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森有禮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動

森有禮（Mori Arinori）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日本近代國家主義教育體製的奠基人。

1847年，他出生在日本鹿兒島薩摩藩的一個下級武士家庭。12歲時，他入藩校造士館接受儒學啟蒙教育。兩年後，他又入開成所（藩的洋學校）改習洋學。此時，正值日本迫於歐美列強的壓力，放棄閉關鎖國政策、走上“開國”之路的階段。西方列強的奴役和國內新舊勢力的紛爭，在森有禮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865年，18歲的森有禮受藩之密令去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研習物理、數學和化學等科目。留學期間，英國興旺發達的社會景象使他深受觸動。他的視野不斷開闊，報國之心也隨之產生。森有禮曾表示要“以社稷為重”，“伸張國家之綱維”，[34]並在此基礎上，初步形成以法改革日本的設想。他說：“法乃國家之大本，法不明則難治國安民……從今學得萬國治製，使與我國傳統之古法折中，得以建立新的公平不拔之大製度，至天下萬事，誰不蒙其澤？”[35]1867年，森有禮又轉赴美國。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他對美國的民主政治和教育精神推崇備至，認為“美今去開國漸近二百年，國家之政不分大小盡謀於民，成公平正大之政事”。[36]英美式的近代法治觀念和民主主義，使森有禮的思想開始向自由主義轉化，為其以後提出效法歐美、改革日本的啟蒙思想奠定了基礎。

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爆發，森有禮懷著一顆報國之心回到日本。他一回國，立即得到重用，先後在明治政府中擔任征士、公議所議長和學校判事等職務。自1870年起，任駐美少辯務使（遣外使者），再度赴美，並兼任日本在美留學生監督之職。在美期間，森有禮一麵從事外交活動，一麵關注日本教育的發展。他曾就日本教育問題，多次給美國各界知名人士寫信，征求他們的看法。收信者都為他的這一行動所感動，在複信時，不僅談到日本教育中存在的問題，而且分析了原因及解決的辦法。對此，森有禮激動不已，隨即將這些信函整理成書，以《日本的教育》為名用英文在紐約出版。受美國社會的影響，森有禮還親自撰寫了《日本宗教的自由》一書，站在基督教自由主義、個人主義立場上，為爭取人權而活動。

1873年，森有禮由美國回到日本，與福澤諭吉、西村茂樹、加藤弘之等人一起，創立啟蒙學術團體“明六社”，出版《明六雜誌》，提倡民主、自由、民權等資產階級思想，對日本的近代化起了積極推動作用。1875年，他還創立了商法講習所，提倡發展西式近代職業教育。

1875年，奉政府之命，森有禮出任駐中國公使，曾代表日本政府與李鴻章等人談判中日外交問題。1880年，他又改任駐英國特命公使，直到1884年。在這一時期，森有禮的思想發生了急劇變化，他由明治初期的一名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戰士、自由民權的維護者轉變為國家主義的崇拜者。引起森有禮思想巨變的原因是德國的變化。當時的德國，在其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Sch ?nhausen）領導下建立了新德意誌帝國，由分散的聯邦製一躍而為中央集權製的強大統一國家。尤其是在1871年普法戰爭中擊敗法國後，德國國力更盛，其影響波及世界上許多國家。森有禮認為，德國國運蒸蒸日上的根本原因在於俾斯麥奉行的國家主義思想。因此，他主張同是落後而又處於上升期的日本，也應效法德國推行國家主義。所謂“國家主義”，在理論上主張支持社會有機構成的是神的化身，有一個“精神實體”高於一切，一切個人要求和個人道德都應從屬於國家和國家權力；在教育上則強調培養國家觀念和忠君愛國的道德品質，壓製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森有禮的這種國家主義教育主張很合乎當時政府要人伊藤博文的胃口。在1882年伊藤博文去德國考察期間，森有禮專程由英國到法國拜訪了他。兩人在巴黎會麵，就日本教育問題交換了意見，對於實行憲法後如何改革日本教育製度的看法完全一致。伊藤博文很賞識森有禮，當時約定請森有禮在組建內閣時回國擔任文部大臣。森有禮為伊藤博文的誠意所感動，接受了邀請，準備將來回國掌管教育；並根據伊藤博文的建議，進一步調查了歐洲各國的教育製度。

1884年4月，森有禮回到日本。同年5月，在參事院擔任參議官，同時被任命為文部省的負責人。1885年，明治政府改革官製，撤銷從前的太政官製，建立內閣製。伊藤博文任第一屆總理大臣，森有禮被任命為第一屆文部大臣。森有禮一上任，立即著手改革學製。1886年，他廢除了原文部省實施的《教育令》，親自主持製定和頒布了以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為指導的《帝國大學令》《師範學校令》《中學校令》和《小學校令》，統稱《學校令》。此後，又製定了《教科書檢定製度》和《師範教育大綱》等文件。

1889年2月11日，森有禮應邀參加《憲法》頒布儀式，在離開官邸時被刺身亡，時年43歲。

二、論國家教育製度

國家主義教育思想是森有禮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其所擬訂的國民教育製度的指導原則；而他所擬訂的國民教育製度則是實現其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手段。兩者互相聯係，密不可分。

森有禮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內容，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是“國體教育主義”。[37]具體地說，它主要包括以下三個要點：第一，為了國家富強而辦教育。森有禮說：“學政的目的，歸根到底是為了國家。例如在帝國大學提高教務，凡涉及學術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應以國家利益為重，放在最前麵。其他的學校也是如此。在學政上應始終記住，並非隻為學生個人的利益，而要為國家的利益著想。此乃最重要之點，要認真體會。”[38]第二，為了維護國家政體而實施“國民皆受軍事訓練”的教育。森有禮認為，日本的傳統是“萬世一係”的，“天皇的不屈路線，像天地一樣永存。在這條路線下，力量雄厚的日本從未屈服於任何外國，而且人們從祖先繼承下來並不斷受到培養和加強的保衛國家的精神和忠誠順從的性格，仍然光彩奪目。此乃一國富強之基礎，唯一無二的寶貴資本”。他主張，要維護這種國體，就必須培養國民維護國體的氣質和體力，而培養這種氣質和體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學校實施軍事訓練和在各學科中灌輸“忠君愛國”的思想。第三，在學製上，森有禮主張“以國家辦學為主”；在學校行政上，要“根據國家經濟理論來辦學”。[39]

森有禮的教育思想是這三個要點的“統一”。為了把他的理想變為現實，他擬訂了一個全新的國民教育製度計劃。在這個計劃中，“學術研究”和“教育”被嚴格地區分開來。森有禮認為，“學術研究”與“教育”是不同的。“學術研究”的目的在於“深入鑽研事物的真理”或“培養將從事實際工作的那些人”，“帝國大學是學術研究的場所”；對比之下，“教育”的目的則是要“訓練人們，使每個人都完全理解他作為一個日本國民的義務，修身養性，成為有資格享受福利的人”，“中小學是教育的場所”。[40]

以這種觀念為基礎，通過頒布《學校令》，森有禮主持建立了當時日本“雙軌製”的國家教育製度。一方麵，在3年或4年的義務初等教育中，僅限於教授讀、寫、算，而且特別強調灌輸日本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和培養學生忠於國家、家庭和社會的品質。另一方麵，帝國大學處在教育製度頂端，壟斷科學，積極采用西方的現代文明，培養英才以從事現代技術和組織管理工作，而且，即使作為探究事物真理的場所的大學，其行為受到政府的嚴格控製。例如，《帝國大學令》第一條規定，帝國大學隻允許教授並深入研究符合國家需要的科學和技術。這樣，在日本的教育製度中，從小學到大學就都充滿了濃厚的國家主義色彩。

為保證這種“雙軌製”的國家教育製度的順利實施，森有禮特別重視兩個因素：一是師範學校的教育；二是培養英才的學校教育體係。森有禮認為，師範學校不同於其他教育機關，它既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學校群體，又與廣大中小學校有著密切的聯係。師範教育的成功與否，不僅關係師範學校自身的成敗，而且關係到中小學教育的成敗。隻有辦好師範教育，才能保證灌輸國家意誌，從而形成全體國民統一的民族意識。師範教育是在中小學中實施“教育”的保障。與此同時，培養英才的學校教育體係則是學生進入帝國大學的通道，是他們升入帝國大學並在那裏開展“學術研究”的必經之路。培養英才的學校教育體係由中學、高等學校和帝國大學組成。這是1886年在森有禮的親自主持下建立起來的。在此以前，日本沒有形成連接中學和帝國大學的穩定途徑，那時普通中學一直是隨意設置的，並且在質量上差距很大。後來，森有禮通過每縣隻許設一所中學的辦法對普通中學進行選拔，並指定在七個地區建立高級中學（後來改為高等學校），填補了這一空白。在森有禮看來，培養英才的學校教育體係在日本教育製度中占有“主係”的地位，其他高等教育的國立教育機關和公立教育機關以及私立學校都被置於“旁係”的位置。這種培養英才的學校教育體係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的學生首先要在小學被教育成為“忠誠的國民”，然後根據“才能”程度被吸收到高一級的學校中去。這就能使大量被認為適合於國家需要的人才被吸收來擔任政府的公職，並且使這個按照學校教育程度劃分為階層的社會更接近於一個以才能為基礎的社會。

森有禮認為，這樣的國民教育製度才是最適合日本需要的教育製度。通過它，既能不斷培養出有資格影響社會思想的領袖，如行政機構的高級官員、工商企業的經理和科學方麵的專家；又能把廣大民眾培養成為具有根據自己的才能忠實而勤勉地為國家服務的健全意向的人。

三、論高等教育

關於高等教育的論述，在森有禮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在其所擬訂的國民教育製度中，大學被置於培養英才的學校教育體係的頂端，是學生接受最高教育的場所。從國家主義教育立場出發，森有禮賦予高等教育以全新的內涵。

首先，森有禮認為，創辦高等教育必須以滿足國家的需要為目的。他說：“學校行政上必須銘記的是並非為學生而辦學校，而是為國家而辦學校。”[41]換言之，學校的一切工作都在於為國家服務；當學校利益和國家利益發生矛盾時，應以國家利益為重。以這種思想為指導，森有禮要求大學必須絕對地服從國家領導。在管理體製上，以國家辦學為主；在辦學模式上，以國家需要特別是以國家的經濟狀況為依據。為了實現這種理想，在1886年3月頒布《帝國大學令》時，森有禮對東京大學進行了徹底改革。按照國家辦學為主的思想，他先將東京大學更名為“帝國大學”；根據以國家需要特別是以國家經濟狀況決定辦學模式的思路，他又對東京大學的結構進行了大幅度調整。原東京大學隻設法、醫、文、理4部，以開展學術研究和培養高級管理人才、技術人才為目的。而帝國大學則由大學院（研究生院）和法、醫、工、文、理5個分科大學組成。其中，大學院以專門研究學術和攻克技術奧秘為目的，旨在造就高級學術人才；分科大學以教授學術、技術的理論及實用知識為目的，旨在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與原東京大學相比，帝國大學在結構上增加了工科大學和居於法、醫、工、文、理5個分科大學之上的大學院；在功能上增加了高級工科人才的培養和更加突出了學術研究的地位。帝國大學的創立，一方麵可通過培養高級學術人才為日本的進一步發展開辟道路；另一方麵又可通過培養高級管理人才和技術人才推動日本的進一步發展。所以，更加適合“地位並不太高，國力並不太強”[42]的日本的需要。帝國大學也因此成為日本近代大學的典範。

其次，在辦學方法上，森有禮認為，高等學校要實行教學和科研相結合，研究學問要有學術自由。他把教學和科研視為大學的兩個翅膀，教學是科學研究的基礎，科研又反過來促進教學水平的提高。兩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為促進教學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森有禮效仿德國柏林大學，提倡尊重學術自由。森有禮認為，這是柏林大學成功的經驗，對日本特別是對帝國大學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但森有禮反對無限製的學術自由。在他看來，不管大學的學問多麽高尚，都不能無限製地充分自由，因為創辦大學的目的是為了國家，所以國家和大學之間自然應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說，大學的學術自由應該是不超越國家需要界限的自由。對此，森有禮曾有過明確的論述。他說：“政府慎重地設立了文部省，要以學政之責，又借助國庫之財力維持學校，畢竟是為了國家，故學術之目的，也必須完全為了國家，諸如在帝國大學裏掌管教務，當遇到為學術還是為國家時，務必以國家放在優先地位而以高度重視。”[43]為確保這種相對的學術自由，森有禮在帝國大學設立了最高權力機構“評議會”，規定評議員一律由文部大臣任命，並定期向文部大臣匯報。森有禮的這種既提倡學術自由又將學術自由嚴密置於國家領導之下的做法，再度表明其國家主義教育思想的實質。

再次，在教學內容方麵，森有禮也有其獨特的理解。他把大學的教學內容分為兩種，即純正學和應用學。其中，“純正學專門研究事物的真理；應用學是研究實用學問的。純正學以培養碩士、博士等國家高級人才為目的，而應用學則以培養從事專門職業的人為目標”。但是，無論是哪一種學問，都不能僅僅“為了學術而學術，而要為了國家而研究學術”。[44]森有禮在批駁歐洲國家某些大學遊離政治和國家之外而僅僅把自己視為真理殿堂時說，與其為真理而真理，不如以應用和實用為學問的生命。隻講事物之理，難免脫離社會實際，這就像讀書作文但卻不付諸實踐一樣。以這種思想為指導，他在對東京大學進行改革時，強調把實用作為設置課程的原則，注意增設與社會密切相關的人文學科和國家急需的應用學科。森有禮堅信，隻有講授這些實用的學問，才能保證日本迅速地從三等國進入二等國，再從二等國進入一等國，最終在世界上居於前列。

最後，森有禮十分重視大學中的體育。他說：“根據我的考察，現今我國最缺少的是具有強壯身體能力的人。”[45]為扭轉這種狀況，他第一次把軍事訓練納入日本的大學教育之中，他在帝國大學專門設置了體操訓練所，聘請美國教師，進行步兵訓練。他希望通過這種兵式訓練方法把體育與日本的武士道傳統結合起來，培養學生的健壯體格和勇武精神。其實，重視體育是森有禮很早就有的想法。在他出任駐美公使時，他就覺察到日本人的體質太差。森有禮重視體育教育的思想，不僅表現在大學裏，也表現在其他各級教育之中，成為日本近代學校重視體育的開端。

四、論師範教育

森有禮除重視大學教育外，第二位重視的就是師範教育。他認為，培養國家領導者與培養教師都關係到國家的未來，是重要而又關鍵的大事。在1885年視察埼玉縣師範學校時，森有禮曾對該師範學校教職員明確指出：日本帝國要向一流國家邁進，必須振興普通教育，而欲振興普通教育，應先振興師範教育；如果沒有師範學校培養出來的良好教師做保證，國家富強將成為泡影。他要求教師不僅應該具備淵博的知識和熟練的教育、教學技巧，而且應該是一個“善良”的人，特別是要具備馴良、信愛和威重三種氣質。

為了培養這種符合帝國需要的教師，森有禮通過頒布《師範學校令》，建立了一個很獨特的師範教育製度。這個師範教育製度的特點是：第一，師範學校有自己的體係，分為尋常師範學校和高等師範學校兩級。前者招收高等小學校畢業生，每府縣各設一所，以當地地方稅作為學校經費；後者招收尋常師範學校畢業生，隻在東京設立一所，其經費由國庫支出。第二，師範學校有一個嚴密組織的課程。師範學校的學生不允許按照自己的興趣和愛好選擇學科，而必須根據國家的需要按規定學習。第三，師範學校學生可享受助學金，但畢業後必須到指定的教學崗位去工作。此外，森有禮還特別重視對學生進行軍事體操和兵營式訓練。他把這種訓練看成是鍛煉“氣質”的最好辦法。自從頒布《師範學校令》後，師範生都過寄宿生活，接受兵營式的訓練與管理。

森有禮認為，隻有依靠這種具有家長式特點的師範教育製度，才能把那些優秀青年訓練成符合國家需要的“合格”教師；然後，再通過他們在全國各地學校的工作，去進一步形成日本統一的民族意識。

森有禮對國家教育製度、高等教育和師範教育的論述，在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這種思想為指導而於1886年建立起來的國民教育製度，為日本培養了大批既懂科學技術又忠於天皇製國家的“馴良臣民”。森有禮也因此被稱為“日本近代官辦教育的最高設計者”。但是，由於他過分強調國家主義和壓製個人天性，也為日本近代教育的發展埋下了隱患。後來，日本教育淪為政治的附庸和最終變成推行軍國主義的工具，與此皆有密切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