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德國法西斯主義教育思想

一、希特勒的納粹教育思想

作為德國的法西斯頭子，阿道夫·希特勒的納粹教育思想是納粹德國時期教育的主導思想。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於奧地利布勞恩諾鎮的一個海關官員家庭。6歲時在林茨郊區的費什哈姆小學讀書，後隨家遷到外地上了中學，1906年至1913年流浪於維也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希特勒在慕尼黑自願參戰，曾因作戰英勇獲得鐵十字勳章，1918年11月德國戰敗後回到慕尼黑。1919年9月，懷有政治野心的希特勒加入德意誌工人黨（Deutsche Arbeiterpartei），次年該黨改名為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Nationalsozialismus，即納粹黨）。1921年7月希特勒排斥原領導人德雷克勒斯，當選為納粹黨主席，被稱為“領袖”。1923年11月12日，因組織慕尼黑啤酒店暴動失敗，希特勒被捕入獄，1924年12月獲釋。1925年2月17日重建納粹黨。1933年1月，希特勒在壟斷資本和容克勢力集團的支持下出任德國政府總理。1934年8月興登堡總統逝世後，希特勒自任元首兼總理，解散國會，取消所有反對派政黨，殘酷迫害和屠殺共產黨人、進步人士和猶太人，實行法西斯專政，大力重整軍備，瘋狂推行侵略擴張政策。1937年11月，法西斯德國、意大利、日本三國建立“柏林—羅馬—東京反共軸心”。1938年3月吞並奧地利。1939年3月16日，占領整個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德軍入侵波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1941年6月，他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全麵發動侵蘇戰爭。1945年4月30日，蘇軍包圍柏林時他在總理府地下室開槍自殺。

希特勒著有自傳《我的奮鬥》（Meinkampf）（第1卷，1925年；第2卷，1926年）、《重新崛起之路》（1927年）。其中，他於獄中完成的自傳《我的奮鬥》一書，由於宣揚極端反動的民族主義、軍國主義、反猶太主義和反民主主義思想，曾被稱為“納粹黨聖經”。當時不僅德國每個家庭的桌子上都擺著這本書，而且還發給每個學生閱讀。1934年，納粹政府建立國民教育部，希特勒的朋友、納粹黨員、衝鋒隊的大隊長、具有狂熱的納粹主義思想的盧斯特（Bernhard Rust）出任教育部長，他在學校教育領域中竭力貫徹希特勒的“種族論”和“爭取生存空間”的思想，把《我的奮鬥》奉為教育方麵“絕對正確的指南針”。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是一位出色的演說家，他總是開動各種宣傳工具，采用講演、報告等形式，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民族觀點、文化思想以及他的納粹教育思想。

（一）論教育的國家化

希特勒很重視教育，把它提高到以納粹主義教育後代，使納粹“事業”能夠持久延續下去的高度。1933年11月6日，他在一次講演中說：“當一個反對者說，‘我不會投向你那邊的’。我就平靜地說‘你的子女已經屬於我們了。一個民族是萬古長存的。你算什麽？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後代現在站在新營壘裏，在一個短時期後，他們就將不知道別的，而隻知道這個新社會’。”[10]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希特勒強調國家必須掌握教育全權，不允許任何其他勢力插手。希特勒在1937年5月1日說過：“這個新國家將不把它的青年交給任何人，而是自己管理青年，自己進行教育和撫養。”他甚至強調，納粹革命的根本問題，“不僅是要掌握政權，而且是要教育人”。[11]因此，德國的學校教育從一開始就被納入法西斯化的軌道，成為實行法西斯專政的工具。

早在希特勒寫作《我的奮鬥》時，就對當時的德國青年缺乏“民族尊嚴”、無視祖國與民族的文化與藝術生活的現狀，感到強烈不滿。他認為：“能明白祖國的榮幸，是有賴於對她的偉大的認識。”[12]因此，“要創造健全的社會環境，以為教養個人的基礎，則使人民國家化，是首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隻有在一個人經過了教育而得知他的祖國的文化、經濟、政治之偉大後，他才能領會這個國家的人民之可驕傲之處。一個人隻能為他的所愛的而奮鬥，愛他所尊敬的，尊敬他所了解的”。[13]希特勒指出，“國家”這個詞的真正意義在於，它能有助於形成社會的各種原則，沒有它，國民教育是不能設想的。它有很大的功績，“因為它能鏟除社會的汙點，攻擊身體與精神的疾病之淵源，因此增加國民一般的福利”。[14]

希特勒認為，德國長久統一在共同文化根基之上，而且種族單一，隻有克服政治上的傳統觀念的問題。對於民族雜居的國家而言，要克服各個民族的離心的傾向，國家必須中央集權，內部必須要根據這種目的而組織。同樣地，要維持一個大帝國，必須有一致的中央集權，才能達到目的。但希特勒指出：“產生一個統一與持久的國家觀念的唯一方法，隻有由學校與教育來做。”[15]

（二）論教育的培養目標

希特勒要培養什麽樣的年青一代呢？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強調說：“教育是政治的，政治是教育的。”“一個民族國家的整個教育的主要目標，決不可以隻是灌輸知識，而是要造就十足強健的體魄。”[16]他在1935年的納粹黨代會上公開聲稱，一個德國青年應該“像獵犬那樣敏捷，像鞣過的皮革一樣堅韌，像克虜伯工廠生產的鋼那樣經受過鍛煉”[17]。在同其黨徒的談話中，希特勒講得更為坦率：納粹的教育目標是培養這樣一代青年人，“全世界在這代青年的麵前都要駭得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強烈主動性、盛氣淩人的、無畏的和殘忍的青年。在他們身上既不允許有軟弱，也不允許有溫和，我要從他們的目光裏看出驕傲的神色和猛獸般的狂野……”[18]“我們將沒有學術訓練。對我們年輕人來說，知識是一種毀滅。”可以說，這就是納粹時期德國教育的指導思想。

與希特勒的論調相呼應，在1937年和1938年，德國國民教育部曾分別對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做過規定，完全貫徹了希特勒提出的指導思想。國民教育部規定，小學的任務是“把德國的青少年教育成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教育成為具有為元首和民族奮勇獻身精神的人”，而不在於“傳授許多僅僅對個人有用的知識”。它又規定，中學要有助於“國家社會主義者”的成長，因為“今天進入我們學校的德國青年是麵向未來的”。[19]

（三）論國家教育體係

希特勒認為，培養合格的納粹接班人，首先要把體格鍛煉放在首位。他在《我的奮鬥》中表示，青年有了強健的體魄，才能具有唯我獨尊的自信心、堅強的毅力和靈敏的決斷能力，由此推動“整個民族表現出偉大的意誌力”，民族就能得到複興。因此，希特勒強調，“在民族國家中，身體鍛煉既不是個人問題，也不是僅同其父母有關的問題，更不是同社會毫無關聯的次要事情”，這是保持民族生存的要素，國家必須全力維護。希特勒要求學校增加體育運動時間，閑暇時間也應組織體育活動；到一定的年齡就應學習拳擊，因為這項運動“最能鼓舞戰鬥精神，培養靈敏的決斷能力，並使身體運用自如”。出於外交上的考慮，希特勒沒有把重視體育鍛煉的目的全盤托出。其實，通過加強體育鍛煉，提高國民的身體素質，保障國防軍有強健的士兵來源，增強侵略擴張的實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動機。

希特勒所謂的德育，就是納粹主義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強調培養青少年忠誠於領袖，具有實現納粹主義的堅強意誌、頑強毅力與責任心，勇猛好鬥、不重私利、勇於為納粹德國犧牲一切。希特勒認為，德國之所以在1918年戰敗，原因就在於國民不能同仇敵愾，奮勇作戰，其根源在於教育上的弊端。平時不注重國民性格的訓練，致使“國民缺乏意誌，積習已深，對於稍有危險性的事情，大都瞻顧不前”。他還認為，由於德國國民不能保持“緘默”，和平時期常任意泄露工業秘密甚至國防機密，戰爭時期則常讓敵國掌握重大軍事情報。因此，“民族國家的教育，應該使德育與體育並重”[20]，使青年絕對忠誠於納粹國家，“為德意誌民族爭回自由，並恢複昔日的卓越地位”。[21]

智育在納粹德國被降低到次要地位。希特勒公開聲稱，“我不要智育”。[22]他認為，在政治家中間，“知識水平越高，其事業上的成就就越小”。在他看來，具有理智的知識分子不能團結一致，缺乏最重要的“意誌力”。“不能靠知識分子創造曆史；不能把知識分子作為支撐一個社會的成分”。[23]“隻受過普通教育，但體格健全、性格堅強、富於自信心與意誌力的國民，要比學識甚深但體質虛弱者對民眾共同體更有價值”。[24]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學畢業即可，同時中小學要大幅度削減知識課程，增加納粹政治教育和軍事體育訓練的比重。希特勒還要求更改中小學課程的內容。比如，曆史課，不求曆史知識的係統，應主要強調種族鬥爭，對學生灌輸納粹的“種族和國家”理論；德語課則要求密切聯係社會的日常生活，培養學生對納粹黨的感情和對“元首”的忠誠；即使生物學，也用來竭力宣揚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也是占有主宰地位的民族”，而猶太人則是“劣等民族”，是“德國的民族禍害”。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在大學裏，體育是一門重要的課程，並強迫所有的學生學習“種族學”，至於法律、政治科學、曆史、哲學和經濟學等，都被塗上了納粹主義的色彩；大學生們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在希特勒青年運動、納粹黨和軍事活動上。

希特勒認為，納粹教育要注重“天才”的選拔與扶植，“國家的高等教育機關，應盡量對各種天才開放”。同時，不論對“天才”或一般學生，都應注重能力的培養而不是知識。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的學校隻注重灌輸知識，忽視實際能力的培養，因此教育出來的人，都是“飽學的懦夫”，而非民族的“堅毅的壯士”。他要求納粹教育吸取上述教訓，反其道而行之。實際上，納粹所謂的注重能力培養，不過是不讓學生接受更多的科學知識而得以認清納粹主義反動的本質，但又具有在現代化條件下能為他們所用的具體操作能力。

希特勒把軍隊看成“最高和最後的國民教育”“民族最偉大的學校”，要求以服兵役作為青年教育的終結階段。因為在他看來，其一，軍隊能教會青年使用武器，養成絕對服從的軍人習慣，具備日後進行戰爭的能力；[25]其二，國防軍是德國“最具社會主義性質的組成部分”，是對青年進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場所。希特勒曾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納粹國家應“以德國陸軍為榜樣”，其中可貴的素質是紀律、團結和犧牲。1933年年底，戈培爾在題為《青年和德國社會主義》的演講中宣稱：“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基層普魯士軍隊和普魯士官吏傳統的社會主義。正是這種社會主義使弗裏德裏希一世及其擲彈兵能進行七年戰爭。”[26]納粹頭目對軍隊的頌揚，包含有討好拉攏國防軍的動機，同時也是出於希望把德國民眾首先是青年，“冶煉”成絕對服從和勇於為他們賣命的工具。

二、克裏克的法西斯教育理論

納粹德國時期，希特勒納粹教育思想的主要倡導者，首推德國法西斯主義教育理論家厄恩斯特·克裏克（Ernst Krieck，1882—1947）。1882年，克裏克出生於德國巴登州費吉薩伊姆（Vogischeim）。1900年，克裏克從卡爾斯魯厄師範學校畢業後，在曼海姆小學執教長達20年。這一期間，他堅持研究社會誌、民族誌、教育史、文化史。1922年，克裏克撰寫成《教育哲學》（Philosophic der Erziechung）一書，在德國教育思想界引起很大反響。1923年，他憑借《教育哲學》等著作獲得海德爾堡大學的博士學位。1924年，克裏克辭退小學教職，專門從事研究、著述和評論工作，完成了其教育體係的研究。1933年起擔任法蘭克福大學教授，並陸續發表教育著作。由於他的教育理論與納粹的政策相符合，1938年升任海德爾堡大學校長，最終被公認為納粹教育的傑出理論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他被拘留並死於獄中。除《教育哲學》外，克裏克另一部著名的著作是1925年寫成的《人類形成》（Menschenformung，1925年）。

（一）反理性主義的認識論

克裏克從否定客觀真理開始他的理論建設。他說，一切認識都帶有一種態度，一種“取決”，同時它又為態度與取決服務。認識者所處的地位和所承擔的任務決定著他的認識。因此，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真理，真理就在他最後的態度、最後的決定中。[27]凡合乎我們意誌的認識，能為我們自己的目的服務的認識就是真理。由此可見，在克裏克看來，真理是主觀決定的。但這種主觀決定還不等於個人決定。因為“民族、種族、宗教與世界觀，是真正認識的前提”。真理是由民族、種族的需要與任務決定的。“德國民族需要生存空間，這是整個民族生存的任務，同時也是科學的任務。”[28]克裏克說，政治的目的就是科學的目的，所有為這種總任務服務的科學都是政治科學。他把教育學也列為這樣的政治科學。

從這種認識論出發，克裏克瘋狂地反對理性。他把科學家通過理性去探求真理的企圖與努力，說成是科學的絕對主義而加以嗬責。他根本否認理性有使人發現真理的可能性。在反對科學的絕對主義的叫囂中，他取消了探求客觀真理的科學研究的自由。他說什麽科學研究不應受限製，受限製的是研究科學的人，等等。他所謂不受限製的科學研究，指的是為納粹的政治目的服務的“科學”，如種族學，以及用於戰爭目的的各種軍事科學、技術。

克裏克的反理性主義還表現在他對德國大學傳統的攻擊上。他說，德意誌帝國原來是由普魯士軍人建立起來的，但卻由大學中的學者們掌握了國民思想的領導權，從而破壞了政治—軍人路線。他指責德國的學者、教師、作家們，說他們的血肉中還藏著不少的理性主義和自由主義，要求什麽自主和個人自由。他說：“當前的任務是肅清文化上的自由主義和削弱民族的因素，並粉碎反動的襲擊。”[29]克裏克試圖通過這種反理性主義的認識論，去取消各級學校教學內容中的真正科學的東西，並剝奪教師在教學工作中追求客觀真理的自由。

（二）論“民族的”教育

克裏克把教育列為所謂“德國革命”的一部分。他重複了納粹黨人在登台以前的蠱惑性宣傳：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凡爾賽條約的束縛下，成為西方的奴仆，沒有自由發展的餘地。德國要尋找新的出路，但德國人“處在西方的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之中都不滿意”。克裏克說，德國革命——國家社會主義——是在這種情況下找到營養基地的。

納粹黨人大肆宣傳“生存空間”，乃是為了轉移勞動人民的目標，企圖使他們相信，造成他們悲慘生活的原因是德國生活地盤不夠。所以，為了結束這種悲慘遭遇，他們應該擴充德國的地盤，而不是起來革除資本集團的命。在克裏克的教育理論中，這一點表現得很露骨。他要求學校與家庭參加爭取德國民族足夠的生存空間的鬥爭，用這種精神去培養民族的年青一代。他提倡一種“民族的”教育，要求學校培養“民族的”人，以為德國革命——“民族的”革命——服務。他要求對教育與學校進行“民族的改革”。

克裏克不隱諱法西斯主義中的民族主義、種族主義主要是為了對付無產階級。他說：“國家社會主義運動與無產階級運動的最大的區別，不僅在於國社運動包括所有階層。同時……運動的發生是來自民族衝突的基層。”[30]克裏克和其他的納粹黨徒一樣，想把階級矛盾溶化於“民族的”統一體或“總體”中。

克裏克的民族的教育理論是這樣的：“德國革命”的目的在於創造一個新民族；在新民族的創造上，對德國人尤其對德國青年的“種族培養”十分重要；為了創造這種新民族，就“必須對德國的高貴的種族特征加以培養”。[31]所謂高貴的種族特征，是指日耳曼的軍國主義特征：“日耳曼人在歐洲始終是國家的組織者；在普魯士的德國精神中，在陸軍和國家中，就可以看到這種北日耳曼種族的偉大表現和曆史影響。可惜這種精神沒有全部被德國民族所掌握；而為外來民族精神所衝散。可是在德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中……這種精神又複活了。”克裏克要求以日耳曼的或普魯士的軍人性格培養年青一代。“決定命運的是性格，代表德國國民性格的是強大的堅忍的北方和東方種族的普魯士軍人的精神。普魯士軍人精神就是武裝力量的精神，是經得起嚴格訓練，絕對服從，不惜任何犧牲的精神；因此，德國曆史的新時代，創造新的德國，必須表現在這些性格上。”[32]

克裏克所提倡的“民族的”教育，其具體的實現是所謂“血與土”的教育。關於血與土的教育，克裏克發過許多神秘主義的夢囈。他認為，血不是一個生物學、化學、物理學的概念，而是祖先遺傳的象征。血是種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源泉與寄托。土是個人的與國體的——種族的——生命（無知與精神的）源泉，是種族精神與種族傳統的基地。所以，以培養高貴的德國種族特征為任務的“民族的”教育，必須是血與土的教育。這種理論，實際上是對希特勒種族主義叫囂的一種微弱的回響。

（三）論民族世界觀的教育

克裏克要求各級學校把所謂民族世界觀的教育，放在工作的首位。用克裏克的話來說，這種教育“應當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行動上、態度上，完全與民族生活共同體與生活秩序一致”。也就是說，與法西斯的獨裁統治一致。對青年進行這種教育，是為了用種族、民族的觀念去模糊他們的階級與階級鬥爭意識，同時用仇恨其他民族的感情煽動他們，從而為參加對外侵略戰爭做好準備。他替各級各類學校製定了這樣的任務：①小學應當培養兒童的民族特性和給兒童有關生活地盤的實科知識；這就是說，小學應對兒童宣傳沙文主義並授予他們對侵略戰爭有用的知識。②中學要按民族世界觀，用德國的政治思想培養學生；這就是說，中學應以法西斯思想灌輸給學生為主要任務。③職業學校應使學生把職業當作民族的一種機能；這就是說，學生要用自己的職業去為侵略戰爭服務。④師範學校應遷入鄉間，“以便使德國民族從‘血’與‘土’中重新獲得新生”。⑤關於高等教育，重要的不是給予學生以知識資料，而是培養學生的民族世界觀。他要求教師本身必須具有這種世界觀，並全心全意為民族整體的總任務服務。

克裏克的民族世界觀的教育，與他的反理性主義的教育理論有著必然的聯係。他宣稱，“民族的”教育，並不是由各科知識的總匯所構成，而是通過民族世界觀的培養來實現的。他要求把民族世界觀作為各級各類學校的全部教育、教學工作（內容與方法）的指導原則。在納粹統治下的德國教育，正是否定了係統科學知識的教學，而把全部工作重點放在對學生進行法西斯政治思想教育上麵的。

納粹黨人不僅要利用學校，而且要利用青年組織去進行毒化教育。這種要求充分反映在克裏克的教育理論中。他批評了戰前德國青年運動中的“浪漫主義”，要求以“一切為了總體，為了生存空間，去規定新的青年運動的目的與方式”。他說，青年組織是國防組織的前期（預備）教育，應該從屬於國防組織。事實上，在納粹的教育實踐中，正是把青年組織當作學校更為有效地進行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教育的工具的。

克裏克在其教育理論中，大肆宣揚對民族、對國家、對元首（希特勒）的盲目崇拜與絕對服從。關於“元首”，克裏克說：“元首有絕對的權威，一切人必須效忠於元首。就在元首的絕對權威的體製中產生義務、形式、秩序、訓練、共同行動態度。”[33]克裏克無非重複第二號納粹頭子戈林（Herman ?oring，1893—1946）所提出的口號：“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信仰、一個領袖。”

希特勒曾經公開汙蔑人民群眾，說群眾是不能思想、不能組織的，他們隻能感覺與行動；能夠思想（出主意）與組織的隻有個人（領袖）和追隨領袖的少數人物。根據這種觀點，克裏克在其教育理論中也大肆宣揚其所謂的“領袖原則”。克裏克說，民族的、種族的、國家的核心是政治軍事“傑出人物”，他們應高居於人民群眾之上，掌握國家的政治權力，代表國家的政治意誌。這種作為法西斯領袖的“傑出人物”將從所有真正的德國人中挑選出來並加以訓練，訓練的核心內容是民族的、軍人的性格；對上級的絕對的盲目的服從，對下級的絕對專製與壓製。克裏克的想法得到了許多有影響的納粹黨領袖的支持。於是在納粹統治時期，設立了3種訓練法西斯頭目的特殊學校：一是阿道夫·希特勒學校，二是國家社會主義政治教育學院，三是騎士團城堡。對此，希特勒也曾宣稱，在這些學校裏，“一種青年將成長起來，世界將在他們麵前發抖”。1941年以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這些特殊學校受到了更加密切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