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格龍維的教育思想
在19世紀的丹麥，格龍維（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是政治家兼國民領袖，又是宗教改革家，還是詩人、學者、哲學家和教育家。尤其是他構想的民眾高等學校對丹麥社會和教育的發展產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而被譽為“民眾高等學校之父”。
一、生平和教育活動
格龍維1783年9月8日出生於丹麥西南部的烏德拜。幼年時代，他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青少年時代親身經曆了丹麥的衰敗，於是立誌要拯救這個災難深重的祖國和人民。
1792年，格龍維進入亞特蘭中部的泰爾哥德中學。1798年，他轉至阿赫斯大教堂學校。1800年，格龍維入哥本哈根大學，並於1803年獲初級學位畢業。
大學畢業後，格龍維來到朗格蘭島埃格洛克莊園任教。在這期間，他苦讀當時在德國崛起的理念性著作，尤其是浪漫主義哲學家謝林（F. W. J. Schelling）的作品。終於，在這些思想與北歐神話的**處，格龍維找到了認識和駕馭自己人生的契機。
格龍維決心從事文學事業，並於1808年回到哥本哈根，把口傳的北歐荒古原人的奇聞軼事整理成書，出版了《斯堪的納維亞神話》（Scandinavian Mythology），該書出版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
1810年春，格龍維的父親要求他回烏德拜當牧師，但他不願意，因為他想在哥本哈根自謀發展。作為任職前的考試項目之一，格龍維於1810年3月做了一場見習布道。這次布道於兩個月以後以《為什麽在數學裏聽不到福音？》為題發表。這對當時的布道不啻是當頭一棒。哥本哈根的牧師們群起到教會法庭控訴，格龍維不得已而接受懲戒，在教會任職的申請也隨之落空。
在極度的精神危機之中，格龍維不得不於1810年聖誕前夕回到家鄉烏德拜。在這裏，他父親為他申請到了牧師職位，並於1811年5月受職。格龍維以極大的熱情履行他的職責，並仍致力於寫作。他於1812年出版《世界編年史簡明概念》和《諾斯基爾德詩篇》（Roskilde Rhyme）。這兩本著作都著力於描繪上帝的統治和先人的成就，旨在以此振興教會和人民。
1813年1月，格龍維的父親去世，他的牧師職位也隨之旁落。他隻好回到哥本哈根，間接地開展他理想中的事業，於1816年出版《聖經布道》（Biblical Sermons）。因為不能謀得教職，格龍維就潛心於曆史方麵的研究。1817年，他出版《世界編年史展望》，盛讚路德時代。他還翻譯了英文英雄史詩《丹尼韋克》（Danevirke），發表了諸如《複活節的百合節》（The Easter Lily）等詩歌、劇本，以及大量有關哲學和曆史的論文。這一時期奠定了格龍維後來事業的基石，他的“丹麥魂”“民智”“人民精神”“活的語言”等概念，均發端於此。
從1818年起，弗雷德裏克六世（Frederik Ⅵ）開始每年資助格龍維600克朗。這使他得以娶布裏切爾（Lise Blicher）為妻，並養兒育女。1822年秋，他獲得了哥本哈根基督教耶穌教堂的牧師職位。
1823—1824年，格龍維由於獲得了新的活力，創作了長達312節的詩歌《充滿生機的大地是新年的黎明》（The Land of the Living are New Years Morn），又在1824年的聖誕節出版了《歐，再次歡迎您》（O，Welcome Again）。在這些著作中，格龍維展示了他的關於優秀文學的形式與內容的獨到見解，認為語言與內容並非通常所說的彼此分離，而是相互融合的。
有一個直接的原因使格龍維在其新的人生觀上走在時代的前列。1825年，青年神學家克勞森（H. N. Clausen）出版了《教會傳統：耶穌教與天主教的學說和儀式》，認為，教會在某種意義上是“促進一般宗教信仰的共同體”。[4]而格龍維卻認為，教會是一個具體的實在物，有其自身的曆史淵源。於是，他發表《教會的反駁》，指責克勞森是錯誤的，並要求克勞森辭職。克勞森以誹謗罪與格龍維對簿公堂。結果，克勞森勝訴，格龍維被判終身接受審查。格龍維雖然受挫，甚至不得不於1826年辭去牧師職位；但是，他由此結交了一些誌同道合的朋友。他們一起研討問題，出版書籍和報刊。格龍維還因此打消了當大學教授的美夢，決定來到人民群眾中間，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患難。
1829—1831年，格龍維得到官方資助3次出訪英國，研究英國的古典文獻。英國人的崇尚理性與講求實際給他以深刻的影響。他在19世紀40年代出版和發表的《丹麥四葉苜蓿》（The Danish Four-Leaf Clover）、《致孩子們的公開信》等作品裏，極力主張自由、自然、靈活的民眾教育。為彌補現存教育製度的缺陷，格龍維進一步萌生了建立一種全新的、為生活服務的學校的基本構想，即“民眾高等學校”。
1837年，格龍維被解除審查，得以應邀向聽眾做公開係列講座。1838年，他在博克學院所做的題為《在活著的記憶中》（Within Living Memory）的講座，以活潑輕快的口語講述丹麥的曆史，來激發民族自強意識，獲得巨大的成功。
1832—1839年，格龍維一直在弗裏德裏克教堂任無薪傳教士。1839年，他獲得常任職務，在華托夫醫院教堂做教區長。格龍維的聽眾越來越多。常任職務的獲得與社會聲望的提高，使格龍維在以後的30多年裏免除了經濟上的憂慮，而且改變了他的整個生活。
格龍維以其獨到的教育理論贏得越來越多的追隨者。他們紛紛通過創辦民眾高等學校，開辦師範學院和自由學校來將格龍維的理論付諸實踐。一時間，格龍維的民眾教育思想風靡丹麥，傳遍整個斯堪的納維亞，並波及歐洲大陸。“民眾高等學校”這一教育領域裏的新事物在各地出現。格龍維本人也因此連續當選為丹麥下議院議員；1866年，又入選上議院。在克裏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Ⅷ）和加洛林·阿瑪萊（Caroline Amalie）在位期間，他還受到皇帝的厚愛。
格龍維在晚年親眼見到他的教育理想變成現實，十分欣慰，因而更加努力工作。他人已老而壯誌未衰，依然是一位浪漫的詩人、淵博的學者和慈祥的老師。在他的講壇下，聚集著如饑似渴的兄弟姐妹。在他的教堂裏，民間歌謠、通俗演講和學術討論此起彼伏。格龍維就這樣興奮地為丹麥民眾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
1872年9月2日，格龍維因病在哥本哈根去世。
二、政治觀、宗教觀及文史哲觀
作為一位政治家，格龍維在政治上的見解傾向於更加廣泛的自由。雖然他對民眾的同情自始至終和對國王的忠誠聯係在一起，但他仍然主張民主政治，積極地投身到立憲運動中去，成了1848—1849年丹麥製憲會議中有力的成員。他始終反對財產特權，主張保障言論自由和服務責任，使新的民主政治真正能夠反映民眾的意誌而不致成為官僚政治。
在喚醒丹麥人民的民族情感方麵，幾乎沒有人比格龍維更偉大的了。他不僅以詩歌和譯著向丹麥民眾溯述過去曆史上以及傳說中的光榮，而且用更直接、更切實的方法激起人民的愛國情緒。1838年，格龍維在哥本哈根做了幾次關於丹麥現代史的演講，引發了“丹麥學社”（Danish Samfund）的成立。這個學社及其以後相繼成立的類似組織，專門研討丹麥民眾的一切幸福問題。格龍維首倡的民眾高等學校，更以祖國為中心來教育學生。在1844年的斯康林斯班根大會上，格龍維以其出色的演講，激起了民眾的愛國熱情。在戰爭期間，他帶領一批人鼓勵他的同胞與強暴鬥爭，用自己對國家命運毫不動搖的信心去激勵人民。格龍維反對任何形式的武裝侵略和文化侵略，同時也竭力主張以任何形式的武裝與文化來捍衛本國的完整。
作為一位宗教改革家，格龍維狂熱地投身到宗教改革運動中。雖屢遭挫敗，但他仍然成功地領導了為國教會內外兩方麵的自由而鬥爭的事業，令國教會取消了有關虐待反國教派以及強迫反國教派子女接受洗禮的有關條例。格龍維還領導了一個名叫“索尼班茲·羅斯寧”（Sognebandets Losning）的改革，於1855年廢止了一項條例。該條例規定，除了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人以外，教會以下的所有人都歸教士約束；隻有他們的教區教士可以替他們舉行一切聖禮；他們必須把子女送到教區教士那裏，準備接受堅信禮以鑒別他們是否具有應有的宗教觀念。
格龍維對丹麥教會所做的不朽貢獻，不僅表現在神學上和實際改革上，而且還表現在他所創作的大量宗教詩歌上。他的長詩《羅斯基爾德詩篇》和《哈拉德王與安斯加》（King Harald and Ansgar）敘述了丹麥教會的曆史。格龍維的大量讚美詩極大地豐富了丹麥文讚美詩的內容。他的讚美詩深入了丹麥的每一寸土地，展示著他那堅強而愉快的信仰。
可以說，格龍維以其全新的神學思想和主張革新了丹麥的教會政策，以其積極的宗教改革活動在一定程度上為人民群眾贏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和宗教事務的自主權。他主張在丹麥實現非暴力社會革命；他以鮮明的民主政治的主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切實地提高了農民的社會政治地位；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其充滿神諭的呼喊，喚醒了沉睡的同胞。正是格龍維所構想的民眾高等學校培養的一代又一代新型丹麥人民，在丹麥走向現代化的曆程中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19世紀及其以後的丹麥生活，幾乎無一例外地都享受著格龍維的永久貢獻。作為一位詩人、學者和哲學家，格龍維以大量的文學作品和史學、哲學著作充實了丹麥的文化寶庫。他在寫作和演講中所運用的詞匯來自丹麥民間，雖然令外國人不易理解、難於翻譯，但他的同胞卻意會於心、為之雀躍。他的哲學思想看起來晦澀玄妙、捉摸不定，可在民眾看來卻是清晰可辨、理當如此的。他的史學著作著力於敘述民族精神，渲染的是那種世代相傳、永不磨滅的精神力量。在詩歌的創作上，格龍維把一切詩體都打破了，而抓取其中的碎片，就像用象形文字抒情達意一樣。他還以其經久不衰的作品在丹麥語言、丹麥文字學、丹麥語言學等許多領域寫下了史無前例的新篇章。
格龍維從小就對農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他惱恨一切虐待農民的人。他在深入了解了丹麥農民的曆史與現狀之後，決計要用自己的勇氣，不惜一切代價來教化農民。他的許多作品都是為農民寫的“平民讀物”。他頻繁地與農民接觸，積極地向農民和鄉村牧師宣講，推廣他的農民思想和主張。他與“農友黨”領袖們的私交甚密，熱心地支持他們帶領農民階級參政議政。格龍維竭盡全力倡導的民眾高等學校，便是要給予農民以他們需要的教育，使他們能夠應付政治工作，做自己政治生活的主人。
格龍維認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他倡導的民眾高等學校，不是屈尊降貴地分一些文化科學的殘羹冷炙來施舍給民眾，而是徹底地與民眾共同生活，與民眾共同分享文化科學的營養。在格龍維看來，應該將有著永久的生命的信仰注入每一個靈魂中去，無論他是多麽的貧賤和愚昧，他都會由此而感覺到自己生命之火在燃燒，從而積極地投身到創造性的生活中，去開創宏偉的事業。
三、民眾高等學校思想的基本命題
丹麥自古以來的教育隻是少數特權者的教育。在丹麥一千多年的學校教育史上，從來就沒有過真正的民眾學校，因此，造成了丹麥民眾的愚昧、頑固、粗俗和頑劣。18世紀末19世紀初，丹麥之所以被戰爭摧垮，丹麥民眾之所以在一係列革命運動及社會變革中表現出消沉、麻木和不知所措，顯然都與這有關。怎樣使民眾變得敏捷、勇邁、富有科學頭腦和優良品性呢？格龍維不無激動和浪漫地說：“民眾高等學校”是一口天然自療井。盲者遇之可以複明；聾者遇之可以複聰；啞者遇之可以複語；跛者遇之，不但可以拋棄拐杖、健步如故，而且可以輕快地跳舞。
丹麥皇家教育學院的布格（K. E. Bugge）認為，就某種意義上說，格龍維並不是一個教育理論家，他的興趣在於創立一種教育機構；與此相應，他的教育思想也不成體係，是零散的，並沒有按一定的秩序和邏輯形成整體。其實，格龍維關於教育的主張還是有一定的內在聯係的。他關於民眾高等學校的思想有下述幾個基本命題。
（一）“活的語言”
格龍維“活的語言”一說，主張把口語作為表達精神生活的工具；同時，認為隻有用這種工具才能將生命從一個靈魂傳到另一個靈魂。格龍維的門徒們後來把這一原理分解為三個要點：精神即力量；精神憑語言而活動；精神隻有在自由中才能活動。
格龍維認為，口語是一種精神的實體，是一切高等人生活不可思議的有力工具。語言是屬於精神方麵的東西，表達出來通過經驗，仍然傳達給精神。這是精神啟示的唯一捷徑，是精神與肉體的內在關係的一種確證。我們的語言，如果隻是說說或形容形容我們所看見或感知到的事物，是很不夠的。在格龍維看來，如果我們所表達的是存在於我們的心底裏或飄浮在我們腦海中的不可見隻可解的事物，從而創造出一個現象以外的世界——我們人類自有自享的，在現象世界中隻能看見影子或畫形的世界，那麽，語言就有了其應有的充分的力量。語言高於文字，就像形體高於陰影一樣。所以，格龍維說，在精神家族裏，口語是子女，文字是奴仆；活的語言，並不是人雲亦雲的說話，而是骨子裏帶有人格和信仰的說話；活的語言，在自由的說話裏升騰，在精神的通道上穿梭，把生命從一個靈魂移植到另一個靈魂。“沒有活的語言，就沒有生命”。[5]
（二）“生活啟導”
格龍維認為，“生活啟導”的意思是說，對真知、真理的理解，絕不源於對課堂教學科目的死記硬背。人們通過課堂教學，記住一些事實和理論，這無疑會有用處，但它不能代替生活啟導。生活啟導隻能從生活本身獲得，旨在於使人們能夠區別對待光明與黑暗、真知與謊言，能夠明了生死的緣由和事業的旨趣。
（三）“民眾啟蒙”
格龍維認為，每個民族或宗族、每個國家或地區，都對世界曆史的發展有著獨特的貢獻。據此，他提出了“民眾啟蒙”的命題。在格龍維看來，一方麵，每個民族都生活於其特殊的背景和曆史聯係之中，而它在這種結構中演示著自己的啟蒙戲劇。另一方麵，個人和集體都有其啟蒙的經曆，其目的在於通過智慧而有遠見的政策，推動民眾啟蒙的條件，來創造新社會。
（四）“平衡與平等”
為了創造出“民眾啟蒙”的條件，格龍維又提出了“平衡與平等”的命題。他強調說：“在彼此存異的兩個事物間求取平衡。這種平衡使兩者相互豐富。”[6]不同的人和社會組織都力求相互牽製，例如，國家與軍隊、教會與國家、政府與學校等，都希望自己淩駕於對方之上，或使權力僅僅來自一方。在格龍維看來，同樣的情況也常常見於學校內部。在課堂上，教師總是力求支配學生，以便於把他們的知識或思想充填到學生的頭腦裏去。因此，必須分解權力結構，使各社會組織、各權力中心以及各個人之間，通過平等對話達成共識。
（五）“民智為優”
格龍維認為，“民智為優”的意思是說，廣大民眾的智慧優於少數智者。更進一步說，啟蒙的源泉來自民眾，而不是書蟲。格龍維並不是仇視知識分子，而是反對舊教育，因為知識分子隻是舊教育的犧牲品。
在闡述民眾高等學校思想的基本命題的同時，格龍維對舊教育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早在大學時代，他就寫了一部諷刺劇《校長們》，諷刺當時布拉加特師範學院造就出來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教師。1804年，格龍維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他寫給哥本哈根一家報紙的信，揭露了法斯特一所初級小學的種種腐敗情形。他批評當時的舊學校硬使孩子們隔絕了自然，隔絕了家庭生活和自主生活，是一種“死路學校”。尤其是，所有的學校都把廣大民眾拒之門外，隻把少數貴族子弟培養成不勞而獲的人。格龍維還揭露哥本哈根大學有四分之一的學生不會寫丹麥文；他們對曆史也隻知一些零星片段的史事；他們隻把哲學當成應付下次考試不得不學的一種討厭的東西；他們更不知道什麽叫詩歌，隻知道它是無緣無故地押了韻，聽起來怪好聽的謊話；大學所教給他們的，隻是自驕驕人、自憂憂人、自欺欺人。
四、論“生活學校”
格龍維把對民眾高等學校思想的基本命題的見解熔於一爐，並結合他對舊教育的批判，提出了關於“生活學校”的理論。他認為，必須建立一種全新的教育製度，才能使丹麥的教育走出泥沼，培養出健全的人格，撐起丹麥民族的脊梁，使丹麥走向世界先進之林。在這個全新的教育製度裏，各級各類學校都必須是為了生活的學校，即“生活學校”（school for life）。
（一）生活學校的目的和主要教學科目
格龍維認為，生活學校旨在培養人類作為個人和作為社會一分子的兩重性格。這種學校必須幫助個人充分發展他自己的能力；同時，還要喚醒、培植、啟導人類生活。一個人由青年至成年，經受了許多新鮮感人的經驗，學校必須幫助他解釋這種經驗。等他對人生的奇妙了解漸深，學校又得幫助他從紊亂的經驗中創造出自己的世界觀來，並使他得出一種人生的哲學線索。在格龍維看來，憑著這種人生的哲學線索，他在往後便可以應付一切複雜的社會事務了。也就是說，生活學校在於將“自知”輸給每個人，使其達到“知己”。
除了促進人的個性發展之外，生活學校還必須使人成為文明社會的一分子。人類天生是社會的動物。人類的教育必須讓他明白地感覺到自己和社會是一體的，過去的傳統、現在的生活和行動、將來的希望和責任，都有他的一份。這樣，他的日常工作就有了新的意義。他現在所做的工作，說不定是為了集體，為了國家，或是為了整個人類。為此，生活學校僅靠知識灌輸是不夠的，必須從精神上予以激發，必須創造一種複雜中見統一的神感，來培養學生識察社會的有機關係的心力。
為達到上述目的，格龍維為生活學校製訂了曆史、國語、唱歌三大主要科目。
首先，格龍維把曆史視為整個教育的基礎。他認為，如果將曆史從一種有機的立場來教，而不是雜亂地堆積許多名稱和日期，那麽，既可以用它那豐富而可靠的經驗來彌補個人狹隘的經驗，也可以用它來點明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一個人在研究民族曆史的時候，重新明白地經曆到在個人生長中已經經曆了的一切發展階段。因此，在他的知識與感情上，個人經驗便與社會經驗聯係起來了。研究本國曆史時，他會明白發生在自己這一群人的進化過程中的各種特別傾向和特征，也會明白這些特別傾向和特征又在他本人的身上存在著。因此，他得以依照他的社會傳統正確地發展他的人格。在格龍維看來，真正的曆史教育，使成長中的青年處身於宇宙之間而感到安適，並知道自己和他的國家都是人類大行列的一部分；同時，他還獲得一種新的責任感，覺得自己是整個曆史的產物，對於將來人類道德、知識等的發展，也應該獻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生活學校裏的曆史教學，不是批評的，也不是死讀書的。在這裏，“活的語言”為主體，書本隻是附庸。教師自己應當利用科學研究的結果，將其精神吸取在心，然後再以誠懇熱烈而結構簡單的詞句，介紹給他的學生。例如，講述丹麥古代傳說，就不能像對專門學者做學術報告那樣，用批評的態度去考察它的來源，而要用生動有力的語氣，將傳說本身重述出來。教師要恢複曆史的原貌，使學生從中獲得關於民族傳統所結成的偉大時代的活的感念。因此，曆史教學的材料選擇至關重要。教師要辨明什麽材料更適合曆史教學的目的，能啟發青年的靈感，能使學生獲得關於曆史發展與個人事業有機聯係的真誠感悟。
其次，格龍維認為，信仰與語言是將人類的靈魂和一切神聖的以及親切的事物聯結起來的兩條寶貴的鏈鎖。有了信仰，靈魂才和它的神聖的淵源相聯結；有了國語，才得以與同類的靈魂打成一片。國語是每個人社會生活的基本條件。每個人以國語與他人相互交往，以國語接受民族遺產。國語還是團結國民的最有力的紐帶。所以，國語教學與曆史教學一樣，能兼達個人教育與社會教育的雙重目標，是生活學校不可或缺的重要科目之一。
然而，生活學校裏的國語教學，並不是研究文法的格式。格龍維說，我們通常用國語談論說寫法則，可是從根本上講，說寫的好壞，全在知不知道要說的東西，認不認識語言的精神。否則，什麽法則都沒用。國語的老家不在學者們的頭腦裏，也不在頭等作家的筆尖下，而在廣大民眾的嘴巴上。因此，國語教學的方法應該是自由講演和“活的會話”。
還有，格龍維認為，唱歌能使我們超脫人世，一見永恒。具體來說，唱歌可以使個人在其本身以及與他人相處之間得到最高的和諧，無論在什麽地方，如果要使青年人快樂，學習有興趣，那麽，最佳的選擇就是唱歌。在格龍維看來，唱歌不是鸚鵡學舌、哼哼唧唧，而是自然由衷地唱歌。與獨唱相比，格龍維更傾向於合唱。他把民間歌曲視為最有效力的講演工具。他號召詞曲作者打破紙頭筆頭，打破為盛大慶典而創作的局限，深入民間生活，創作出適於丹麥民族的好歌，來鼓舞青年學生的民族情感和進取精神。
（二）生活學校分級
格龍維認為，人類生長自孩提至成人，每個時期都有一種相應的特殊的教育形式。他所理想的教育分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三個主要階段。因此，生活學校也就隨之分為三級。
格龍維主張初等教育在家庭中進行，由父母親自教育自己的孩子，或由一位專職教師教一兩個學生。他也承認公共小學是需要的，但必須使其表現出一種新的自由精神。他反對折磨人的考試，要求教師不要為難學生，要盡可能地延長精神上的兒童時代的年限。
格龍維主張，中等教育在學校裏進行，但又認為，在14—16歲這一時期，不宜將學生關在學校裏，用課桌和書籍來約束他，而應當盡量讓他到室外去，到自然界所創造的自由天地裏去，學習農業或其他職業，參加有益身心的手工勞動。此外，格龍維提出，在學習任何外語之前，學生應先熟練而完善地掌握國語。
格龍維主張，18歲以上的青年時期是精神創造的時期。學校所給予青年的，不應是一種技能教育或職業教育，而應是一種生活教育，一種能夠使他們在離校後繼續自修的教育。為此，格龍維構想了一種新型的學校——民眾高等學校。
民眾高等學校是格龍維將他對“活的語言”“生活啟導”“民眾啟蒙”“平衡與平等”“民智為優”等基本命題的思想有機地熔鑄在一起的“生活學校”的最佳典範。格龍維說，民眾高等學校向全國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敞開門戶。它使青年通達人性，了解社會。它用純樸、自然的本國語言，把青年置於濃鬱的民族氛圍之中，使他們學習本國曆史，誦唱民間歌謠。在這些活動中，滲透著丹麥人民的光輝偉大、忠厚誠實、和平統一和天真爛漫。它將培養出不可抵擋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養出無與倫比的愛國精神和生活情趣。在格龍維看來，民眾高等學校的簡單卻偉大的工作是：教導民眾，使他們知道自己的天性，他們的國家以及祖國的憲法、經濟、財富和實際需要等，以謀求全體的福利。
民眾高等學校除以曆史、國語和唱歌為三大主要科目外，也開設一些次要科目。格龍維將“國家統計”稱為“丹麥之鏡”，因為它不僅僅是把若幹統計表格湊在一起，而是把丹麥人的生活和經濟活動狀況生動地烘托出來。該科目的教師最好是曾經遊曆過全國，對丹麥各地狀況有著獨到見解的人。丹麥的憲法、法律、國家行政與地方行政狀況以及一切有關人文和科學的知識，均可適當編入民眾高等學校的課程計劃。
格龍維認為，在民眾高等學校裏，活的語言當作為其自然而偉大的工具；生活啟導和民眾啟蒙當作為其光輝而宏偉的任務；自由、民主、平等、平衡當作為其不可或缺的條件；廣大民眾則是它不斷的源泉和唯一的主人。在格龍維看來，這種教育，最終要造就這樣一種人：他撫養在大自然母親的懷抱裏，能保持對於一切偉大、美麗事物的深情，當看到事實與璀璨的理想相去甚遠，以至於遠出限度之外時，不至於頹然流於消極。
格龍維還認為，隻有高深的學術才能保障民眾文化不流於浮淺。因此，他為丹麥成年人設想了“斯堪的納維亞大學”，作為其學製圖上的最高點和生活學校的最高級。這是一所名副其實的大學，而不是當時的“拉丁大學”。它以前進的文明與文化為趨向，並包括人類知識的各個部門，它雖以學術研究見長，但仍和民眾高等學校一樣，以生活的立場代替一切。
格龍維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的某些主張在後來成了丹麥教育的實際，盡管並未如他所說把整個基礎教育都放在家庭中進行。丹麥雖然沒有設立一所名稱上的斯堪的納維亞大學，但丹麥和其他一些北歐國家的某些大學已在有些方麵接近格龍維理想之中的斯堪的納維亞大學。至關重要的是，格龍維所首倡的民眾高等學校迅速在丹麥擴展，創造了偉大的成就，並受到了整個斯堪的納維亞人民的歡迎。
丹麥人民在各個方麵都甚為珍視格龍維為他們提供的無盡寶藏。在1983年“紀念格龍維誕辰200周年國際大會”上，丹麥教育部部長哈阿德（Bertel Haarder）說：“格龍維對現時代所給予的啟示是如此深遠，你永遠都用不完它。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推測，人們將在節日的氣氛中來慶祝他的300周年誕辰，就像今天我們在這裏慶祝他的200周年誕辰一樣。”
格龍維的社會實踐以及民眾高等學校思想不僅在丹麥，而且在北歐以至全世界留下千古英名。因此，有人這樣讚譽說：“格龍維仍然活著。他屬於全人類。他既服務於工業化國家，又服務於發展中的第三世界國家。”[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