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吉爾曼的高等教育思想

在美國高等教育史上，吉爾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的名字是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聯係在一起的。作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第一任校長，他創立了獨立的研究生院模式和研究型大學的構想，對美國大學的現代化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一、吉爾曼與他的大學觀

吉爾曼1831年7月6日出生於康涅狄格州，曾入該州諾威奇文實中學學習。1852年畢業於耶魯大學，一年多後又獲文科碩士學位。他曾任駐俄使館隨員。1854—1855年，吉爾曼與懷特一起在柏林大學學習。這段留學生涯對他後來的教育實踐產生了深遠影響。嗣後17年，吉爾曼在耶魯大學任自然地理學和政治地理學教授，幫助製訂了新的耶魯科學院（後來的謝菲爾德科學院）計劃。他還是紐黑文學校董事會成員，創辦了一所中學，重建了一所師範學校。在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康奈爾大學校長懷特以及密歇根大學校長安吉爾的一致推薦下，1875年吉爾曼轉任尚在籌建中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校長。從此，吉爾曼的名字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一起享譽美國高等教育界。

1901年，年逾古稀的吉爾曼從校長職位上退了下來，擔任卡內基學會第一任會長至1904年。之後，他又任全國文官製度改革聯盟主席。1908年10月13日去世。

吉爾曼的大學觀是逐漸形成的，不同時期也是有一定差異的。最初，吉爾曼並不被認為是科學研究或歐洲大陸式的智力的真誠擁護者。事實上，早在1855年畢業於耶魯大學後不久，吉爾曼就提倡“鼓勵有獨創性的探索和研究”，但他進而又說：“在實踐領域產生最有用的推論之前，科學概括是不可能的。”[10]當時，年輕的吉爾曼正處在功利主義教育改革運動的邊緣。1858年，他積極地收集讚成《莫裏爾法案》的簽名。在19世紀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吉爾曼思想的主旨是努力調和自由教育和應用科學概念之間的衝突。他宣稱，在古典課程和新學科之間的爭論中，自己將保持中立。因此，雖然他似乎與懷特和埃利奧特的“新”教育是一致的，但他可能在課程方麵比上述兩位改革者都要保守。吉爾曼當時的思想從他作為加利福尼亞大學校長的講話中可見一斑。他說：“讓我們希望美國大學將珍視所有知識的分支，僅僅給予那些用適當的判斷表明是我們時代最有用的知識以優先地位……既不讓新奇的事物，也不讓時代的偏見損害我們為人類服務的事業。不要讓我們因對科學的熱愛而減少了我們對文學的熱愛。”[11]可見吉爾曼並未要求用德國式的大學來取代傳統的美國學院，他第一次旅歐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法國而不是德國的教育製度。實際上，他甚至願意看到規定課程仍處於大學文科四年訓練的中心位置。他的格言是：“增加而不是取而代之。”

然而，到1874年時，吉爾曼的觀點已顯出較大的變化，更善於接受新的發展。1874年12月28日，吉爾曼會見了尚未成立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董事們，發現大學經費的捐贈人並未對新大學的性質做出任何規定或限製，至於董事們本身是否形成了在新大學進行高深研究的堅定意圖，也不太清楚。但當吉爾曼會見董事會僅1小時後，他就宣布了一個傾向研究的研究生院計劃。1875年1月，吉爾曼聲稱：“我越來越讚成這種信念，即我們在巴爾的摩想要建立的不是一所科學學院，也不是一所古典學院，也不是兩者兼而有之，而是一所醫學院和一所哲學院……”[12]這裏德國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此時的吉爾曼正放棄其思想中傳統的因素，開始采納新的觀點。

沒有吉爾曼的鼓勵和推動，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朝著研究的方向發展是不可能的。但吉爾曼的思想常常是折中的，他反複強調自己不願意盲目地模仿德國或任何其他歐洲的模式，他呼籲美國大學是“知識、美德和信念的堅定的促進者”。1886年，他甚至援引心理訓練的術語，以此說明他希望美國大學將不僅僅是促進知識或獲得學問的地方，而且也是發展個性的地方。吉爾曼在講話中常常不斷地讚成功利和自由文化，也讚成抽象研究。直到1893年，他還在為學院的手工訓練進行辯護。他也認真地支持文學教學，堅持大學應該鼓勵曆史、哲學、詩歌、戲劇、政治、宗教的研究，總之鼓勵對先前時代經驗的研究。

吉爾曼是個基督教徒，他的宗教信仰比懷特或埃利奧特更為堅定，但他反對教派的教條主義。他在1886年時說：“在一所大學的各種特性中，我列舉了捍衛理想和堅持唯靈論。”[13]美國大學應該是“一個維護宗教的地方，這種維護不是靠強求一致而實現的。美國大學不應該僅僅是有神論的；它們可以而且應該是公開承認信奉基督教的——不是以狹隘的或宗派的意識——而是以廣闊的、開放的和鼓舞人心的福音意識”。[14]

吉爾曼認為，大學應該促進“追求真理過程中的智力自由”，並且要“對那些與我們持不同觀點的人以最大的寬容”。但在精神上，大學不能容忍“教派爭論”或“政治鬥爭”在其中的存在。吉爾曼喜歡那些促進平靜和諧而不是對抗的教授。他說：敏感的大學教授職位應該由那些至少相信“基督教慈善和樂觀影響的人所占據。我寧願使教授職位長期空缺，也不能讓具有破壞性的人占據之”。[15]在選擇學院成員時，“必須考慮某種道德和社會的因素”。在就職演講中，吉爾曼聲稱：對教員“我們不應問他們來自哪個學院、哪個州或哪個教會，而應該問他們知道什麽、能做什麽、想發現什麽。”[16]顯然，這種學術自由的思想是源於德國大學的。

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辦學實踐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是在吉爾曼的領導下成長起來的，其實踐完全體現了吉爾曼的大學觀，即重視自由的科學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創建，標誌著美國第一次有了一所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代表德國大學形式的高等學府。當然，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不是一夜之間突然出現的，在1876年前約50年中，特別是1850年以後的種種未成功的努力都為這所大學奠定了基礎。正如吉爾曼在校長就職演說中所承認的：“我們從其他學校承受的失敗中吸取了教訓。”[17]

在校長就職演說中，吉爾曼闡述了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辦學思想：“最慷慨地促進一切有用知識的發展，鼓勵研究，促進青年人的成長，促進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獻身科學進步的學者們的成長。”[18]最初，董事會覺得新大學應該完全是一所按照德國模式的研究生院，雖然後來也招收了本科生，但其重心始終是放在研究生教育上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1867年獲準在巴爾的摩成立，1876年在美國獨立100周年時正式開學，吉爾曼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級教育是該大學最重要的使命。

吉爾曼校長和董事會所追求的目標是全國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影響，是努力補充而不是再添一所現有的學院。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所大學最初的教員中沒有一個是學校所在地的巴爾的摩人或馬裏蘭人。新大學以科學研究和創造性的學術成就作為自己的目標和特征。吉爾曼打算聘用世界上一流的學者，並把他們吸引到巴爾的摩。他從威廉斯學院得到了化學家雷姆森（Ira Remsen），從哈佛大學得到了蔡爾德（Francis J. Child），從弗吉尼亞大學得到了一名優秀的希臘語學者，從倫塞勒綜合技術學院得到了物理學家羅蘭（Henry Augustus Rowland），從英格蘭得到了數學家西爾維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和一名生物學家。到1884年，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一共任命了53名教學人員，其中絕大多數在德國大學學習過，有13人獲得過德國博士學位。吉爾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歡將大學的錢用於“人，而不是磚塊和灰漿”。他所需要的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學者，而不是最宏偉的建築物。吉爾曼說：“大學的榮譽應該取決於教師和學者總的品質，而不應取決於人數，更不取決於供他們使用的建築物。”[19]在辦學實踐上，他忠實地實行了這種政策。因此，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早期沒有建設校園的措施，甚至沒有足球場和籃球場，然而卻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設備，學校看上去更像一所工廠或大的商店而不是大學。一位來訪者曾說：“他們有無數真正的研究，卻沒有一個可以顯示的中心。”[20]

吉爾曼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像德國大學一樣，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嚴格排除了“教會主義或黨派偏見”的影響，成為一所自由自在的尋求真理的非教派機構。少量然而優秀的教學人員完全自由地從事高深研究，師生們“燃燒著學習的熱望”。調查研究是每個教授的職責，他們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將教學和創造性的研究結合起來。其哲學院開設了語言學、數學、倫理學、史學和自然科學講座。自然科學和古典學科在這裏受到了同等的支持。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教學方法也類似於德國大學流行的方法，不再是老式學院的方法，講授法被廣泛采用，德國大學最有特色的發明“習明納”（seminaries）教學方法也被引入。此外，大學注重實驗室方法，重視圖書館的價值。為了刺激教授們的進取心，大學招收了一流的學生，其中許多人後來成為美國曆史上的知名人物，例如，羅伊斯（Josiah Royce）、佩奇（W. H. Page）、特納（F. J. Turner）、杜威（J. Dewey）、卡特爾（J. M. Cattell）、斯莫爾（A. W. Small）、康蒙斯（John R. Commoms）和威爾遜（W. Wilson）等。一位研究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曆史的學者強調美國高等教育從未“從投入中產生如此巨大和如此持久的回報”。[21]據統計，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1876年有54名研究生和35名本科生；1880年有102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1885年有184名研究生和96名本科生；1895年有406名研究生和149名本科生。從招生人數看，它始終將重點放在研究生教育上。從創建到1880年年底，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培養的博士總數超過了哈佛和耶魯兩校之和。據心理學家卡特爾在1926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在當時1000名卓越的美國科學家中，有243人是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畢業生。到1896年，美國60多所學院和大學各有3名或更多的教員在約翰斯·霍普金斯獲得學位。[22]其中哈佛大學有10人，哥倫比亞大學有13人，威斯康星大學有19人。這些年輕的博士遍及全國，廣泛傳播大學現代化思想。當1901年吉爾曼退休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已經擁有從事高深研究的由13個不同的係組成的哲學院和一所醫學院，其醫學院的水平在美國更是首屈一指。在吉爾曼任校長的25年中，該校在推動美國大學現代化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常常被人們譽為“設在美國的柏林大學”，也有人稱之為“巴爾的摩的格廷根大學”。但並非僅僅如此，創辦者的動機實際上是使它成為一所美國大學而非德國大學。在巴爾的摩建立一所德國大學並非人們的初衷和願望，人們所企望的是在美國大學采用德國大學最有價值的要素，並使之適應新世界的學術和發展的要求。吉爾曼一方麵注重高深的學術研究，另一方麵也不忽略大學的社會職能。按照他的觀點，大學應該對人類文明發揮重要的作用，例如增進知識和把研究成果應用於日常生活之中。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沒有成為與社會現實脫離的純粹的研究機構，而成為服務於美國社會的基本需要的新型大學，恐怕與吉爾曼的上述辦學思想是分不開的。

作為美國第一所真正的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曾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美國教育家杜威指出：“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開辦，標誌著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新紀元。”[23]但令人遺憾的是，自1900年以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地位開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大學指導思想沒有進一步創新，大學的經費不足且沒有新的資金；醫學院取得的巨大聲譽超過了作為整體的大學。盡管如此，但總的看來，它在美國大學發展史上占據了極其重要的位置。正如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所說的：“我要表明的是，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勉強地始於1870年到1871年，而且未能發展起來，隻有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榜樣下迫使我們的教師努力致力於我們的研究生教育時才得以發展。對哈佛大學如此，對美國其他渴望創辦一種研究院及科學院的大學也是如此。”[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