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鄉下人對現代文明的抗議

沈從文是一個複雜的作家。他不是那種“讓組織代替他去思想”海明威語。的作家。從內容到形式，從思想到表現方法，乃至造句修辭，都有他自己的一套。

有一種流行的，輕率的說法，說沈從文是一個“沒有思想”，“沒有靈魂”，“空虛”的作家。一個作家，總有他的思想，盡管他的思想可能是膚淺的，庸俗的，晦澀難懂的，或是反動的。像沈先生這樣嚴肅地，辛苦而固執地寫了二十年小說的作家，沒有思想，這種說法太離奇了。

沈先生自己也常說，他的某些小說是“習作”，是為了教學的需要，為了給學生示範，教他們學會“用不同方法處理不同問題”。或完全用對話，或一句對話也不用……如此等等。這也是事實。我在上他的“創作實習”課的時候，有一次寫了一篇作業，寫一個小縣城的小店鋪傍晚上燈時來往坐歇的各色人等活動，他就介紹我看他的《腐爛》。這就給了某些評論家以口實，說沈先生的小說是從形式出發的。用這樣的辦法評論一個作家，實在太省事了。教學生“用不同方法處理問題”是一回事，作家的思想是另一回事。兩者不能混為一談。創作本是不能教的。沈先生對一些不寫小說，不寫散文的文人兼書賈卻在那裏一本一本的出版“小說作法”、“散文作法”之類，覺得很可笑也很氣憤（這種書當時是很多的），因此想出用自己的“習作”為學生作範例。我到現在，也還覺得這是教創作的很好的，也許是唯一可行的辦法。我們，當過沈先生的學生的人，都覺得這是有效果的，實惠的。我倒願意今天大學裏教創作的老師也來試試這種辦法。隻是像沈先生那樣能夠試驗多種“方法”，掌握多種“方法”的師資，恐怕很不易得。用自己的學習帶領著學生去實踐，從這個意義講，沈先生把自己的許多作品叫作“習作”，是切合實際的，不是矯情自謙。但是總得有那樣的生活，並從生活中提出思想，又用這樣的思想去透視生活，才能完成這樣的“習作”。

沈先生是很注重形式的。他的“習作”裏誠然有一些是形式重於內容的。比如《神巫之愛》和《月下小景》。《月下小景》摹仿《十日談》，這是無可諱言的。“金狼旅店”在中國找不到，這很像是從塞萬提斯的傳奇裏借用來的。《神巫之愛》裏許多抒情歌也顯然帶著濃厚的異國情調。這些寫得很美的詩讓人想起薩孚的情歌、《聖經》裏的《雅歌》。《月下小景》故事取於《法苑珠林》等書。在語言上仿照佛經的偈語，多四字為句；在敘事方法上也竭力鋪排，重複華麗，如六朝譯經體格。我們不妨說，這是沈先生對不同文體所作的嚐試。我個人認為，這不是沈先生的重要作品，隻是備一招而已。就是這樣的試驗文體的作品，也不是完全不傾注作者的思想。

沈先生曾說：“這世界上或有熱在沙基或水麵上建造崇樓傑閣的人，那可不是我。”他對稱他為“空虛”的，“沒有思想”的評論家提出了無可奈何的抗議。他說他想建造神廟，這神廟裏供奉的是“人性”。——什麽是他所說的“人性”？

他的“人性”不是抽象的。不是歐洲中世紀的啟蒙主義者反對基督的那種“人性”。簡單地說，就是沒有遭到的外來的資本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侵略，沒有被洋油、洋布所破壞前中國土著的抒情詩一樣的品德。我們可以魯莽一點，說沈從文是一個民族主義者。

沈先生對他的世界觀其實是說得很清楚的，並且一再說到。

沈先生在《長河》題記中說：“……用辰河流域一個小小的水碼頭作背景，就我所熟習的人事作題材，來寫寫這個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與‘變’，以及在兩相乘除中所有的哀樂。”他所說的“常”與“變”是什麽？“常”就是“前一代固有的優點，尤其是長輩婦女，祖母或老姑母行勤儉治生忠厚待人處，以及在素樸自然景物下襯托簡單信仰蘊藉了多少抒情詩氣分”。所謂“變”就是這些品德“被外來洋布煤油逐漸破壞，年青人幾乎全不認識，也毫無希望從學習中去認識”。“常”就是“農村社會所保有那點正直素樸人情美”；“變”就是“近二十年實際社會培養成功的一種唯實唯利庸俗人生觀”。“常”與“變”，也就是沈先生在《邊城》題記提出的“過去”與“當前”。抒情詩消失，人的生活越來越散文化，人應當怎樣活下去，這是資本主義席卷世界之後，許多現代的作家探索和苦惱的問題。這是現代文學的壓倒的主題。這也是沈先生全部小說的一個貫串性的主題。

多數現代作家對這個問題是絕望的。他們的調子是低沉的，哀悼的，尖刻的，憤世疾俗的，冷嘲的。沈從文不是這樣的人。他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一九四五年，在他離開昆明之際，他還鄭重地跟我說：“千萬不要冷嘲。”這是對我的作人和作文的一個非常有分量的警告。最近我提及某些作品的玩世不恭的傾向，他又說：“這不好。對現實可以不滿，但一定要有感情。就是開玩笑，也要有感情。”《長河》的題記裏說：“橫在我們麵前許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卻不用悲觀。驟然而來的風雨，說不定會把許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掃摧殘，弄得無蹤無跡。然而一個人對於人類前途的熱忱，和工作的虔敬態度，是應當永遠存在，且必然能給後來者以極大鼓勵的！”沈從文的小說的調子自然不是昂揚的，但是是明朗的，引人向上的。

他歎息民族品德的消失，思索著品德的重造，並考慮從什麽地方下手。他把希望寄托於“自然景物的明朗，和生長在這個環境中幾個小兒女的性情上的天真純粹”。

沈先生有時在他的作品中發議論。《長河》是個有意用“夾敘夾議”的方法來寫的作品。其他小說中也常常從正反兩個方麵闡述他的“民族品德重造論”。但是更多的時候他把他的思想包藏在形象中。

《從文自傳》中說：

“我記得迭更司的《冰雪因緣》、《滑稽外史》、《賊史》這三部書，反複約占去了我兩個月的時間。我歡喜這種書，因為他告給我的正是我所要明白的。他不如別的言說道理，他隻記下一些現象。即使他說的還是一種很陳腐的道理，但他卻有本領把道理包含在現象中。”

沈先生那時大概沒有讀過恩格斯的書，然而他的認識和恩格斯的傾向性不要特別地說出，是很相近的。沈先生自己也正是這樣做的。他把他的思想深深地隱藏在人物和故事的後麵。以至當時就有很多人不知道他要說什麽。他們不知道沈從文說的是什麽，他們就以為他沒有說什麽。沈先生有些不平了。他在《從文小說習作選》的題記裏說：“你們都欣賞我的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後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後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他說他的作品在市場上流行，實際上近於“買櫝還珠”。這原是難怪的，因為這種熱情和悲痛不在表麵上。

其實這也不錯。作品的思想和它的詩意究竟不是“櫝”和“珠”的關係，它是水果的營養價值和紅、香、酸甜的關係。人們吃水果不是吃營養。營養是看不見，嚐不出來的。然而他看見了顏色，聞到了香氣，入口覺得很爽快，這就很好了。

我不想討論沈先生的民族品德重造論。沈先生在觀察中國的問題時用的也不是一個社會學家或一個主教的眼睛。他是一個詩人。他說：

“我看一切，卻並不把那個社會價值攙加進去，估定我的愛憎。……我永遠不厭倦的是‘看’一切。宇宙萬匯在動中，在靜止中，我皆能抓定它的最美麗與最調和的風度，但我的愛好卻不能同一切目的相合。我不明白一切同人類生活相聯結時的美惡，另外一句話說來，就是我不大能領會倫理的美。接近人生時我永遠是個藝術家的感情”。

有詩意還是沒有詩意，這是沈先生評價一切人和事物的唯一標準。他懷念祖母或老姑母們，是她們身上“蘊藉了多少抒情氣分”。他討厭“時髦青年”，是討厭他們的唯實唯利的庸俗人生觀”。沈從文的世界是一個充滿鄉土氣息的抒情詩的世界。他一直把他的詩人氣質完好地保存到七十八歲。文物，是他現在陶醉在裏麵的詩。隻是由於這種陶醉，他卻積累了一大堆嚇人的知識。