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短——與友人書

短，是現代小說的特征之一。

短，是出於對讀者的尊重。

現代小說是忙書，不是閑書。現代小說不是在花園裏讀的，不是在書齋裏讀的。現代小說的讀者不是有錢的老婦人，躺在櫻桃花的陰影裏，由陪伴女郎讀給她聽。不是文人雅士，明窗淨幾，竹韻茶煙。現代小說的讀者是工人、學生、幹部。他們讀小說都是抓空兒。他們在碼頭上、候車室裏、集體宿舍、小飯館裏讀小說，一麵讀小說，一麵抓起一個芝麻燒餅或者漢堡包（看也不看）送進嘴裏，同時思索著生活。現代小說要符合現代生活方式，現代生活的節奏。現代小說是快餐，是芝麻燒餅或漢堡包。當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小說寫得長，主要原因是情節過於曲折。現代小說不要太多的情節。

以前人讀小說是想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生活，或者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生活。他要讀的不是生活，而是故事，或者還加上作者華麗的文筆。現代的讀者是嚴肅的。他們有時也要讀讀大仲馬的小說，但是隻是看看玩玩，誰也不相信他編造的那一套。現代讀者要求的是真實，想讀的是生活，生活本身。現代讀者不能容忍編造。一個作者的責任隻是把你看到的、想過的一點生活誠實地告訴讀者。你相信，這一點生活讀者也是知道的，並且他也是完全可以寫出來的。作者的責任隻是用你自己的方式，盡量把這一點生活說得有意思一些。現代小說的作者和讀者之間的界線逐漸在泯除。作者和讀者的地位是平等的。最好不要想到我寫小說，你看。而是，咱們來談談生活。生活，是沒有多少情節的。

小說長，另一個原因是描寫過多。

屠格涅夫的風景描寫很優美。但那是屠格涅夫式的風景，屠格涅夫眼中的風景，不是人物所感受到的風景。屠格涅夫所寫的是沒落的俄羅斯貴族，他們的感覺和屠格涅夫有相通之處，所以把這些人物放在屠格涅夫式的風景之中還不“格生”。寫現代人，現代的中國人，就不能用這種寫景方式，不能脫離人物來寫景。小說中的景最好是人物眼中之景，心中之景。至少景與人要協調。現代小說寫景，隻要是：“天黑下來了……”，“霧很大……”，“樹葉都落光了……”，就夠了。

巴爾紮克長於刻劃人物，畫了很多人物肖像，作了許多很長很生動的人物性格描寫。這種方式不適用於現代小說。這種方式對讀者帶有很大的強迫性，逼得人隻能按照巴爾紮克的方式觀察生活。現代讀者是自由的，他不願聽人驅使，他要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你隻要扼要地跟他談一個人，一件事，不要過多地描寫。作者最好客觀一點，盡量閃在一邊，讓人物自己去行動，讓讀者自己接近人物。

我不大喜歡“性格”這個詞。一說“性格”就總意味著一個奇異獨特的人。現代小說寫的隻是平常的“人”。

小說長，還有一個原因是對話多。

有些小說讓人物作長篇對話，有思想，有學問，成了坐而論道或相對談詩，而且所用的語言都很規整，這在生活裏是沒有的。生活裏有誰這樣地談話，別人將會回過頭來看著他們，心想：這幾位是怎麽了？

對話要少，要自然。對話隻是平常的說話，隻是於平常中卻有韻味。對話，要像一串結得很好的果子。

對話要和敘述語言銜接，就像果子在樹葉裏。

長，還因為議論和抒情太多。

我並不一般地反對在小說裏發議論，但議論必須很富於機智。帶有諷刺性的小說常有議論，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

抒情，不要流於感傷。一篇短篇小說，有一句抒情詩就足夠了。抒情就像菜裏的味精一樣，不能多放。

長還有一個原因是句子長，句子太規整。寫小說要像說話，要有語態。說話，不可能每一個句子都很規整，主語、謂語、附加語全都齊備，像教科書上的語言。教科書的語言是呆板的語言。要使語言生動，要把句子盡量寫得短，能切開就切開，這樣的語言才明確。平常說話沒有說挺長的句子的。能省略的部分都省掉。我在《異秉》中寫陳相公一天的生活，碾藥就寫“碾藥”，裁紙就寫“裁紙”，兩個字就算一句。因為生活裏敘述一件事就是這樣敘述的。如果把句子寫齊全了，就會成為：“他生活裏的另一個項目是碾藥”，“他生活裏的又一個項目是裁紙”，那多嚕嗦！——而且，讓人感到你這個人說話像做文章（你和讀者的距離立刻就拉遠了）。寫小說決不能做文章，所用的語言必須是活的，就像聊天說話一樣。

現代小說的語言大都是很簡短的。從這個意義來說，我覺得海明威比曹雪芹離我更近一些。

魯迅的教導是非常有益的：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刪去。

我寫《徙》，原來是這樣開頭的：

世界上曾經有過很多歌，都已經消失了。

我出去散了一會步，改成了：

很多歌消失了。

我犧牲了一些字，贏得的是文體的峻潔。

短，才有風格。現代小說的風格，幾乎就等於：短。

短，也是為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