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18世紀的社會與教育思想
一、承前啟後的科學革命與教育思想
按現代意義理解，科學的內容很廣泛，既包括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等。這裏研究的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及其對社會科學和思維科學發展的影響以及這些發展與教育的自然科學是否直接與教育發生關係，而在本卷看來，在18世紀，自然科學的發展對哲學認識的影響導致了人們對人類社會認識的改變，進而改變了人們對教育的認識，因此自然科學與教育的關係是通過哲學這個中介建立的。18世紀的科學家們對科學的認識和研究，繼承了16、17世紀以來的科學研究成果，整體上推進了自17世紀以來的科學革命。這裏理解的科學革命既包括作為實踐形態的科學革命，就是回答18世紀的曆史上實際發生了什麽樣的科學變革；也包括作為觀念形態的科學主義，即科學家對科學的認識。而這種觀念形態的科學主義對社會科學和哲學所產生的作用直接影響了人們對教育的認識。
（一）諸形態的科學革命
18世紀的科學革命在整體上沒有17世紀那樣輝煌，因為17世紀，在天文學上所發生的哥白尼革命是一次“天文學基本概念的革新”，是人類對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變更，是“西方人價值觀轉變的一部分”。[4]它不僅僅是科學的一場革命，而且是人的思想發展和價值體係的一場革命。
17世紀的科學革命使“18世紀‘顯著地’成了一個‘信仰科學的時代’”[5]，同時，18世紀也作出了自己的科學貢獻。在數學上，代數學擴展並得到係統化，三角學推廣成為數學分析的一個分支。別爾努利（James Bernouilli）在牛頓和萊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1646—1716）發明的微分學基礎上發展了微積分學，在實驗中測定了地麵重力和萬有引力常數。牛頓的思想傳到法國，達朗貝爾（d’ Alembert）承擔了狄德羅（Denis Diderot，1713—1784）任總主編的《百科全書》的“數學”的編纂工作。泰勒（Taylor，1685—1731）和馬克洛林（Maclaurin，1698—1746）進行了級數的研究，並應用到振**弦的理論和天文學上。布萊德雷（Bradley）根據恒星光引差的觀測結果求得光線傳播的速度。歐勒（Leonard Euler，1707—1783）創立了分析數學。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1736—1813）創立了變分學，並把微分方程式問題係統化了，可以用於物理學，提出了天文學上三體相互吸引力的計算處理方法；他的《分析力學》通過虛速度和最小作用原理把全部力學建立在能量不滅的原理上。莫佩屠斯把空間（或長度）和速度的乘積的總和叫作“作用”。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修改了拉格朗日的位函數的方法，改進了引力問題的處理，證明了星際的運動是穩定的，星際的相互影響和彗星等外來物體所造成的攝動隻是暫時的現象。1796年，他發表了《宇宙體係論》一文，提出了星雲假說，認為太陽係是從一堆旋轉著的白熱氣體演化而來的；他的《天體力學》用微分學詮釋了牛頓的《原理》（全名是《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的內容，總結了有關概率論的研究成果。
從17世紀後半葉到18世紀末是近代化學的孕育時期。荷伯格（W. Homberg）研究了堿和酸在各種比例下的化合，為酸和堿化合而成為鹽的理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黑爾斯（S. Hales）研究了許多氣體，如氫、碳的兩種氧化物、二氧化硫、沼氣等。18世紀上半葉，最偉大的化學家是普魯士的斯塔耳（G. E. Stahl，1660—1734），他提出了“燃素”理論，解釋了火焰和燃燒的現象。布萊克（Joseph Black）發現了二氧化碳和碳酸。舍勒（Scheele）發現了氯氣。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於加熱氧化中製出氧氣，並且發現它有維持燃燒的獨特性能，證明氧是動物呼吸必需的氣體。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1731—1810）證明了水的複合性。18世紀最富傳奇色彩的科學家當屬拉瓦錫（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他掀起了一場化學革命，批判了燃素說，建立了科學的氧化燃燒理論。
在植物學方麵，林耐（Carl von Linne，1707—1778）根據植物的**創立了馳名的分類體係，1735年出版了《自然係統》一書，係統闡述了植物分類的原則，描述了1.8萬種植物。德國的科學家沃爾夫（Karl Friedrich Wolff，1733—1794）用小雞的實驗材料說明在胚胎發育過程中小雞的腸子是逐漸形成的，後來他被譽為“近代胚胎學的創始人”。在動物學領域，布豐（Georges Buffon，1707—1788）的百科全書式巨著《動物自然史》出版，標誌著現代動物科學第一階段的結束。斯帕郎紮尼（Abbe Spallanzani，1729—1799）證明，煎液經大火煎之後不和空氣接觸，任何微小的生命也不會出現，他成為現代微生物學的先驅。生理學上，斯塔耳提出了生物體中的變化為彌漫於體內的一個“有感覺的靈魂”所支配，它直接控製著身體內的化學過程和其他過程。在他看來，人體不是為一般物理和化學定律所支配的，當它活著時，為一個有感覺的靈魂所管理，靈魂和身體之間的橋梁在於運動。他是現代活力論的創始人。波爾哈夫（Hermann Boerhaave，1668—1738）在《醫學組織》一書裏提出消化的性質是近於溶解而不近於發酵。德·列奧彌爾（de Reaumur）與斯帕郎紮尼用狗等動物進行實驗，對消化有了新的認識。黑爾斯從馬身上得到了血壓。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的《生理學綱要》第1卷出版，標誌著現代生理學的建立。他敘述身體各部分的生理知識，在呼吸機製、胚胎發育和肌肉的易受刺激性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貢獻。
整體上，18世紀的科學成就之一與其說是取得了重要的新發現，還不如說是把已經發現的知識擴展到比以前更大的範圍。比如說，到18世紀中葉，牛頓的原理實際上已在法國取得完全的勝利，牛頓的科學從英國和法國傳播到歐洲的其他各地。受過教育的普通人不需要專家就能弄懂科學技術，甚至大學也受到了當時思想運動的影響：“在1702年到1750年之間，劍橋大學設立了解剖學、天文學、植物學、化學、地質學、幾何學以及實驗哲學的教授職位。”[6]
（二）觀念形態的科學主義
“要總結18世紀的科學思想，我們不但需要考慮大物理學家、大化學家和大生物學家的工作，而且需要考慮某些主要是哲學家和著作家的工作。”[7]科學非常深遠地影響著哲學、政治、宗教、藝術等一切方麵的觀念。科學作為一種知識，是人類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牛頓所描述的世界圖景，同時也反映了在宗教上轉向自然神論、在政治上轉向自由主義和在經濟上轉向放任主義的趨向，正如以後達爾文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競爭理論本質上反映了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競爭一樣。
從17世紀以來發生的科學革命，經現代實驗科學的建立，其間尤經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知識就是力量”，強調科學的真正目的是用新發明來豐富人類生活的影響，科學逐漸被認為是一種力量。人們樂觀地采用科學知識，越來越多的人相信，通過觀察、試驗和合理思考，可以使之獲得發展。這種新的科學觀念的確立，極大地促進了科學的發展及其應用。
自然界成為人們明確要加以征服的對象，成為人類財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對自然的征服中，生產力迅速發展起來，而為了更好地征服自然，自然科學也更加興旺發達起來。自然界與人的現實關係的改變是觀念形態發生根本性變革的基礎。
自然哲學和科學實驗天然地結合起來。到18世紀，自然研究經過許多世紀的苦苦探索，已經躍入了科學的穩妥途徑，實驗科學已成為人類探索自然、發展自然科學的唯一有效門徑，而且也隻有通過實驗科學，才能把理性從神學的迷霧中解放出來歸還給人，人有可能使18世紀成為發明的世紀並走向改變整個社會的“工業革命”。各門科學在18世紀已經具有了科學形式，科學和哲學結合的成果表現為唯物主義、啟蒙運動和法國的政治革命。科學主義在18世紀獲得發展，使人的思維方式和社會狀況發生根本性的變化。
但是，盡管自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以來，自然科學開始力圖擺脫神學的桎梏，從培根、笛卡爾到萊布尼茨力圖發展科學的思維，但始終不能突破自然界是上帝安排的目的論。“在這個僵化的自然觀上打開第一個缺口的，不是一個自然科學家，而是一個哲學家。1755年出現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體論》。關於第一次推動的問題被取消了；地球和整個太陽係表現為某種在時間的進程中逐漸生成的東西。”[8]
18世紀，科學思想最重要的新發展是把科學分析運用到人本身，首先運用於心理學，然後運用到社會生活。用休謨（David Hume，1711—1776）的話說，啟蒙運動認為，對人的研究必須建立在觀察和實驗的基礎上。達朗貝爾在《百科全書》的“實驗”條目中指出，對作為社會動物的人的研究，包括對人的道德和曆史的研究是實驗哲學的一個課題。
更為重要的是，“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信心十足地辯稱，假如人類能發展出科學而且理解自然界的定律，那麽也能改造社會、政治以及人類生活的其他各種領域”[9]。於是，在邏輯上，我們可以認為，科學的定律在啟蒙思想家們看來同樣可以用來認識人類的教育領域。事實上，在18世紀，教育已成為思想家們思索的重要領域之一。
（三）社會科學
18世紀的啟蒙運動極大地推動了西方思想的世俗化進程，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思想家關注人的生活，用科學的方法與原則去研究人性問題、道德問題、倫理問題、曆史問題、教育問題。由於啟蒙思想的特點在於以科學證明哲學或使哲學科學化，所以在理性麵前，人、自然、國家與社會都成了理性可以加以分析、研究，從而找出其規律與準則的認識客體或對象。在啟蒙思想家看來，世界上的事物都按照牛頓力學的方式運動，人的靈魂、肉體和國家、社會都可以通過理性所發現的原則和原理而達到盡善盡美的狀態。他們提出社會所必須遵循的自然法及其賴以生存的條件，並設計出合乎理性的方法，建立社會的新秩序，以實現人在自然狀態中與生俱來的平等與自由。在理解社會方麵，孔狄亞克（Condillac，Etienne Bonnot de，1715—1780）指出，在社會中存在“人為共同體”，按照理性的法則，在此共同體中的每一等級的公民都不可用自己的特權擾亂整體的平衡與和諧。孟德斯鳩（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 Condat，1689—1755）力圖通過三權分立說來造就一種能夠實現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國家製度，因為按照理性要求，隻有相反力量的相互製衡才能實現最大限度的自由。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提出了人民主權說，為人民推翻專製製度，建立民主、自由社會提供理性根據。在理解人方麵，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說靈魂是物質的一種屬性；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說人是機器或植物，服從於機械的自然法則；愛爾維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認為自愛是人的本性，所以道德必須以承認人的自愛為前提，而社會也應以維護人的自愛為目的。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通過對人的科學法則的全麵研究，找出合乎理性的法則，並以此為標準，批判現存秩序，以推動社會的全麵進步。
（四）科學的物質形態——技術
在18世紀，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一方麵，科學家對實際問題的興趣很濃厚；另一方麵，實際工匠或技師對自己工作的科學方麵表現出新的興趣。
化學家馬格拉夫把他的化學知識應用於用甜菜根製造糖；富蘭克林發明了避雷器，對家用爐作了一些改進；地質學家赫頓發明了硇砂製法；勒布朗用鹽和硫製備蘇打；貝爾托萊采用氯來漂白紡織品；馬凱、貝爾托萊和其他化學家發明了紡織品染色新方法；米欣布羅克、馬裏奧特、庫倫和其他科學家做了一些同建築和工程有關的實驗；法國地質學家德馬雷斯任法國工業總監，提出了許多關於布匹、紙張、乳酪等等製造的報告；夏普、羅伊澤爾、薩爾瓦爾和其他人發明了電報係統；巴黎科學院出版了20卷書，完備地說明有關工藝品的問題，並配有插圖。[10]
18世紀的技術變革表現在多方麵：在農業方麵，如家具、農業工序改進；在紡織發明方麵，如輥紡紗方法、水力紡紗機、珍妮紡紗機、第一台動力織機、織物漂白工藝用稀釋的硫酸和氯氣作為漂白劑；在建築方麵，如材料強度、擋土牆、住宅房屋、家庭火爐；在運輸方麵，如道路和車輛、橋梁、運河、輪船、港口和燈塔、氣球和降落傘，發明了利用汽力推動的火車和牽引車、蒸汽車等；在動力設備和機械方麵，如泵抽設備和水輪、風車、機床；在蒸汽機方麵，如紐可門（Thomas Newcomen，1663—1729）的空氣蒸汽機、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單獨凝汽器和旋轉蒸汽機；在礦業和冶金方麵，引入和推廣應用蒸汽動力，尤其是瓦特的蒸汽機；在工業化學方麵，興起了工業化學、硫酸和堿的生產。此外，還有透鏡和反射鏡的製造，機械計算器（如計算尺、計算機器），通信等方麵的發明和創造，尤其是伴隨18世紀70年代在英國開始的產業革命，出現了近代以來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它開始於紡織工業的機械化，以蒸汽機的廣泛使用為主要標誌，繼而擴展到其他輕工業、重工業等各工業行業。
（五）科學革命對教育的影響
科學革命對教育的影響是兩方麵的：一方麵，18世紀的思想家把牛頓的力學原則運用於人文和社會科學，甚至認為自然界的一切現象乃至人們的生活都服從於機械的因果律、慣性規律、引力與斥力規律，從而使整個教育內容帶有科學主義傾向。教育學“作為一個與科學有關的主題是在革命時期充分發展成熟起來的”。“18世紀使‘一切’都受到嚴格的檢驗。這是‘使教育首先成為一個問題，然後成為一門科學，最後成為一門藝術因而形成教育學’的時期。”[11]另一方麵，它使教育思想家們把自然科學知識作為人類知識的典範，讓學生掌握可算可測的知識、技能、技巧，傳授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法則，提供快速有效的實用知識，以期培養學生的理性精神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這種科學主義的教育目的，反映了科學主義社會發展觀對人才培養規格的要求。科學主義教育思想強調科學知識在社會和人的發展中的作用，尤其強調科學知識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以滿足社會對功利性追求的需要。“這是一個自然科學的發明時代和機械發明的時代，這也是拉瓦錫和拉普拉斯的時代。盡管英國科學依然是富有的業餘愛好者的天地，盡管科學教學工作（除數學外）大部分仍掌握在醫學教授或不信國教的科學院的導師或博物學的巡回講師手中。”[12]科學革命和技術發明同時直接為現代學校製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如貝利多（Bernard Forest de Belidor，1693—1761）撰寫了最早的工程學教科書[13]，在法國建立了交通工程學校、高等理工學院；1751年，英國出版的一本數學教科書成為持續半個世紀之久的暢銷書[14]。
到18世紀後半期，教育思想中體現出的科學精神確實是顯而易見的。“關注教育的大科學家普遍敵視傳統的教學方式，特別是敵視從以神為中心的文化所承襲下來的宗教問答式的教學方法，這當然就影響到對教育的態度。”[15]教育實驗的部分背景是科學思想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和科學方法日益得到人們的尊重。科學最大的影響是改變和增加了人類的認識能力，例如，對人類生理基礎的知識，人的神經係統與動物界現象之間的相似性，人體活動和動物行為的化學作用的研究，肌肉—神經動力與物理學理論的關係，生理行為現象與思維現象之間的關係等的認識。尤其是兒童成為令人感興趣的自然現象，兒童受到密切注意，被當作實驗的對象。例如，偉大的博物學家布豐就表現出了對人類學的興趣，“布豐提示，每一個人可以說都有自己的一部自然史，由此而產生了盧梭關於教育要按照自然階段來進行的概念”[16]。
二、震撼世界的啟蒙運動與教育思想
啟蒙運動既是貫穿於17至18世紀歐洲的一次思想運動，也是歐洲社會、精神、文化領域的一次批判運動。在這裏，啟蒙運動是指18世紀以法國為中心的歐洲資產階級思想和文化運動，它在近代科學與哲學的基礎上，用源於自然法的理性原則、宗教寬容、政治平等、經濟自由和進步觀念，打破了人們對上帝的迷信和對“高貴”血統的敬畏。“啟蒙運動是歐洲文化和曆史的現代時期的開端和基礎，它與迄至當時占支配地位的教會式和神學式文化截然對立……啟蒙運動絕非一個純粹的科學運動或主要是科學運動，而是對一切文化領域中的文化的全麵顛覆，帶來了世界關係的根本性位移和歐洲政治的完全更改……啟蒙運動的基礎在17世紀以及更往前的文藝複興，其繁盛期在18世紀，衰落於19世紀。”[17]康德曾經說：“如果現在有人問：‘我們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個啟蒙了的時代？’那麽，回答就是：‘並不是，但確實是在一個啟蒙運動的時代。’”[18]言下之意是：在康德看來，18世紀的社會並不是具有啟蒙的結果的時代，而是一個正在發生啟蒙的時代，也就是啟蒙運動的時代，而所謂“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麽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19]。看來，啟蒙運動時代是一個理性的時代，也就是人們運用自己的理智去擺脫思想的枷鎖。康德進一步說，啟蒙運動除了自由而外並不需要任何別的東西，而且是一切可以稱之為自由的東西之中最無害的東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開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0]。這裏的自由即指言論自由。但同時，康德指出：“我把啟蒙運動的重點，亦即人類擺脫他們所加之於其自身的不成熟狀態，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務方麵，因為我們的統治者在藝術和科學方麵並沒有向他們的臣民盡監護之責的興趣；何況這一不成熟狀態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恥的一種。”[21]
在時間上，歐洲的啟蒙運動實際上發源於17世紀的英國，從英國傳播到法國，又從法國傳播到德國和其他國家。在法國的啟蒙運動中，那些在法國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啟發過人們頭腦的啟蒙思想家們，以其磅礴的氣勢，向法國的封建專製製度以及維護這種製度的宗教神學的信仰主義、蒙昧主義發動了猛烈的攻擊。這場啟蒙運動經曆了從孟德斯鳩、伏爾泰到狄德羅為代表的三代思想家的苦心經營，一度執法國思想界乃至歐洲思想界之牛耳，而伏爾泰可以說是它的最高化身。英國的啟蒙運動不像法國那樣蔚為大觀，但所有遵循啟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原則的哲學家都可以稱為啟蒙者，包括自然神論者、道德學家和哲學家、政治學家，如休謨、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伊臘斯穆斯·達爾文（Eramus Darwin，1731—1802）、《政治正義》（1793）的作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人權》（1791—1792）和《理性時代》（1794）的作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等。德國的啟蒙思想屬於傳播型的。英、法啟蒙思想傳到德國，使啟蒙運動精神同樣貫穿於18世紀的整個德國社會，它主要表現在德國的哲學、文學和教育等領域的思想界，經曆的時間從18世紀20年代到7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啟蒙哲學家托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和沃爾夫（Christian von Wolff，1679—1754）以及啟蒙運動鼎盛時期的哲學家康德、啟蒙文學家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啟蒙教育家巴西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v，1724—1790）。
在空間上，巴黎是18世紀70年代啟蒙運動的中心。從角色身份上看，啟蒙思想家們創造了一種嶄新的寫作思想：文章簡明易懂，有時還不乏娛樂性。所以18世紀的教育思想家中有的是記者、宣傳家，有的是傑出的文體學家，他們的語言在文學界以外受到了大眾甚至婦女們的欣賞。從文化上看，啟蒙文化是依靠印刷出版業作為宣傳媒介的，在當時的歐洲主要城市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使他們可以在知識界和普通民眾中倡導改良運動。他們抨擊18世紀社會的種種弊端，包括宗教狂熱和宗教迫害、貴族的腐敗、酷刑、惡劣的監獄條件、奴隸製、貴族特權等。他們對教會和教士們的抨擊極其大膽，啟蒙哲學家們譴責了中世紀文化的各個方麵，指出：“沒有任何一條紐帶能像基督教那樣有力地將西方文化連為一體。”[22]這場啟蒙運動在政治上無意於破壞政治秩序，因為作為自由的文化運動，啟蒙運動的宗旨在於逐漸地改變人類的生存條件；但這個世紀的激進派思想家希望在政治上立即看到傳統君主體製、貴族階層和教會的崩潰。
啟蒙運動還是歐洲17世紀思想的傳播運動。一方麵，18世紀的啟蒙精神來自17世紀的科學革命；另一方麵，“啟蒙精神發揚和普及了培根和笛卡兒的思想，發揚和普及了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和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的思想，特別是發揚和普及了洛克和牛頓的思想，發揚了自然法則哲學和天賦權利哲學”[23]。像伏爾泰撰寫的兩部著作《哲學通信》（1737）和《牛頓哲學原理》（1738），不僅使歐洲其他地方的人越來越多地了解英國，而且還普及了新穎的科學思想：培根的歸納哲學、牛頓的物理學和洛克的感覺心理學。
啟蒙運動不僅是思想創造和傳播的運動，而且還是思想的輻射運動。它所具有的思想感染力不僅惠及法國本土，而且還遠播整個歐洲。因此，法國當代思想家利奧塔（J. F. Lyotard）指出：“西方的啟蒙運動產生了兩套宏大敘事模式（grand narrative）：以法國革命為代表的關於自由解放的神話和以黑格爾（George W. F. Hegel，1770—1831）為代表的思辨真理的神話。”[24]與文藝複興和宗教改革相比，啟蒙運動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不是歐洲曆史的一個短暫性插曲，而是劃時代地全麵更改生活世界，“它給一切可稱之為現代思想和社會生活之問題蓋上了日戳”[25]。這就是說，到了啟蒙時代，種種現代性問題才被不斷提出。按這種邏輯，啟蒙運動也是教育現代性表現強烈的時期，但與教育思想之間構成密切關係的是浪漫主義、自然主義、理性主義和唯物主義。
（一）浪漫主義與教育思想
“從18世紀後期到今天，藝術、文學和哲學，甚至於政治，都受到了廣義上所謂的浪漫主義運動特有的一種情感方式積極的或消極的影響。”[26]浪漫主義作為一種思潮雖由盧梭所開創，它與理性主義強調人的理性至上、經驗主義倡導感覺為根本一樣，強調的是人的**和意誌，反抗外在世界施加在人身上的束縛。牛頓的科學思想不僅為啟蒙學者提供了理論依據，他揭示的井然有序的、永恒不變的宇宙秩序也成了法國等級森嚴的政治統治製度的根據和象征。這種沉悶的政治狀況與資本主義的發展要求不相容，因此，資產階級便鼓吹**至上，反對理性和製度的束縛。這種**是一種與封建等級製度相對立的爭取人人平等的**。盧梭的理論強烈地表達了這種浪漫主義的社會思潮。盧梭的浪漫主義思想深刻地影響文化領域，它演變成文學藝術領域的浪漫主義運動，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雨果（Hugo，1802—1885）、拜倫（Byron）這群文壇巨星，是這場運動的領袖人物。
這種浪漫主義思潮明顯地在教育思想中反映出來，有學者甚至認為，盧梭的教育思想是浪漫主義的教育思想；席勒則因其《美育書簡》而被尊崇為現代美育的始祖。[27]
（二）自然主義與教育思想
這種自然主義思想是建立在形而上學機械唯物主義自然觀基礎之上的，其中心思想是自然界絕對不變。“然而，這個時代的特征是一個特殊的總觀點的形成，這個總觀點的中心是自然界絕對不變這樣一個見解。……在這個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開始的時候一樣，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萬古永世，一切都將和一開始的時候一樣。”[28]自然一詞原文為nature，凡是由自然而來的東西都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權利就是自然的。“自然主義是在這樣意義上使用的：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秩序’，或者說，相信自然過程有其固有的秩序，而不存在神奇的或者自然的幹預。”[29]因此，在18世紀的思想家中，無論是盧梭的天賦人權，還是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30]的人賦人權，都強調自己是自然的。天賦人權強調其天然的成分，人賦人權則強調其傳統的成分。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然”規定，這個自然是啟蒙思想以來全部意識形態的本質。它假定在擺脫了封建專製的“人為”強製之後，人類社會所進入的生存狀況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但是，這種所謂“自然”不過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運動自發性的表現。啟蒙思想首先體現在政治哲學方麵：以自然狀態論為基礎，提出了國家主權至上論；國家建構不再是上帝授權的行為，而是人的自然理性的成品，社會秩序擺脫了此岸與彼岸的關聯。以國家理性的理念為基礎的社會契約論，是“啟蒙時代的真正開路先鋒”，它為經濟生活和社會秩序的世俗化鋪平了道路。商業活動的擴張、技術工業的發展都是世俗政治建構的後果。世俗政治建構打破了封建製經濟，全麵促進了自由市場經濟，使經濟活動從宗教生活秩序的關聯中分離出來。隨著自由經濟的擴張，市民階層才日趨結集。政治上的國家主權論與經濟上的重商論攜手，世俗政治—法權的自主與勞動—資本的自由互相補充。這一切基於一場關於自然理念的革命，新的自然觀念使社會生活的變遷方向正當化了，這才是啟蒙運動的實質意義之所在。
啟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是確立自然之神的地位。自然概念在中世紀希臘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的定位與這一概念在啟蒙時代思想中的轉位，是理解啟蒙時代現代原則的關鍵。
啟蒙時代的“自然宗教論”和“自然道德論”所具有的批判意義不可低估，盡管自然宗教論本身是從神學的傳統主題上發展出來的，自然道德論在傳統神學體係中也有牢固的根基。把啟蒙運動視為反宗教、反神學教條和權威運動的論點應當重新認識，因為無視啟蒙時代自然神論的曆史作用，會妨礙對現代性問題的深度把握。自然宗教論和自然道德論的深遠意義在於：以超自然為根據和支撐的傳統教義思想被削弱，教義神學分化為宗教哲學和宗教倫理學，基督教理論失去了超自然的、教會認準的啟示規約，成為自然真理的一種神性緒言。從政治秩序和社會生活秩序方麵來看，“自然權利論”更換了傳統的、與神性秩序相關的自然法理論，反映出與自然神論更換啟示神論相同的內在邏輯。自啟蒙時代以來，諸多革命性訴求和主義論說無不以“自然權利”為基礎（在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前，“自然權利論”已經確立）。
18世紀的自然主義還體現在宗教的自然主義哲學上。宗教哲學也打出理性主義旗幟，但其更深層、更本質的東西卻是自然主義。“Deism”這詞譯作“自然神論”，指人們單靠理性就能認識上帝憑理性法則創造的自然，從而認識以理性法則創造自然的上帝，但它的更深層的含義則在於“神即自然”。近代的宗教哲學所信仰的是理性化了的自然，而不是人格化的神。這種標榜理性主義和自然主義對批判中世紀的以神為中心的信仰主義和啟示主義無疑有十分積極的作用。但是，它既然恪守自然主義和以自然主義為基礎的理性主義，勢必不能徹底消除信仰主義而隻能以對自然、自然物、自然力的信仰取代對神的信仰。
自然主義思潮對18世紀乃至整個19世紀的教育思想所產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可以說，自然主義教育思想構成了18世紀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之一。盧梭、巴西多、裴斯泰洛齊等教育思想中包含的深刻的自然主義成分是這個世紀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三）理性主義與教育思想
18世紀是理性的時代，但它有兩種表現形態：一種是從帕斯卡（Pascal）到笛卡爾的法國本土的先驗理性；一種是從培根到洛克的英國經驗理性。[31]從現代角度看，其真正的思想啟動點在於笛卡爾的先驗理性主義，“我思故我在”為人類奠定了一個全新的自我確證基礎，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識”，是一種內視、演繹、否定性理性。經驗理性高喊的“知識就是力量”，是一種外視、歸納、肯定性理性。“18世紀被稱為啟蒙時代，或理性的時代。”[32]“‘理性’成了18世紀的匯聚點和中心，它表達了該世紀所追求並為之奮鬥的一切，表達了該世紀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3]啟蒙或理性意味著，知識界表現出對理性力量的極大信任，知識人竭力對歐洲的製度和信仰作出理性的分析。強調個人應該獨立地進行理性思維，而不依附於任何學派、教會和學院權威。從價值觀上，使個人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擁護人道主義的價值觀與對科學和理性的信仰、對人類進步的信仰結合起來。
以啟蒙運動為代表的新理性是一種科學理性、革命理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理性又是道德理性、情感理性（它反映在藝術領域即理性的浪漫主義或浪漫的理性主義）。
對理性的熱衷產生於17世紀的科學革命，像伽利略、波義耳、牛頓等人創造的實驗方法，以及牛頓的機械論宇宙觀對啟蒙運動都有著極大的影響。因為科學革命表明：宇宙間的秩序和可用數學加以證明的法則在自然界中起著作用。而更重要的在於，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認為，用類似的法則和理性來審視人類社會，也是可能的。
理性在批判傳統宗教神學的同時，它還要對現存事物，如習俗、道德、社會狀況、政治權威的腐化變質狀態作出反映，還要攻擊各種偏見，揭露社會中存在的腐化、醜惡與下流的事實，嘲笑、蔑視並憎恨一切的不義與偽善，體現了理性本身所固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說，啟蒙思想家不但要通過理性去研究自然，而且要通過它去認識人性、道德與社會，並為人的幸福未來設計出了種種絢麗誘人的藍圖。理性深入知識的各個領域，以理性為最高權威，一切必須服從理性。18世紀的理性體現了能力和力量。啟蒙時代是一個人們敢於運用自己的理智的時代，是一個把理性和科學推崇為人的最高感官境界的時代，而這一切都是以理性作為一種能力和力量的前提。18世紀的啟蒙哲學家一方麵從笛卡爾那裏學到了批判、懷疑、崇尚理智、相信原則和原理的精神；另一方麵又從洛克那裏學到了重視經驗和應用自然科學原理與方法解決哲學問題的傳統。與17世紀的理性主義者不同的是，他們強烈反對從原理、原則、公理演繹出現象和事實，而主張從現象和事實上升到原理和原則。
18世紀的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義主要體現在通過對人的自然性的認識，來揭示人的教育規律，從而科學地建構現代教育製度。
（四）唯物主義與教育思想
“18世紀真正的傾向是經驗主義。”[34]法國的唯物主義哲學代表了當時哲學發展的最高水平。這種唯物主義哲學繼承和發展了17世紀經驗派和理性派哲學中的合理思想成果，特別是繼承和發展了以洛克為代表的唯物經驗主義的成果。唯物主義哲學的代表人物是以狄德羅為首的百科全書派唯物主義哲學家，他們是狄德羅、拉美特利、愛爾維修、霍爾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 Holbach，1723—1789）等人。他們公開宣揚唯物論和無神論。唯物主義哲學是一種符合時代潮流、反映時代精神的“真正哲學”。由拉美特利和霍爾巴赫創造的唯物主義是18世紀的法國哲學以至整個歐洲啟蒙哲學的主流、基石和支柱，代表著唯物主義發展過程的一個新階段。唯物主義哲學把理性和信仰徹底劃開，並使理性占據了絕對地位，信仰徹底失勢。而在培根那裏，理性和信仰平分秋色；在洛克那裏，理性是有限度的，容忍來自於神啟的信仰。恩格斯高度評價了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18世紀科學的最高峰是唯物主義，它是第一個自然哲學體係……”[35]
但18世紀的唯物主義是機械唯物主義的典型形態。在自然觀上，它貫徹了徹底的機械唯物主義原則，運用戰鬥的無神論，給宗教神學以沉重打擊；在認識論上，堅持唯物主義的感覺論，認為感覺是認識的唯一來源，感覺的基礎是客觀物質世界；在社會曆史觀上，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強調“人是環境的產物”，提出“意見支配世界”的命題；在世界觀上，他們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永恒的，物質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物，是構成自然界的唯一資料。整個世界是一架機器，能夠自己進行有規律的運動，動物和人乃至整個宇宙都是一架機器。
18世紀的法國唯物主義具有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徹底的無神論，把神從自然界中徹底地驅逐出去，把無神論和唯物論結合起來，成為戰鬥的唯物論；二是把機械論推向頂峰，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機械唯物主義理論。
唯物主義對教育思想的意義在於：掌握知識過程中堅持感覺論基礎，教育也是建立在感覺論基礎上的，提出了“教育萬能論”的命題，擺脫了神學時代教育的信仰性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