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教育思想通史(全十卷)(全新修訂版)

第一節 美國公立學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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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公立學校運動是美國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變革運動。這場教育變革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是美國公共教育思想在19世紀美國廣泛傳播和深入影響的結果。它不僅有助於美國近代公共教育製度的確立,而且也推動了美國公共教育思想的發展。這場為公立學校教育的實現而進行的鬥爭,不僅是美國教育史上,而且是美國曆史上重要而迷人的一個篇章。

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興起

美國獨立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西部開拓、移民和人口激增以及巨大的都市化運動,對學校教育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要求。與此同時,工業化和經濟增長也為學校教育的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物質條件。早在1779年,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傑斐遜(T. Jefferson)就在弗吉尼亞州議會上提出了題為“更廣泛地傳播知識”的提案,要求建立一種免費的公立學校製度,以便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權利得到一種好的教育。盡管這個提案最後沒有被通過,但卻預示了19世紀美國公共教育的發展。

在美國曆史上,從1820年到1850年這一時期是社會改革的一個重要時期。公共教育普及作為社會改革的一部分,是新的民主精神的一種表現。在這一時期,有許多改革是曇花一現的,但通過公立學校而發展的公共教育成為近代美國社會的最偉大的成就。

但是,19世紀初期美國的公立學校很少得到公眾的支持,致使公立學校隻有差的校舍、差的設施、差的教師、差的課本、差的教學。麵對公立學校如此落後而需要改善和發展的狀況,許多社會人士和學者在公眾麵前做講演,撰寫文章、小冊子和報告,還組織了很多教育團體和學會,為公共教育在美國的發展進行宣傳鼓動。到19世紀40年代,在美國至少已有24種教育刊物,傳播公共教育思想。在那些社會人士和學者中,有賓夕法尼亞州的物理學家拉什(B. Rush)、新英格蘭的律師沙利文(J. Sullivan)、特拉華州的知名人士科拉姆(R. Coram)、佛蒙特州的法官奇普曼(N. Chipman)、紐約州的霍利(G. Hawley)、俄亥俄州的劉易斯(S. Lewis)、伊利諾伊州的愛德華茲(N. Edwards)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馬薩諸塞州的賀拉斯·曼和康涅狄格州的巴納德。一些教育團體和學會在公立學校的發展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1849年成立的由賀拉斯·曼擔任主席的“美國教育促進協會”(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特別要指出的是,公共教育思想受到了美國獨立後早期的政府領導人的重視。例如,美國的開國元首華盛頓(G. Washington)曾指出:知識是每個國家和每個公民幸福的可靠基礎。“為了普及知識,其主要目標就是要建立學校”[1]。第三任總統傑斐遜也認為,如果人類的生活像我們所希望和相信的那樣應該一步一步地改善的話,教育應該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對於美國來說,重要的是建立一種能為最富裕的和最貧窮的公民共同享受的普及的公立學校製度。

此外,公共教育思想也受到廣大民眾尤其是工人的歡迎。工人在提出政治和經濟要求的同時,也提出了普及教育和教育機會平等的要求,並希望通過公立學校獲得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例如,早在1799年,羅得島州普羅維登斯機械和製造工人協會就向該州議會遞交請願書,提出“自然慷慨地賦予正在成長的一代人以才能,但他們的成長卻受到了忽視。然而,一種公共教育將使他們有效地根據民眾利益和他們自己的聲譽去參加生活。……我們懇請州製定法律,為所有的兒童建立公立學校”[2]。又如,紐約工人運動的早期領袖R. D. 歐文(Robert D. Owen)1830年4月在《公共教育》雜誌上發表文章,明確地表達了這樣的觀點:最適合民眾的教育是公共教育,因為它不僅是為全體人民提供的,而且是對全體人民平等的。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19世紀中期在美國興起了一場為公共教育的實現而進行的戰鬥,即公立學校運動。1830—1860年在美國教育史上被稱為公立學校運動時期。在這場公立學校運動中,社會人士、教育家和民眾所追求的是一種對所有兒童開放的、依靠公共稅款支持和實行公共管理的、不屬於任何教派的、統一的和免費的公立學校製度。

這場遍及很多州和影響廣泛的公立學校運動,力圖擺脫歐洲教育的傳統,體現出美國教育的特色。具體來講,它把公共教育作為美國教育的基本模式,希望建立起公立學校——公立中學——州立大學的單軌教育階梯。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在《論公共教育的民族性》(1857)一文中就明確指出:美國公共教育是一種新思想,“現代的公共教育在美國是在一種嶄新的思想影響下出現的。”[3]

在公立學校運動中,公共教育思想的傳播在美國社會上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對,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反對公共教育的人甚至說:與其把兒童關在什麽也學不到的校舍裏,不如讓他們在棉花田或玉米田裏度過。這充分說明為公共教育的實現而進行的戰鬥是一場艱苦的戰鬥。

作為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領導人,賀拉斯·曼和巴納德堅持不懈地宣傳公共教育思想,從而使民眾逐步接受了公立學校的模式,並把公立學校與實現自己的信念和期望聯係起來。1852年,馬薩諸塞州頒布了美國第一個普及教育法令,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正是通過公立學校運動的興起,美國公立學校的入學人數在5~19歲的人中的比例,由1830年的35%增加到1870年的61.1%。

當然,自公立學校運動興起後,公立學校發展的速度在各州的情況是不同的。在以馬薩諸塞州為代表的新英格蘭地區,公立學校的發展特別快;中部地區因公眾的支持比較勉強,所以公立學校的發展比較緩慢;西部地區公立學校的發展從聯邦的資助中得到了最初的和很大的動力;而南部地區還沒有建立起公共教育製度。

隨著公立學校運動的興起,師資訓練問題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和重視。1829年S. R. 霍爾(S. R. Hall)出版的《學校管理講演集》(Lectures on School-Keeping),是第一本在美國流行的師資訓練方麵的教科書。在這本教科書中,有一節專門論述教師的必需資格,列舉了在能力、個性、責任以及課程知識方麵的要求。1839年,馬薩諸塞州在賀拉斯·曼的倡導下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師範學校。從19世紀50年代起,各種教育團體和學會的講演以及教育刊物的文章都對教師訓練問題給予了注意。紐約州的一位教育學者O. 泰勒(Orville Tayler)就建議說:“在我們具有特色的公立學校裏,教學將成為一個具有特色的職業。……一位教師將為他自己的工作做準備,就如一位律師在任職前所做的準備一樣。”[4]

由於賀拉斯·曼、巴納德等很多社會人士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以及民眾的支持,公立學校運動在美國取得了初步的但具有重要意義的勝利。對於公立學校製度這一種獨特的美國革新,波蘭革命者德格魯斯基(A. G. De Gurowski)在《美國與歐洲》(America and Europe)一書中讚賞地指出:“美國社會的未來的禍福將建立在公立學校的基礎上,而不是建立在別的基礎上。公立學校是真正的美國社會和人民的精神、意誌以及特征最高尚和最光輝的表現形式。……在歐洲這個文雅階級的文明社會裏,教育並沒有超出個人訓練的範圍;唯有美國這個自由的國家在新英格蘭地區、馬薩諸塞州的倡導和率領下,擁有明智的和受過教育的民眾。”[5]

二、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發展

1865年的南北戰爭是第二次美國革命。它的勝利為美國成為一個工業化國家打開了道路,進一步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到19世紀末,美國工業生產總值已躍居世界首位。這無疑為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發展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教育如何迎接南北戰爭後新形勢的挑戰,在當時已成為一個迫切的和重要的問題。已在美國教育傳統中紮下根來的公立學校在南北戰爭後獲得了迅速的發展。有人這樣說,公立學校已影響了美國大部分兒童。對公立學校發展的強有力支持和資助,首先應歸功於普及教育法令的頒布。到1900年時,包括美國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州的32個州都已像馬薩諸塞州一樣頒布了普及教育法令。美國國會也開始討論一些旨在促進公立學校發展的提案。例如,新罕布什爾州參議員布萊爾(H. W. Blair)在他的提案中就明確提出,聯邦政府應該對需要進一步普及教育的州和地區提供資助,當然接受聯邦政府資助的那個州和地區也必須具備一些條件,其中第一個條件就是那裏已建立了一個為所有兒童提供的公立學校製度。布萊爾的觀點引起了美國社會人士和公眾的極大反響。差不多在每一個州裏,人們都組織起來為公立學校而戰。他們推動本州頒布興學法令,大造教育輿論,增加教育稅收。尤其是南部地區在公共教育方麵,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進步。

公立學校運動的發展,首先表現在入學人數的增加上。由於州政府興辦和管理教育已成為共識,以及普及義務教育已成一種不可抗拒的趨勢,因此,公立學校數量激增並延長入學年限。據統計,1898年,公立學校入學人數已占5~18歲兒童的90%。[6]其次表現在課程內容的擴展上。為了適應南北戰爭後工業化發展的需要,公立學校的課程內容繼續拓寬。在19世紀80年代末,公立學校學習時間將近80%花在閱讀、書寫和計算上;但到1900年時,對自然科學基礎以及手工訓練課程的強調已在閱讀、書寫和計算之上,並開始注意兒童能力的培養以及與實際的聯係。1893年,全國教育協會(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還任命了“十五人委員會”,專門研究了公立學校課程問題。最後表現在教學方法的改革上。在南北戰爭後,由於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齊(J. H. Pestalozzi)教育思想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公立學校開始采用直觀教學方法;到1990年時,由於德國教育家赫爾巴特(J. F. Herbart)教育原理的傳播,很多公立學校已根據“五段教學法”[7]來組織課堂教學。

隨著公立學校的發展,公立師範學校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並向專業化方向邁進。社會人士、教育家和公眾都已接受這樣的觀點:有好的教師,就有好的學校。各州的立法機構對師資訓練極為重視,並對公立師範學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資助。據統計,在當時美國45個州中,大部分州已建立公立師範學校。到1897年時,公立師範學校已有167所,入學人數46245人。[8]師範學校的課程主要是三個方麵:一是教育學和心理學方麵的課程;二是文化知識課程;三是教育實習課程。應該指出,師範學校的發展無疑反過來推動了公立學校運動的發展,同時通過受到專業訓練的教師提高了公立學校教育的質量。此外,女教師的數量也增加了。“到19世紀末,初等學校中女教師逐漸占據多數。她們大約占所有公立學校教師的八分之七”。[9]

美國著名教育史學家克伯萊(Ellwood P. Cubberley)在《美國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書中曾明確指出:在美國公立學校運動中,“賀拉斯·曼與巴納德的成就影響了北方各州,並鼓舞了其他地區為教育事業而奮鬥的戰友們。幾乎所有與他們同時代的其他各州的教育先驅們也都在為實現州立學校和州立製度、州立管理而奮鬥”。[10]但是,由於美國實行地方分權的教育行政管理體製,因此,各州的情況不盡相同。“從1890年起,或確切地說從1900年起,實施強迫教育的理想才接近於在全國範圍內實現”。[11]

還應該指出的是,盡管公立學校製度在美國確立並取得合法地位,但由於傳統教育理論和方法的影響加上客觀條件的不足,因此公立學校教育的狀況不盡理想。當代美國教育史學家克雷明(L. A. Cremin)在他的《學校的變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一書中曾做了具體的描述:“19世紀90年代的學校始終是一個令人沮喪的地方,各地都麵臨著學生、教師、教室以及美元的問題。”例如,校舍光線暗淡、暖氣不足、不衛生、到處有裂縫;未經培訓的教師盲目地讓那些天真無邪的孩子死記硬背和複述毫無意義的冗詞贅語;農村學校依然不分年級和質量低劣地進行教學等。[12]

然而,我們並不能因此而否定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偉大和具有曆史性意義的成就。在美國公共教育製度的發展中,公立學校運動代表了一個重要的階段。基礎的和初等的公立學校教育使得以“美國教育階梯”而著稱的那個教育結構有可能得以構建。美國教育史學家韋布(L. D. Webb)指出:公立學校運動“成功地為美國公共教育製度奠定了堅固的基石,並獲得了廣泛的公共支持”。[13]美國教育史學家斯普林(Joel Spring)也指出:公立學校運動“把前一代人的許多教育理念付諸實踐”。[14]公立學校體現了美國在世界教育史上的最重要的貢獻之一,是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在社會、文化和智力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公立學校製度確立的曆史意義來說,它甚至可以與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相媲美。美國公立學校運動以及公共教育思想充分體現了美國教育的特色,在美國教育史上構成了極其重要而光輝的篇章。

三、為公立學校的實現而戰的賀拉斯·曼、巴納德和哈裏斯

在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中,有很多社會人士和教育家為公立學校的實現做出了堅持不懈的努力。在公立學校運動興起時期,最有影響的是賀拉斯·曼和巴納德;在公立學校運動發展時期,最為突出的是哈裏斯。

作為早期公立學校運動的領導人,賀拉斯·曼對公立學校充滿了無限的信念。為公立學校的實現而進行的鬥爭是美國教育史上一個重要的階段。在賀拉斯·曼的積極領導下,馬薩諸塞州在許多方麵成為全國普及教育的典範。從1837年起,美國幾乎有2000多份各州的教育年度報告,但沒有一份像賀拉斯·曼的教育年度報告那麽好。賀拉斯·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實踐為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指明了方向,確立了基本原則,初步奠定了公立學校製度的基礎,促進了整個美國的公共教育事業,從而被譽為美國公共教育製度的創立者。美國教育家、“進步教育之父”帕克(F. W. Parker)曾指出:“賀拉斯·曼可以與開國元首華盛頓和頒布《解放黑奴宣言》的林肯(A. Lincoln)並列為美國最偉大的締造者。”[15]1896年,在賀拉斯·曼100周年誕辰紀念大會上,艾奧瓦州的學校督學薩賓(H. Sabin)在講演中說:“在美國教育家的年鑒中,賀拉斯·曼的名字列在其他所有教育家的前麵。”[16]無疑地,在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中,作為最偉大的人物的“賀拉斯·曼被認為是最主要的典範”[17]。因此,有的美國教育學者說,在美國教育史上,如果說20世紀前半期以杜威(J. Dewey)為標誌,那麽,在19世紀前半期則以賀拉斯·曼為標誌。

但是,賀拉斯·曼本人認識到,他在公立學校運動中取得的勝利也依靠了其他教育改革者,例如,馬薩諸塞州的卡特(J. G. Carter)、康涅狄格州的巴納德、密歇根州的皮爾斯(J. Pierce)等人的幫助,更依靠了社會公眾的支持。賀拉斯·曼自己曾這樣說過,他很幸運地成為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先驅者。美國教育學者溫希普(A. E. Winship)這樣指出:“如果賀拉斯·曼沒有許多有影響的朋友,那麽,他作為馬薩諸塞州公立學校製度的領導人是不能取得如此成功的。偉大的美國教育家之一亨利·巴納德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之一。”[18]

在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中,巴納德是賀拉斯·曼的一個親密的同事和朋友。他在擔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學校委員會秘書後不久就與賀拉斯·曼相識。巴納德比賀拉斯·曼年輕15歲,大約在賀拉斯·曼開始在馬薩諸塞州進行教育改革的同一時間,他開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盡管他們在許多方麵是不同的,但他們在公立學校的重要性和作用方麵的觀點卻是非常相似的。“賀拉斯·曼和亨利·巴納德在這一點上是連在一起的——作為偉大的美國公立學校製度的兩位締造者”。[19]

巴納德的一生是為美國公立學校而獻身和不屈不撓工作的一生。美國教育學者溫希普說:巴納德具有“科學家的直覺、曆史學家的容忍、政治家的自信以及改革家的熱情”。[20]美國教育學者梅奧(A. D. Mayo)說:巴納德“在最進步的理想上製訂了一個完整的公共教育改革計劃”。[21]可以說,巴納德的名字總是與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事業聯係在一起的。由於他在1867—1870年曾擔任美國聯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長官,因此,美國教育史家格萊夫斯(F. P. Graves)甚至這樣說:“巴納德曾是美國教育行政的領導人。他的生涯並不如此驚人,但是就更大的和更多的富於成效的教育成果來講,甚至超過偉大的賀拉斯·曼。”[22]巴納德有時也被稱為“美國學校管理之父”[23]。

在為美國公立學校的實現而戰的這場偉大而艱巨的戰鬥中,巴納德和賀拉斯·曼保持著密切的聯係,並結下了真誠的友誼。作為更年輕一些的教育學者,巴納德把賀拉斯·曼看作更有經驗和更為聰明的教育家,經常給賀拉斯·曼寫信尋求幫助和指導。例如,在1839年1月16日給賀拉斯·曼的信中,巴納德寫道:“……請你告訴我們,你在馬薩諸塞州師範學校方麵做了些什麽。”[24]在1841年7月3日給賀拉斯·曼的信中,巴納德又寫道:“請談談你在公立學校發展方麵的行動計劃。……”[25]巴納德還經常邀請賀拉斯·曼去康涅狄格州視導公立學校和參加教育會議。當賀拉斯·曼1848年辭去馬薩諸塞州教育委員會秘書職務時,巴納德感到美國公共教育事業將會因這樣一位最卓越的領導人的離去而受到損害。與此同時,作為更年長一些的賀拉斯·曼,在通信中不斷鼓勵巴納德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例如,在1844年6月23日給巴納德的信中,賀拉斯·曼寫道:“假如羅得島州通過了那個提案,它將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教育製度之一……將使大多數人民獲得新生。”[26]在1848年10月4日給巴納德的信中,賀拉斯·曼又寫道:“……你看上去總是臉色紅潤和聲音洪亮。在你那裏有很多教育種子,在它們被撒播之前你將不會死去。”[27]賀拉斯·曼曾對巴納德說:“我的整個心是與你在一起的。”[28]在賀拉斯·曼看來,巴納德在教育行政領導上是最有能力和最傑出的人之一。

在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中,哈裏斯也是一位統帥人物。但他與賀拉斯·曼和巴納德相比,顯然是公立學校運動後期的領導人。因為哈裏斯開始投身於公立學校事業時,正是賀拉斯·曼去世的那一年。應該說,哈裏斯敏感地認識到公立學校的勝利必須得到鞏固,繼續了賀拉斯·曼、巴納德以及他們同時代人的開拓性工作。當代美國教育史學家克雷明曾明確指出:對於哈裏斯來說,“一方麵,他依然是南北戰爭前所取得的勝利的偉大鞏固者;另一方麵,他最終使公立學校製度合理化了”。[29]最後,“哈裏斯終於鞏固了賀拉斯·曼所發起的革命”。[30]毫無疑問,對於美國19世紀公立學校運動的最終勝利,哈裏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並載入美國教育史冊。

當然,如果把哈裏斯與賀拉斯·曼這一代人的工作做一比較的話,他們之間還是存在一些差別的。那就是:“賀拉斯·曼的公立學校實際上有助於形成一種新的社會哲學支配的社會秩序;哈裏斯的公立學校隻不過在鞏固一種早已存在的社會秩序方麵起些作用。”[31]

最後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作為19世紀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領導人,無論是賀拉斯·曼和巴納德,還是哈裏斯,他們都表現出對美國工業化和都市化運動的一種敏銳性,自覺地去思考公共教育和社會進步的關係問題,大力呼籲發展公立學校,建立公共教育製度,體現了時代的精神。同時,在為美國公立學校的實現而戰鬥的過程中,他們又都有意識地向歐洲國家學習,分析考察歐洲國家的學校教育製度,閱讀研究歐洲教育家的理論,極大地開闊了自己的教育視野,並在借鑒和吸收的基礎上創造了具有美國特色的教育發展道路。最後,他們都對公立學校的發展抱有無限的信念,克服各種困難和障礙,堅持不懈地努力工作,為公立學校製度在美國的確立獻出了自己的一生。

美國公立學校運動的曆史清楚地表明,公立學校的概念和公立學校製度在美國的實現主要歸功於像賀拉斯·曼、巴納德、哈裏斯那樣的教育政治家的理論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