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論教育同政治的密切聯係

關於教育與政治的密切聯係，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理論上早已闡明的問題。他們認為，教育與政治之間的聯係是一種必然的聯係，而不論這種聯係以一種什麽樣的形式表現出來。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回擊資產階級指斥無產階級以社會教育代替教育就是要消滅人們最親密的關係時，一針見血地指出：“而你們的教育不也是由社會決定的嗎？不也是由你們進行教育時所處的那種社會關係決定的嗎？不也是由社會通過學校等進行的直接的或間接的幹涉決定的嗎？共產黨人並沒有發明社會對教育的作用；他們僅僅是要改變這種作用的性質，要使教育擺脫統治階級的影響。”[8]

在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問題上，列寧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關係決定教育的社會階級性質的基本原理，並從十月革命後蘇聯教育發展所麵臨的社會形勢出發，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教育必須同無產階級政治相聯係，強調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教育事業必須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宏偉事業的組成部分，服從並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的整體目標和根本利益。

列寧反複論述教育與政治的密切聯係，既有理論上的考慮，又有實踐上的目的。從理論認識來說，列寧是要教導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業的發展，並把這種投入上升到服從並服務於社會主義政治的高度，引導廣大教育工作者自覺地在社會主義政治的既定軌道中發展社會主義教育事業。從實踐要求而言，十月革命勝利後，在蘇聯文化教育領域出現了一股教育脫離政治的潮流，一些曾在教育理論界有著廣泛影響的團體和代表人物鼓吹教育自由，教育中立，教育脫離政治，所有這些使年輕的蘇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蒙受了損失。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在教育界的工作人員還缺乏必要的理論上應戰的準備，批駁教育脫離政治的錯誤思潮的任務便曆史性地落到列寧的肩上。

事實上，列寧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開始係統地論述教育與政治之間的密切聯係，這種論述始於對沙皇政府教育政策反動性的揭露。列寧在《我們的大臣在想些什麽？》中指出，沙皇政府的“忠臣孝子”們竭力推行愚民政策以維護自己的政治地位，認為俄國的國民教育部實際上行使著警察搜查部、愚弄青年部及人民求知欲壓製部的職能。

十月革命後，針對一部分教師受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操縱下的“全俄教師聯合會”的蒙蔽和影響而提出“教育脫離政治”的口號，針對以文特策爾（K. H. Вентцель）為代表的“自由教育派”鼓吹自由學校、自由教育，針對以波格丹諾夫為首的“無產階級文化派”鼓吹純無產階級文化隻有在擺脫無產階級政權的管轄，不受一切法律限製的條件下才能得以發展的論調，針對有些人反對根據社會政治任務確定教育目的，列寧從七個方麵全麵論述了社會主義教育與社會主義政治之間的密切聯係。

一是教育事業應服務於無產階級政治目的的實現。1918年8月28日，列寧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講中宣布，無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事業要徹底服務於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統治這一政治目的的實現。後來，列寧又再次強調，全部教育事業應服務於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目的。具體說來，就是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全部教育事業必須貫徹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以便真正地為實現無產階級專政提供服務。不論這種教育屬於一般的政治教育，或是屬於文學藝術方麵的教育，都應該致力於為推翻資產階級，消滅一切人剝削人的現象這一無產階級的政治目的提供必要的服務。

二是學校教育的一切活動必須與無產階級鬥爭聯係起來開展。列寧在批駁資產階級宣揚學校可以脫離政治的虛偽性之後明確指出，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應該“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社會階級劃分的工具”[9]。與資產階級主張教育脫離政治的虛偽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無產階級公開主張，無產階級的學校教育工作與無產階級政治息息相關，聯係的主要表現便是學校教育事業始終貫徹無產階級鬥爭的精神。也就是說，把學校活動同全體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鬥爭密切聯係起來。

三是全部教育事業都要貫穿共產主義道德的培養。1919年，列寧在《俄共（布）黨綱草案》中明確規定：“在國民教育方麵，俄共給自己提出的任務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時開始的事業進行到底，即把學校由資產階級的階級統治工具變為摧毀這種統治和完全消滅社會階級劃分的工具”，“在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即為使共產主義的完全實現成為可能而準備條件的時期，學校不僅應當傳播一般共產主義原則，而且應當對勞動群眾中的半無產者和非無產者階層傳播無產階級在思想、組織、教育等方麵的影響，以培養能夠最終實現共產主義的一代人”。[10]

四是教育事業與政治密切聯係的方式之一便是服務於經濟建設。列寧認為，教育事業與政治之間的密切聯係不是空洞的，而是有著實實在在的內容，服務於經濟建設可視為教育事業所應承擔並完成的最大的政治。列寧在1918年三四月間談到，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解決以後，隨著剝奪剝削者及鎮壓他們反抗的任務大體上和基本上解決，必然要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提高居民群眾的文化教育水平”。[11]不僅如此，列寧還向廣大教育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求他們關心國家電氣化計劃的製訂，要求他們打破關門教書的舊習，與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結合，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切戰鬥著的勞動群眾同呼吸、共命運。

五是把教育工作徹底置於蘇聯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列寧要求把各類教育機構完全置於共產黨的領導之下，任何獨立於黨的領導的企圖都會使無產階級教育事業蒙受損失。在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協會”問題上，列寧把這一思想認識付諸行動，要求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一切組織必須無條件地把自己置於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係統輔助機構的位置，要把自己的任務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一部分來完成。

六是徹底揭穿“教育不問政治”這一口號的虛偽性。列寧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指出，一些資產階級教育理論家或受他們影響的一部分人所提出或信奉的“教育無黨性”“教育不問政治”信條隻能是撒謊騙人。他說：“資產階級國家愈文明，它就愈會騙人，說學校可以脫離政治而為整個社會服務。”[12]事實上，資產階級一方麵竭力宣揚教育脫離政治，另一方麵“把貫徹資產階級政治作為辦學的重點，竭力通過辦學替資產階級訓練機靈聽話的奴才，甚至在全國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資產階級訓練這樣的奴仆”[13]。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學校向學生教授的任何內容無不反映了資產階級利益，學校完全是作為資產階級統治工具而存在的，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等級思想。資產階級學校承擔著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幹的工人的職責。

七是在社會主義階段，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與資產階級在教育與政治關係問題所表現出來的虛偽相對照，列寧主張在社會主義階段，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學校應徹底服務於無產階級專政的需要。長期以來，我們在理解列寧所提出的“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問題上存在偏差，並在實踐中偏離了列寧的要求，以至於把學校教育視為實現“全麵專政”，打擊、迫害廣大教師群眾的工具。因而，準確完整地理解列寧關於“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命題的原意便成為必要。對“學校應當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具”這句話的最準確、最直接、最明確無誤的理解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學校不應停留於傳播一般的共產主義原則，而應實現無產階級從思想上、組織上、教育上對勞動群眾中的半無產和非無產的階層的影響，以最終有利於無產階級專政目的的實現。顯然，學校服務於無產階級專政目的方式是間接的，是應該體現學校教育的特點的。

在論述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時，列寧把馬克思主義關於教育與政治之間存在著客觀必然聯係這一基本原理與蘇聯的教育實踐與政治建設結合起來，自覺地運用這一理論指導各級各類教育活動的開展。借助於撰文、講演及頒行法規的方式，列寧著力使廣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動中明確地、自覺地、主動地貫徹無產階級的政治方針，充分發揮無產階級教育事業在整個無產階級事業中的功能，使教育事業始終服從並服務於無產階級徹底消滅人剝削人、徹底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以及實現共產主義製度這一最終政治目標。列寧關於教育與政治關係問題的指示，不但直接為蘇聯教育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而且還為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國家的教育事業以及被壓迫人民爭取受教育權的鬥爭提供了寶貴的理論啟迪。更為重要的，列寧有關教育與政治關係的論述還為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啟示，即教育與政治相聯係的具體內容也需隨著社會形勢和無產階級任務的變化而變化。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時期，最大的政治便是為推翻地主資本家而進行的階級鬥爭，教育與政治聯係的內容便是服務於階級鬥爭；而當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並取得決定性的勝利之後，經濟建設便成為國家最大的政治，而服務於經濟建設，為經濟建設培養一大批合格的人才便成為教育服務於政治的具體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