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高爾頓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活動和著作

高爾頓（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英國心理學家、教育學家和優生學的創始人。1822年2月16日，他出生於英國伯明翰的一個兄弟會成員家庭。父親塞繆爾·高爾頓（Samuel Galton）是銀行家，母親維奧萊塔（Frances Anne Violetta）是英國哲學家、詩人和科學家伊拉斯謨斯·達爾文（Erasmus Darwin）的女兒。高爾頓童年時代的生活富裕、優越。他還曾通過其母親的關係認識了不少社會名流，這為他後來研究優生學創造了一定的條件。

高爾頓最初的學校教育是在幾所小學校中接受的。1836年，他被送到伯明翰愛德華國王學校。在這所學校裏，高爾頓學習了兩年。但他並未從這所學校的古典課程中獲得多少收益。為了日後能行醫，高爾頓在伯明翰跟隨一名醫生做了一段時間學徒。此後，他於1839年進入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學習了一年醫學課程。1840年，高爾頓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師從霍普金斯（William Hopkins）學習數學；但由於生病，未能完成學業，隻獲得了一個普通學位。

1850年後，高爾頓到南非探險，並將旅途見聞記錄下來，1853年以題為《熱帶的南非》一書出版。這次探險使高爾頓成為著名的探險家。從此，高爾頓也成了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並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856年，高爾頓當選英國皇家學會會員。1863年，高爾頓出版《氣象學或天氣圖表法》（Meteorographica，or Methods of Mapping the Weather）。這本書的出版又使高爾頓成為英國氣象委員會成員（1868—1900年）。除了氣象學之外，高爾頓還從1865年開始研究遺傳的規律。在調查中，高爾頓發現當時有關人的特性的資料十分匱乏，於是創建了人體測量實驗室，收集人的感覺、力量、身高及人的三圍。該實驗室就是後來倫敦大學大學學院生物測量實驗室的前身。這一時期，高爾頓還對人的指紋進行了研究，寫了《指紋》和《模糊的指紋》兩篇論文，出版了《指紋辭典》。

1859年，高爾頓的表兄查爾斯·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高爾頓立即宣稱並開始對人類的遺傳問題進行研究。這一研究持續了40多年，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遺傳的天才》（1869）、《英國的科學家》（1874）、《人類的才能及其發展》（1883）、《自然的遺傳》（1889）、《著名的家庭》（1906）等。在對遺傳問題的研究過程中，高爾頓創立了優生學。在他看來，人的才能主要由遺傳決定，而與後天環境的影響關係不大。由此，高爾頓認為，人類社會種族的改善在於優秀人口的繁衍以及限製劣等人口的發展。為了進一步研究優生學，高爾頓於1904年在倫敦大學大學學院建立了優生學實驗室，1907年設立優生學獎學金。同時，他還擔任了創刊於1901年的《生物統計學》雜誌的顧問。

1853年8月1日，高爾頓與前哈羅公學校長巴特勒（George Butler）的女兒路易莎·簡（Louisa Jane）結婚。高爾頓長期住在倫敦，與英國知識界和科學界人士來往甚密，在學術界名氣很大。

自1897年妻子去世後，高爾頓身體一直十分虛弱。1911年1月17日，高爾頓因急性支氣管炎去世。在遺囑中，高爾頓將大約4.5萬英鎊的遺產捐贈給倫敦大學，作為優生學職位的基金。

二、關於智力遺傳和優生學的研究

高爾頓是智力遺傳論者。他在《遺傳的天才》一書的“導言”中開門見山地寫道：“本書要證明的是，人的自然能力源於遺傳……我認為，每一代人都對其下一代的自然稟賦具有驚人的影響力。”[17]

高爾頓在對智力遺傳問題的研究中收集研究了大量的資料，特別是研究了被其稱作“著名人物”（eminent men）的資料。其中包括1660—1868年間英格蘭的法官、喬治三世（George Ⅲ）時代的政治家、1768—1868年間的英國首相。此外，他還收集了被其稱作“傑出人物”（illustrious men）的家族資料，其中包括著名的將領、文學家、科學家、詩人、畫家、音樂家等。在高爾頓那裏，所謂“著名人物”是指那些百裏挑一或千裏挑一的人物；所謂“傑出人物”則是指那些因能力而獲得聲望的人物。

高爾頓聲稱，他驚奇地發現大部分的“時代巨匠”（Man of the Time）是中年人，且都年過50。他認為，這種現象似乎說明，出身貧寒者需要相當長一段時間來展示其才能並達到其應有的地位。因此，高爾頓以50歲的英國男子為研究對象。據高爾頓統計，當時不列顛諸島大約有200萬年過50歲的男子，其中隻有500名左右的人可稱作“著名人物”。也就是說，在普通的人群中，每4000人才產生一個“著名人物”；每100萬人中才產生250名“著名人物”。高爾頓這個結論的用意是很明顯的，那就是要說明，在普通人群中出一個“著名人物”是多麽的不容易。

在《遺傳的天才》一書中，高爾頓還介紹了他對一些“著名人物”的家庭和家族調查的情況。他一共調查了300個著名的法官、政治家、將領、文學家、科學家、詩人、藝術家和神學家的家庭。這些家庭中的每一戶至少出過一個“著名人物”。結果，他發現，在這300個家庭中一共出了977個著名人物。其中，85個法官家庭中出過262個“著名人物”；39個政治家家庭中出過130個“著名人物”；27個將領家庭中出過89個“著名人物”；33個文學家家庭中出過119個“著名人物”；43個科學家家庭中出過148個“著名人物”；20個詩人家庭中出現過57個“著名人物”；28個藝術家家庭中出過97個“著名人物”；25個神學家家庭中出過75個“著名人物”。[18]

在這些家庭中之所以出現數目眾多的“著名人物”，在高爾頓看來，這是遺傳的作用。高爾頓列舉了他的證據。他發現，兒子一輩中的“著名人物”一般要多於父輩中的“著名人物”。例如，每100個法官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26%，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36%；每100個政治家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33%，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49%；每100個文學家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48%，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51%；每100個科學家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26%，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60%；每100個詩人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20%，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45%；每100個藝術家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32%，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80%；每100個神學家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占28%，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達40%。兒子一輩出“著名人物”家庭的數量不如父輩的隻有將領家庭。在高爾頓調查的39個將領家庭中，父輩出“著名人物”的家庭占47%，而兒子一輩隻占31%。[19]對於這一特別現象，高爾頓做了特別的說明。他認為，造成將領後代“著名人物”較父輩要少的原因大致有兩個：一是將領們很早就從事軍事生活，即使結了婚，也常常遠離家庭，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時間少，因此所生的兒子數目不多；二是著名將領的兒子由於各種原因死得較早。為了說明其觀點，高爾頓列舉了歐洲幾個著名軍事統帥的例子。例如，亞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留下的遺腹子後來因政治鬥爭原因被謀殺；愷撒留下的私生子也同樣因政治鬥爭被謀殺；拿破侖一世在其妻生下一個兒子之後就完全與她分居了。高爾頓強調指出，盡管這些著名將領的兒子輩中“著名人物”出得不多，但這些將領的孫子輩中，“著名人物”的數量不比其他類型家庭的少。這種現象也正說明了遺傳的作用。在高爾頓看來，“著名人物”家庭產生的“著名人物”數量要大大多於普通家庭，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人的品種的優越性。在《遺傳的天才》一書中，他明確寫道：“我將這一現象歸因於品種的優越性，正是這種優越性保證了這類家庭中著名人物占有不同尋常的高比例。”[20]

高爾頓還調查了30個有藝術能力的家庭和150個無藝術能力的家庭。他發現，有藝術能力家庭的子女中64%也有藝術能力，而無藝術能力的家庭中隻有21%有藝術能力，因此，他認為藝術能力也是遺傳的。[21]

此外，高爾頓還搜集了80對雙生子的資料，用雙生子比其他親兄弟、親姐妹在心理上更為相像的事例，力圖證明他的觀點，即人的心理也完全是遺傳的。[22]

高爾頓的智力遺傳論顯然是站不住腳的，是錯誤的。當然，在人的發展過程中，人的遺傳素質有著重要的作用。但人的後天發展更多地取決於人後天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生活的環境。高爾頓之所以得出智力和能力遺傳的錯誤結論，是由於他沒有考慮到“著名人物”家庭的優越環境在子女成才過程中的作用。這些家庭子女所獲得的教育機會、所享受的教育條件顯然要比其他家庭子女多得多和優越得多。

高爾頓的智力遺傳決定論曾在歐美國家一度產生較大的影響。甚至到了20世紀60年代，其殘餘影響依然存在，那個年代，西方有人還認為，黑人智力天生比白人差，而且這種差別是無法用教育來改變的。[23]

盡管高爾頓的錯誤觀點“在現代心理學史上造成了一個長遠而醜陋的遺跡”[24]，但是，人們認為，其有關智力遺傳問題的研究還是有一定意義的，其研究至少引發了兩個與人類有關的科學方向：一個方向是優生學；另一個方向則是運用量的方法來說明群體智力的分布狀況和個體智力的狀況。[25]

“優生學”是高爾頓創立的新概念。在他看來，優生學是為改善未來人類的精神與身體的學問。[26]高爾頓的優生學思想是建立在其智力遺傳論基礎上的。他認為，由於人的智力、能力都是遺傳的，那麽，要提高人的智力和能力就應該從改良血統或改良人種方麵著手，即通過優生學的計劃來實現人類的改善。高爾頓說：“人的自然能力都源於遺傳，就好像各種生物的外形結構也都是遺傳的一樣。因此，如果我們可以利用血統的改良，使狗或馬具有善跑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特殊能力，那麽我們也可以借助幾代人的婚姻產生高智力的人類。”[27]

著名心理學家波林（E. G. Boring）曾這樣分析過德國心理學家馮特（W. Wundt）與高爾頓研究心理學目的上的差異：“馮特希望改進心理學，高爾頓則希望改進全人類。”[28]可以說，波林的評價是正確的。“他（高爾頓）那花樣繁多的研究雖沒有固定的計劃，但他卻有一共同的目標，那就是他所說的優生學”。高爾頓自己曾表示：要“努力地去握動這個偉大的進化工作”。[29]

應該看到，優生學是科學研究上一個值得重視的新領域，它對減少人類遺傳疾病，保護新生嬰兒的健康，均具有重要的意義。但是，由於它片麵誇大遺傳的作用，大肆宣傳天才遺傳論，結果，後來成了法西斯進行種族主義統治的工具。

三、關於心理測驗的研究

高爾頓是心理測驗的發明者。在1869年出版《遺傳的天才》一書後，高爾頓對人類才能測量的興趣逐漸增加，並於1883年出版《人類的才能及其發展的研究》。有人將此著作的出版視為個體心理學及心理測驗的肇端。1884年，高爾頓在倫敦南肯辛頓博物館內設立了一個實驗室，利用儀器測量人的身高、體重、觸覺、肺活量、拉力、握力、叩擊的速率、聽力、視力、色覺以及其他個別差異。

高爾頓心理測驗的目的是為其改進人類品種的目的服務的。在他看來，人的智力和各種能力都是天生的，他的任務就是要測量出人類能力上的差異，並作為人類繁殖後代的參考。因此，高爾頓的心理測量“與德國心理學的麻煩的心理物理法大不相同”。[30]後者注重分析少數可作為一切人的代表者的心理現象，而高爾頓的心理測量更注重結果。因此，高爾頓說：“我們不欲分析我們辨別兩物異同的能力究竟是由於許多基本的知覺中的哪一知覺的活動。我們隻要研究其整個的結果。”[31]其方法也因此以“簡便”為特征。

高爾頓的心理測量方法之一是內省法。他很重視內省法，強調內省法結果的有效性。高爾頓認為，一個人對於自己內心經過的情形的報告和地理學家對於一個新地域的報告同樣有效。高爾頓說，他自己就擅長於觀察意識的事件和客觀的事件。例如，當他在倫敦街頭散步時，曾經觀察自己的心靈，先斷定其聯想曆程的門類之多，而後又推定其發生於“意識的前廳”之內的無意識曆程的範圍之大。[32]高爾頓以他的內省體驗為依據，得出了一個結論：人在考慮選擇的時候，觀念起伏，最後乃使其一觀念支配行為，包括意識行為。他還以用內省法研究宗教意識問題為例來證明他的觀點：他從滑稽報刊中取出一張滑稽畫，故意相信畫中有神聖的品質，對它說話“假裝誠敬，好像它有一種神力可賞罰人們對它的行為似的”，如此之後，他終於獲得了一種對此畫的一種迷信的情感，有“野蠻人對於偶像所有的情感”。[33]

高爾頓強調內省方法結果的可靠性是有其道理的。因為心理測量無論采用什麽精密儀器，但對心理的描述主要依據是被試者的主觀體驗，當主觀體驗不可靠時，測量結果的可靠性就難以保證了。

為了保證心理測量結果的可靠性，高爾頓還發明了一些心理測量的儀器。這也是他對心理學發展的貢獻。高爾頓發明的測驗儀器主要有以下幾種[34]。

（1）口笛。後來被稱為“高爾頓哨音”，用以測量聽覺閾限，不僅試驗人類，而且試驗動物。他將一口笛置於一空心手杖的頂端，手杖的另一端置一橡皮球可使口笛發出聲音，用以在動物園和街道上試驗動物。他還以煤氣或氫氣與口笛並用，用以測試分貝很高的聲音。高爾頓的口笛後來經過形式上的改造和口徑的改良之後成為心理實驗室中的一件標準儀器，一直使用到20世紀30年代，之後才被更精密的電子儀器所替代。

（2）橫木。高爾頓創製了一個橫木，在上麵刻上不同的距離，用來測試人們對於視覺範圍的估計力。他還用一圓盤來測試人們對於垂直線的視覺判斷力。高爾頓的橫木後來也成為心理實驗室的一件標準儀器。

（3）小盒。他用黃銅製成不同重量的小盒，精巧美觀。他以每三種重量為一組，讓被試者將每組重量依輕重排列，用以測試被試者的肌肉感覺。這一測試後來被智力測驗容納。這表明高爾頓的這樣一個觀點為他人所接受，那就是：感覺的辨別力可以用來表示判斷力和智力。

高爾頓還製作了其他一些儀器。例如，他自製了一個擺子，用以測量反應時間；複製了一台巧妙的儀器，用以測量以臂擊物的速率；製作了一個器具，用以測量顏色深淺的辨別力；製作了卡片，用以測定視覺的敏銳度；製成羊毛球，用以測驗顏色辨別力等。不過，這些儀器未能流傳。

在心理測量中，高爾頓首次采用了統計法。他將比利時統計學者奎特雷（L. A. J. Quetelet）的常態律改進為有效的測量工具，在英國建立起統計的科學。在高爾頓看來，統計學和人類心理測量是不可分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