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懷德堂和石門心學教育實踐中的新思想

平民社會中的一些突出的文化教育現象常常能較為集中地表現出一個時代教育思想的新傾向。例如，18世紀日本一些學者除了著書立說之外，常常自設私塾或受聘主持藩校及鄉校。這些學校便成為民間學者們實現自己的教育理想的實踐舞台。又如，當時逐漸流行起來的“石門心學”文化教育活動，也表現了新興商業階層獨特的教育理念。

一、懷德堂的辦學思想

一些學者自設私塾或受聘主持藩校及鄉校，在18世紀以細井平洲一度主持的米澤藩藩校興讓館、荻生徂徠的私塾萱園塾、山口藩的明倫館、熊本藩的時習館、地處商業重鎮大阪城的懷德堂等最為著名。其中，懷德堂的辦學實踐更為集中地表現了一種新的辦學思想。

懷德堂又稱懷德書院，是由儒學者三宅石庵（1665—1730）在大商人及富裕的市民武右衛門、吉左衛門等人的支持下於1724年創辦的私塾。1726年，第二代塾主中井庵獲得幕府支持，成為半官半民的教育機關。及至中井竹山任第四代塾主時（18世紀後期），達到懷德堂的黃金時代。此後直到明治初年，懷德堂以其146年的曆史，特別是以其頗具新風的“懷德堂學派”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據了一席之地。

以大阪商人階層為社會背景的懷德堂教育必然要反映出這一新興階層的實際需要和思想傾向。它不以培養政界精英和職業學者為主旨，而以適應職業的實用教育為中心，教學內容注重經濟需要，有餘力時也教授各類學術、詩詞歌賦文章或醫學等。陽明學派的學者三輪執齋及古學派的伊藤東涯也常被邀請講學。它的第一代塾主三宅石庵無論對朱子學還是對陽明學都頗有見地，對古學派亦不排斥，被人稱為“夜鳥學問”（四不像的學問）。懷德堂的學生以一般平民為主，培養出了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著名人物。在學校的組織方麵，第二代塾主中井庵1726年10月公布學則“懷德堂壁書三條”，則顯示了教學形式的相對自由：

①學問以盡忠孝、勤職業為上，講述亦以此為趣旨。傍於此義，則未持書本之人聽講，不予申斥。萬一有事亦可中途退堂。

②武家聽講者可就坐於上席。但講述開始後到達者無此差別。

③第一次出席者與中井忠藏（即中井庵）聯係，忠藏外出之時，由經辦人道明寺屋的新助給予幫助。[25]

以上學則將“勤職業”提高到與“盡忠孝”不相上下的地位。對遲到、早退、書本有無及座席方麵的寬容態度，也適應了商人忙碌的特點和自由平等的要求。第四代塾主中井竹山更是力倡教育平等普及和實用的學者。他進而規定“書生之交，不論貴賤貧富，均應視為同輩”[26]。1792年火災之後，中井竹山借幕府補助之力，擴大規模，加強實學教育，更加適應“町人之都”大阪的實情，把懷德堂推入全盛的時代。在學術方麵，第三代塾主五井蘭洲對陰陽五行的否定，對西方“實測”式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以及後來中井竹山、中井履軒對人體解剖學的研究，對教育理想的申述和建議等，都反映了18世紀日本教育思想進展的新方向。

二、石門心學教育實踐的教育思想

18世紀“心學”教化運動的發生和展開，是日本平民教育興起的一個突出表現。這裏所謂“心學”，並非完全是中國王陽明所說的“聖人之學”或宋明性理之學，而是指由石田梅岩（1685—1744）於18世紀20年代末開創的、麵向平民的通俗的生活哲學。它選取神、儒、老、莊等學說中的有關思想合為一體，主張從人性的自覺開始，進而不斷地改善社會的組織和提高道德水平。為此，他主張必須追求“人之為人之道”，認識人性。所謂“知性乃學問之綱領”“知心為學問之開端”（石田梅岩《都鄙問答》卷一），把“性”與“心”置於其學說的中心地位。後來，石田梅岩的傳人手島堵庵（1718—1786）以更通俗的“知本心”一詞取代“知性”的提法，繼續石田梅岩的事業，在民眾中廣泛進行“心學”的傳播教化。石田梅岩開創的“心學”以及心學的傳播，後人稱之為“石門心學”的社會教化運動。

石門心學的興起是17世紀中期城市商人的經濟力量逐漸強大、文化創造力日益提高的產物。當時的商人一方麵是依附於封建經濟的、在流通領域中與封建領主們共同瓜分農民的剩餘勞動的階層；另一方麵又是受封建專製壓迫的階層之一。他們迫切需要形成自己一定的社會形象，取得相應的社會地位。這種政治、經濟上的兩重性，使心學有兩方麵的性質，即一方麵仍然主張以“忠”“孝”等儒家觀念作為最主要的道德規範，主張安分守己，服從天命；另一方麵則積極宣傳商人與武士、農民對社會的同等重要性，肯定商人職業的存在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士農工商，治天下之助也。若無四民，則無助……士乃有位之臣，農人乃草莽之臣，商工乃市井之臣。”[27]認為商人獲取正當的利潤，就如同武士取得俸祿、農民獲得收成一樣天經地義。同時，石田梅岩又通過提升“正直”和“儉約”兩大道德規範，要求商人以正當的手段獲得利潤，要求社會尊重經商交往中的交換關係、借貸關係、所有權問題等。所以，石田梅岩及其門人實際上是既在為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而呼號，又在為建立良好的商業秩序而奔走，從而在客觀上為日本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開辟了思想道路。石門心學的這種思想，正是通過石田梅岩及其後人忘我地開展社會教育運動而傳播於社會的各個階層之中的。

石田梅岩從小受到當農民的父親的嚴格教導，恪守本分。11歲到14歲、23歲到30歲左右兩度到京都商人家當學徒、幫工和管家。他像當時所有的城市青少年一樣，一邊做工，一邊學習商業技術和實務，但他比別人更為勤奮。在當時那個各種學問和思想較為流行的18世紀初年，石田梅岩學習了神道、儒學等，接觸了多方麵的知識。由於直接擔當著商人的角色，他痛感商人所肩負的社會壓力和對倫理秩序的需要，故而立誌“若果無聞道者，即便是搖鈴過市，也當勸說人之為人之道”[28]。他45歲的時候，在京都自己的住宅裏開設了一個小小的私塾。

石田梅岩的教育工作一開始並不順利。作為一個普通的管家人設置“講習”，受到別人嘲笑和冷遇是可以想見的。當時常常來聽講的人不過五六個人。但是他的私塾自有其特色，反映了石田梅岩以麵向平民、性別平等、通俗實用、方式靈活為主要特征的教育主張。

第一，不收費。他在門外貼的告示中寫道：“不論何時，免費開講。欲聽諸君，即使未曾聯係，亦可不客氣地光臨。歡迎聽講。”[29]這可能是日本實行免費社會教育的最早例證，後來竟成為風氣。

第二，學塾對女子也同樣開放。他門外的招牌上也寫有：“欲聽諸君，不必客氣，歡迎光臨。女子亦請盡可能入內聽講。”[30]這在當時保守風氣極強的京都，十分難得。石田梅岩將講學對象放開，擴大了影響。

第三，自由聽講，不必履行拜師當徒的一套手續。

第四，教學時間的安排十分靈活。既有白天的講座，也有晚上的講解，一般每天上午和隔天的每個晚上授課，以方便不同工作時間的聽眾。

第五，在教化方法上采用“見性”“會輔”“道話”等多種方式。所謂“見性”，即認識自己的本性。為此，他要求隨從弟子像禪者那樣打坐，還學習禪宗向修行者提出“公案”（議題）、嚐試回答的辦法。如預先提出問題，他和弟子們分別準備答案，在討論會上討論。這實際上近似於一種集體的專題研討會。所謂“會輔”，就是設講席集中聽講者進行輪流講解、集體閱讀等。所謂“道話”，是以通俗流暢的語言，淺顯地向聽講者講說先哲的名言和民間諺語、故事等，從中啟發聽講者對心學主張的認識與信從。石田梅岩當時是以“會輔”的講授法為中心，采取了以上靈活的方式講學，適應了城市商人、手工業者閑暇少而文化水平低的狀況，與曆來的寺院說教和孔廟的儒家講釋相比，顯示出一種新的麵貌。新的教學方式加上熱情的獻身精神及通俗新穎的講解內容，逐漸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手工業者聽眾。石田梅岩於1738年擴充私塾，並前往大阪等地講學，影響逐漸擴大。

石田梅岩的著名弟子手島堵庵（1718—1786）和中澤道二（1725—1803）等，是18世紀後期推廣石門心學的主將。他們在教學方法上更主要的是采用吸引聽眾的“道話”進行勸導，以致“道話”成了心學的代名詞。同時，他們又創作或采用含有教訓意義的詩歌、搖籃曲等材料和散發紀念品的方法，使心學主張能更加容易地流行開來。1760年至1786年的20多年中，心學波及14個藩，建立了22個心學講舍；宣講對象也擴大到兒童、婦女，以及農民和武士。18世紀末，中澤道二以江戶為中心積極活動，使心學進入了它的黃金時代。1803年，中澤道二去世時，心學講舍已達81所，擴展到40餘藩了。

18世紀的心學教化活動，以新穎的社會教育方式廣泛傳播了富有近代意義的商人思想。心學推行者們關於社會教育的意義、方式方法上的新認識和新做法，是從江戶時代普通日本人當中獨立產生出來的教育創新，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心學進入19世紀以後有了更廣泛的傳播和發展，成為推動江戶後期社會改革、教育改革向明治維新過渡的重要力量之一。不過，心學教化運動同時也將肯定封建社會等級製度的思想、安分守己的機能主義的社會分工思想傳播開來，所以在當時幕府及各藩重視教育教化的氛圍下，它也受到了當權者的默許，這大約也是心學教育得以流傳的原因之一。

綜上所述，18世紀的日本教育思想中確然出現了近乎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尤其是關於士庶教育平等的觀點，關於兒童天性及相應教育的主張，注重實學的要求，對學校教育體係的設想以及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轉變等，顯得格外突出。不過，教育思想上的種種進步也像18世紀日本整個思想界、學術界所具有的啟蒙傾向一樣，盡管在形式上與明治初年的“第二次思想啟蒙”有某些酷似之處（例如，提議廣建學校、普及教育等），但相比之下，其局限性卻更為嚴重。這些新的傾向作為一種主導行為方式的思想，僅僅存在於一小部分學者或為數不多的學校範圍內；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在那時還隻是靠手抄流傳，其思想傳播範圍的局限可想而知。然而更為關鍵的一點是，引起新思想產生、發展的社會基礎——城市商人本身，是由寄生於封建製度上的商業資本造成的。封建統治階級的思想仍然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它在商人及其思想代言人的身上必然留有深深的印跡。因此，新的思想不經曆一定時日的變化過程，是不可能脫出舊胎而占據上風的。所謂“學問之道，以信聖人為先”（荻生徂徠《辯名》）[31]等就是思想局限的突出表現。這種情況，直到19世紀中期（江戶末）才有所轉變。經曆過幾十年的醞釀和西方思想的撞擊，學者之外的多數民眾自我意識覺醒，國民意識加強，平等、自由、注重實際的要求普遍強烈，代表新興勢力的政治力量也增強到了足以推翻幕府統治的程度，因而形成迥異於18世紀的更為廣泛深刻的思想啟蒙運動，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1] 水戶學派是以水戶藩彰考館為基地、以編纂《大日本史》為中心所形成的日本儒學流派。《大日本史》正式開始編纂為1672年，至1720年完成《本紀》73卷、《列傳》170卷，全書於1906年編輯完成，計397卷。

[2] 永田廣誌：《日本哲學思想史》，版本圖書館編譯室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99頁。

[3] 源了圓：《德川思想小史》，中央公論社1973年版，第117頁。

[4] 《世事見聞錄卷之五》，見加藤仁平等：《增補新日本教育史》，東京協同出版株式會社1979年版，第121頁。

[5] 長田新監修：《日本教育史》，禦茶水書房1982年版，第67～68頁。

[6] 《德川思想小史》，第67～68頁。

[7] 中井履軒：《中庸逢原》，見奈良本辰也：《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65年版，第120頁。

[8] 《德川思想小史》，第124頁。

[9] 《日本教育史》，第93頁。

[10] 《德川思想小史》，第117頁。

[11] 室鳩巢：《不亡鈔卷三·君主之事》，見《日本教育史》，第78頁。

[12] 三輪執齋：《四言教講義·皆問》，見《日本教育史》，第82頁。

[13] 《執齋先生雜著·卷二·士心論》，見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綜合研究》，吉川弘文館，第185～186頁。

[14] 室鳩巢：《不亡鈔卷二·育子之事》，見《日本教育史》，第84頁。

[15] 木門一派即指木下順庵（1621—1698）及其辮子的儒學學派，室鳩巢曾師從木下順庵。

[16] 《先哲叢談》（日本偉人言行資料本），第202頁。

[17] 《執齋先生雜著·卷二·士心論》，見《近世藩校的綜合研究》，第185～186頁。

[18] 《執齋先生雜著·卷二·士心論》，見《近世藩校的綜合研究》，第186頁。

[19] 乙竹岩造：《近世教育史》，東京培風館1952年版，第116頁。

[20] 細井平洲：《建學大意》，見乙竹岩造：《近世教育史》，東京培風館1952年版，第132頁。

[21] 《近世教育史》，第117頁。

[22] 《日本教育史》，第84頁。

[23] 《日本教育史》，第83頁。

[24] 室鳩巢：《駿台雜話》，見小林澄兄：《日本勤勞教育思想史》，玉川大學出版部1969年版，第141頁。

[25] 國民教育研究所編：《近代日本教育小史》，東京草土文化書社1985年版，第36頁。

[26] 《日本思想大係43·富永仲基山片蟠桃》，岩波書店1979年版，第646頁。

[27] 《日本思想大係42·石門心學》，岩波書店1979年版，第471頁。

[28] 加藤仁平等：《新日本教育史》，東京協同出版株式會社1979年版，第123頁。

[29] 《德川思想小史》，第109頁。

[30] 《日本教育史》，第139頁。

[31] 奈良本辰也：《近世日本思想史的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65年版，第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