、歸納和傳遞。在學術上他興趣廣泛,79歲時開始翻譯古希臘地理學家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21年)的地理學著作,曆時3年才譯完。

二、教育重心的轉移

在格裏諾那裏,教育實踐與理論的重心較過去有了一些比較顯著的變化。

首先在教育目的上,格裏諾不再泛泛而談博雅的目標,而是更強調為謀生、為職業做準備。這與其教育對象範圍的擴大有關,如果教育對象隻是王公子弟,可以不考慮謀生問題,可以無顧忌地“博雅”下去。而對於其他人,人生的第一要務當是謀生、當是找到一份好的職業,格裏諾一生飄零各地,對此當深有體會。因此,從教育目標上看,格裏諾更加務實,更加貼近學習者的生活實際,更加為其未來的出路著想,少了許多浪漫的、理想的成分。這也許是職業教育家與一般人文主義學者的不同。格裏諾將教育與學生的未來前途相結合,使教育成為一種重要的人生手段。一些學生希望通過受教育獲得一些必要的知識技能從而謀得一個職位,或任教職,或教書,或在政府部門和教廷找一個低級的職位。在等級製社會,高級職位往往由名門望族所壟斷,是非貴族子弟不能問津的。實際上這也是教育的悲哀,教育在人的沉浮升遷中並未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格裏諾盡管名聲顯赫,但他的生存狀態也具有依附性,依附於他人而生存,他的幾個兒子的職業選擇也說明了這一問題。他的兒子中有一個子承父業成為費拉拉大學的教授,一個做了大教堂的教士,一個成為市政機構的秘書,一個成了醫生,這頗能說明當時社會上中等職業的構成狀況。對中下層子弟而言,博雅教育也許是一種奢侈品。

格裏諾也進行軍事教育,也進行宮廷禮儀訓練,“這可能是因為學校招了幾個來自社會最上層的孩子”[72],言下之意是,若無這些孩子,有些內容完全就可以不教。

與此相應,教育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從過去的家庭教育為重心轉移為以學校教育為重心,因為教育的對象擴大了。學校似乎成為一個公共性質的機構,其地位和作用也越來越顯彰。格裏諾在費拉拉辦的學校後來被稱為“Studio pubblico”或“Studium generale”,其中的“pubblico”和“generale”兩詞就體現了教育的公共性和開放性,體現了時代的進步。這種變化必定會帶來一些具體的管理問題,如學生的住宿、學生的管理、學費的收取等,在這些方麵,格裏諾借鑒中世紀大學的一些做法,如采取寄宿製向學生收取費用等。格裏諾自己辦學,是“私學”,但其學校又麵向社會,又是“公學”,由於其辦學成效顯彰,許多人包括一些學者也慕名前來受教,有的來自匈牙利,有的來自萊茵河畔。由於學生較多,他一人無力全部承擔教學工作,他就仿效巴齊劄的做法,雇用了一些助理教師對初學者實施教學。

另一個變化是,格裏諾不再像一些人文主義者那樣極力強調文學的價值,文學在他的視界裏,位置並不顯彰,閱讀文學作品隻是休閑時的一種消遣,較之以賭博、玩球、看戲劇,讀書是一種更好的休閑方式。好書不僅能怡人性情,還可使人獲得知識。讀書生活是一種“真正的、國王般的生活”,讀書的樂趣遠大於其他樂趣。

但研究起來,可發現格裏諾眼中的“文學”的範圍比布魯尼、西爾維烏斯要窄一些。從他們的教育理想和實踐看,實質上的區別並不大,都強調古典著作的學習,隻不過格裏諾在論述時是以語法學習統領古典著作的學習,將語法真正置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甚至強調在語法學習的第一個階段隻應注意字詞和語法規則,對著作的思想內涵等可不予關注,認為到了學習語法的第二個階段才應關注思想內涵。正因為這樣,不少學者指斥格裏諾的教學中已有形式主義的傾向。這種指責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盡合理,格裏諾是一個教育專家,幾十年的教學實踐使其認識到,如何教學才能更具成效,他比其他人更有發言權。他要求教學在不同的階段應有不同的重點,他要求在基礎階段要打好基礎,這樣才能在較高的學習階段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內涵。

還有一個重心的轉移是,格裏諾的教育思想更加關注教學方法問題。從表麵上,雖然其視野更窄了,實則不然,實際上他把教育理論深化了、細化了,他的這種理論對教學實踐的推動作用更大了,對自己實踐經驗的總結使其思想更具自己的特色而不隻是古典教育思想的重述,創造性更強了。因此,格裏諾的教育思想的深刻性、針對性、創造性較之前述諸人的確更強了,這標示著教育理論的發展而非萎縮。格裏諾的理論和實踐專業化更強,從純粹教育理論發展的角度看,其價值遠勝於泛泛而談“博雅教育”。

三、教學的三個階段

關注教學是格裏諾教育思想和實踐的主要特征。格裏諾把教學分為三個階段:基礎階段、語法階段和修辭學階段。學生進哪一個階段受教並無嚴格的年齡界限,主要看其知識的掌握程度如何。

基礎階段學習拉丁文和希臘文的基礎知識。格裏諾強調語音的重要性,他說:“當你讀書時,語音不要囫圇吞棗,應將每一個詞的語音都清晰地念出來,這不僅有助於生理上對食物的消化吸收,也有助於加深對所讀東西的記憶。”[73]清晰地大聲朗讀於身於心皆有益,格裏諾的這一認識是直接從普林尼(Pliny)那兒拿來的。此外,發音還應自然,不要矯揉造作。除了學習語音,在基礎階段還要學最基本的語法知識,如名詞、代詞、形容詞因其在句中之用法而生的詞尾變化以及動詞的變化等。格裏諾采用了中世紀晚期的一本小冊子作為該階段的教學用書。

教學的第二個階段是語法階段,這是格裏諾教育思想與實踐最富個性之所在。格裏諾認為語法是教育的基礎。如果不能透徹掌握語法,學生進一步的學習就很困難,也很難取得切實的進步。他將語法階段又分為兩個小階段。

第一個小階段的主要目的是讓學生係統地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的語法知識。拉丁語語法的教學包括詞法和句法兩個部分,詞法主要講詞形、詞尾的變化,句法涉及動詞造句和其他一些句法知識。為促進語法教學,格裏諾專門編了一本《格裏諾語法規則》(Regulae Guarini)作為教科書來使用。該書是格裏諾多年教學經驗的總結,它的一個重要特點在於並不是隻從語法本身的角度來編寫的,而是充分考慮到了學習者的需要。該書共分13個部分,從結構框架上看,並無很強的係統性和邏輯性,如並未將詞法和句法分開編排,而是打破常規,混合編排。但處處考慮到學生的需要,將句法與詞法混合編排也是出於這種考慮,結果卻能使學生高效率地學到係統的語法知識。《格裏諾語法規則》是對中世紀相關語法教科書的一個超越,在當時被廣泛使用,影響很大。打破傳統框架、考慮到學生需要是一種嶄新的思路。還有一點與中世紀不同的是,在介紹句法規則時,格裏諾並不試圖去解釋它,而是以古典作家的用法為範例來說明它,例如,他說:“當稱呼一個人時,你應寫成‘te oro’而非‘vos oro’,因為‘一個’是單數,因為所有的拉丁作家都遵守這條規則。”[74]這種論證方式也是其他人文主義者常用的,反映出人文主義者對古典文化的尊崇。

為鞏固所學語法知識,格裏諾要求學生既要做口頭練習也要做書麵練習。隻有通過做快速的口頭練習,才能使所學的語言成為活的語言,才能流利使用。至關重要的是,每一個學生都應為主要的語法規則找一些句子做例證,這樣才利於掌握抽象的語法規則。格裏諾要求學習語法規則時不僅要求準確,還應該注意語言的風格問題。他要求教師在教學中應選擇些既能準確地說明語法規則,在表達上又比較優雅的材料作為教學材料使用。通過練習,學生牢固地掌握語法知識,達到使用時隨手拈來的熟練程度。

關於韻律的知識也非常重要,不懂韻律的人不能說他受過教育。懂得韻律可使我們欣賞古詩的節奏之美,而不懂韻律卻會使我們對於詩隻知其義而不知其美。

作為一個精通希臘語的人文主義教育家,格裏諾十分清楚希臘語的價值。他認為希臘語與希臘文化的教學同拉丁語和拉丁文化一樣重要。他認為,沒有希臘語的知識,拉丁學術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拉丁語從希臘語那裏借用了許多東西,如雙元音的使用、拚字法等。小格裏諾在其論文中以西塞羅、昆體良、加圖和賀拉斯等人重視希臘語為例證來說明希臘語的重要性。這些著名的拉丁作家都強調拉丁文學和語音對希臘語的依賴性。在當時,希臘語並不像拉丁語那樣是一種交際語言,許多人視學習希臘語為畏途。格裏諾的教學實踐表明,隻要教法學法得當,希臘語並不難學。小格裏諾說:“據我所知,我父親的不少學生在完全掌握拉丁語之後能夠在短短一年的時間裏在學習希臘語方麵取得很大進步,能將中等難度的希臘文著作準確、迅速地譯成拉丁文。要達到如此熟練的地步,途徑隻有一條,那就是精心地、係統地進行希臘語語法基礎知識的教學。”[75]在學習希臘文法時,應將全部的注意力集中於詞匯和語法結構上,隻有當學生牢固地掌握了詞匯和語法知識,教師才可以給學生介紹一些難度較大、需要思考的書來讀。

在學習希臘語時,還應學習希臘詩歌,《荷馬史詩》、其他英雄史詩和戲劇作品都是學習的材料。

希臘語和拉丁語的教學不是分兩個不同的階段進行的,而是同時進行的。也許格裏諾認為這樣會相得益彰。

語法教學的第二個小階段,主要研讀散文作家尤其是曆史學家的作品,同時也要讀一些被認可的詩人的作品。與第一個小階段不同的是,本階段注重對所讀作品內容實質的理解和把握。格裏諾重視曆史的價值,認為曆史可使學生了解不同民族和國家的生活方式、法律規範和風俗習慣,檢視芸芸眾生和不同國家的各種各樣的命運,明察個人和國家成敗的根源,探討其優劣和得失。曆史知識還具有現實價值,曆史上的經驗與教訓可為世人安排個人事務提供有益的借鑒。小格裏諾在其論文中以古代作家重視詩歌為例證說明詩歌的重要性,在選擇拉丁詩歌作品時,將維吉爾列在首位,以下是奧維德、塞涅卡、特倫斯等人;在古希臘詩歌作品選擇時,將荷馬的作品列在首位,然後是英雄史詩和戲劇作家的作品。此外,還應讀一些關於天文學和地理學方麵的著作。可見,在本階段,教育是以學習和閱讀古典著作為核心的,從小格裏諾的論述看,閱讀古典著作的目的有兩個,第一是形式上的目的,即通過閱讀著名作家的作品,學習他們的寫作風格和寫作方式,即學習其文學之美;第二是實質上的目的,即通過閱讀古典著作,使學生在品德和知識方麵得到發展。[76]格裏諾對古典著作的選擇不是任意的,既重其形式亦重其內容,並使之與其教育目標相吻合。

教學的第三個階段以學習修辭學為主,同時也學習一些邏輯學和羅馬法的知識。修辭學的學習將雄辯術包容在內。學生在教學中應仔細研讀西塞羅的《修辭學》和昆體良的《雄辯術原理》。西塞羅的著作是學習修辭學時的主要內容,西塞羅的《修辭學》全麵、細致地論述了演說的各個方麵,西塞羅的演說詞更是運用修辭的典範。想掌握雄辯術的學生應時時不離西塞羅,學習其簡潔的文風,體會其高貴的道德力量。

本階段還應學習邏輯學和羅馬法。學習邏輯學可以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和柏拉圖的《對話錄》為範本,學習的目的在於有助於更恰當地理解柏拉圖,西塞羅的對話集在形式上和題材上常常直接仿效柏拉圖。學習羅馬法的目的在於有助於充分全麵地理解拉丁作家的作品。[77]

從教學的三個階段的劃分可以看出,格裏諾最為關注的是語法學習階段。

四、教學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

有一種教育觀念始終左右著格裏諾,那便是追求教育教學的效率,怎樣使教育和教學更富成效是格裏諾一直思索和探討的問題。他的整個教育理論和實踐主要是對這一問題的解答,這涉及教學內容的選擇、教學過程與階段的設計以及教育教學方法的運用等許多問題,其實質是“如何教”的問題,格裏諾的主要貢獻也正是在這一方麵。小格裏諾在其論文的開頭就明確地講,他寫作這篇論文的目的就是給學生和教師提供學習方法和教的方法和指導,而他論及的這些方法主要來源於其父格裏諾的理論和實踐。

前麵在闡述教學的三個階段時已涉及教育教學方法問題,在此再予以進一步論述。

人文主義教育家的基本教學內容是古典文化,但在具體教學方式方法的認識上並不一致。格裏諾的幾點突出的做法如下。其一,將拉丁語與希臘語、古典拉丁著作與希臘著作同等看待,同時學習,將二者交融於一體,使之相得益彰。而一些人文主義教育家因自身素質的限製,在教學中隻能以講授拉丁語、拉丁文化為主,格裏諾則切實地打破了這一局限,使古典文化的教學更加全麵,為古典文化的全麵複興和傳播做出了貢獻。其二,將教學劃分為循序漸進的三個階段,以語法教學作為古典文化教學的突破麵和切入點,並不泛泛而談古典文化的重要性和古典文化的學習科目,而是切合實際,突出重點,重視基礎知識(語法知識)的教學。其三,在教學中使用教科書。除采用中世紀晚期的教科書、克裏索羅拉的教科書外,自己還編了一本《格裏諾語法規則》給學生使用。使用教科書使學生學有所依,利於提高學習效率。更為重要的,格裏諾在編寫《格裏諾語法規則》時滲入了新的教育觀念,即把學生的心理需要與知識的邏輯性有機地結合起來,打破了過去教材編寫偏重知識本身的邏輯性、係統性,忽視學生的實際需要和能力水平的局限性。這裏實際暗含這樣一種觀念:教學過程是一個特殊的認識過程,它與人類的一般的認識過程具有不一致性。如同杜威所言,教材的邏輯順序和兒童的心理順序不是一回事。格裏諾顯然看到了這一點,並在編寫教科書時充分地體現了這種認識。

這些方麵都是格裏諾在教學認識上的一些獨特之處,此外,格裏諾在教學中也采取了一些具體的方法,舉要如下。其一,練習。格裏諾注重練習,既要求學生做口頭練習也要求做書麵練習。其二,複習。每天晚上複習每天所學的有價值的東西,隻有複習才能使人對知識保持良好的記憶。其三,翻譯。因為希臘文和拉丁文要同時學習,格裏諾認為,讓學生將希臘文譯成拉丁文、將拉丁文譯成希臘文是一種卓有成效的教學方法。其四,做筆記和摘錄。擇所讀著作之精要做筆記和摘錄,可使人準確把握文意,形成自己的判斷,同時能使人集中注意力並使人才思敏捷。摘錄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可使人在認識某一事物時不滿足一家之言,在眾家之言中有所比較,擇優而從。小格裏諾認為這對學生會有很大助益。其五,以教促學。這種做法是從昆體良那裏借用的,昆體良認為,一個人如果知道他將要把他正在學習的東西教給他人,他就會細心而用功,對所學知識的每一個方麵、每一個細節都不會放過。小格裏諾認為,這種“以教促學”的方法可使人克服在學習中粗心大意和不求甚解的不良習慣。[78]其六,自學。格裏諾重視學生自學能力的培養,要求學生掌握自學的方法。這是頗具遠見之舉,因為學生跟從教師學習的時間總是有限的,主要靠個人自修。小格裏諾在其論文中,論述了一個已掌握了希臘語法的學生怎樣在沒有教師幫助的情況下在學業上達到高水平。他建議道,先選擇一個古希臘作家,選擇的條件是這位作家的著作已被準確地譯成了拉丁文,然後將希臘文原著與拉丁文譯著逐詞逐句地細加比較,這樣就可熟悉文中出現的希臘詞匯。同時要養成朗讀的習慣,大聲誦讀希臘文著作,使聲入耳、意入心,此外,小格裏諾還引用普魯塔克、普林尼等人的話為佐證說明朗讀不僅益於心也益於身,朗讀可增加體溫、加速血液流動,亦可促進消化。小格裏諾認為,朗讀訓練還可增強一個人在大庭廣眾之下講話的自信心,而自信心對一個演說者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在自學中,要注意處理好語言的形式與語言表達的思想之間的關係即形式與內容的關係,格裏諾既重語言的表達方式的優雅,也重視語言所表達的思想內容,如同小格裏諾所說:“言之無物是絕對不能令熱愛學問的人滿意的。”[79]

格裏諾重視教學日程的安排,要求製訂一個計劃,規定什麽時間學習什麽科目,此計劃一旦製訂就嚴格執行。不應貪多求快,應依規而行,日積月累,積少成多。如果不細心安排,列出日程,精力過於分散於很多學科,要想徹底掌握知識是不可能的。

格裏諾反對以強製手段強迫學生學習。他要求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生視師為父,師待生如子。而以鞭笞手段強製學生學習,必然使學生視讀書為畏途,對學習生厭惡之情,鞭笞摧殘青少年自由的天性,使學生在品德上和智慧發展上皆受到損害。格裏諾要求教師以善意待學生,除非萬不得已不使用懲罰手段。教師可利用學生爭強好勝的特點激勵學生,鼓勵學生開展健康的競爭,這樣競爭的雙方都會獲益匪淺。

這樣,教師的選擇就成為影響教育教學效果的一個重要因素。格裏諾認為教師應受過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教養、懂得教育教學方法並能尊重善待孩子。這種要求是很高的。實際上,在格裏諾時代,像維多裏諾和格裏諾這樣高素質的教師少之又少,大多數受教育的孩子無緣受到好的教育,他們的教師往往既缺乏必要的知識儲備也不懂教育的方法技巧,教育手段也非常殘酷,學校如同牢獄,鞭笞屢見不鮮。格裏諾的教育實踐、教育理念與當時的教育現實之間有不小的差距,人文主義新式教育的實施需要一定的物質條件和高素質的師資條件,而這些條件在當時是匱乏的[80]。因此,人文主義教育理想隻是在一個狹小的空間內得到了實現,廣大的教育空間依然充斥著陳規陋習。

總體看來,格裏諾的教育理論較之其他人文主義教育家是有實質性的發展的,以往對他的評價有些過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